《智利地震》中的暴力元素解读

2017.11文《智利地震》中的暴力元素解读○刘午阳摘 要：德国作家克莱斯特发表的第一篇中篇小说《智利地震》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被地震摧毁了世界秩序的社会。

在小说第三部分描写的弥撒现场，一次源于企盼未来的人类行为最终演变成一场骇人听闻的群体暴动事件。

小说中展示的暴力一方面体现了克莱斯特对启蒙宗教批判的继承，另一方面，作为导致主人公最终死亡悲剧原因之一的伊甸园幻景也折射出克莱斯特对卢梭“重返自然”理念的否定。

笔者将通过对《智利地震》中暴力的解读，证实克莱斯特对启蒙批判继承的态度。

关键词：暴力 克莱斯特 卢梭 宗教批判一、引言《智利地震》是克莱斯特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小说首次出版于1807年9月的出版商科塔的《晨报》上，当时的标题为《荷罗尼莫与约瑟菲——发生在1647年智利地震中的一个故事》，直到1810年克莱斯特在出版其第一部小说集时才将题目改为《智利地震》。

克莱斯特在出版小说集时将该小说的标题改为《智利地震》，这意味着它“讲述的不只是两个人的私人故事，而是历史（甚或是世界）事件，它具有广泛的意义”[1]。

研究认为小说《智利地震》涵盖了三个历史事件[2]：一是1647年5月13日发生于智利圣地亚哥的地震，这是小说中地震事件的原型；二是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引发的启蒙哲学家之间的争论，《智利地震》的研究中认为这一事件更多的是具有题材上而非内容上的意义[3]；三是法国大革命导致的灾难，这种联系在研究中较少被提及，也缺乏直观的证据证明[4]。

小说在发表后遭到禁封，因为当时的审查员认为克莱斯特的“作品的内容虽然并非没有价值，但是文中违反道德的地方难以让人忽略，特别是出现在小说《智利地震》之中，其危险程度最高。

”[5]和克莱斯特其他作品相同，《智利地震》中充斥着混乱与暴力，尤其是小说最后的群体暴力场景中关于孩童被摔死的描写，在现今看来仍是触目惊心的。

小说《智利地震》的独特之处在于，地震作为自然暴力的一种，在人类宗教文化的影响下参与到人类暴力行为之中，使小说中暴力元素的内涵更为复杂。

二、《智利地震》暴力的产生过程“1647年智利王国首府圣地亚哥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数以千计的人丧生。

就在地震初发的那一刻，一个被控有罪的西班牙青年站在囚禁他的监狱的廊柱旁意欲悬梁自尽，青年名叫荷罗尼莫•鲁格拉。

”[6]克莱斯特在小说中首先向读者展示了这样一幅自杀场景，使小说从开始便蒙上一层紧张、神秘的气氛。

小说以倒叙的手法展示了事情的原委：家庭教师荷罗尼莫与贵族的女儿约瑟菲之间的爱情触怒了约瑟菲之父，作为惩罚约瑟菲被送进修道院；基督圣体节当天约瑟菲于倒在教堂台阶上临产，这更是触犯了社会禁忌，约瑟菲因此被判处斩首，荷罗尼莫被投入监狱。

人类的暴力行为揭开了故事的序幕，而自然暴力的介入打破了这一过程，地震的爆发摧毁了城市的一切，夺走了无数人的性命，却从某种意义上拯救了正要被处刑的约瑟菲与意欲自杀的荷罗尼莫。

奇迹般重逢的荷罗尼莫与约瑟菲和孩子一起在山谷中度过了一段美妙的伊甸园时光，幸存的人们似乎忘记了地震之前的审判与处刑，没有顾忌约瑟菲的罪人身份，而是与他们和平共处、互帮互助。

但和谐美好的伊甸园并没有持久。

当群众重新返回城市、聚集于教堂参加弥撒时，人类暴力重新萌发，荷罗尼莫与约瑟菲被视作引发地震灾祸的罪魁祸首而被私刑处死，无辜的唐娜•康斯坦岑与小胡安也在群众的暴动中惨死。

血腥残忍的人类暴力再次打破了荷罗尼莫与约瑟菲幸福的美梦。

纵观整部小说，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素围绕在男女主人公周围推动情节发展：约瑟菲的父亲、教会与国家行政机构、市民、地震、费尔南多一家、以及聚集在教堂前的群众。

地震代表的自然暴力摧毁了社会的秩序与规范，留给荷罗尼莫与约瑟菲一线生机，而与之相对的人类暴力才是造成赫罗尼莫与约瑟菲悲剧的原因，正是人类心理与行为触发的冲突矛盾造成了小说结尾的群体暴动事件[7]。

约瑟菲的父亲代表的是父权的暴力，为了家庭名誉与社会地位将自己的女儿送进修道院。

教会是宗教机构暴力文的化身，国家行政机构是国家权力的载体，二者象征社会的规范与秩序，并用暴力手段维护社会秩序，因此是小说开头监禁荷罗尼莫、处刑约瑟菲的执行者。

行刑期间围观行刑过程的市民则用语言暴力与目光暴力摧残被处刑者的身心，参与到暴力行为之中。

人类暴力在教堂前的广场上达到了另一个高潮。

主教作为教会的代言人将地震的原因归于触犯禁忌的恋人身上，这意味着教会再一次将两人贴上了罪人的标签。

教会为了安抚群众，亦为维护教会的威信、坚定群众对教会的尊崇，自然要为这场灾难寻找一个解释，带有罪人烙印的约瑟菲与荷罗尼莫成为替罪羊的不二人选。

但之后群众的暴动表现得不受教会控制，带有明显的自主性。

首先是有人打断了教士的布道，使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寻找罪人上：唐娜•康斯坦岑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一脱身妙计，便有人大叫一声，打断了唱诗班教士的布道：“快闪开啊，圣地亚哥的市民们，两个目无上帝的家伙就站在这里！”这时有人惊恐地问道：“在哪里？”他周围一片骚动。

[8]愤怒的群众失去理性，阶级秩序的效力在此时不复存在，因此作为城防司令的儿子的费尔南多与军阶颇高的海军军官唐•阿隆索都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暴民用大棒将不幸的恋人击毙，无辜的唐斯坦岑惨死也没能结束这场私刑，直到一个孩子被活生生摔死在地上、脑浆迸裂，现场出现一片寂静，群众才纷纷散去。

在这场私刑中，暴动的群众直接越过教会，成为行使暴力的主体。

教会出于本身的社会职能将摧毁人类社会一切秩序的自然力量解释为上帝的力量，并从宗教的角度出发为上帝降下灾祸问罪触犯禁忌之人。

但群众的暴动行为并不完全受教会的控制，这一点从人们打断教士的布道、以及之后自发地寻找并杀害荷罗尼莫与约瑟菲等人的举动中就可看出。

群众行为具有自发性与自主意识，教会并没有下达擒拿并杀害恋人的指示，更不要说夺去无辜的康斯坦茨与小胡安的性命，因此教会的煽动虽然是引发暴动事件的导火索，但对宗教的信仰与对教会的尊崇并不能完全解释暴动中人们的行为。

霍伊特格（Ulrike Stefanie Heutger）指出，在地震中严重受创的人们内心充盈着悲伤、害怕与愤怒的情绪[9]。

这种情绪最直观地来源于人们在灾难中遭遇的创伤：身体受到的伤害、财产的损失、家庭至亲的离散等。

当宗教信仰成为人心中的精神支柱时，这种情绪就如同找到了宣泄的方向：人们将受到伤害的愤怒与恐惧发泄在让上帝降下灾祸的罪人身上，因为他们触犯戒律惹怒上帝，自己才会受到牵连，人们在地震中受到的创伤与损害越大，心中的愤怒就会越大，这种心理使得群众与约瑟菲等人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

地震带来的创伤动摇了人们作为精神支柱的信仰，对未知灾难的恐慌与不安使得人们揪住“罪人”不放，就如同溺水之人揪住救命稻草一样：他们需要这个理由来重新稳固信仰，安慰受创的内心。

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鞋匠佩德里罗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

鞋匠在教堂广场的暴动中起主要引导作用，他所代表的人群心理也最为复杂。

且不谈鞋匠对上帝有多么虔诚，也不说他是否在灾难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鞋匠的身份，赋予了他的行为另一层新的含义。

平时鞋匠作为社会中的底层为贵族服务，但在暴动中却显得“毫无畏惧”。

鞋匠直接大声质问城防司令的儿子唐•费尔南多；对着军阶相当高的海军军官唐•阿隆索大嚷大叫；约瑟菲曾是他的主顾，但现在两人的地位发生了置换：鞋匠对约瑟菲口出恶语，约瑟菲为了保命反而对他毕恭毕敬。

这些平时地位极高的人在面对这种情况时显得束手无策。

杀人行为似乎给鞋匠带来快感，唐娜•康斯坦莎被误杀丝毫没有阻止他的杀戮欲，还疯狂地要置孩子于死地：那个撒旦的头领，鞋匠佩德里罗自己也受了伤，可他并不罢手，最终拽着一个孩子的腿从费尔南多的怀里将他拽了出来。

他把孩子举过头顶，旋转了一圈将孩子摔向廊柱的棱角，孩子被摔得粉身碎骨。

[10]没有人会对他残忍的行为提出异议，因为鞋匠打着上帝的名号，反对他就是反对戒律，甚至有可能自己都会被波及：这也是为什么海军军官扮演了一个中间者的形象，这类中间者并没有在动乱中丧失人性，相反拥有包容与理智之心，但他们不会公开做出与上帝之名相违背的事，因为戒律的要求，亦为明哲保身。

而鞋匠在当时社会秩序尚未恢复正常的时刻，平时压在他身上的等级的限制消失全无，他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底层的鞋匠，而是捍卫戒律的“卫道者”：残暴的行为背后，有对平时阶级压迫的泄愤，亦是对自己“卫道者”身份极大的骄傲与满足，甚至手握至高无上的制裁权力，充当着铲除“罪恶”的英雄角色，越是残暴，越是显得自己与邪恶做斗争的英勇，捍卫上帝之名的虔诚，以此来满足自己卑微的灵魂。

所以即使错杀也毫不在意：鞋匠们需要的不是真相，只是一个形式，一个证明自己虔诚英勇的形式，一个可以提高自己地位的形式。

只是他们喊着上帝之名，却行着残忍之能事，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三、《智利地震》中的暴力与宗教批判《智利地震》的故事与卢梭的《新爱洛伊丝》有着相似的模型，都描述了贵族小姐与家庭教师之间的爱情故事。

不同于卢梭的是，克莱斯特的重点明显不在表现人类自然天性与社会秩序的斗争之上：这一爱情故事以倒叙的方式被呈现在小说的开头，仅占了整部小说很少的篇幅，充当了背景板的作用。

小说中真正引发社会震动的事件不是贵族小姐与家庭教师之间禁忌的爱情，而是基督圣体节上约瑟菲在教堂的台阶上产子，这样的情节安排使得小说的视角转向宗教。

行刑前的约瑟菲周围满是如观看表演场景一般兴奋的教徒们，这种个人与群体的对立同样出现在小说结尾处的暴动场景中。

在宗教的权力机制下，荷罗尼莫与约瑟菲完全处于金字塔的底端，他们与教徒们之间的对比关系就如亵渎上帝与捍卫上帝之人、罪恶的被判刑者与忠烈的殉教者。

[11]有关克莱斯特宗教信仰的记录很少，但并非无迹可寻。

1788年克莱斯特到柏林私人学校胡格诺派教士卡特尔（Samuel Henri Catel）处学习[12]，这使他早早接触到法国的宗教思想，并打下坚实的法语基础。

受加尔文主义宿命论的影响，早年的克莱斯特致力于完成自己的人生计划（Lebensplan）并希望以此受到上帝的恩典；除此之外，加尔文主义极端理性的思想也是他反对天主教“仪式”的2017.11文原因之一。

“仪式”煽动人们的情绪，而情感外露不符合贵族的礼仪。

1799年11月12日克莱斯特在写给同父异母的姐姐乌尔里克•冯•克莱斯特（Ulrik von Kleist）的信中措词“我的宗教”（meine Religion）[13]，这展示了新教与虔信主义将宗教个人化、内在化对克莱斯特的影响[14]。

在克莱斯特的作品中有明显的启蒙教会与宗教批判的痕迹。

启蒙思想家们批判宗教的偏见、狂热、教条、伪善与偏狭，这种思想传统来源于法国，伏尔泰与爱尔维修是其中的佼佼者。

[15]天主教落后保守的文化观是克莱斯特批判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