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驳秦晖先生对“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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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July.2008第36卷第4期Jo ur nal of Xinjiang U niver sity(P hilo sophy,Humanities&Social Science)V ol.36,No.4【经济研究】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及其新发展张 新 光(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信阳464000)摘 要:理论界一般认为,列宁关于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是按照“土地国有化→小自耕农经济的普遍出现→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一种逻辑发展起来的。
其实不然,“美国式道路”的真正含义是国会与大地产商、金融集团联合控制西部待垦土地资源并以地租形式分配资本平均利润的过程,是国家与金融资本联盟和用资本替代土地和劳动的过程。
关键词:小农制;现代农业;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美国式道路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08)04-0005-05 列宁最早主要是从土地所有权变革的角度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可以走改良的道路,也可以走革命的道路。
这两种客观上可能存在的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的道路,可以叫作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1]204-206。
但随后不久,列宁又从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并不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形式。
资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中世纪和宗法制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封建的、‘份地农民的’、克兰的、村社的、国家的等等。
所有这些土地所有权形式,资本都使之服从于自己,只是采取的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而已”[2]153。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决定性的胜利是农业对整个市场机制的依赖,而这种依赖乃是建立在土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农业生产者的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即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占领是以一种完全的商品化(即土地的商品化和农业生产者之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先决条件的。
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来源:网易—新闻中心2006年4月26日超越派性之争,寻找变革道路——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作者秦晖整理【整理者按】这是秦晖、温铁军、汪晖三人的一个对话。
《天涯》与《中国改革》杂志曾先后发表过未经笔者审阅及认可的两个删改版,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发表未删改的文本以正视听。
在这个由笔者整理的版本中,本人的谈话部分有相当篇幅的进一步补充,同时也保留了其它两位对话者的全部对话内容(包括两位事后整理增补的内容及前后文的顺序、体例,乃至两位认为应当放进来的他人言论,均一字不删,以对历史负责),但他们的对话内容在文中的性质属于引文,不影响笔者自负文责、自享文权。
——秦晖第一部分国家的责任与权力关于过去的争论中国农民摆脱束缚,无需支付失去保护的代价?秦晖:在中国—东欧转轨比较上,如今争论双方似乎有个共同点,即都说中国渐进、东欧激进。
只是一方说中国渐进就对了,而东欧激进则是犯了过分市场化的错误。
另一方则认为:目前中国采取的渐进改革,虽然短期内增长比较快,但将来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
而东欧国家采取彻底的自由化道路,所以现在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
但我看,如果不谈政治改革,仅就经济转轨而言,中国渐进东欧激进之说本身就很可疑。
如果拿东欧和中国做比较的话,从直观上我们可以看到,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实在太大了。
对于东欧自身来讲,即便历史与地域都很接近的国家,如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在转轨方面就差异极大。
爱沙尼亚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都卖给了跨国公司,而白俄罗斯简直比南街村还南街村。
中国也同样如此,像温州几乎全部都是私有制。
而中西部地区的河南,却有南街村这样的地方。
但是中国经济无论温州还是河南近几年虽然有升有降,但总的来说一直都在增长。
而东欧各国无论爱沙尼亚还是白俄罗斯都出现了经济滑坡。
如果仅用激进或渐进很难解释这种现象。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首先应该分析这些国家的差异是从哪里来。
秦晖: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以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和世纪末的临近为契机,近年来国际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又趋活跃。
面对着本世纪社会主义运动这—人类历史上惊人的大起大落,无论从“社会主义复兴”还是从“社会主义反思”的角度,人们都对中俄两国关注最多:俄国社会主义何以兴衰相继?中国社会主义何去何从?然而人们也没有忘了第三个大国美国,这个经典上所称的社会主义土壤——现代工业文明、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最发达、而本世纪又似乎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最绝缘的国家。
当“现实社会主义”在全球高潮澎湃之时,“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美国例外论”命题曾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讨论。
而90年代苏东剧变、“没有社会主义”成为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普遍现实时,有人却提出了“为什么美国有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新的“美国例外”命题。
正如著名美国社会学、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其最近一本书中所说:“美国例外主义”成了—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砍向社会主义的普遍论,也可以砍向反社会主义的普遍论。
而在这个世纪末,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说法如果离开了美国的经验正如离开俄国、中国的经验一样,都将缺乏解释力。
一、“社会主义者爱美国”与“美国不爱社会主义”曾记得40年代的国际共运中出了所谓“白劳德修正主义”:当时的美共领袖白劳德提出“美国特殊论”,认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那些矛盾在美国的条件下很难尖锐化,因而通常意义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在美国也难有前途。
为此他解散了美共,并认为美国左派只有走劳资合作、妥协改良的道路。
白劳德的此种看法导致了当时还是斯大林主义一统天下的“国际共运”阵营的齐声斥责,所以他被美共开除而告终。
然而事实终归是无情的:在这以后的半个世纪中,美共并没有因为清除了白劳德这个“绊脚石”而时来运转,反而日薄西山,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把它当成一回事了。
仅仅美共如此倒也罢了,美国历史与现实的耐人寻陈之处在于:不仅苏联模式的“共远”在美国从来不成气候,其它模式的诸种“社会主义”乃至反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各色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也都难以生根,起码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其它主要国家相比是如此。
“亚细亚专制主义”与20世纪的中、苏(俄)革命与道路之辩——兼论秦晖先生的“雅典(罗马)道路”说[内容提要]本文针对秦晖先生对“雅典(罗马)道路”与“古代福利国家”的叙述,从历史的角度探究了雅典和罗马的奴隶制度、小农与海外军事霸权的关系是如何决定其民主、共和与国家福利制度的,在秦先生的论述背后实质是“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理论阴影。
本文讨论了“亚细亚专制主义”与马克思学说的关系,更从中、苏(俄)20世纪革命的历史中考察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互为镜像的论辩是如何直接地介入到具体的历史实践中。
这样的论辩并没有结束,它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版本“脱亚入欧”的“普世道路”的方式继续延伸。
因此,对“亚细亚专制主义”的重新批判,就不仅仅是学术的问题,更是现实政治的体现。
[关键词]雅典道路亚细亚专制主义脱亚入欧普世道路今天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正在以“中国模式”与“普世道路”为代表的论辩中展开。
在“普世道路”的说法中,秦晖先生关于人类历史二次“摆脱共同体”的道路论断,堪称一种代表性叙述,值得探究。
本文通过分析秦先生“雅典(罗马)道路”的阐释,来看其背后“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理论影响,而这样的影响又是如何与20世纪中、苏(俄)革命与道路的论辩互为镜像地结合在一起。
这个论辩并没有结束,今天的“亚细亚专制主义”是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版本“脱亚入欧”的“普世道路”继续延伸。
因此,对它的重新批判,就不仅仅是学术的问题,更是现实政治的体现。
近百年来,它与中国的命运始终联系在一起,今天依然。
一、究竟什么是“雅典(罗马)道路”?——论民主的条件与“古代福利国家”秦先生对“雅典道路”的经典叙述如下:人类社会史上过去两次“摆脱共同体束缚而争取个性自由”的过程:摆脱原始氏族共同体走向古典自由民社会、摆脱封建宗法共同体走向近代市民社会,都曾经面对类似问题:在走出氏族共同体时,有“雅典道路”与“马其顿道路”之分,“雅典道路”意味着变“氏族族长制”为“民主制”,通过平民运动(包括经济上通过梭伦、李锡尼法案式的改革形成平民私有财产)建立民主雅典与共和罗马式的古典公民社会。
2020年第19卷第17期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对我国生态现代化发展的启示□吕君枝【内容摘要】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经了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种转变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人类财富,但也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使得人类不得不反思自然环境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西方学界最早开始进行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总结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加速期,也同样面临着生态资源有限性的束缚。
探析我国生态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必须结合我国国情,以制度创新为引领,吸引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因地制宜,坚持共生共享的发展理念,使推进生态现代化发展,让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好更多的惠及全体人民。
【关键词】生态保护;生态现代化;环境危机【作者简介】吕君枝(1991 ),女,陕西汉中人,陕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逐步挣脱了以农耕为主的传统生产方式,进入到了现代文明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化国家飞速发展。
然而,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现代工业化发展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危机。
许多西方学者逐渐开始反思现代化的内涵,进而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的理论。
当前,中国正处于新的发展机遇期,面临着工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压力,只有转换发展思路,走生态现代化之路,才能顺利实现发展的转型升级。
马克思曾说过:“人靠自然界生活”[1],离开自然界的人类是无法生存的,只有发展生态现代化,才能保证人类拥有取之不尽的生存资源。
中国要走的生态现代化之路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项创举,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形成科学有效的生态发展格局,这既有利于完成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任务,也将为世界各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中国经验”。
一、西方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概述(一)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概述。
德国学者约瑟夫·胡伯在《生态现代化原理与方法》一书中最早提出生态现代化的概念,他认为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动力是生态,通过发挥生态优势,经济有了新的增长点,生态环境也有了充足的进化空间,二者互利互惠,这才是真正的发展之道。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董正华主任点击此处查看全部娱乐图片新浪娱乐讯 11月13日至24日,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隆重推出,一套共8册的同名系列丛书也已同步发行。
这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
图为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董正华主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牛大勇谈《大国崛起》 2006年11月28日17:57新浪娱乐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我觉得在中国走向世界、和平发展的这个过程中,确实要对历史发展的规律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头脑要清醒,首先自己应该是一个世界的公民,有世界的目光。
这个很重要。
改革开放中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国在走向世界,中国在融入整个世界体系当中去,而我们过去应该说对世界相对来说认识是不够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国在走向世界,在和世界的体系在融合,中国在世界上和平崛起,那你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对更多的国家必须有比较充分的了解。
我觉得《大国崛起》这部片子拍得非常及时,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国家这20多年来都是在一个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就是说我们中国在走向世界。
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仅要让我们的学者、学生,而且要让我们整个的国民都充分地了解这样一个比我们国家本身要大得多的这么一个世界,特别是对世界大国兴衰的规律,应该有一个非常清醒的历史认知。
作为全国最高的学府,北京大学应该让历史教学,从课堂和书本中走出来,走向社会,走向国民,也就是说承担起整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我们全体国民的人文素质教育,这样的一个重任。
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来讲,特别是世界史的教育,北京大学去向全国国民普及这种知识,是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与电视台的这种合作。
这个比我们在课堂里教学,在书本上去看,出版社出版的书,这个受众面大得多,受益的观众多得多。
总的来讲,这部片子历史事实把握的比较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抓住了大国兴衰这样一个主题,特别是一些关键性的一些问题,文笔非常好,这也是一个特色,我都很欣赏。
秦晖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演讲稿.txt点的是烟抽的却是寂寞……不是你不笑,一笑粉就掉!人又不聪明,还学别人秃顶。
绑不住我的心就不要说我花心!再牛b的肖邦,也弹不出老子的悲伤!活着的时候开心点,因为我们要死很久。
请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英文了,OK?秦晖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演讲稿秦晖3.23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中国农民问题--秦晖花絮:在秦晖到来之前黑板上已经写了几个字,其中有关秦晖的介绍文字写的是“清华大学教授,博导”,秦晖到来以后径直拿黑板擦擦掉了“博导”两字,盖因清华已经不让他带博士两三年了.农业问题千头万绪,国家说农业为基础,80年代每年都有一号文件(也就是说每年第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
长期以来农业发展过程中问题很尖锐,直到2000年李昌平上书提到三最(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出了三农问题。
而所谓三农问题,其实就是农民问题。
农业不存在问题,农业,即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已经不成问题,以前曾有米袋子菜篮子一说,如今只有农产品过剩的问题。
我这里所讲的也不仅仅是农村问题,农民真要出问题可能不在农村,而在城市。
农村问题的主体体现在进程的农民与原体制的矛盾问题。
如今关注农村问题的许多话题常常是几年一个转移,如劳力转移,产业化改革,提高农民收入,税费改革,村民自治等,关于农民问题的宏观发展趋势也常常有不同看法。
人们常说农业发展第一波为大包干,第二波为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民非农业化(以非城市化的方式)。
第三波是什么?96年有人说是农民进城,98年说产业化是第三波,2000年又有人说村民自治是第三波,最近则是说税费改革是第三波,说是继土改和联产承包后的第三次解放。
事实上,第三波到底在哪里和对农民问题的宏观把握有关。
农民问题说复杂相当复杂,说简单也相当简单。
它不像西方社会农民问题主要是保护的问题,而中国的农民问题就大方向而言不存在悬念。
中国农民问题矛盾很尖锐,但方向很清楚,还是改革过程中的问题,不像西方是现代化以后的问题。
秦晖:在俄国农村公社褒贬上的双簧——答杨震、吕新雨(二)农奴制公社吕喜欢,杨也不太反感,而民主的公社杨最反感,吕也不太喜欢。
这一左一右的两位是不是有点心照不宣呢?在俄国农村公社、斯托雷平改革与俄国革命问题上,吕新雨与杨震对我的批判是两个极端,但耐人寻味的是两人也颇有很重要的一致之处。
对传统公社,我在总体上赞成斯托雷平改革前俄国民主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看法,即这种农奴式的或“亚细亚式的”依附型共同体是进步的障碍,应该以“公平分家”的方式给农民以退社自由,用自由农民农场和自由的合作社取代之(而做到这一点又需要宪政改革),但不应像斯托雷平那样为维护专制搞“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式的“警察私有化”。
而吕新雨先生则与当时的民粹派(极左的“革命民粹派”与极右的“警察民粹派”)一样,认为农村公社好得很,无论以“普鲁士道路”还是“美国式道路”来搞掉它都是罪恶。
至于杨震先生则完全站在斯托雷平一边,只要能把农村公社搞掉,什么伤天害理的“警察手段”都无所谓。
于是他把反对斯托雷平的绝大多数俄国人,从“保守”的农民、“动摇”的沙皇、捣蛋的杜马、包括民粹派、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直到所谓犯了“公正至上”错误的“俄国多数自由主义者”,都骂了个遍。
但是,仔细分辨,吕、杨两位却有一点相通:那就是他们都认为1861年改革前那种官办的、“政社合一”的、农奴制的公社要比改革后在时代潮流影响下变得较为自治和民主化的公社要更好,或者更“不坏”。
不是吗?杨震先生讨厌公社,但他对农奴制时代的公社只是一般的不喜欢,而对“1861年改革后村社的自治性加强”、出现了“民主倾向”表示了特别的反感,对“过去一盘散沙的农民通过村社而凝聚起来”感到尤其愤怒,因为农民有了组织资源,就“侵蚀掉了改革所必须的政治权威”,使得斯托雷平改革失败,杨先生为此痛心疾首、忿忿不已。
而吕新雨先生呢?她喜欢农村公社,但她到底是新左派了,不像当年的民粹派只会说村社是“社会主义”的宝贝,吕新雨这个新左派学了个时髦的新词“交易成本”!请听她的高论:“村社却并不是秦晖所描述的只有‘宗法制’的落后的‘自然经济’(秦按:这可是列宁说的,不是秦晖说的),它其实可以很好地适应商品经济……政府实行通过连环保来征收人头税的国库政策,以农村公社作为国家与农民的交易单位,可以避免国家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这正是我们现在(秦按:指中国取消人民公社以后)面临的问题。
通往现代世界的路径选择作者:农云贵来源:《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01期摘要: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以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地主与农民为主线来解析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进程,并将之高度概括为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民主道路,以德日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和以中俄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
该书以农业商品化为基点,揭示了农业与农民是推动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并深刻的指出了民主的发展取决于农业问题背后各阶级势力的制约与平衡。
以摩尔为启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重视和发展农业与农民问题无疑是我国当前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路径。
关键词:现代化;农民;暴力革命;路径选择中图分类号:D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7.01.22文章编号:1009-6922(2017)01-75-05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的鸿篇巨著《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无疑是探究现代民主社会形成与发展的经典力作,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详细的审视了英、美、法、日、德、中、俄、印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并敏锐的以地主与农民问题为切入点将东西方专制与民主的演变过程联结起来,深刻剖析和总结了通往现代世界的三种路径,即分别是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道路,以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另外还有印度独具特色的亚洲式民主道路。
摩尔的《起源》一书不仅为研究现代民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也给予了我国的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许多启发。
一、通往现代世界的三条道路摩尔的《起源》一书深刻地证明了从专制到民主社会的跨越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亦不是简单的制度变革所能改变,必定需要不同社会阶层漫长而渐进的较量,甚至最终诉诸于暴力革命。
摩尔在《起源》中考察了当代重要国家的民主化历程,回溯这些国家的从摆脱专制向现代民主化迈进的路径选择,并将之归纳为英美法代表的自由主义,中俄代表的共产主义及德日代表的法西斯主义。
清末新政时期的农业改革辛一凡【摘要】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the Qing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New Deal , and agricultural reform also developed subsequent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dea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and a serie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pro -posed by the ruling class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this background , and also studies the New Deal period ,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reform of the New Deal to the modern agriculture .Reform of the New Dea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s great limitations , accompanied with the agricultural reforms which did not touch the feudal land system , combined with haste , and lack of funds ,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 soit is worth summarizing and using for reference .%清朝末年,清政府实施了新政,农业改革也随之展开。
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驳秦晖先生对“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阐述吕新雨目录一, 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理论与俄国—苏联的农业资本主义 (2)A,列宁的‚美国式‛道路与土地国有化 (2)B, 1861年改革与俄国的土地问题 (4)C,俄国革命与斯托雷平资本主义农业改革的失败 (6)D,国家与社会:‚绝对主义‛国家的悖论 (8)E,苏联资本主义农业道路的危机与失败 (11)二,美国的‚美国式道路‛及其农业资本主义的全球霸权 (14)A,南部种植园农业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14)B,西部土地制度的历史演变与美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16)C,西部土地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与‚美国式道路‛的完成 (18)D,美国农业与世界战争 (22)E,‚美国式道路‛与自由主义市场理论的困境 (25)F, 美国农业是否让世界成为‚泰坦‛号巨轮? (28)三,‚普鲁士道路‛、军国主义与后发资本主义农业 (34)注释: (40)在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秦晖先生是有影响的人物。
他的理论一再以各种方式论述“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二元对立,在他看来,“美国式道路”正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也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治世良方。
那么,到底什么是“美国式道路”?什么是“普鲁士道路”?它们对于中国的“三农”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本文是对“新自由主义”话语在“三农”问题上的批判,也是对秦晖先生理论的检讨与质疑,正是沿着他的思路,笔者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一, 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理论与俄国—苏联的农业资本主义秦晖先生说:“所谓‘美国式道路’,就是以农民起来打倒天然首长,摆脱宗法共同体束缚的方式;而不是以天然首长剥夺农民,取消共同体保护的方式来完成资本主义变革”。
[1] 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解释道“社会民主派向往自由竞争的民主国家即‘美国式道路’而仇视具有俾斯麦式社会保障制度的专制国家即‘普鲁士道路’” [2] 更简单的表述是“民主私有化”还是“权贵私有化” 。
第1I卷第6期2010年12月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 nal of H un an A gr i cu l t ur al U ni ver si t y(Soci al Sc i enc es)、,01.11N O.6D ec.20l O 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形态理论述要刘新春4,吕志6(湖南农业大学a.人文学院;b.宣传部,湖南长沙410128)摘要: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取代农奴制封建经济,资本主义大农业取代传统农业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小农经济是落后反动的经济形式,资本主义农业不代表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农业形态,在价值取向上强调土地国有和社会化大生产;在政治取向上强调尊重小农私有观念与农民利益;在科学取向上强调农业小生产。
在土地国有化基础上,联合小土地生产经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社会主义初期的必然农业形态。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形态中图分类号:A l l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2013(2010)06-0086-06M ar x’S t he or y of t he soci a l i s m a gr i c ul t ur e f or mL I U X i n-chun‘.L U Zhi o(a.C oU e ge of H um ani t i e s a nd Soci al Sci ences;b.Publ i ei t y D epar t m ent,H unan A gr i cu l t ur al U ni ver si t y,C ha ngs ha 410128,Chi na)A bs t r act:M arx t hought i t i s of gr eat hi st or i cal pr ogr es s t o r ep l ace t he f eu dal s er fdom a nd t r adi t i on al fa rm i ng w i t h S m al l A gr i cul t u r al a nd cap i t al i sm agr i cul t u r e econom y r espe ct i vel y.Sm al l A gr i cu l t ur al is r eac t i onar y andbackw ar d,and t he cap i t al i sm agr i cul t u r e econom y does not r ep r esent t he f ut ur e of ag r i cu l t u r e,w hi l e t he so ci al i sm agr i cul t ur e,cons i der i ng fr om t he val ue-or i ent at i on,em phas i zes or l t he nat i onal i zat i on of l an d and s oci al i zat i on pr oduct i on,f r om pol it i cal vi ew, r es pect t he f ar m er s’pr i vat e ow ne rs h i p m ent al i t y,pr ot ect t hei r i nt er est,sm al l—scal e pr oduct i on.H enc e,t he pa pe r poi nt s out t hat agr i cult ur al pr oducer s co-oper a t i ves bas ed O n t he nat i onal i zat i on of t he l and w i ll be t he basi c for m of agr i cul t ur e i n ear l y s o ci ali s m.K e y w or ds:M ar x;soc i al i sm;a gr i c ul t u r e for m农业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也是其他一切产业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
“前近代”研究的当代意义:《田园诗与狂想曲》新版序秦晖一《田园诗与狂想曲》初版于1996年。
但它在1989年就曾作为一套丛书中的一本排印过,只是那年的变故导致丛书被取消,它的问世也就又拖了6年多,期间虽有若干增补修改,但基本上它是一部1980年代的著作。
作为直接的缘由,1986年我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群体”研究,这本书算是这个项目的成果。
但我对这一课题兴趣的形成则要早得多。
1980年代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那时该校开办函授,每年都要派教师到各地的函授站进行面授辅导,我因此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到各地搞面授,先后去过关中的渭南、临潼、合阳、华阴、大荔、宝鸡、凤翔等县。
我那时有个习惯,每逢外出,无论因私因公,都要在学校开一叠到图书馆、文化馆、方志办、档案馆……去“查资料”的证明,尽管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是专门去搞项目调研,而是因为其他事情来去匆匆,就很少有时间利用这些证明,但是这几次的面授,上课时间常在晚上,白天可以到处去跑,收获就很大。
当时利用档案搞研究的风气还未兴,尤其国内史学界除了对明清内阁大库、南京民国档案和著名的巴县、曲阜孔府档案有所利用外,一般的地方中小档案馆几乎无人问津,各地都是馆舍破旧、门可罗雀、编目不详,条件十分简陋。
但是好在衙门气息和各种清规戒律要比现在少得多。
当时查档的多是搞人事、政审这类机关的公务同仁,很少接待社会各界的百姓。
你只要持有足够级别的介绍信,就被当做“公务”接待,服务十分热情,也没有什么“创收”赚钱的考虑。
我因此在各市县的档案馆(以及一些部门如宝鸡市公安局的档案室)看到大量关中土改前后乃至清代的乡村社会资料,联系到在关中工作时耳闻目睹的各种口传掌故和文献,就有了这个“关中模式”的想法。
在1980年代,我国人文学科搞计量研究的还不多,今天人们在报刊上就能看到的吉尼系数之类概念,那时还极少有人提,更少有人在历史研究中使用。
我受到M. I. 芬利、R. 邓肯-琼斯和赵冈等国外经济社会史家的影响,较早地在农民史研究中使用了这些方法,这也是本书的特点之一。
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驳秦晖先生对“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阐述吕新雨目录一, 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理论与俄国—苏联的农业资本主义 (2)A,列宁的‚美国式‛道路与土地国有化 (2)B, 1861年改革与俄国的土地问题 (4)C,俄国革命与斯托雷平资本主义农业改革的失败 (6)D,国家与社会:‚绝对主义‛国家的悖论 (8)E,苏联资本主义农业道路的危机与失败 (11)二,美国的‚美国式道路‛及其农业资本主义的全球霸权 (14)A,南部种植园农业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14)B,西部土地制度的历史演变与美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16)C,西部土地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与‚美国式道路‛的完成 (18)D,美国农业与世界战争 (22)E,‚美国式道路‛与自由主义市场理论的困境 (25)F, 美国农业是否让世界成为‚泰坦‛号巨轮? (28)三,‚普鲁士道路‛、军国主义与后发资本主义农业 (34)注释: (40)在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秦晖先生是有影响的人物。
他的理论一再以各种方式论述“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二元对立,在他看来,“美国式道路”正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也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治世良方。
那么,到底什么是“美国式道路”?什么是“普鲁士道路”?它们对于中国的“三农”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本文是对“新自由主义”话语在“三农”问题上的批判,也是对秦晖先生理论的检讨与质疑,正是沿着他的思路,笔者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一, 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理论与俄国—苏联的农业资本主义秦晖先生说:“所谓‘美国式道路’,就是以农民起来打倒天然首长,摆脱宗法共同体束缚的方式;而不是以天然首长剥夺农民,取消共同体保护的方式来完成资本主义变革”。
[1] 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解释道“社会民主派向往自由竞争的民主国家即‘美国式道路’而仇视具有俾斯麦式社会保障制度的专制国家即‘普鲁士道路’” [2] 更简单的表述是“民主私有化”还是“权贵私有化” 。
这个民主私有化的“美国式道路”用的是列宁的名义:“列宁把通过农民解放运动走向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称为‘美国式道路’是并不过分的”,[3] 这个表述在今天被进一步发挥为:‚百年前俄国人的这种提法,只是表明那时即使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认为自由民主但非‘福利国家’的(前罗斯福时代的)美国,要远远优越于在欧洲最早建立福利制度但比较专制的俾斯麦德国,这种价值观是已经拥有了自由民主而再追求福利国家的现代西方左派不大提及的,也是我们这里的某些‘左派’真的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的‛。
[4] 因此,他歌颂美国西进农民“那吱吱作响的大车,把资本主义制度从大西洋岸一直推到了太平洋岸”,“美国的民主制度正是在农民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时代建立起来的。
在这一进程中农民并没有表现出所谓‘小私有性’、‘小生产者’或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或反动性,相反,正因为他们是独立的小私有者而不是宗法共同体成员,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不是依附农民,一句话,是真正的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宗法农民,他们才能起上述进步作用。
” [5] 但实际上,美国的农民主要都不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是租佃农场主,虽然有1862年“宅地法”近乎赠与的土地,但租佃农民的比例还是很高,他们全部或部分地耕种租来的土地。
这是因为这个法律出现得太晚,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实行的是以联邦财政收入为目的土地现金拍卖,从而使得土地商品化的出售方式与大地产投机活动结合在一起,东部土地公司凭借其在殖民地后期形成的雄厚资本在土地拍卖市场上肆意购买大片国有土地,然后以高价向移民进行小块零售,这些垄断集团作为中介进行了国有土地的二次分配,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只是在大块拍卖方式无法吸引足够的移民进入东部,政府才被迫逐步缩小地块出售的单位面积。
但土地投机商已经占有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早期拓荒者买不起,而宅地法的土地多数是贫瘠的土地,“在1862年以后,可供出售和拓居的公地,大部分都是位于现在我们称之为大平原地带的半干旱地和贫瘠土地。
在这些地区接受了宅地法的数十万户家庭,在因旱灾而使几个季度的辛勤耕耘令人心碎地失败之后,结果不得不回到土地比较湿润的地区去”[6] 。
这使得许多拓荒者宁愿耕种租来的肥沃土地,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农场主资本短缺导致的对资本的依附,使得不在地主使用权与租佃农场主的经营权相分离的租佃农场现象成为“美国式”道路的关键,这在后面的论述中还会详细展开。
A,列宁的“美国式”道路与土地国有化这里要讨论的关键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列宁所说的“美国式”道路?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的著名长文中明确指出,所谓普鲁士道路是指把农奴主—地主经济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经济,是国家与地主阶级联手用暴力掠夺农民来完成“地主资本主义”发展,它破坏村社,掠夺农民,摧毁原来的土地占有制,使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让有钱人去“任意洗劫”中世纪的农村,“为了走这条发展道路,就必须对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有系统地、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
而列宁赞同的与之相对的“美国式道路”,是因为它“可能有利于农民群众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就是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就是要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必要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
”。
[7] 列宁再三论证的美国式道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土地国有化:‚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建立容克—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其必要的前提是保存旧土地占有制的基础,并且使这种基础适应资本主义,而这一适应过程是缓慢的,对多数居民来说是痛苦的。
革命的道路是真正推翻旧制度的道路,它必然要求消灭俄国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全部旧的政治机构,以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
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的经验已经完全证明: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现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
‛[8]‚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唯一方式,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9] 。
列宁解释了为什么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没有提出土地国有化的纲领,是因为德国已经彻底形成了一个容克—资产阶级的国家,在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已经不可能有拥护土地国有化的人民运动,实际上已经使土地国有化计划变成了“一种玩物”,“甚至变成容克掠夺群众的工具”,因为国家已经是容克—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人民已经不可能与国家结盟来对付盘剥他们的大土地拥有者。
当秦晖一再以列宁的名义去叙述“美国式道路”时,他恰恰阉割了关键的“土地国有化”问题,而以从独立的小农到美国式的私人农场主的逻辑发展为“美国式道路”的表征,全不问“小农”如何才能“独立”?独立小农又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才可以发展为资本家式的农场主呢?这正是列宁思考的问题。
列宁反对民粹派回到村社份地化的土地道路,正是因为他看到小农经济是无法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
中国目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是退回到以家庭为单位的自耕农的小农经济中去,而目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困境验证了当年列宁的洞察。
列宁清醒地看到,只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就必然要“清除”中世纪的土地关系和土地制度,否则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变革就不可能发生,“因为资本必须(就经济的必要性来说)为自己创造新的、适应自由的商业性农业的这一新条件的土地制度。
”,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清扫?斯托雷平式的“清扫”是迎合地主阶级的利益,是俄国的普鲁士道路,牺牲的正是广大农民的利益;英国的资本主义道路也是一样,“在英国,这种改造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是这种暴力有利于地主,暴力手段的对象是农民群众” [10];所以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用农民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扫道路’”。
[11]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列宁批评民粹派的理论与纲领所主张的土地私有化,因为那只是回到传统村社的份地制经济,从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角度来说是根本没有前途的,“按照旧的土地份额即按照旧的份地占有制来实现分配,那就不是清扫而是永远保存旧的土地占有制,那就不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12] 所以,“斯托雷平要用暴力消灭村社,是为了有利于一小撮有钱人。
农民想消灭村社,是要代之以自由的协作社和‘个人’使用国有化份地的权利。
[13]”列宁之所以要用“美国”来命名一种不同的道路,是因为美国农业是建立在土地国有基础上的,西进运动就是开发主要从印第安人手里没收来的国有土地,独立战争后的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未开发土地最多的国家。
所以列宁认为:‚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为俄国的全部经济史所证实的、构成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一大特点的事实。
这一事实就是俄国拥有大量的待垦土地,整个农业技术的每一进步,俄国农民摆脱农奴制压迫方面的每一进步,都将使这些土地日益适于居住,适于耕作。
这一情况是俄国农业按美国模式实行资产阶级演进的经济基础。
我国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加思考就死板地拿西欧各国同俄国作比较,殊不知那里的全部土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早就有人耕种了。
‛[14]未开垦的土地是没有被封建化的土地,美国式道路的关键就是必须在传统的封建关系被清除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在美国,这种改造是通过对南部各州奴隶主农庄施行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
在那里,暴力是用来对付农奴主—地主的。
他们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小地产。
对于美国许多‘空闲’土地来说,为新生产方式(即为资本主义)创造新的土地关系这一使命,是由‘美国土地平分运动’,由40年代的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由宅地法等等来完成的。
‛[15]在列宁看来,无论是普鲁士道路,还是美国式道路,其共同点是:它们都必须用暴力的方式来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也说明“暴力”其实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发展之中的,暴力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列宁的资本主义道路其实是分享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不都是靠“革命”和战争来为自己扫清道路的吗?美国的南北战争是自由贸易的农奴制的农业的南方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工业的北方之间的战争。
恰恰是农奴制的南方要求自由贸易,来保证他们的烟草和棉花对欧洲出口,而中部和北方各州为了保护他们的工业,则要求实行高关税。
1812年第二次对英战争以后,由于英国工业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严重威胁美国刚刚开始的工业,于是美国掀起要求国会保护国内经济的浪潮,并于1816年由国会通过第一个保护主义关税法,从此,保护主义日渐高涨,保护主义立法接连不断,1828年关税法规定,进口商品的关税率平均提高到商品价格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这就激起南方的激烈反对,南卡罗来纳州就宣布该法在本州无效,并且禁止联邦政府到该州的港口收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