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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文献述评刘晔，周志波2010-10-23摘要：环境税的思想源于外部性理论，其最初目的在于排除由于污染导致的负外部性，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为了矫正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理论界对环境税进行了深入研究，西方各国也开始了一轮环境税改革运动。
作为20世纪OECD国家进行环境税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双重红利”假说的提出及其后继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然而，“双重红利”是否存在，理论界至今未有结论。
本文将对已有的有关环境税改革与“双重红利”的研究进行梳理，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综述总结，最后简要评判其对我国环境税改革的启发。
关键词：环境税改革，绿色税收，双重红利，最优税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OECD国家纷纷进行环境税改革，期望在改善环境的同时也提高经济效率，促进就业。
这一税改目标的理论基础在于“双重红利”假说。
只是，OECD国家的环境税改革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双重红利”是否存在上。
本文拟对相关文献做一个简要回忆，以期对我国立即进行的环境税改革有所启发。
一、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起源与界定（一）“双重红利”假说的起源“双重红利”假说能够追溯到Pigou（1932）关于“庇古税”的论述。
他认为，对环境污染等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征收“庇古税”，能够使扭曲的市场得到纠正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许多学者沿着庇古的思路对环境税进行了研究，他们注意到“庇古税”有双重效应：纠正市场外部性从而提高市场效率以及改善环境质量。
这差不多包含了“双重红利”思想的萌芽：环境税通过改善环境而形成绿色红利（green dividend）（又称环境红利或第一重红利），通过减轻市场扭曲，提高效率而形成蓝色红利（blue dividend）（又称非环境红利或第二重红利）。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关环境税的研究都集中在了“庇古税”对外部性的纠正上。
Tullock（1967）、Kneese和Bower（1968）等人关于水资源的研究在“双重红利”假说的进展过程中取得了重大突破。
基于市场结构视角的环境规制政策社会福利效应分析作者：王立杰吕建军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年第05期摘要近年來，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实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目标。
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依然存在规制对象及地区不均衡、经济受损差异大和环保受益分配不平等问题。
本文以古诺模型为基础，构建包含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社会福利函数，将环境规制对象和环境规制措施的市场结构条件进行综合分析。
研究发现：①环境补贴政策及环境税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会受外部性和市场结构影响，当市场结构及外部性不能测度时，无法准确估计两个环境规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②无论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市场还是存在市场势力市场，当环保商品与非环保商品外部性绝对值相差小于19.2个单位时，环境补贴政策社会福利效果大于环境税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果;③当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时，且环保商品及非环保商品外部性不同时位于区间（0，0.84）和（-1.33，0）时，实施环境补贴政策或环境税收政策会提高社会福利;④当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且外部性较小，即位于区间（0，0.84）和（-1.33，0）时，实施环境补贴或环境税收政策会降低社会福利。
由研究结果可知，中国政府应从两个方面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治理效果：①积极推进环境污染负外部性和绿色生态正外部性的监测和测度，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建设在线监控系统，提升环境规制政策的准确性;②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引导消费者偏好和利用市场自身力量实现市场向环保商品发展趋向。
关键词环境税收政策;环境补贴政策;市场结构;社会福利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呈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2]，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现阶段依然位于新古典模型鞍点路径上未达到稳态均衡[3]，但环境污染使社会健康成本增加，阻碍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福利提高[4]。
为扭转环境及生态恶化趋势，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使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及右侧，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行政管制和经济政策等环境规制措施，例如国家及地方政府共发布110多件环保文件[5-6]、河长制和湖长制、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7]和2018年开征环境保护税[8]等。
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就业作者：蒋勇来源：《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05期摘要：利用200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我国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对就业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加强环境规制抑制了就业增长。
而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负向影响。
（2）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存在策略性竞争行为，从全国层面来看，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以逐底竞争策略为主，而分区域来看则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体现为差异化竞争，而中西部地区则以逐底竞争为特征。
（3）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某一地区放松环境规制将会对邻近地区的就业水平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关键词：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就业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5-0079-11；中图分类号：F427；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与文献综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
不仅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而且就业规模和水平不断扩大。
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财政分权、政治集权”的中国式分权体制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
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治理理念使得地方政府一方面过分偏向易拉动GDP的基础设施投入，另一方面倾向于放松环境规制，通过牺牲环境质量降低辖区内企业的环境成本以及吸引辖区外各类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流入，从而形成所谓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逐底竞争”现象。
由此，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代价之一便是环境的急剧恶化。
日益恶化的环境引发了社会公众、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我国也在逐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2006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目标，并强调实行严格的环保绩效考核、环境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释放了环境保护将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之中的信号。
环境规制能否带来就业的增长摘要：环境治理和就业增加是当前我国政府关注的2个重要问题，政府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治理环境的同时也将对就业产生影响，而在当前我国能否实现环境治理和就业增加的双重红利？通过采用2022—2022年省际面板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
实证检验结果说明，环境规制的增强促进了就业，双重红利可以在我国实现。
环境规制除了对就业有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影响工业集聚水平和企业研发对就业产生中介效应，即提高地区工业集聚水平间接增加就业，以及降低企业研发水平间接增加就业。
最后根据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规制;就业;工业集聚;企业研发;中介效应模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开展，其中高能耗、高排放的工业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酸雨、雾霾和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的出现，不仅对人们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了不利影响，而且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开展。
如今，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这些政策除了会直接影响到企业污染排放外，还会影响企业的本钱和收益，从而对就业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如何保障民生、保障就业始终是政府的头等大事，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屡次提出要稳就业和保就业。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保障就业是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就很有必要。
当前，在我国治理环境的同时能不能促进就业增长，即双重红利能不能在我国得以实现？1文獻综述当前学者关于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关系研究结果大致可以分为2类，即线性关系和非线性关系。
线性关系也可以分为2类，第1类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会抑制就业。
因为环境规制的实施会增加企业生产运营本钱，导致企业利润降低，因此企业会选择减少生产，进而降低就业规模[1]。
Greentone和Walker经过研究后都认为，美国清洁空气法案的实施显著抑制了就业[2-3]。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城市就业赵领娣;吴栋【摘要】文章梳理了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交互效应对就业的作用机理,并基于2003-2014年中国26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其进行验证.结果显示:样本期内除西部地区和非环保重点城市外,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就业;产业结构调整会抑制就业规模扩张,且这种抑制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交互项在总体层面、中部地区和环保重点城市会限制就业吸纳,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交互项未能带来就业促进,这表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尚未实现协调匹配,二者的交互效应会阻碍就业增加.在"新常态"下,不能割裂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相互关系,应不断提升二者的协调匹配程度以推进就业扩张.【期刊名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7(000)006【总页数】9页(P56-64)【关键词】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就业【作者】赵领娣;吴栋【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青岛26610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 ,山东青岛266100;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青岛2661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0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经济增长奇迹举世瞩目，但在取得骄人增长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
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人口红利渐失，“新常态”下的中国亦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和劳动力就业的困难。
根据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就业均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就业不仅成为政策考量的焦点，其内部复杂关系亦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环境规制作为降污减排的环保政策工具，在产生规制成本的同时亦会带来创新补偿，由此引发的市场波动会对就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1-2]另外，在传统要素驱动模式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产业结构调整已成为经济驱动的重要抓手，但产业变动会引发市场要素的流动和替代，而劳动力作为重要的市场要素亦会受到冲击。
双重环境规制、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双重环境规制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加强对环境的保护。
在这个背景下，双重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有效的环境保护手段应运而生。
双重环境规制是指在国家层面上实施的环境政策和企业层面上实施的企业环境规制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安排。
双重环境规制要求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确保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企业环境规制的实施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促使企业采取更加环保的生产方式和技术，降低污染排放，减少资源浪费。
双重环境规制强调国家层面的环境政策与企业环境规制的有机结合。
国家层面的环境政策主要包括制定和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设立环境监管机构、实施环境税费等措施。
企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则包括企业内部的环境管理制度、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监测和报告制度等。
国家政策与企业规制的有机结合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环境保护体系，有力地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双重环境规制还强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在实际操作中，政府需要根据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既能保障环境质量又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
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充分考虑企业的发展需求，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实现绿色发展。
双重环境规制是一种有效的环境保护手段，通过国家层面的环境政策与企业层面的环境规制的有机结合，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
在全球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应加大对双重环境规制的推广力度，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A. 双重环境规制的定义和背景双重环境规制是指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环境政策和法规，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这一理念源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各国政府开始认识到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我国现行环境税种的三重红利效应研究
朱珂;雷良海
【期刊名称】《中国林业经济》
【年(卷),期】2017(000)006
【摘要】根据双重红利理论,良好的税制设计可以带来环境税收的多重红利作用.通过探究地方环境税与环境污染投资额之间的长期联动增长关系,证明环境税的第一重红利作用,即环境税的征收对环境的改善作用;借助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证明随着环境的改善,环境税仍能带来稳定的税收增长,即环境税可以成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现行环境税中最主要的能源税与能源消费量存在自回归关系,证明环境税的征收对于经济增长的有长期拉动作用,即环境税的第三重红利作用.
【总页数】4页(P101-104)
【作者】朱珂;雷良海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093;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09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830
【相关文献】
1.我国环境税费双重红利效应研究——基于200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徐安琪;单学勇
2.我国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分析 [J], 成烨
3.我国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分析 [J], 成烨
4.环境规制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来自中国经验的研究(2000-2017年) [J], 马卫东;唐德善;史修松
5.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副主任周国梅：我国环保企业走出去迎来三重红利[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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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工程1研究背景及文献回顾十四五规划、二十大报告都明确提出“绿色转型、污染防治、碳达峰、稳就业”等要求，在新发展阶段下如何协调环保和就业已成为各界的关注重点。
“双重红利假说”认为政府采取适当环境规制能改善地区环境，对地区就业没有负面影响，反而促进就业，实现双重红利。
因此，权衡环保与就业，评估环境规制措施，厘清不同属性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是重要的。
西方学者最先提出环境规制并最早关注其对就业的影响。
我国学者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共识，现有观点主要包括：①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后，企业须达到政府规定的排污标准，否则面临相应惩罚。
企业加大治污投入，提高生产成本，导致利润缩减，竞争力下降，被迫降低生产规模，削减就业[1~3]。
②环境规制导致企业关停、整改、转型同时带来新就业机会[4~6]，环境规制强度上升导致环保产业兴起，创造就业机会。
此基础上，“双重红利假说”成立。
③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并非线性，对就业总体影响取决于两者作用大小，随环境规制强度而变化，呈现为非线性，即环境规制与就业呈现U 型曲线关系，先抑制后促进[7~11]。
环境规制不仅直接影响劳动力需求，亦通过影响企业创新间接影响就业。
目前关于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就业间如何发挥作用的研究较少。
本文认为技术创新起中介作用。
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考察它们对就业的影响。
此外，企业会选择消极还是积极的技术创新来应对规制，也影响劳动力需求。
故本文将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如何影响技术创新进而对就业产生影响。
我国环境规制主要针对污染型工业企业，工业企业为地区提供大量就业，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
文章集中探讨以下：当前中国环境规制的同时能否促进就业，“双重红利”在中国能否实现？不同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是怎样的？企业技术创新是否具有中介作用？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是政府对企业设立排污标准，政府的排污标准不严格时，企业治污投入低，治污技术弱，企业并不注重环保、排污较多；控制增强，企业治污成本扩大，高昂的治理成本带来较大冲击。
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与就业效应——基于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李梦洁【摘要】基于生产的局部均衡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劳动力需求的规模效应、替代效应和治污与减排效应,并利用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各项影响途径,以分析在多重机制的综合作用下环境规制对于总就业及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总就业之间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其对就业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而我国目前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依据污染程度和技术水平划分就业结构,发现行业的异质性导致U型曲线的形态及位置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分行业实施差异性环境政策并促进行业技术升级对于实现环境治理与就业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期刊名称】《人口与经济》【年(卷),期】2016(000)001【总页数】12页(P66-77)【关键词】环境规制;就业;行业异质性;技术升级【作者】李梦洁【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062.6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和民生问题的凸显，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已经扩展为构建经济－生态－民生相和谐的社会。
而环境问题是由于公共产品产权难以界定引致的负外部性造成的，仅靠市场难以有效解决，因此亟须政府通过环境规制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
虽然环境规制是必须的，但是如果环境规制的施行在改善环境的同时会对经济与民生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对于经济－生态－民生整体的和谐也将是不利的。
因此，对于环境规制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怎样更好地改善环境，还应该包括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和民生效应。
基于此，本文试图考察环境规制对于民生的重要方面——就业的影响，因为环境规制会通过改变企业的成本函数而对企业的生产规模、劳动力份额、减排活动产生影响，并通过这些影响机制综合作用于企业的劳动力需求。
那么，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到底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或者是非线性的？这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亟须关注的问题。
DOI:10.19511/ki.jee.2017.02.005环境规制与劳动需求:双重红利效应存在吗？—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邵帅杨振兵*摘要：学界对于环境规制是否具有污染减排与促进劳动需求的双重红利效应 尚存在争议，并较少关注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需求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1-2013年中国工业行业的动态面板数据样本，釆用广义矩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排放与劳动需求水平的“双重”影响。
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具有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与促进劳动需求水平提升的双重红利效应，且劳动需求本身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其变化表现出显著的动态延续性;行业规模扩大同时有利于就业总量与工资水平的提升，但市场竞争强度并未对二者产生积极影响；创新投入和外资投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升，但却降低了工资水平。
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和劳动需求增加均具有积极影响，从而存在明显的双重红利效应，这一结论对于我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通过适度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引导经济发展朝着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加速转型。
关键词:环境规制；劳动需求;双重红利；工业部门；动态面板模型引言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伟大战略实施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但快 速经济增长的背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且伴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于改善环*邵帅，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shao.shuai@. cn;杨振兵(通讯作者），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10023,电子邮箱:yzbshufe@。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能源依赖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关联机制及其实证研究”(71373153)和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碳排放约束下的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缋效评估：经验测算、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14SG32)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
文责自负。
64境质量的诉求也日益强烈。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如何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 时，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损害，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中国21世纪面临的严 峻挑战之一(陈诗一、陈登科，2016)。
然而，环境作为一种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 品，在我国已经被过度消费，而且工业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使其自身缺乏治理环境污染的 积极性，使得环境保护存在明显的市场失灵。
因此，要想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来 自政府的环境规制必不可少(张华，2017)。
保持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就业问题也一直是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 重点关注的民生问题，就业数量的下降将会严重威胁宏观经济安全与国家的团结稳定。
从表 面看，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的目标在于减少污染排放，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工业企业运营成本 的上升、不利于其竞争优势的提升，从而也可能不利于就业数量的增加。
然而，从经济逻辑上来 讲，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一方面，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必然导致企业生产成本 的增加，可能减小企业规模从而降低其劳动需求;另一方面，根据“波特假说”的观点，适度的环 境规制强度反而有利于技术水平与竞争优势的改善，从而可能增加劳动需求(P o rte r &v a n d e r L in d e，1995)。
因此，环境规制对劳动需求的影响效果，是这两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
环境经济学认为，当环境政策能够控制污染排放并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时，就具有了双 重红利效应(P e a rc e，1991)。
其中，第一重红利为消除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第二重红利则指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
围绕第二重红利的不同表现形式，许多学者分别提出环境改善分别与就业 (C a r ra r o等，1996;S tr a n d,1998)、福利(G o u ld e r，1995)、收人分配(W e s t &W illi a m s,2004;F u lle rto n &H e u t e l，2007) 等多种形式的双重红利效应。
D e M o o ij(2000)、B u d z in s k i(2002) 分别对 此进行了详细探讨。
基于双重红利效应存在性的经验考察结果，现有研究可以分为“弱式双重红利”与“强式 双重红利”两大类。
以环境税为例，“弱式双重红利”是指采用环境税收人降低其他征税所引 起的福利改善高于政府部门对企业的额税返还，并且同时改善了环境质量(M e t c a lf e t a l.，2004);“强式双重红利”指的是环境税不但可以改善环境降低污染排放还能提高整体的生产 效率，并促进劳动需求或就业数量的提升。
B o s e llo等(2001)、B e n to n和Ja c o b s e n(2007)、G lo m m等(2008)等的研究均发现了“强式双重红利”效应存在的经验证据。
特别地，对于环境规制是否具有污染减排与促进就业的“双重红利”效应这一问题，现有 研究尚未达成共识。
S tra n d(1998)研究认为当政府将环境税用于奖励企业对雇佣水平的增加 时，就可以获得减少污染排放并同时增加就业数量的双重红利。
B e z c le k等(2008)也发现环 境规制能够通过促使环保产业扩张而促进就业。
而M o rg e n s te rn等(2002)对此提出质疑，认为 环境规制对就业造成了威胁。
环境规制不利于就业是因为“波特假说”指出适当的环境规制 有利于技术研发与创新，但可能通过替代效应导致企业雇佣水平的下降(B e rm a n &B u i，652001)而不利于就业。
但也有研究持反对观点，认为与落后的技术相比，清洁技术的使用可以 明显促进企业雇佣员工，产生节省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互补效应(H o rb a c h &R e n n in g s，2013)。
因此，陆旸(2011)认为由环境规制引起的污染减排与劳动力需求之间的关系依赖于 生产技术本身的具体特征。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提出政府的环境税改革可能对生产活动存在 严重的外部性。
因此，环境规制具有双重红利效应的前提首先应该是降低污染物的排放。
有 鉴于此，本文在计算环境规制强度时，特别注重污染治理“投人”与“产出”的双重治理途径。
国内学者对于环境规制是否存在双重红利效应的研究并不少见，但是大多数相关研究集 中于环境税(尤其是碳税)双重红利效应的研究方面(李洪心、付伯颖，2004;王德发，2006;刘 凤良、吕志华，2009;刘晔、周志波，2011;梁伟等，2014)，而关注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双重红利”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
陆旸(2011)将环境税双重红利的研究范畴扩展至绿色政策，并且提出 环境规制政策与环境税两类绿色政策工具都可能存在双重红利效应。
在环境规制是否会对 就业产生影响方面，闫文娟等(2012)指出二者存在门槛特征的非线性关系，只有保持低水平 的环境规制才能不损害就业。
陈媛媛(2011)则发现劳动与污染品总体呈现替代关系，环境规 制加强会促进就业。
李珊珊(2016)认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有利于改善就业技能结构。
但 是，上述研究均忽略了劳动需求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可能造成研 究结果的偏误。
同农业、服务业等其他产业部门比较而言，工业部门是环境污染排放的最大部门，工业部 门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特性使其成为了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首要对象，所以严格的环境 规制政策必然会对工业部门的生产行为产生最为显著的影响。
但是，中国的环境规制对工业 部门劳动需求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如何，现有研究对此开展的深人讨论尚不多见。
鉴于此，本文采用能够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以节能减排与吸纳 就业的关键部门一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工业劳动需求的影 响情况。
本文旨在通过系统而严谨的实证研究，考察环境规制强度在中国是否存在控制工业 环境污染和增加劳动需求的“双重红利”效应，从而为后续中国环境治理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提 供参考。
本文剩余部分的研究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采用的模型、数据及方法进行具体说明；第三部分对实证检验结果进行讨论;最后为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实证策略66(一)基本模型设定1.第一重红利的检验模型为了检验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第一重红利，即是否对工业污染具有减排效应，我们参考邵帅等(2010)的研究，首先构建如下的回归模型：Pollutit= a〇+ dlERSit+ a2RDit+ a3CIi t+ a4In SIZEit+ d5KLit+ d6FDIit+ eit(1)其中，与t分别代表工业行业与年份；P o l l u t表示总体环境污染排放强度；E R S表示环境规 制强度，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R D、C I、S IZ E、K L和F D I均为控制变量，分别表示创新 投人、市场竞争强度、行业规模、资本深化程度和外资投人；e为随机扰动项。
上述各变量的 度量指标将在后文中予以说明。
2.第二重红利的检验模型基于B e r m a n和B u i(2001)的模型，我们将企业的生产成本分为可变要素(劳动、资本）的生产成本与准固定成本(以环境治理投资反映的环境治理成本)两类，从而考虑技术水平影响 的工业企业的成本函数可表示为：CF=F(C k,C l,T,Z)(2)其中，C F为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C K为资本成本，C L为劳动成本，C L由工资水平（w )与劳 动投人（L )共同决定，T为生产技术水平，Z为环境治理投资。
根据S h e p h a rd引理，我们可 以求得劳动的要素需求函数：L= G(Y,C k，w,T,Z)(3)参考B e rm a n和B u i(2001)，环境规制（R)影响劳动需求的函数可以简化表示为L^+ ^R这样，令式(3)两边同时对环境规制求一阶导数，则可以将其转化为如下线性形式：dL dY^dT dZdR-pY~M+PrM+Pz~M+PK dR^C k + p dw =…⑷(4)式中，p x R表变量足(Y,T,Z,K,w)对劳动需求的影响系数。
B e r m a n和B u i (2001)认为，当市场充分大且充分竞争时，（4)式的最后一项（3w/3R )近似为0;第一项 (0Y/3R )与第二项（3T/3R )则分别反映环境规制对产出规模与技术进步的影响，虽然支持波 特假说的相关研究认为这两项的系数为正(B ru n n e rm e ie r &C o h e n，2003;L a n o ie e t a l.，2011)，但仍有一些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B a rb e ra &M c o n n e ll，1990;G r a y &S h a d b e g ia n，1995;李胜 兰等，2014);第三项（3Z/3R )为环境规制对污染治理投资的影响，通常为正；第四项(0C K/3R )为环境规制对资本成本的影响，由于企业的资本成本率=无风险利率+贝塔系数x (市场报酬率-无风险利率），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的资本成本率的差异影响不大(B e rm a n &B u i，2001 )，因此本文对此予以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