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三、新批评在中国对于中国大陆文学界来说，新批评并不陌生。
早在四十年代中后期，当时北京大学西方语文学系的助教袁可嘉，写过一些关于新诗的评论文字，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和上海商务印书馆《文学杂志》和《诗创造》、《中国新诗》等报刊上发表（八十年代末由三联书店结集为《论新诗现代化》出版）。
袁可嘉在这些文章中鼓吹"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的"现代诗歌"（17），提倡艾略特、瑞恰慈和"美国新形式主义"（即"新批评"）的文学批评方法。
袁可嘉关于新诗问题的意见，是从对于当时中国诗坛的观察出发的。
他所批评的新诗的弊端，可归结为诗中的情绪感伤和政治感伤。
在文学批评方面，当时的批评大多采取社会批评模式，而且往往是判断式的批评，有时失之武断，过分强调作品中的社会内容和想当然的作品的社会影响，而顾不上文学本身的价值和传统。
袁可嘉认为，当文学主潮在逐渐脱离文学本身的价值而向社会学靠拢的时候，应当注意绵延而成独立传统的文学本身。
他坚持说趣味的优劣确实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衡量，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永恒的品质确实存在，因此他反对"批评相对论"。
袁可嘉同样认为印象派和浪漫派的批评也是不可取的，他提出了戏剧主义的批评模式和剥笋的分析方法。
他强调和分析了文学批评中的"讽刺感"（irony）和"机智"（wit）这些概念（18）。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袁可嘉是新批评在中国的当代传人。
遗憾的是，四十年代的文学，实际上成为政治力量用以进行相互斗争的方便的利器，袁的这些意见在当时往往被误解，以为他是在反对诗的政治性；加之他论文的流传面也不够广，并未引起更多的注意。
不过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后来被命名为"九叶派"的诗人们在当时的创作，与袁可嘉（也是"九叶"之一）的诗歌、批评理论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两者之间互相支持，彼此促进。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英美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摘要】：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 是关注文学文本主体的形式主义批评，是现代英语学界文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流派，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文论流派之一。
文章试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关键词】：英美；新批评；传播新批评( The New Criticism) 是关注文学文本主体的形式主义批评,认为文学的本体即作品,文学研究应以作品为中心,对作品的语言、构成、意象等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
新批评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批评流派,而是文论史家对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在英美的一批文学批评家所形成的一种批评倾向的概括。
在英国,以I. A. 瑞恰兹、威廉·燕卜荪、F. R.里维斯等为代表;在美国,以J . C. 兰色姆、克里恩斯·布鲁克斯艾伦·泰特、罗伯特·沃伦、W. K. 维姆塞特、R. P. 布莱克穆尔等为代表。
“新批评”这一具体称谓则得名于J . C. 兰色姆出版的一部同名论著《新批评》(1941) 。
为了有别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有时又称之为英美新批评。
英美新批评是20 世纪影响巨大、专注于文本的文学阅读与批评理论, 新批评源出于英国,繁荣于美国,是现代英语学界文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流派,持续时间也最长，不但在20 世纪前半期的英语世界风靡一时,而且在东方、尤其是在40 年代和80 年代的中国也甚为引人注目。
那套成形之后便“过于局限于英语世界,几乎可以说是地方性的”理论(韦勒克语)在东亚大陆影响甚巨,在20 世纪40 年代被迅速吸收并中国化。
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具有显著特点,一是传播时间早,二是时间跨度长,三是新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瑞恰兹、燕卜荪等人曾长期在中国讲学,特别是最后一个特点,其他西方文艺批评流派难以望其项背。
1929 年华严书店就出版了新批评派早期代表人物瑞恰兹的《科学与诗》,其时新批评派正在英国兴起。
英美新批评与美国华人学者的现代汉诗研究作者：苏文健来源：《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6期摘要：美国华人学者的现代汉诗研究，自觉地对英美新批评理论采取“近取远观”的态度。
在具体批评实践中，他们没有机械地生搬硬套：一方面既有英美新批评文本细读方法的继承，另一方面又有自觉的反思批判意识，彰显出后现代理论背景下的文化色彩，即辩证地处理文学审美与文化场域两者复杂的互动关系。
美国华人学者的现代汉诗研究，不仅可以有效促进两岸四地现代汉诗研究的发展深化，而且为书写真正意义的“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提供新的可能路径，对推动跨地域“中国现代诗学”的形成与建构，加深华语语系文学的研究都不无裨益。
关键词：英美新批评;美国华人学者;现代汉诗;互动关系;华语语系文学作者简介：苏文健，文学博士，华侨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比较诗学、中国新诗（E-mail：******************.cn;福建泉州3620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65）;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华语语系文学的海外建构及其影响”（HQHRYB2018-04）。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8）06-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学术互动协商的情势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海外声音越来越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而美国华人学者的相关研究又成为其中独特的存在。
就现代汉诗而言，当代美国华人学者如叶维廉、张错、奚密等人大部分早年曾在台湾的大学外文系/中文系就读，后又多在美国留学深造，毕业后并进入美国高校/学术机构从事相关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其时流行的西方批评理论与文学研究方法可谓耳熟能详。
“海外学人一方面对异域批评理论作近距离移植，另一方面又面对中国文学问题采取远观姿态。
”在具体的现代汉诗批评实践中，美国华人学者既对众多的西方批评理论借鉴吸收，又不忘对这些理论进行必要的批判反思，并在挪用与改造的综合中，形成了独特的现代汉诗批评的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臧棣:袁可嘉-40年代中国诗歌批评的一次现代主义总结40年代，在中国自觉地遵循现代主义诗学原则从事诗歌批评的人寥寥无几。
袁可嘉和唐湜可以说是其中凤毛麟角的代表人物。
两人同是“中国新诗”派的主要干将，也被公认为是这一流派在诗歌理论和批评上的代言人。
作为批评家，两人都竭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一场自觉的“与西方现代派不同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①］奠定理论基础。
两人所接触的现代主义的知识范围也极其相近，绝没有我们把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来探讨时所面对的界说混杂的问题。
但如果细心辨析，我们会发现两人在对待他们讨论的诗歌问题上所持的现代主义态度和所显示的批评抱负还是不甚相同的。
唐湜更注重他的批评是否体现了一种完整的知识见解，并且多少认为这种见解的完整性反映着批评家的生命质量。
这种把批评视为生命或灵魂的艺术的观念，是对李健吾的《咀华集》所倡导的印象主义批评的承续。
在批评方法上，唐湜偏重于把现代主义诗歌观念涓涓地融入对诗人和作品的具体讨论，并尽可能在文体上显得“潇洒优美，文采斐然”［②］。
唐湜这种讲究文体的批评风格有时也让人觉得他对批评家的个性倾心过甚。
与唐湜着眼于细部解读的批评倾向不同，袁可嘉的批评则侧重于在当时迫切而又不容含糊的诗歌问题上展开旗帜鲜明的论述。
他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40年代的命运，有一种敏锐、焦灼而又不无自信的感受。
这使得他的批评语气比唐湜要显得急切、强硬、尖锐，并时常流溢出一种决断论的色彩（这种决断论如今已受到彻底的质疑）。
他对现代主义诗歌知识的掌握，按40年代的标准，也令人欣慰。
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我们把袁可嘉作为4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歌批评家的原因在于，他的批评在方法上显得更加系统，在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趋向的洞察上，还显示出一种总体性的历史眼光，虽然并不总是那么稳定。
更重要的是，他敏感地、富有针对性地揭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40年代所遇到的所有重大的理论问题，并提供了自己独到的有时是相当精辟的见解。
摘要：迄今为止，现代新诗是否像古典诗歌那样，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表意传统，这在诗歌研究界还是个颇有争议甚至悬而不决的问题。
以袁可嘉的两篇著名论文《新诗现代化》和《新诗戏剧化》为例，可从现代新诗的现代化、戏剧化、客观化、间接性等多个角度，论证现代新诗发展至20世纪40年代时，不但与传统诗歌的主旨形态彻底分道扬镳，且还围绕着叙述、描述和理性思维等要素形成了一种新的叙事性传统。
这种以叙事为特征的新传统可简单概括为反对抒情性，强调诗人在创作时要具有“高度综合性”，即主张诗歌不要单维度发展，而要与其他学科门类进行交叉融汇，从而让现代新诗能更好地参与到社会意识、社会描写以及现代人生的建设和发展历程中去。
关键词：现代新诗；现代性；戏剧化；客观化；间接性；叙事性传统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21）03-0108-12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年5月第38卷第3期May 2021Vol.38No.3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21.03.008袁可嘉论现代新诗的叙事性传统——从《新诗现代化》到《新诗戏剧化》姜玉琴（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上海200083）中国现代新诗到底有没有形成其自身的传统？诗歌界在进入2000年后曾有过一个论争。
①论争的结果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过，总体说来，以“九叶诗派”老诗人郑敏为代表的认为其尚未形成自身传统的观点占据了主流。
从2000年到2020年，又一个20年过去了，在现代新诗已拥有了百年历史的基础上，是否可以重启这个话题：现代新诗到底有没有形成自身的传统？这种重启当然不能无中生有，必须要返回现收稿日期：2020-12-1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067）作者简介：姜玉琴（1965-），女，山东济南人。
英美新批评的中国化近年来，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中国的崛起不仅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还在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在西方，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正在渗透到英美新批评领域。
这种中国化的英美新批评在不同方面得到了体现。
首先，中国文化的哲学思想对英美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儒家思想中强调社会和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文学作品的解读中。
《红楼梦》是一部典型的例子，它被认为是中国文学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英美学者运用儒家思想进行批评分析的对象。
此外，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形式也在英美新批评中得到了关注。
中国的戏剧、音乐和绘画等艺术形式都具有独特的传统背景和审美特点，这些形式受到了英美学者的研究和应用。
通过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英美学者试图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并将这些理解应用于对英美文学作品的批评中。
然而，英美新批评的中国化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将中国的文化和思想直接应用于英美文学的批评实践中可能是片面和误导的。
他们认为，英美文学和中国文学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应将其混淆。
此外，他们还指出，在西方学者的中国化批评中，往往存在着一种“东方主义”的倾向，将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作为异质的和神秘的对象进行研究，却忽视了中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尽管存在争议，英美新批评的中国化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英美文学批评的视野。
通过将中国文化的思想和理论与英美文学作品相结合，可以为文学作品带来新的解读角度和美学理解。
同时，这种中国化的批评也为西方学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来理解和探索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深层次意义。
总的来说，英美新批评的中国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增加，也为西方学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的机会。
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在英美新批评的中国化中保持客观和全面的态度，避免将其简化为东方主义的陷阱。
点刊物)向低端刊物(即所谓一般刊物)过渡,也就是说该课题的研究已经“大众化”了,不再具有“精英性”。
这些现象都说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思想已经被中国学界广泛接受,其观念、价值对于我们已经有了恒常性,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常态,成为我们自己观念的一部分。
这也正是该理论对我们最深刻的影响。
统观俄国形式主义在中国的接受、研究过程,我们发现,对俄国形式主义由不知到知之,到研究到为我所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中,有不同思想的交锋,有不同论争的对话,有沟通彼此的努力。
我们的“形式”观念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裂变着,但始终存在着两种“形式”观的对立、碰撞,最复杂的是它们交叉、混合,甚至难解难分。
我们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依然存在着问题:一是翻译的不足,包括整个学派的所有成员的论著和单个成员的所有论著。
二是与此相关,对核心成员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各布森研究相对较多,对其他成员相对较少且不够系统。
三是人物译名不同,虽不是大问题,但可能造成不便,如同一人物均有多种译法。
四是仍然是翻译问题,但这些翻译会影响到对形式主义理论的理解,如приём一词译为程序、手段、技巧、方法。
在汉语中可不可以互通,可不可以通到俄语词的所指,这都会带来相应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不同成员对相同内涵概念的不同命名或不同内涵概念的相同命名给我们造成混乱,我们对此还研究不够。
五是对俄国形式主义内部的一些问题及本文叙述过程中所提到的一些其他问题,依然需要进一步研究、澄清和拓展,尽管接受的程度已经相当普及化,但正是普及化使我们不再对一些理论细节问题穷追不舍。
英美“新批评”在中国“新时期”———历史、研究和影响回顾赵毅衡,姜 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610064)收稿日期:2009-06-01作者简介:赵毅衡(1948-),男,四川成都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西方文论研究。
新批评(T h e N e wC r i t i c i s m )是20世纪前半期英美一些学者———从瑞恰慈(I .A .R i c h a r d s )、艾略特(T .S .E l i o t )到布鲁克斯(C .B r o o k s )、韦勒克(R .W e l l e k )等———关于文学理解和文学批评的观念、方法的总和,是他们的文论思想的交集。
浅谈《新诗戏剧化》和英美新批评的影响(一)论文关键词:新诗戏剧化英美新批评观念转换非个人化语言结构论文摘要:从《新诗戏剧化》的生成背景、作者的知识构成入手分析它接受英美新批评影响的可能,再从整体批评观念的转换及诗歌创作的具体技术层面,剖析以艾略特等为代表的英美新批评对它的影响。
一、影响的可能袁可嘉先生《新诗戏剧化》的写作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1948年前后正处于解放战争的激烈时期,文学的社会功能得到极端强化。
作者指出当时诗坛的作品不外乎两大类型:一类是说明自己强烈的意志或信仰,希望通过诗篇有效地影响别人的意志或信仰;另一类是表现自己某一种狂热的感情,同样希望通过诗作来感染别人。
诗人们热衷于追求自己诗作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更有甚者竟“相信诗足以引起政变,改善人民生计”1](P58)。
然而诗人们良好的愿望和创作动机并没有迎来创作上的丰收,相反,这种急功近利的创作目的最终只能导致诗美的枯萎,只能招致“诗的悲剧和他自己作为诗读者的悲剧”1](P58)。
结果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说明意志的最后都成为说教的,只沦为抽象的口号式呼喊“我们拥护…”“我们反对…”表现情感的则沦为感伤的,徒有激情的无阻拦冲动和自我宣泄。
其原因在于“把意志或情感化作诗经验的过程”2](P24),正是“由于这个转化过程的欠缺”,新诗感染了“说教”和“感伤”的时代通病。
与当时主流的从社会历史层面展开剖析的评论文章不同,作者把关注的目光由文学的外部因素转向了艺术的转化过程,正如艾略特所说:诗的价值不在情感的强度,而在于艺术过程的强度。
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的批评立场与视作品为独立自主的艺术本体,坚持以文本为研究中心的英美新批评取得同调。
英美批评肇始于20世纪早期的英国。
英国美学家休姆写于1915年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宣布了以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为指导的传统批评阵营的瓦解。
其后英美诗人T.S艾略特和英国语言学家I.A瑞恰慈,分别从思想倾向和方法论两个向度上确立了新批评的本理论框架,30、40年代经过“南方集团-耶鲁集团”3](P6)的大力推动,在50年代到达其鼎盛时期。
浅论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与英美新批评的“中国化作者：童一菲来源：《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05期摘要：20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以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诗派和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拉开了新诗现代化的序幕，“九叶”之一的袁可嘉不仅创作诗歌，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诗论体系。
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袁可嘉的创作和研究兴趣从西方浪漫派诗歌转到现代主义诗歌，新批评理论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袁可嘉诗论中心“新诗现代化”入手，探寻新诗现代化与英美新批评理论的渊源，并讨论袁可嘉如何将英美新批评理论“中国化”。
关键词：现代化；戏剧化；新批评中图分类号： I207.2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5009604新批评理论是英美现代文学批评体系中的主力军。
它发生于20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于三四十年代在美国发展到高潮，五六十年代遭遇发展瓶颈，盛行数十年之后，最终在苦苦捍卫原则的战役中落败，逐渐消亡。
但毫无疑问，新批评“文本中心论”的文艺原则，坚持回归文本自身的艺术态度，以及诸多行而有效的分析技巧都使其历久弥新，形散而神不散，“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依然在指挥着我们”[1]。
新批评的几位理论大师都与中国渊源颇深，其理论也一直或潜移默化或显而易见地影响中国新诗的发展。
20世纪四十年代，瑞恰慈任教清华，燕卜荪授课西南联大，以卞之琳、叶公超、朱自清、袁可嘉、钱钟书等为代表的几代诗人、作家、理论家开始学习研究新批评。
八十年代，新批评“低调地深入了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在既往那种满足于对文学文本做直接政治经济大而化之的批评而不及其余的旧习之外，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渐成文学批评和鉴赏的常例。
”“自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新批评的张力、反讽、复义、悖论等概念，其细读的观念，已经悄然改变了中国学者的分析方式和批评用词。
”[2]新批评在中国的两个时期发展迅猛，引人注目，打破了韦勒克“过于局限于英语世界，几乎可以说是地方性的”的定义。
在古老的东方国家，新批评理论寻找到了新的土壤。
一、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中国新诗自“诗界革命”萌芽，经最初白话诗的倡导，在逐步摸索中悄然发展，从最初的白话诗改革，到渐成风气的浪漫派、现实主义派，中国新诗在不断“挣脱”和“回归”古典诗歌艺术的道路上苦苦挣扎。
最初诗人与评论家身份相互杂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等均有关于诗歌理论的零星火花迸溅，但大多只是较多地强调诗歌语言和无拘无束的感情释放，并未涉及诗性规范、诗歌艺术特征。
此时西方现代诗学开始大量传入中国，引起了革命者们对传统诗学的反省与批判，同时深厚的传统诗学底蕴又在潜意识、深层次地影响着他们，于是周作人在理解西方表现理论会联系到“诗言志”，现代主义诗学中经常出现的“象征”“意象”“隐喻”等都不免使他们联想到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比兴”。
随后，中国诗坛出现了两股对立竞争的潮流，即“‘向内转’（回到自身）与‘向外转’（面向社会）、‘纯诗’（把诗当作诗）与‘非诗’（把诗当作工具）的两种诗学潮流并立、对峙的局面，这不仅是现实社会情势作用的结果，而且也是诗歌内部规律的必然趋势。
”[3]一种新的诗学流派在政治革命的大背景之下诞生——革命现实主义诗学。
它经历了普罗诗派—中国诗歌会—密云期诗人群的发展阶段，最终着眼于怎样适应工农斗争，怎样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外部规律，力图从诗歌革命性、战斗性等方面取得突破。
另外一股潮流就是由新月派、象征派直至现代派前后形成的“纯诗化”诗学潮流。
这一潮流的诗学家们都经欧美文学浸染，在黑暗混乱的环境中不免躲入艺术的殿堂，这虽然使得他们的创作和理论都不免脱离现实，但也同时强化了对艺术，对纯诗的技术性追求。
朱自清在《抗战与诗》里用“钻回了它的老家”来解释这一现象。
新月派里闻一多的《诗的格律》，陈梦家的《新月诗选序》，象征派穆木天的《谭诗》，王独清的《再谭诗》，以及现代派诗论家梁宗岱的《关于象征主义》，戴望舒的《诗论零札》等，都是这一时期诗歌理论探索的重要成果。
到了四十年代，随着冲突的不断积累不断论争，以及全民争取独立解放的大潮流兴起，诗论也呈现大融合的局面。
艾青、胡风、朱自清、朱光潜等，都从各自的独特的个性出发，整合其他潮流产生新的更综合更具有包容性的诗论。
而各个诗歌流派如七月派、九叶派、延安诗派等，也都不同于二三十年代流派之间的尖锐对立，转而在某个方面与其他流派相通，遂形成融合的大格局。
引人注目的是，袁可嘉于四十年代后期接连发表诗论，讨论“新诗现代化”，这不仅“促成了新批评在中国语境中的嫁接与改头换面的成活，并成为中国诗论从古典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
”[4]二、袁可嘉诗论与英美新批评“新诗现代化”是袁可嘉诗论体系的主干。
他在《新诗现代化》及《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中“从抽象理论和技术运用的两方面分析新诗现代化的实质与意义”[5]：“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即“这个新倾向纯粹出自内发的心理需求，最后必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现实表现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
”而在“新诗现代化”的技法上，袁可嘉认为“现代诗人从事创作所遭遇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在种种艺术媒介的先天限制中，恰当而有效地传达最大量的经验活动”，他从“最足以代表现代化倾向”的杜运燮的两首诗出发总结出四条“植基于忠实而产生的间接性表现”：一是“以与思想感觉相当的具体事物来代替貌似坦白而实图掩饰的直接说明；”二是“第二种间接性的表现存在于意象比喻的特殊构造法则”；三是“第三种间接性的表现存在于作者通过想象逻辑对于全诗结构的注意”；四是“第四种间接性表现于文字经过新的运用后所获得的弹性与韧性”[5]，于是“新诗现代化”的粗略轮廓就这样被勾勒了出来。
在具体的创作方法上，袁可嘉在《新诗戏剧化》及《谈戏剧主义——四论新诗现代化》中提出了“新诗戏剧化”的观点，分析了戏剧主义理论产生的原因和可操作性，“仿佛已为自己来年的摸索做了个暂时的结论。
”1948年发表的《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是这一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他将民主视为一种“文化形态”，并将其中的不同与和谐这样描述：“‘不同’是民主文化必需的起点，‘和谐’是民主文化理想的完成，无前者决无后者，仅有前者也没有多少用处。
”那又如何从原始走向现代？袁可嘉从五个方面论述，涉及“现实”“诗的经验”“包含的诗”等小的分支，其诗论也跳出了单纯的诗歌理论的圈子，转向构建“全面的文化的革新”的较大格局。
细究“现实、象征、玄学”和“诗歌戏剧化”理论，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的新批评的影子，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瑞恰慈“包含的诗”的观点影响。
瑞恰慈将诗分为“包含的诗（inclusive poetry）”和“排斥的诗（exclusive poetry）”，认为“一般情况下互相干扰、互相冲突、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冲动，在诗人身上结合成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而显然“排斥的诗”则尽力去满足或表达某一种明确的态度或情绪，不可能成为“最伟大的一类诗歌”，浪漫主义、感伤主义即是如此。
而反观艾略特等人的诗歌，则是包含了最复杂、最矛盾的冲动与经验，遂而获取一种极富现代性的诗歌审美体验，这种“最大量意识状态”就是“人生价值的高低即决定于调和冲动的能力，那么能调和最大量、最优秀的冲动的心神状态必是人生最可贵的境界了，这就是他们所谓‘最大量的意识状态’，而他们认为艺术或诗的创造都具有这种功能”，而要达到“最大量意识状态”这一要求，则需要诗人尝试“戏剧化”的努力，并完成一种把意志或情感化作诗经验的过程。
袁可嘉提出了三种途径来解决新诗“转化过程的欠缺”的问题，一是“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述而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情感”；二是“努力探索自己的内心，而把思想感觉的波动借对于客观事物的精神的认识而得到表现”（以里尔克为例）；“通过心理的了解把诗作的对象搬上纸面，利用诗人的机智，聪明及运用文字的特殊才能把他们写得栩栩如生”（以奥登为例）；“干脆写诗剧”；三是“无论想从哪一个方向使诗戏剧化，以为诗只是激情流露的迷信必须击破。
”[5]这些方法都是袁可嘉基于20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极端现象提出的，他认为这些过于“壮丽”的诗篇和寻求“壮丽”的趋势实是混淆了诗之所以为诗的本质，是“没有一种理论危害比放任感情更为厉害，不论你旨在意志的说明或热情的表现，不论你控诉的对象是个人或集体，你必须融合思想的成分，从事物的深处、本质中转化为自己的经验。
”[5]显然，艾略特之“客观对应物”的理论对其影响颇深，不主张直接表达感情、意志、倾向性，避免对感情的直抒胸臆，转而表达可感的经验性，这些都转化为袁可嘉对于“诗经验的转化”的提出和表达。
三、袁可嘉与英美新批评的“中国化”西南联大求学之时，袁可嘉开始接触英美新批评。
他最初逡巡于浪漫主义的城堡，沉迷于济慈等人的诗作，后来“卞之琳和冯至的诗把我引入了一个新天地，同学们中穆旦、杜运燮、郑敏、王佐良等人的作品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对校园内现代派的兴趣很自然地引我去接触欧美的现代诗，于是艾略特、庞德、叶芝、奥登、里尔克、瓦雷里等成了我的新宠，逐渐觉得他们的诗艺很有助于解决我们新诗中概念化、教条化的流弊”[6]再加上瑞恰慈、燕卜荪、白英的影响，袁可嘉就此和现代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袁可嘉之所以成为诗论大家并非仅由于其捕捉到的西方先进理论，而是把西方理论根植于中国土壤，将其成功“中国化”才是他诗论的最精彩之处。
“现实、象征、玄学”是袁可嘉认为的新的诗歌综合传统，而“现实”一词就是袁可嘉将新批评“中国化”的最显著体现。
英美新批评家们将所有的精力投入于“文本”本身，是对当时文坛风气的扭转和改变，而四十年代的中国诗坛刚刚经历过“向内转”和“向外转”的尖锐对立，再有民族解放为题的大背景，任何作家理论家都不能也不会完全抛开现实环境而投入纯理论纯文学的象牙塔。
袁可嘉对“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这样理解：所谓“人的文学”，“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或功用说，它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就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的活动形态对照着说，它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而“人民的文学”，“就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相对照说，它坚持工具本位或宣传本位（或斗争本位）”，显然二者之间处于互相对立的矛盾地位，袁可嘉将二者整合起来，最终表述为“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坚持人的立场、生命的立场；在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下我们必须坚持文学的立场，艺术的立场。
”[7]英美新批评所面对的简单的外部环境在中国变得复杂，“本体论”“文学工具论”的矛盾经由中国理论家的调和才得以顺利解决，新批评理论才得以继续生根发芽。
另外，袁可嘉也十分注意“新诗现代化”与“西洋化”之间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