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八册 读后感

读《筹办夷务始末》①(咸丰朝)第八册《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至八十，该册书收录了咸丰十年十一月（1860年12月）——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至辛酉政变前涉外事项的上谕、廷寄、奏折及照会，大抵可分为中俄边界和通商事件，英法美等换约后通商、通商税务事件，各国与太平天国案，各地洋务、酌设总理衙门等其他事件，其中关乎中俄事件的文书数量最为多。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在中西激流的碰撞中，“天朝上国”再一次处于下风。

清廷被迫签订了《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此时，英法联军从北京撤回天津，抚局已定，但清廷全面置身于条约的束缚中。

这一年，列强的触角由沿海伸向内陆，由经济侵略发展到文化渗透（传教）。

清廷的外交内容围绕履约展开。

清廷在外交准则上，以条约作为行事基准；外交策略上，对狡诈的俄国戒备、严防；对英法美大国，妥协羁縻；对在清廷看来实力不及英法的普鲁士等小国，则权衡利弊，或严词拒绝，或笼络妥协。

外交心态上，清廷对列强既满腔愤恨，蔑视鄙夷，又诚惶诚恐。

清廷在外交体制有了新突破，部分清廷官员萌发了练军以自强的思想。

最终目的都是维护和平局面。

一、外交体制的突破——总理衙门的成立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祈,与桂良、文祥联名上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提出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奕䜣等认为，其一，近年来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繁杂，尤其是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至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

”②其二，新增各处通商口岸，天南地北，相隔甚远，钦差大臣不能满足需求。

其三，言语不通、性情不识以致产生隔膜，办理夷务需要有专业知识、有经验的专业化人士。

其四，列强也要求与支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

1861年1月13日，英国公使威妥马听闻要建立总理外国事务衙门“甚为欣悦，以为向来广东不办，推之上海，上海不办，不得已而来京。

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务处地方，则数①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②《筹办夷务始末》第2675~2676页。

十年求之不得。

”③奕䜣等在附件《章程六条》中具体阐述，“京师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也。

查各国事件向由外省督抚奏报，汇总于军机处。

”④总理衙门是各种中外交涉、通商事宜的总汇之所,取代军机处接受外省督抚、将军、府尹等奏报各国事件，负责接见各国使者。

上海通商大臣、天津通商大臣分掌南北通商事宜，天津通商大臣、上海通商大臣所办一切事件,都得咨报总理衙门；通商大臣与各相邻省份相互协调中外交涉事件；各省将军、督抚、府尹等地方官员分别掌管各地方的交涉事件,并在知照总理衙门时,相互知照。

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补充就是办理钦差大臣。

还提出仿照原俄罗斯馆教习学习语言的办法，由广东、上海选懂外语之人赴京教习。

过去清朝外交权由礼部和理藩院分掌，以藩属关系（由这两个部门即可看出）来处理涉外事务，并且在交往中竭力要求外国臣服（如马戛尔尼访华），与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并不相同。

近代处理夷务时，地方官员先与外国交涉，再报中央或者中央直接派钦差大臣处理。

1861年，英、法、美、俄攫取了派公使驻京、增开通商口岸、开放长江、往内地游历和自由传教等特权，中国的利权进一步丧失，对清政府产生了极大冲击。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将西方的外交体制等强加给清政府，清政府不得不对自己的政权机构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

总理衙门是一个专职对外机构，对清朝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然而其运作过程“一切均仿造军机处办理”⑤，总理衙门大臣无定员,所有人员都是兼职,人事任用等也一如军机处，最终决定权仍然在皇帝手中。

奕䜣等人亦提出“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

”⑥可见，总理衙门是在亡国胁迫下被动出现的，其体制又基本上是天朝体制的那一套。

清廷大臣单纯地把总理衙门当做一个稳住外敌的缓急之计，却没有认识到外国列强侵略本质以及世界形势的变化。

③《筹办夷务始末》第2683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第2676页。

⑤《筹办夷务始末》第2676页。

⑥《筹办夷务始末》第2676页。

二、外交特点1.守约维和条约作为一种书面承诺，基本成为清廷对外国交涉的准则，奕䜣等提到“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⑦。

在咸丰的批示中，亦常常可以看到“务必遵照条约办理，方为妥善”、“必须遵照条约新章妥为筹办，不至别外生枝”、“遵照条约办理……亦可杜该国无厌之请求”。

咸丰十一年，玉明拟定奉天牛庄通商议程，有些限制性规定超出条约范围，廷寄“奉天、牛庄通商，本属创始，惟当遵照条约，以期日久相安……如栈店民居不令出租；剥船先令报明货物；雇工发给执照，均与新议条约不甚符合，务须斟酌办理，不得轻议更张，致该夷藉口滋事。

至英、法税则条约第五款内载明：豆石豆饼……不准装载出口。

该将军等拟令以货物兑换豆石，尤属显违条约，断不可行。

”⑧奕䜣奏英国狄妥马带领从人二名，赴居庸关打围。

但查英国条约第九条内，“虽载有准听该国人在内地游行之语。

但必须请领执照，方准前往，亦无准其打围之事”，后奕䜣查明狄妥马确至昌平州无疑，但去圆明园的是另外二人，究属有违和约，“嗣后不得命该国人任意出外游玩，必得严查禁止，以免滋生事端”，⑨后遣威妥马来致歉忱。

奕䜣上奏“臣等以狄妥马外出游玩之事，据条约驳辩，经臣等以理折服其心，即能自认其过，嗣后并严加管束，似此驯顺，谅可日久相安。

”⑩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条约规定成为清廷辩驳的根据，由于条约的约束是双向的，清廷在条约基础上据理力争。

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列强的妄想与无限制的掠夺，杜绝列强的非分之想，将损失最小化。

另一方面，对条约的遵照、履行也是对外夷的羁縻与妥协，以求维护中外的安抚局面，达到“日久相安”的目的。

⑦《筹办夷务始末》第2676页。

⑧《筹办夷务始末》第2762~2763页。

⑨《筹办夷务始末》第2676页。

⑩《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676页。

2.两害相劝取其轻——对列强羁縻妥协1861年1月13日，奕䜣等人上书咸丰，在《六条章程》中，奕䜣对国情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各夷以英国为强悍，俄国为叵测，而法美阴附之……诚以势有顺逆，事有缓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而轻于一试，必其祸尚甚于此……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限制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

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若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阴示羁縻。

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

11由上可知，奕䜣等认为，英、法以赤裸裸的武力侵略攫取开设通商口岸的权益，俄国则是通过隐蔽的“调停”和平侵略割让领土、索取赔款，狡诈万分，不怀好意，但在短期内都不会对清朝的存存在造成很大威胁。

而太平天国建立一个与清廷对立的政权，意图推翻清朝统治，为首害。

站在清廷的立场上，可以说，奕䜣对列强的定位、对时局的解读是十分准确的。

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下，奕䜣等提出与列强的交涉时，遵守条约，外敦信睦，阴示羁縻。

另外，清廷唯恐外国与太平天国勾结。

“英酋额尔金自换约出京以后，夜狼自大……现英夷兵头开船驶往长江，声言将往汉口等处……欲见发逆，与之说明两不相犯，使洋船往来江面无拟，并欲与该逆互通交易等情……该夷嗜利无厌，欲图便于通商，先与发逆交结，此说恐不无因。

犬羊之性，无所不至，倘该夷竟与贼匪另11《筹办夷务始末》第2674~2675页。

有句通，此后军务尤形棘手……”12清廷内有发捻之忧外有列强之患，一方面担心各国与太平天国勾结，处理起来更为棘手；另一方面，各列强贪图利益，短期内不会造成太大威胁，且已经丧失主权与各国和好。

关键是清朝实力难以对付西方列强，于是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对各国示以羁縻，以求友好。

正因为是“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外国人才“乘我之虚弱”，也才会“为其所制”13。

十一年戌申，法国哥士耆来京修缮房屋，向清廷借钱，并拟从赔款中扣除，奕䜣上书咸丰“臣等以既允准英夷借用在前，法夷事同一律，确难驳斥。

当照英夷前借成案，酌借洋银七百圆”，后法又欲借八百元，“以前借七百元数，再给八百元，为数已逾一千之外当允借给三百元”，后哥士耆说：“亦不便以此小节致命为难”，即将原银送回。

“虽其心未能满意，而既有此语，亦可省日后枝节。

”14十一年丙寅，法国主教江类思等人索求乾隆三十年废弃的天主教堂一座，然而年久日深，该地辗转变卖，谁人侵占，无从根究。

廷寄按照原教堂地基亩数，另查官地抵给，听其修造。

“其买地价值，如该夷情愿归还，即照数收回；如不肯给价，亦不必与之争辩，以示羁縻。

”15清廷试图与之争辩，但很识时务，适可而止，唯恐惹出事端。

3.自傲优越心理尚存，重视各国外交态度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王朝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各国的态度是否恭顺成其考量的重要因素。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天朝威仪受到严重挑战，然而在对外交涉中对外国使臣的态度仍然十分地重视。

在普鲁士通商及驻京案中，清廷对态度的重视极为明显。

奕䜣将艾林波照会中“不驯之词”一一指出，艾林波补递照会后，删去“不驯之词”。

奕䜣等详加查阅，“词句驯顺”，“已无骄矜之气”，故而“权从允许”。

并且认为“盖彼既以礼相求，12《筹办夷务始末》第2750页。

13《筹办夷务始末》第2675页。

14《筹办夷务始末》第2746页。

15《筹办夷务始末》第2754页.似亦不值为此一二年，徒多争论，致生枝节”。

同时，奕䜣总结“原以抚驭外洋，不能不刚柔并用，藉以先消其桀骜之气，然后再相机转圜。

”16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曾有商队准备到北京进行贸易，这是条约未允许的。

清政府与俄国使臣之间进行了多次的商讨而未有结果。

总理衙门曾接俄国来京公使巴里玉色克在恰克图所发照会辩论北京贸易之事，内中有“汝曹尔等各语，词意极为桀骜”，恭亲王奕䜣就派人到俄国使馆“责其不知礼义，有意傲慢，将照会掷还”。

17俄国官员只好承认是翻译错误，重新翻译后送来。

俄国公使到北京拜会总理衙门后，奕訢等到俄国使馆回拜，特别上奏给皇帝说“该使执礼甚恭，语言亦极驯顺”18。

此外，在对其他国家的交往中，清政府也十分重视他们的态度，只有“态度恭顺”，才觉得该国有诚意，有可能允其所请。

清廷“天朝上国”的惯性思维并不能刹住车，奏折中对各国照会的语气、公使的态度的记载随处可见。

态度的驯顺被看作是有诚意。

4.对驻京的惊恐与力阻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外谈判，咸丰帝认为危害最大的是公使驻京，多次谕令负责谈判的钦差大臣桂良和花沙纳“设法消弥”，此后在税则谈判中还试图用关税来换取外国公使不驻北京，但最终因西方列强武力的威胁而坚持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