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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古风·歌行体——古诗体式简谈兼对中学课本两处诗体说法的商榷浙江省嘉兴教育学院徐志平我国古付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
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
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
但是，从古付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
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
‛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杒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宽，叫古风……‛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
人们习惯上把杒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
而杒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付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付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
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
至汉付，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
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
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
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付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汉乐府与《古诗十九首》的异同作者：石碧兰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10期摘要: 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由于创作年代相近,作品有很大的相似处,因此一直受到后人的追捧。
比较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在创作年代、作者、写作手法与艺术特征等方面的异同,有助于我们了解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更加深入地了解汉代文化,以及六朝和盛唐时期等中国其他朝代的文学现象。
关键词: 汉乐府《古诗十九首》相异相似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赋物,实五言之冠冕也。
”钟嵘《诗品序》言:“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故是炎汉之治。
”李善《文选》卷二十九注:“五言,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
”释皎然《诗式》曰:“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条中有“《十九首》词精意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盖东汉之文体。
”胡应麟《诗·内编》中有:“古诗短体如《十九首》,长体如《孔雀东南飞》,皆不假雕琢,工极天然,百代而下,当无继者。
”从古至今,人们对于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讨论的热情从来没有冷却过,可见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有极高的艺术魅力和文学价值。
一、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的不同之处“古诗和乐府除了在音乐意义上有所区别外,实际是二而一的东西。
现在乐府古词中,假如哪一篇失去了当时合乐的标题,无所归类,则我们也不得不泛称之为古诗;同样,现存古诗中,假如某一篇被我们发现了原来和乐的标题,则它马上又会变成乐府歌词了”。
[1]由此可见,有无合乐的标题是古诗和乐府诗的区别之一。
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将自汉至唐的乐府诗分为12类,其中汉乐府的民歌主要保存在“相和”、“鼓吹”和“杂曲”中,“相和曲”有“丝竹更相和”之意,是流行于北方的民歌;“鼓吹曲”是当时北方的乐曲,主要用于军乐。
“绕歌十八曲”一部分歌词为西汉民歌,也就是说“音乐是汉乐府的灵魂”。
乐府诗《江南》赏析:自然美景与人文情怀的融合古诗《江南》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汉乐府民歌，以其简洁明快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描绘和清新自然的风格，深受读者喜爱。
以下是对该诗的详细赏析:一、作品原文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二、译文及注释1、译文江南又到了适宜采莲的季节了，莲叶浮出水面，挨挨挤挤，重重叠叠，迎风招展。
在茂密如盖的荷叶下面，欢快的鱼儿在不停的嬉戏玩耍。
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又忽然游到了那儿，说不清究竟是在东边，还是在西边，还是在南边，还是在北边。
2、注释汉乐府：原是汉初采诗制乐的官署，后来又专指汉代的乐府诗。
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官，可能当时已设有乐府。
武帝时乐府规模扩大，成为一个专设的官署，掌管郊祀、巡行、朝会、宴飨时的音乐，兼管采集民间歌谣，以供统治者观风察俗，了解民情厚薄。
这些采集来的歌谣和其他经乐府配曲入乐的诗歌即被后人称为乐府诗。
田田：荷叶茂盛的样子。
可：在这里有“适宜”、“正好”的意思。
三、创作背景《江南》是产生于汉代的一首采莲歌。
关于此诗的创作背景，学界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是一首情歌，“鱼戏莲叶”有暗喻男女欢爱的意思;也有人说这仅仅是写劳动生活的快乐。
四、作品赏析1、整体赏析这首采莲曲通过对莲叶和鱼儿的描绘，将它们的欢乐之情充分透露了出来。
诗的前三句是主体，后四句只是敷演第三句“鱼戏莲叶间”，起到渲染、烘托的作用。
主体部分的三句，描绘江南采莲风光，实际着重于表现采莲人的快乐。
开头“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首先把读者引入一个碧叶鲜丽、小舟穿行的画面。
“何田田”流露出感叹、赞美的语气，本身是带有情绪的。
虽然没有写人，人已在其中。
如此良辰美景，旖旎风光，采莲的人们自然免不了一场嬉闹。
何况，采莲的活儿，习惯上总是由年轻的女孩子干的，她们平日拘束得紧，如今似鸟出笼，更兼结伴成群，欣喜活泼，自是如水荡漾。
然而诗在这里逗了一逗，却不再写下去，转笔落到“鱼戏莲叶间”。
汉乐府与古诗十九首之异同（一）内容上，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有共同的一面，即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都表现追求人生享乐、及时行乐的生活观；但汉乐府民歌多反映社会面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宽窄不同。
艺术上，汉乐府民歌与《古诗十九首》的表现方法、诗体、风格、语言等各具特色。
从内容上看，（作者的层次有别）汉乐府民歌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题材范围很广泛。
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和憎，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像镜子一样照出了两汉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
《古诗十九首》大约产生在东汉末年桓灵时期。
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极为尖锐，下层人民深受水深火热的痛苦。
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治腐败黑暗，外戚宦官和地方豪强垄断政治，彼此又争斗不息。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下层知识分子既无社会地位，又无政治前途，他们往往落魄江湖，背井离乡，辛苦辗转，走投无路，失意彷徨。
《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生活的病态反映，它的题材范围比起汉乐府民歌来，就狭窄得多了。
“它所反映的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 ，“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1]（P18）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
”[2]（P214）当然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研究界比较流行的观点。
倪其心指出：“《十九首》的思想特点是封建下层文士从自身地位、利益、处境、遭遇出发充满感伤哀怨，抒写惆怅不满，迸发气愤不平。
为了改善提高地位和待遇，他们不得不放弃家庭生活，奔走仕途，追求功名，谋取富贵，因而造成这一阶层游子思妇的普遍离愁别绪的丛生。
”[3]（P264）叶嘉莹认为：“《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引起千百年读者的共鸣，就在于它所写的三类感情：离别、失意、忧虑人生无常，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
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的艺术古诗十九首第五讲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的艺术一、汉代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二、汉代文人诗的代表作《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三、《古诗十九首》选析一、汉代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1、汉乐府民歌继承和发扬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把现实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像《诗经》民歌一样，汉乐府民歌也忠实地记录了汉代社会的现实。
可以说，《诗经》民歌中反映到的，乐府民歌都有所表现，而《诗经》中没有或较少接触的主题，汉乐府却又有了新的开拓。
例如，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内部生活的揭露。
《相逢行》、《鸡鸣》、《长安有狭斜行》等揭露了他们奢侈荒淫的生活;《孤儿行》、《淮南王歌》揭露了统治阶级家庭里的兄弟骨肉相残，这都是在《诗经》民歌中少见的主题。
就是相同主题的作品，汉乐府民歌在思想深度上也有新的开掘，弃妇诗在《诗经》民歌中往往就事论事，谴责的常只是男子的无情和变化，很少接触剥削阶级的伦理道德等社会原因。
汉乐府的民歌中的弃妇诗就不仅把矛头指向男子本身的薄情和见异思迁，而更把矛头指向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伦理和封建纲常的社会因素，因而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
像《孔雀东南飞》就批判了封建的家长制和门第观念，体现了更强烈的现实精神。
汉乐府民歌的一些题目和题材被后世文人反复摹拟过，建安时代直到六朝，出现了大量的拟乐府，唐代大诗人李白几乎写尽了乐府古题，杜甫推陈出新，即事名篇，写出了《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等诗篇，白居易等人发起“新乐府”运动，写作大量揭露社会、反映现实的作品，其精神虽上绍《风》、《雅》，但更近承汉乐府。
这就使现实主义成为一个绵绵不绝的传统。
2、汉乐府的第二个成就是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中叙事诗的成熟。
我国的叙事诗萌芽于《诗经》，但其成熟是汉乐府民歌的叙事诗，《诗经》中称得上叙事诗的是《大雅》中的《大明》、《緜》、《皇矣》、《生民》、《公刘》等被称为周族史诗的作品。
其中虽有不少生动的描写，但总的来说还缺少完整的情节和细致的叙述。
汉乐府与古诗十九首之异同（一）内容上，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有共同的一面，即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都表现追求人生享乐、及时行乐的生活观；但汉乐府民歌多反映社会面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宽窄不同。
艺术上，汉乐府民歌与《古诗十九首》的表现方法、诗体、风格、语言等各具特色。
从内容上看，（作者的层次有别）汉乐府民歌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题材范围很广泛。
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和憎，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像镜子一样照出了两汉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
《古诗十九首》大约产生在东汉末年桓灵时期。
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极为尖锐，下层人民深受水深火热的痛苦。
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治腐败黑暗，外戚宦官和地方豪强垄断政治，彼此又争斗不息。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下层知识分子既无社会地位，又无政治前途，他们往往落魄江湖，背井离乡，辛苦辗转，走投无路，失意彷徨。
《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生活的病态反映，它的题材范围比起汉乐府民歌来，就狭窄得多了。
“它所反映的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1]（P18）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
”[2]（P214）当然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研究界比较流行的观点。
倪其心指出：“《十九首》的思想特点是封建下层文士从自身地位、利益、处境、遭遇出发充满感伤哀怨，抒写惆怅不满，迸发气愤不平。
为了改善提高地位和待遇，他们不得不放弃家庭生活，奔走仕途，追求功名，谋取富贵，因而造成这一阶层游子思妇的普遍离愁别绪的丛生。
”[3]（P264）叶嘉莹认为：“《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引起千百年读者的共鸣，就在于它所写的三类感情：离别、失意、忧虑人生无常，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
高中语文课外古诗文乐府诗《江南》原文、译文、赏析不分版本乐府诗《江南》原文、译文、赏析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注释本篇是一首与劳动相结合的情歌。
诗歌采用民间情歌常用的比兴、双关手法，以“莲〞谐“怜〞，象征爱情，以鱼儿戏水于莲叶问来暗喻青年男女在劳动中相互爱恋的欢乐情景。
风格清新健康。
诗歌的开头三句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江南景致。
后四句以东、西、南、北并列，方位的变化以鱼儿的游动为依据，显得活泼、自然、有趣。
句式复沓而略有变化，是《诗经》的传统手法，用在这里，更令人联想到采莲人在湖中泛舟来往、歌声相和相应的情景。
诗中没有一字直接写人，但是通过对莲叶和鱼儿的描绘，却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感受到一股勃勃生气，领略到采莲人内心的欢乐。
意思是：在江南可以采莲的季节，莲叶是多么的劲秀挺拔。
鱼儿们在莲叶之间嬉戏，一会儿嬉戏在莲叶东面，一会儿嬉戏在莲叶西面，一会儿嬉戏在莲叶南面，一会儿嬉戏在莲叶北面。
“莲〞更多解释是“恋〞。
语境而言，表喻“欢快〞、“兴奋〞与“忐忑〞交织的一种心理状态，亦有时时处处“恋着〞的含义。
赏析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江南是水乡泽国，莲的生长极为普遍。
每到夏历7、8月份，莲子成熟了，姑娘们划着小船，穿行在碧荷万倾之间，一边唱歌，一边采莲。
这首采莲歌正艺术地再现了姑娘们的劳动场面。
头两句描写了姑娘们远望见水面上片片碧绿的荷叶相连，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喜悦，以至于禁不住发出了热情的赞叹。
“可〞在这里是“正好〞的意思，“江南可采莲〞说是江南到处生长着莲，这真是采莲的好地方。
“何〞是“多么〞的意思，“田田〞形容高高挺起而连成一片，“莲叶何田田〞即莲叶多么田田！这是对荷叶极度赞美的语气。
当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由想起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画面。
是的，有这样温润碧绿的叶子，就一定有夏日里开的那样热烈的荷花；而今，姑娘采摘的莲蓬，也一定各个硕大，掰开它，莲子也一定颗颗硕圆，姑娘们兴高采烈的情绪自然洋溢在字里行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