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内容产品从两要素到四要素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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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与营销创新见面课:产业互联网发展商机:智能制造+产品差异化1.企业服务的核心是智能化基础上的。
答案:产品差异化2.产品的整体概念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即核心产品、。
答案:形式产品和延伸产品3.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在产品特征上的主要不同是:_。
答案:前者是深度融合,后者是网络裂变;前者核心是效率提升,后者核心是流量变现4.互联网数字化平台是指___等一系列数字化技术组成的“数字综合体”。
答案: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5.企业要在延伸产品上下功夫,主要体现在等方面满足顾客需求。
答案:售后服务;售前、售中服务6.阿里的支付宝、腾讯的微信支付、华为的手表支付等向用户提供提供线下移动支付、缴税、转账等功能,是产品的典型。
答案:延伸产品差异化7.“五全”基因+工业制造 = 答案:工业制造4.08.5G的革命性进步是指5G的万物互联、极低时延。
答案:对9.工业4.0的转型特点是指生产过程将更加柔性化、个性化、定制化。
答案:对10.互联网数字化平台具有“五全信息特征”: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覆盖的信息。
答案:错见面课:移动互联网营销创新与未来商业发展趋势1.凯文·凯利在《必然》中描绘未来30年的12个商业趋势:形成、知化、流动、屏读、使用、共享、过滤、重混、互动、追踪、提问、开始。
答案:对2.凯文·凯利在《必然》中描绘的未来30年的12个商业趋势中,知化是指人工智能发展商机,近期的三大突破:廉价的并行计算;大数据;更好的算法等将开启人工智能时代。
答案:对3.凯文·凯利在《必然》中描绘的未来30年的12个商业趋势中,屏读是指屏读将会改变每件事带来的商机。
我们是屏幕之民,我们的阅读变得社会化,是流动和分享的。
答案:对4.凯文·凯利在《必然》中描绘的未来30年的12个商业趋势中,使用是指所有权代替使用权带来的商机。
包括利用科技进行推动:减物质化;按需使用的即时性;去中心化;平台协同;云端。
俞军产品方法论同理心是地基,想象力是天空,中间是逻辑和工具。
同理心,我觉得是两个过程,首先对自我的感受敏感,之后通过自我体验来理解他人。
想象力,不是天马行空,是基于同理心的推演。
逻辑和工具确保归纳和演绎不跑偏。
推荐序一我理解的滴滴,就是把未被满足的出行需求和闲置的汽车资源高效匹配,为用户创造价值。
值得干。
为什么工业时代的企业没有产品经理,总经理就是产品经理,要做市场定位,通过工人实现,不断打磨迭代;互联网时代可以同时做很多产品,才把产品经理岗位从总经理身上剥离出来,做用户需求挖掘、产品设计,通过工程师实现。
好的产品经理需要洞悉人性,要像总经理一样考虑周全,好的总经理也必须是好的产品经理“我觉得我的功力又进步了,现在做交易市场产品经理,需要懂经济学,这样才能设计出好的机制,而不仅仅是把交互做好,大家都要看经济学的书。
推荐序二一是之前在百度工作,业务压力大,来不及系统沉淀产品经理方法论,希望有机会进化产品经理方法论并在实践中检验;另一点是把沉淀的方法论传播给更多对产品经理感兴趣的同学们,帮助更多的人。
最开始的“用户价值= 新体验–旧体验–替换成本”,到“产品是约束条件下的效用组合”,到后来的交易模型理论自序的产品潜力和优势大约只来自三方面:第一,我对感兴趣的领域能做到勤奋和自省;第二,我点的天赋是利他,替众人着想和想众人所想只是本能,很幸运这恰是市场导向型产品经理的优势天赋;第三,百度网站从2001年9月上线,在3年零10个月内做到网站流量中国第一、全球第五,其间海量的产品实践大都用来打磨我一个人了,后来又有机会在滴滴深入完全不同的领域,所以我的基础还算扎实,极少人有机会获得这样强度和广度的练习是将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引入产品经理工作企业以产品为媒介,与用户进行价值交换;产品经理要能在实践中理解用户模型和交易模型,设计产品促成更多交易,以创造有利可图的用户价值。
产品决策是异常复杂的命题,不可能仅依据方法论做出决策,总要结合具体情境的约束条件进行分析,但这世界每一天都很不一样,所以,如果用本书中的产品方法论去推断滴滴当前的真实产品逻辑是可笑的,请勿对号入座愿我的学生,自省而好学,纵使身处地狱亦不坠青云之志,始终用理性思维三要素(理性的信念、理性的目标、理性的行动)去改善处境我们的话有五年经验的产品经理,今后该如何成长?产品经理除了深入场景,理解用户,建立并完善用户模型,不断提升做出高质量决策的能力,还有什么能力提升维度?具有什么样的能力模型的人有产品经理天赋?产品经理应该以哪些理论基础作为专业支撑明白掌握用户模型之后需要向交易模型跃迁,明白有效决策的思考维度,明白产品经理应该创造什么样的用户价值到底什么是好的产品经理?产品经理应该创造什么价值?他和商业的关系是什么?他的成长方向是什么?除去热爱和好运气,对我产品经理道路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我想是“自省”和“自律”,即不断地自我反省+针对性的刻意练习“创造有利可图的用户价值”(书中将有详解)是“改变世界”的另一种表达,一种更为踏实和坚定的表达索产品的本质、创造用户价值和商业价值,是值得我们追求终生的,哪怕未来无论是市场环境还是业务模式都有大的变化,认知用户、创造产品价值也不会过时。
创业者:一定要搞懂经营得本质作者:清雨2017年9陈春花教授就是华南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得管理学教授,原新希望六与集团董事长、CEO。
陈教授有深厚得理论功底与实践经验,在华南理工大学担任MBA教授时,深度研究中国企业得经营管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与视角来剖析企业及企业家们遇到得管理问题。
《经营得本质》从“客户价值”“成本”“规模”“利润”四个企业经营得基本元素来解析日常经营过程中得种种问题。
客户价值就是客户能感知并获得得价值总合,就是产品、服务、品牌得最终成效。
产品就是企业与客户沟通与价值联系得媒介与桥梁,传递了企业对客户需求得理解,并以客户希望得方式呈现出来。
服务就是一个强有力得客户关系与价值纽带。
企业提供得服务不能就是企业产品瑕疵得弥补,更不就是普通得社会社交性拜访。
服务应当以客户愿意付费为标准,提供客户真正想要得解决方案。
服务应当以客户为中心,深入了解客户得需求,从客户当前得短期需要,到中长期得需要都要考虑。
企业应当综合分析客户得产品需求、决策体系、客户得竞争对手、客户得客户、客户得价值链得需求传递机制几个方面来深入分析,提出长期得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额外得价值,帮助客户获得独特得竞争优势。
以客户为中心得服务体系建立,第一步就就是要从销售部门开始。
重新调整销售策略,指导全体销售人员与管理层,树立倾听客户心声,梳理客户价值链条,提供客户超额价值得营销战略。
在当前得买方市场中,仅仅依靠价格就是很难获得客户长期得认可得。
我们必须先人一步得构建适应市场环境与客户变化得运营机制,这才就是客户愿意服务,也愿意长期深度合作得根本原因,这样,企业就从供应商转变为战略性合作伙伴,共同分享成长带来得长期利益。
关于“成本”,就是企业从始至终都关注得核心元素。
成本就是企业得基石,也就是企业价格与利润得分界线。
企业经营过程中,成本应当定义为:为提供客户所需得产品及服务所需支付得所有代价之与。
这个成本包含了原材料、生产过程得损耗、人力资源、管理支出、隐形得支出、声誉、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
四维产品功能价值评判方法论:Idea、Value、Solution、Effect 编辑导语:产品经理在工作中总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个功能做不做?这个功能有什么价值?这个功能能解决什么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要从多维度进行判断;本文作者分享了关于四维产品功能价值评判方法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评判一个产品功能做还是不做?这是一个产品经理或者产研团队都需要面临的高频问题。
做过调研,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往往会提出如下解法:看价值有多大,价值大于成本就做;看时机是不是成熟,成熟就做;看解决了用户什么问题,解决了就做;看是否符合俞军公式:新价值—原价值—切换成本就做等等。
诸如此类的回答都对也都不对。
这些一维(yes or no)决策方法都能够从某一个维度过滤掉一些次要功能,但往往忽略了其它因素。
比如当只看俞军公式的时候,新价值—原价值—切换成本,那么滴滴应该all in无人车,大幅度削减人力成本;但背后的因素诸如就业问题、企业研发成本、政策时机就完全没有考虑到。
所以为了能够建立起一个足够完整和体系化的模型,帮助我们筛选掉无用功能,我们需要一个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功能价值评判方法论。
在这里推荐四维评判模型,为了避免中文同义词产生的误会,我定义了四维为:Idea、Value、Solution、Effect,会用这四个名词来阐述。
一、Idea层面四维评判模型和对产品价值的思考层次有关系,一个产品功能本质是“提供一个Value的Solution”,它往往起源于一个Idea,最后对整个产品生态产生一个Effect,这四个维度是基本的产品价值逻辑。
越高层次的产品经理,越应该充分考虑到这四个维度。
举个例子:一些产品门外汉往往会有很多Idea,经常会因为想到一个Idea而高兴到手舞足蹈,然而往往想不到更深的3个层次:这个Idea有多大价值、用什么方案(Solution)来实现这个Idea、这个Solution在实现Idea之外有哪些负面影响和成本。
以是无形的服务、技术、知识或智慧等。
价格的制定手段很多,竞争比较法、成本加成法、目标利润法、市场空隙法,这些方法的目标是使产品成为可交换的商品。
企业以盈利为目标,所以定价要具有兼顾销售效率和企业效益的双重考虑,打价格战是一种定价和竞争策略,但价格低并非总是凑效,曾经就有一个朋友,面临玉兰油的同一个产品在两个不同商家销售价格不同的购买选择,一家是按全价销售,另一个则是八折销售。
结果却是选择了原价购买。
信息不对称,使价格中蕴涵了太多的附加臆测信息,品质、期限、真伪、质量、效用,价格不仅与产品本身相关联,也与品牌的附加内涵和价值相关联,与市场的供求关系相关联,与所选择的购物场所的信誉相联系。
传统意义的促销是人员推广、广告、攻关活动和销售促进。
这些方式在营销过程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渠道是产品从生产方到消费者终端所经历的销售路径。
普通消费品会经过代理商、批发商、商场或零店的环节。
B2C模式中也有电话直销、电视直销、网络直销、人员直销、专卖店直销等模式。
直销模式大大缩减了从厂家到买家的中间环节,将中间利润让渡给消费者或作为新的营销模式所产生的额外费用的补偿。
B2B 模式中也可能采取厂家对厂家的直接销售或选取代理商的中间销售模式。
4P’s之后,因为服务业在70年代迅速发展,有学者又增加了第5个“P”,即“人”(Pe ople);又因为包装在包装消费品营销中的重要意义,而使“包装”(Packaging)成为又一个“P”;70年代,“营销管理之父”科特勒在强调“大营销”的时候,又提出了两个“P”,即公共关系(Publications)和政治(Politics)。
当营销战略计划受得重要的时候,科特勒又提出了战略计划中的4P过程,即研究(Probing)、划分(Partitioning)即细分(Segmentation)、优先(Prioritizing)、定位(Positioning),营销组合演变成了12P ’s。
Special P la n特别策划传媒∷M DI 56(下)用互联网思维构建传媒“新常态”文/喻国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今天我国社会信息传播领域也面临“新常态”,互联网成为一种操作系统意义上的社会存在。
内容、形式、关系、场景成为构成传媒内容产品的新“四要素”。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传播逻辑变革互联网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包括传媒领域来说,是影响力最大的质变性的因素,而我们的社会对于互联网的认识和把握最近一两年以来最大的进步就是从过去的“+互联网”模式改变为现在的“互联网+”模式。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颠倒,而是对互联网的理解和应用,以及发展模式的一种根本性的改变。
在“+互联网”模式下互联网仅仅被当作一种传播工具、传播手段、传播渠道、传播平台,对其应用常常是在我们既有的运作逻辑的基础之上,起到延伸我们的影响力价值和功能的一种锦上添花的作用,是固有的发展逻辑和社会运动逻辑的基础以外的延伸性的因素。
而“互联网+”是把互联网视为构造我们这个社会、市场和行业的基础,并要按照互联网逻辑和思维重新统合我们的运作模式和管理模式,这恐怕是对于互联网的应用最深刻的变革。
在“+互联网”模式之下,媒体虽然有很高的投入,做了很多事,如办网站、手机媒体、APP 和客户端,但是投入和产出完全不对称,甚至有血本无归的情况发生。
很大的程度上,这是对互联网基本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的肤浅理解所造成的。
20世纪60年代,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N W )说:“整个社会是信息和传播加以构造,加以连接在一起的,因此任何一种传播手段和传播工具的改变都是社会信息传播行为的重大改变。
”这意味从控制论的角度看,传播工具来到这个世界上最为深刻的意义是使社会在要素重组、资源重组和运作方式方面呈现出新态势、新格局和新构造。
因此,我们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互联网对于社会的意义就像是社会的操作系统,可以视为构成社会运作基础、运作框架、运作规则的一种规定。
GUOMING^S OBSERVATION 国明观察推进媒体深度融合需要解决的三个关键问题*□喻国明【内容摘要】本大探访了推进媒体深度融合需要解决的被传统实践和传统理论所遮蔽了的三个关键问题:1.媒体融合应该以非内容、跨行业要素的连接整合为其发展的主流融合模式;2.未来媒体的发展必须基于开放性范式才能将互联网技术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为我所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引领潮:*;的主泼媒体;3.未来专业媒体的功能和价值凝聚的重点应从直接的内容生产转型为内容生产提供数据与技术的支持者,新技术、新功能、新形式与新空间的开拓者以及从全社会的高度上为传播的总体平衡提供支持的保驾护航者。
【关键词】媒体融合;大融合;开故范式:“TOB”模式媒体深度融合并非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提升效 率、改善机制的冋题,而是_一■个结构B组、功能再造 的媒体重构、模式创新的过程。
在这一创新过程中需 要解决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是从“0”到“1”的创 新——要弄清楚创新的基本框架、基本目标、基本逻 辑、基本法则是什么;二是从“1”到“100”的创新一即如何在从“0”到“丨”的创新基础上进行大幅度的 资源投人和社会性的推广前者问题解决的质量高低 直接决定着后者的规模化投入的方向和效益的好坏 媒体融合深化发展意味着更大的投人、更加切人社会 发展的实践.所以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变得特別重要而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站在时代发展大格局 的背景下,从现实可供性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而对于 这种可供性空间的认识和把握,由于我们过去的传媒 实践与传媒理论的某种局限性,会屏蔽或者说是让我 们习惯于用既冇的惯性逻辑来思考,看不到某些更具 时代发展的重要选择有句话说,“贫穷限制了我们 的想象力”,其实在时代巨变面前,任何一种传统的 理论与实践都会有相当的局限性,而创新和未来的发 展需要我们打破这种局限性,站在时代发展的高点丨 看看存在哪些更大的可能、具备哪些更重要的选择,以便做好下一轮媒体深度融合创新的顶层设计。
“互联网+”时代社会传播的“新常态”:兼论内容产品从“两要素模式”向“四要素模式”的转型升级一、从“+互联网”到“互联网+”:我们对于互联网认识和把握的一次重大飞跃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媒介融合与网络空间新秩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沿性课题,也是因应当前学术界和实践界发展的大趋势而提出来的。
互联网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包括传媒领域来说,是影响力最大的致变性因素,而我们国家和我们的社会对于互联网的认识和把握最近一两年以来最大的一个进步就是从过去的“+互联网”的应用逻辑改变为今天的“互联网+”的指导逻辑。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的颠倒,而是对于互联网的理解和应用,以及发展模式的一种根本性的改变。
在“+互联网”模式下我们仅仅把互联网看作是一种传播工具、传播手段、传播渠道和传播平台,我们对于互联网的应用大体上是在我们既有的运作逻辑的基础之上,把互联网作为延伸我们的影响力,延伸我们的价值,延伸我们的功能的一种延伸型的工具,起着一种锦上添花的作用,即在我们固有的发展逻辑和社会运动逻辑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按照固有惯性延伸性的因素和手段。
而“互联网+”则不同,它是把互联网视为构造我们这个社会、构造我们的市场和行业的建构性的要素和力量,我们是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按照互联网的法则和逻辑来重新统合我们的运作模式和管理模式,这恐怕是对于互联网从肤浅到深刻的一种应用范式的重大转型。
在“+互联网”模式之下,我们虽然有很高的投入,做了很多“+互联网”的事,如办了很多网站,做了大量的手机媒体,以及一窝蜂地办APP和客户端。
但是老实说,结果是追得很苦、投入很大,但产出却极为有限,甚至烧钱到血本无归。
实际的投入和产出完全不对称。
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我们对互联网基本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的肤浅理解所造成的。
记得上世纪60年代,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说过,信息和信息的传播是使社会的以连接在一起的“粘合剂”,换言之,有什么样的信息传播的样态,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方式,社会资本的本培,社会动员能力的赋权的方式就会有着绝大不同。
因此,一个社会具有主流影响力的传播格局和传播手段的任何重大改变,都直接决定着这个社会的组织方式、构造逻辑和运作法则。
这便意味从控制论的角度看,传播工具来到这个世界上最为深刻的意义是使社会在要素连接、资源重组和运作方式方面呈现出新态势,新格局和新构造。
事实上,互联网进入中国社会二十余年所导致的种种改变使我们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互联网对于我们社会的本质意义就是,它是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正如电脑系统一样,“操作系统”不同于其他的任何一种实现某种功能的应用性软件,它规定着整个社会系统的运作基础、运作框架、运作规则。
任何一种社会“软件”,哪怕是再强大的应用软件,如果不能遵守互联网的逻辑和规则行事,不想或不善于嵌入到互联网所构造的操作系统当中去,它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影响力,并且会沦为一个“价值孤岛”而失去自己的价值和影响力。
(互联网作为一种进化而来的媒介,如何改变社会呈现信息的格式,联系麦克卢汉理论)二、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用“低维”的逻辑和范式去操作它是荒谬和无效的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用“低维”逻辑去运作它和管理它是荒唐可笑的,更是无法产生预设效果的。
互联网对于社会性的传播系统的构建的最大改变是将传统的以机构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性传播改变为今天的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性传播。
换言之,互联网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的最深刻革命性的改变是,社会传播的主体从过去的以机构为基础元素,下沉到以个人为社会传播的基本单位。
互联网对于个人的激活,催生了一系列新的规则,新的格局和新的改变。
而如何在这种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传播的格局下激活、匹配和实现生态型的资源配置和功能整合,便成为当下包括传媒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的一场深刻革命。
譬如,在互联网,尤其是在建构人际大网的社交媒介崛起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第一次有了自己进行社会传播和信息采集的自主权。
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只要他上传至网络上的内容和信息能够得到比较多的人的情感共振和价值认同,便可能在层层转发当中实现一种社会传播的“核裂变效应”,达至那种过去只有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这些超大媒体才能达到的传播规模和传播效应,甚至有时候还会远远超越它们。
同时,互联网对传播领域的又一重大改变是,当个人能够自主性地通过互联网所提供的数以亿计、极为丰富的信源来建构自己的信息渠道,而不是依赖现有的传统媒介构成的社会信息通路的时候,那整个社会信息的传播格局和法则也将发生重要改变。
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今天人们与外界最主要的信息通路是通过智能手机实现的。
有调查表明,智能手机用户每天看手机的平均次数超过150次。
很多人如果离开了自己的手机哪怕只有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会觉得跟世界隔离了,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恐慌和不安全感,手机已经成为个人与社会发生关联的最重要的信息通路和信息渠道。
而在智能手机这个平台之上,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通过选择传统媒介的方式获取。
譬如,过去人们可能是从10张报纸中做选择,或是从30个频道中做选择,但今天却是在亿万与自己构成或强或弱的社会关系的人群中选择,从自己的朋友圈、同事圈、兴趣圈等社会关系渠道中,按照亲疏关系、信任度、喜好度等来构建自己的信息源。
这种信息来源的构成方式表明,今天构成社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的渠道,已经不是传统的物理渠道,而是人际关系渠道,这也因此导致传统媒介在既有社会传播渠道中“失灵”的问题。
现在很多传统传播媒介在检讨自身传播效果和传播效应下降的时候,总是认为是内容的问题。
尽管内容也有问题,但我认为,当下传统媒介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互联网+”的新常态下,传统传播渠道的“失灵”是其中的关键性症结所在。
因此,如何使传统媒介生产的内容产品能够有效地“嵌入”到社会关系渠道中,便成为今天构建传统媒介传播有效性的最为关键性的问题。
任何内容产品如果不能嵌入到社会关系渠道中,哪怕再有价值、传播的力度再大也有可能死在社会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无法达至终端用户的接触界面。
这就是互联网带来的新的传播格局的变化。
再次,互联网在激活个人之后对个人的传播行为有了很大的赋权,这种赋权使今天传播主体的权利和既有的政府传播治理方面管理体系出现了一些不和谐、不匹配的情况。
譬如,我们国家对于新闻信息的社会传播是有着一整套严整的管理体系和管理规定的。
目前国家颁发的网站的新闻发布的许可证总共有150张,没有这张新闻发布牌照的网站是不可以发布新闻的,哪怕你拿到了最优价值的新闻也不可以发布,发布了就是违规。
而拥有网络新闻发布牌照的网站则必须按照既有的新闻传播的全部规定和规则进行新闻传播,如商业性网站不可以自行采制新闻,其新闻来源只能取材于制度规定的某些特定的传统媒介来成为自己的新闻来源,同时在新闻报道应遵守的政府所制定的全部对于传统媒体运作的规则和要求等。
这在过去是非常严密和有效的治理方式,但是今天当个人成为社会传播的基本单位和行为主体时,这套过去行之有效的管制方式失效了。
因为政府很难再通过“发牌照”的方式对个人新闻发布进行管理。
通俗地说,网站如果没有牌照,即使是大家都关注的事实也有不能传播,而言论自由是个人的一项基本的权利,我把我看到真实情况、真实照片、真实视频上传到网上跟自己的朋友圈分享,这在法律范围之内毫无违规之处。
当然,政府可以对发布谣言或转播谣言的行为的进行严厉的处罚,但这只对谣言和道听途说的信息有作用,根本无法遏制真正的新闻在政府“失控”的界线之外大肆地传播。
这就是政府监管体制和个人主体权利之间发展的不匹配。
与此同时,传统媒介构成影响力的实现模式也在今天面临重大的危机。
过去主流媒体扩大影响力的基本方式是规模化。
比如在北京如果做五张报纸不够就做10张,只要扩大规模话的实体投入就能在既有的有限市场空间里充斥我们的声音,我们所表达的内容。
但是今天,互联网构造了一个近乎无限的市场,无限的传播空间。
在无限的空间里,你就是办10万个网站,100万的App,如果不能按照互联网时代传播影响力的构成逻辑和规则行事,人们也可以轻轻的把你放在一边,视你如无物。
由此,我们看到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就是,类似的投资行为意见“蔚然成风”成为一种浪潮,大量的资金投入却如泥牛入海般“打了水漂”,这也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刚刚步入“互联网+”时代的一道独特的传播领域的新景观。
在我看来,“新常态”这个概念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整个政治、社会和传播领域也面临一系列的“新常态”。
这种“新常态”的本质是一种高维度媒介构造出的新景观,而我们用低维度的方式去拥有他、治理他,就像在一张两维的纸张上画的一只老虎,我们可以画个圈把它严格限定在这个圈子之内,但如果它是一只三维的老虎,它就可以在画的圈内圈外自由移动,而无法对它产生任何限制作用,这就是我们今天信息传播应用和治理所面对的尴尬状况的一中形象性的写照。
因此,“互联网+”所构成的“新常态”要求我们认识和把握社会传播的新格局和新景观,并在治理逻辑、运作模式方面实现范式的创新和发展。
三、解决大众传媒“渠道失灵”问题的关键:内容产品从“两要素模式”向“四要素模式”的升级换代。
历史将会证明,2015年将是“互联网+”时代落地开花的初始之年。
所谓“互联网+”具体地说,就是以互联网化的组织,创造性地利用互联网的工具,实现媒体机构和传媒产业的更有效率的传播活动。
而“互联网+”在社会传播领域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互联网+传媒”、“互联网+产业”和“互联网+影响力”。
什么叫“互联网+传媒”?本质上就是互联网逻辑深入到传媒运作的全环节全要素的过程中,从资本运作、产品升级、渠道再造直到传播模式、盈利模式和组织模式的创新,实现互联网架构下的传媒改造、再造和新生。
在“互联网+传媒”发展创新的诸多任务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方向就是解决大众传媒在互联网条件下的“渠道失灵”问题。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要致力于内容产品构成模式的升级换代。
众所周知,传统的内容产品模式是“两要素”模式——“内容+形式”,即通过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良性匹配,形成传播产品,提供给用户。
但是今天在互联网时代,内容产品的构成模式必须随着社会传播领域的“新常态”的到来,转型升级为“四要素”模式,即在传统的两要素之外再加上“关系”要素和“场景”要素。
因为在互联网,特别移动互联网出现后,内容产品传播渠道发生改变,世界上已经不缺乏信息,甚至不缺乏有价值的信息,但是缺乏有魅力、有吸引力的信息。
如何让有价值的信息插上“魅力”的翅膀,便是突破“渠道失灵”问题的核心逻辑。
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在其著名的“信息被选概率公式”中提到,一条信息能否被人们选择主要跟两个重要因素相关:一个是与可感受的价值报偿成正相关,一个是与获得这一信息所付出的费力程度成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