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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蒹葭》事实的虚化一般说来,抒情诗的创作是导发于对具体事物的感触,因而在它的意境中,总可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人事场景。
然而(蒙蒙)的作者却似乎故意把其中应有的主要人物事件都虚化了。
追寻者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而追寻?我们不知道;被追寻的“伊人”是什么身份?为什么他那么难以得到?我们也不知道;以至于连他们是男是女也无从确认。
特别是“伊人”,音容体貌均无,一会儿在河的上游,一会儿在河的下游,一会儿在水中央,一会儿在水边草地,飘忽不定,来去渺茫,简直令人怀疑他是否真有实体存在。
无疑,由于追寻者、特别是被追寻者的虚化,使整个追寻人物、追寻事件、追寻内容都变得虚幻愿陇起来;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事实的虚化、膜犹,诗的意境才显得那么空灵而富有象征意味。
意象的空灵实际上,诗中所描述的景象,并非目之所存的现实人事,而是一种心象。
这种心象,也不是对曾经阅历过的某件真事的回忆,而是由许多类似事件、类似感受所综合、凝聚、虚化成的一种典型化的心理情境。
这种心理情境的最大特点,是不粘不滞、空灵多蕴。
“在水一方”,可望难即,就是这种空灵的心理情境的艺术显现。
在这里,由于追寻者和被追寻者的虚化,那看来是真景物的河水、道路险阻,乃至逆流、顺流的追寻路线,以及伊人所在的“水中央”等诸种地点,也都成了虚拟的象征性意象。
对它们均不可作何时何地、河山何水的深究,否则,伊人既在河的上游又在河的下游就自相矛盾,连两个人何以都不渡过河去也成了问题。
《蒹葭》的成功,就在于诗人准确地抓住了人的心象,创造出似花非花、空灵蕴藉的心理情境,才使诗的意境呈现为整体性象征。
意境的整体象征诗的象征,不是某词某句用了象征辞格或手法,而是意境的整体象征。
“在水一方”,可望难即是人生常有的境遇,“溯徊从之,道阻且长”的困境和“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的幻境,也是人生常有的境遇;人们可能经常受到从追求的兴奋。
到受阻的烦恼、再到失落的惆怅这一完整情感流的洗礼,更可能常常受到逆流奋战多痛苦或顺流而下空欢喜的情感冲击;读者可以从这里联想到爱情的境遇和唤起爱情的体验,也可以从这里联想到理想、事业、前途诸多方面的境遇和唤起诸多方面的人生体验。
意境的整体象征,使嫌夜)真正具有了难以穷尽的人生哲理意味。
王国维曾将这首诗与晏殊的〔蝶恋花〕“昨夜西风调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相提并论,认为它二“最得风人情致”,这显然是着眼于它的意境的人生象征意蕴。
事实的虚化、意象的空灵和意境的整体象征,是一个问题的三个层面。
从事实虚化到意象空灵,再到整体象征,这大致上就是象征性诗歌意境的建构过程。
《采薇》寒冬,阴雨霏霏,雪花纷纷,一位解甲退役的征夫在返乡途中踽踽独行。
道路崎岖,又饥又渴;但边关渐远,乡关渐近。
此刻,他遥望家乡,抚今追昔,不禁思绪纷繁,百感交集。
艰苦的军旅生活,激烈的战斗场面,无数次的登高望归情景,一幕幕在眼前重现。
《采薇》,就是三千年前这样的一位久戍之卒,在归途中的追忆唱叹之作。
其类归《小雅》,却颇似《国风》。
全诗六章,可分三层。
既是归途中的追忆,故用倒叙手法写起。
前三章为一层,追忆思归之情,叙述难归原因。
这三章的前四句,以重章之叠词申意并循序渐进的方式,抒发思家盼归之情;而随着时间的一推再推移,这种心情越发急切难忍。
首句以采薇起兴,但兴中兼赋。
因薇菜可食,戍卒正采薇充饥。
所以这随手拈来的起兴之句,虽是口头语、眼前景,却反映了戍边士卒生活的艰苦。
边关士卒的“采薇”,与家乡女子的“采蘩”、“采桑”是不可同喻的。
戍役不仅艰苦,而且漫长。
(另还有一种说法,“比”将为比作戍边战士,暗喻战士生命的流逝。
)“薇亦作止”、“柔止”、“刚止”,循序渐进,形象地刻画了薇菜从破土发芽,到幼苗柔嫩,再到茎叶老硬的生长过程,它同“岁亦莫止”和“岁亦阳止”一起,喻示了时间的流逝和戍役的漫长。
岁初而暮,物换星移,“曰归曰归”,却久戍不归;这对时时有生命之虞的戍卒来说,怎能不“忧心烈烈”。
那么,为什么戍役难归呢?后四句作了层层说明:远离家园,是因为玁狁之患;戍地不定,是因为战事频频;无暇休整,是因为王差无穷。
其根本原因,则是“玁狁之故”。
《汉书●匈奴传》说:“(周)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
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云云。
”这可视为《采薇》之作的时代背景。
对于玁狁之患,匹夫有戍役之责。
这样,一方面是怀乡情结,另一方面是战斗意识。
前三章的前后两层,同时交织着恋家思亲的个人情感和为国赴难的责任感,这是两种互相矛盾又同样真实的思想感情。
其实,这也构成了全诗的情感基调,只是思归的个人情绪和战斗的责任感,在不同的章节有不同的表现。
四、五章追述行军作战的紧张生活。
写出了军容之壮,戒备之严,全篇气势为之一振。
其情调,也由忧伤的思归之情转而为激昂的战斗之情。
这两章同样四句一意,可分四层读。
四章前四句,诗人自问自答,以“维常之华”,兴起“君子之车”,流露出军人特有的自豪之情。
接着围绕战车描写了两个战斗场面:“戎车既驾,四牡业业。
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这概括地描写了威武的军容、高昂的士气和频繁的战斗;“驾彼四牡,四牡骙骙。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这又进而具体描写了在战车的掩护和将帅的指挥下,士卒们紧随战车冲锋陷阵的场面。
最后,由战斗场面又写到将士的装备:“四牡翼翼,象弭鱼服。
”战马强壮而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战无不胜。
将士们天天严阵以待,只因为玁狁实在猖狂,“岂不日戒,玁狁孔棘”,既反映了当时边关的形势,又再次说明了久戍难归的原因。
《毛诗序》根据这两章对军旅生活的描写,认为《采薇》是“遣戍役”、劝将士之诗。
这与诗意不符。
从全诗表现的矛盾情感看,这位戍卒既恋家也识大局,似乎不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
因此,在漫长的归途上追忆起昨日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活,是极自然的。
笼罩全篇的情感主调是悲伤的家园之思。
或许是突然大作的霏霏雪花惊醒了戍卒,他从追忆中回到现实,随之陷入更深的悲伤之中。
追昔抚今,痛定思痛,怎能不令“我心伤悲”呢?“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这是写景记时,更是抒情伤怀。
个体生命在时间中存在,而在“今”与“昔”、“来”与“往”、“雨雪霏霏”与“杨柳依依”的情境变化中,戍卒深切体验到了生活的虚耗、生命的流逝及战争对生活价值的否定。
绝世文情,千古常新。
今人读此四句仍不禁枨触于怀,黯然神伤,也主要是体会到了诗境深层的生命流逝感。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加之归路漫漫,道途险阻,行囊匮乏,又饥又渴,这眼前的生活困境又加深了他的忧伤。
“行道迟迟”,似乎还包含了戍卒对父母妻孥的担忧。
一别经年,“靡使归聘”,生死存亡,两不可知,当此回归之际,必然会生发“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唐宋之问《渡汉江》)的忧惧心理。
然而,上述种种忧伤在这雨雪霏霏的旷野中,无人知道更无人安慰;“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全诗在这孤独无助的悲叹中结束。
综观全诗,《采薇》主导情致的典型意义,不是抒发遣戍役劝将士的战斗之情,而是将王朝与蛮族的战争冲突退隐为背景,将从属于国家军事行动的个人从战场上分离出来,通过归途的追述集中表现戍卒们久戍难归、忧心如焚的内心世界,从而表现周人对战争的厌恶和反感。
《采薇》,似可称为千古厌战诗之祖。
全诗分六章,前三章叠出,以采薇起兴写薇由作而柔而刚,而戍役军士远别家乡,历久不归,思乡之情,忧心不已!作者写道:山薇啊,你发芽了,出生了,我们总该回家了吧!但转眼又是一年,我们都顾不上家室,这却是为何呢?为了猃狁入侵之故,我们连好好坐上一会儿也来不及,也是为了猃狁之故。
我们需要攻战!又到了采薇的时候,薇叶长大了,枝叶柔嫩,这下总该回家了吧!心里的忧伤如此炽烈,为战事奔波,我们戍期未定,谁难替我们带回家信!山薇长得粗壮刚健了,这下该回家了吧!已是阳春十月了!可是王事没完,还没法闲暇,忧伤的心情好不痛苦,却无人相慰劳!四、五两章是写边关战事繁忙、紧张:那盛开的花是什么?是棠棣之花。
用花之盛起兴,喻出征军伍车马服饰之盛:那好大好大的是什么?那是将士的军车,兵车既已驾起,战马高大雄健,战事频繁,军队又要迁徙,岂敢定居?驾着四匹昂首高大的公马,军将们坐在战车上,步兵们蔽依车后,战马威武雄健,兵士手中的象骨的弓和鱼皮箭袋时时佩在身边,猃狁的侵战如此强大猖狂,马能不日日加强戒备?这两章写的是猃狁的匈悍而周家军队盛大的军威,纪律严正,卒伍精强。
但是戍役的生活也是艰辛而紧张的,这些都是作者用写实的笔法来写的。
第六章则笔锋一转,写出征人在还乡路上饱受饥寒,痛定思痛的哀伤心情:想起出征之时,那依依杨柳,枝茂叶盛,而此时风雪归程,路远,天寒,又饥,又渴,可谓十分狼狈而又凄苦。
晋人谢玄把“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句论为三百篇中最好的诗句。
在文学史上影响极大。
常为后世文人反复吟唱、仿效。
由于《诗经》素以浑厚、质朴著称,这类如此凄婉动人的作品确属不多。
因而它便成了《诗经》抒情作品的一个典范而为历代文学家所称颂。
从写作上看,它和诗经的许多作品一样用以薇起兴的手法,加上章法、词法上重沓叠奏,使内容和情趣都得以层层铺出,渐渐深化,也增强了作品的音乐美和节奏感。
全诗有记叙,有议论,有景物,有抒情,有心理描写,搭配错落有致,又十分妥贴,因此《采薇》一篇确是《诗经》中最好的篇章之一。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二、关于“吾与点也”孔子为什么说“吾与点也”,对这个问题,历来是有争议的。
对曾皙说的那段话(“暮春”至“咏而归”),有的是从积极方面理解的,认为曾皙是主张以礼治国,他说的是礼治的结果,是太平盛世的图景,与孔子的“仁政”“礼治”“教化”的政治主张相符,因此孔子说“吾与点也”(教材采用这种理解)。
另一种是从消极方面理解的,认为曾皙是主张消极避世,符合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主张,因此孔子说“吾与点也”。
有下面一些理由。
(1)从孔子的思想看。
纵观孔子的一生,应该说积极救世是其思想的主导方面。
他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周游列国,“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他的主张在各国都行不通,他被“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却“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
但由于到处碰壁,有时也流露出消极情绪,特别是他晚年回鲁国后恬退避世的思想很突出。
《论语·公冶长》中有孔子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类的话;《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说:“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曰:“吾道穷矣……”,这些都是孔子思想中消极的一面。
《侍坐》中所记之事当在孔子晚年,因为四弟子中公西华最年幼,比孔子小42岁(据刘宝楠《论语正义》),孔子去鲁适卫时56岁,(据《史记·孔子世家》)时公西华年仅14岁,大概不可能随孔子出国;又公西华是鲁国人(据《辞海》),也不可能在孔子周游列国时投师孔子,所以公西华成为孔子弟子当在孔子返鲁后,即65岁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