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东南茶法

2001年第3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 o.32001(总第147期) JOURNA L OF XI AME N UNI VERSITY (Arts &S ocial Sciences ) G eneral N o.147论南宋东南茶法Ξ黄纯艳(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234)摘　要:南宋东南茶法是宋代茶法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学者们多强调其对政和茶法的继承,而缺乏对其自身特点的深入分析。

实际上,南宋茶法主要只继承了政和茶法以引榷茶的基本模式,在具体制度上独具特色,多与政和茶法不同。

南宋东南茶法实行三务发卖、地方发卖、州县配额的卖引制度,每引贩茶重量减少而引价提高,引外征敛增多,茶利高度集中,反映了其灵活、苛细、集权的特点。

关键词:南宋;东南茶法;茶引;专卖中图分类号:K 245;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1)03-0134-08南宋东南茶法是宋代茶法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

迄今为止,两部宋代茶业经济史的研究专著:朱重圣博士的《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和孙洪升博士的《唐宋茶业经济》均未探讨南宋茶法。

而对南宋茶法有所论及的学者又均未对南宋茶法与政和茶法的差异及自身特点作深入分析,大都强调其对政和茶法的继承,而忽视其对政和茶法的改革和发展。

①实际上,南宋东南茶法只是继承了政和茶法以引榷茶这一基本形式,其茶引种类的划分、茶引的发卖方式、对商人营销的管理等皆与政和茶法有很大的差别,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榷茶制度。

本文对此作一探讨,以补不足。

一、南宋东南茶引的印造与发卖南宋李椿概括榷茶制的特点说:“榷茶与其他榷货不同,如盐、矾、乳香、铅锡、酒皆有所榷之物,唯有榷茶止是空引,客人自行买茶,署　搬担。

”[1](卷271,理财)道出了南宋东南茶法以引榷茶的特点。

这一基本方式取法于政和茶法。

与政和茶法一样,茶引是南宋榷茶的纲绳。

但・431・Ξ收稿日期:2001-03-04作者简介:黄纯艳(1967-),男,土家族,湖南永顺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

①分见朱重圣:《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孙洪升:《唐宋茶业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第797-80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第281-2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商岘:《一千年茶法与茶政》,《平准学刊》第三辑下册。

是南宋茶引的印造、分类和发卖又与政和茶法有明显的区别。

11东南茶引的印造和分类宋高宗即位以前,为筹措军费,已开始用兵马大元帅府的名义印卖茶盐钞引。

即位的当月,宋高宗又任命江淮发运使梁扬祖为提领东南茶盐事,“依太府寺等处印造(茶引),于真州置司给卖”。

[2](32之20)以前所“印卖茶引亦合住罢,未卖引更不出卖”,[2](32之20)从而保障了新引的发行。

此后至建炎二年(1128年),茶引印造和发卖的地点在真州与扬州间来回变换,但印卖的权力始终由中央统管,地方不得私造。

绍兴元年,湖西安抚使程昌寓曾“以便宜印造贩茶短引以给军食,吕颐浩闻其事,命金部止之。

”[3](卷49,绍兴元年十一月乙亥)设行在于杭州后,茶引的印卖走向稳定,印造权归于太府寺,具体由太府寺下设的交引库负责。

[4](卷9,交引库),(该书载:交引库“在太府寺内,印造茶盐钞引而书押于丞簿。

”)此后南宋茶引印造权始终集中在交引库。

南宋的茶引有长引、短引、小引三种,各种茶引的含义和管理办法前后有较大变化。

最初,长引允许隔路通商,立限一年缴引,短引则仅限本路州军流转,立限半年。

[2](32之23)每引引价及贩茶数量都较政和茶法减少。

以草茶为例:政和长引每引纳钱100贯,贩茶1500斤;短引每引纳钱20贯,贩茶300斤。

南宋长引每引纳钱24贯,贩茶120斤;短引每引纳钱23贯,贩茶100斤。

[2](32之5、23)南宋引价虽有过几次变化,但幅度甚小。

每引贩茶重量直至景定年间草茶仍以120斤为1长引,100斤为1短引,末茶120斤为1长引,90斤为1短引。

[5](卷26,提领江淮茶盐所)但至迟在孝宗初年茶引的营销范围和管理办法发生了较大变化。

长引改为过江往淮南、京西路等地贩茶的引凭。

短引茶则不再特指本路,而可以在江南不限路分,任便兴贩。

李纲在上书中说:“近准指挥,淮南东西路合改作长引路分,许客人请买两季长引。

”而短引仍“只是通本路兴贩”。

[6](卷105,申省乞降淮南东西路茶长引状)李纲的上书时间没有记载,但至少在乾道六年(1170年)以前,因为该年户部侍郎史正志说:“短引茶并依旧令客旅于江南任便兴贩,所有过江长引并从禁。

”[2](31之20)可见短引茶许于江南任便兴贩是乾道六年以前的旧制。

乾道中,另一位臣僚也说到:“长引依法指往两淮、京西路州军住卖。

”[2](31之21)史籍还载:江北的“淮南京西州军系住卖长引茶货地分”,“湖北系短引地分”。

[2](31之20)长、短引的区分标准不再是是否出本路,而是是否过江。

小引始印于建炎三年(1129年)九月,又称“食茶小引,每引五贯文,许贩茶六十斤,不得出本州界货卖。

”[2](32之23)南宋初的小引是仿效政和年间的食茶小引。

建炎四年(1130年)规定:“请算产茶州军食茶小引,除见置场给卖路分依旧理限外,有其余路行使引限并乞依上件政和七年(1117年)九月十五日指挥施行。

”[2](32之23)政和七年九月十五日朝旨的内容就是:“产茶州县人民食茶,许纳钱买小引,贩客自算请日限一季,有故展一月。

”[2](32之23)小引实行不久就露出弊端:“无流转之法,亦无除程明文,加之军兴道路艰阻”,“客贩为见限窄,算请不广,有误朝廷经费”。

[2](32之23)而且小引茶与短引茶销界重复,“通行去处并系产茶路分,依法自有短引兴贩”。

同时,因为小引引价低于短引,影响了短引的流通,“实害茶法”,实行不过二年多就废止了,已发卖的小引也“依限缴纳,入官毁抹”。

[2](32之24)孝宗朝因李椿奏请又发行了新的小引。

李椿看到现行引价太高,引外征敛太重,如长引除每引24贯价钱外“又有两淮京西路翻引钱,又有过淮钱,共十五贯有奇”,“茶引价高,愿买者少”,加之“客人自行买茶,置搬担,费用固多,计其每引不下四五十贯,委是引钱太重,商旅艰于图利,遂致私贩日广,本为商贾・・135而为盗贼。

”为了便于商人兴贩,减少私茶,他建议痛减引价,发行小引。

首先在荆湖南北两路实行,发行每引贩茶60斤,纳3贯文的可往两淮京西路贩易的长小引,贩茶重量减为原来长引的1/2,引价减少为1/8,每引息钱仅为原来的1/4。

[1](卷271,理财)据《宋史・李椿传》载:李椿任左司是在隆兴以后,但其建议至迟在乾道三年已经实行。

该年三月户部侍郎李若川言:“客贩草末茶小引之指淮南近里州军住卖,却愿改沿淮州军住卖者,每引纳翻引钱十贯五百文”, [2](31之17)所说小引显然即李椿奏言中阐述的长小引。

此外,还发行了短小引。

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诏令说:“户部将江西、湖南北长短引各权一半,依每引元立斤重钱数,分作四贯小引印造给降。

”因而文献中又有“长、短小引”之称。

小引的含义只是指其引价,原来的长短引因引价高而相应地称为大引。

于是茶引按引价划分又出现了大小两类。

与原来只限于本州军兴贩的食茶小引不同,在具体施行时,并未按李椿建议的三贯引价,而是通为“四贯例小引”。

《文献通考》说小引(笔者注:指建炎小引)于“淳熙二年复置”[7](卷18,征榷考五・榷茶)并不当。

马端临此说有两个错误:一是将孝宗朝的小引与建炎三年小引视为一种,没有看到两者的区别;二是未发现乾道三年(1167年)前已发行小引的事实。

绍熙元年小引制推广到两浙、江东等路。

该年榷货务都茶场言:“湖南北、江西皆系巨商兴贩,尚且给降小引,其两浙、江东等路多是草茶,客人贩往乡村,零细货卖,乞添印造四贯例长短小引,相兼听客人从便请买。

”[2](31之29)虽然在主要是巨商贩茶的荆湖两路和江西曾因小引的零细,“小引数目客人不愿请买”, [2](31之24)但小引价低,适应“零细货卖”的农村市场,因而受到小商欢迎。

“游手失业之人有三千便可兴贩官茶,况今来私贩之多,百倍于有引贩茶之数,今来茶引价轻,公贩有利,则私贩日消。

”可“变盗贼为商贾,化凶恶为良善”[1](卷271,理财),所以小引常常被政府用来作为减少私贩的手段。

绍兴二年(1132年),在“每到春时有江西、福建、湖南管下州军客人聚在山间,般贩私茶”的湖北武陵、龙阳两县发给小引一千道,“以息私贩”。

[2](31之30)小引因其灵活快捷,适应面广,在南宋茶叶营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政和茶法下茶引不按地区划分,只是政府于引中批凿贩茶地点。

南宋茶引除了长、短引以外,还按地区茶叶品类印造发行,如“湖南草茶长引”、“江西末草短引”等。

还有具体机构的茶“江西安抚司茶长引”,“江州通判厅茶长引”、(江州通判厅)“茶短引”引,如“江西提举司茶引”、等,[2](31之29)种类更多,划分更复杂。

21茶引的发卖政和茶引的发卖权集中于京师都茶务。

南宋茶引的发卖,最初是由行在榷货务(于镇江、扬州间往来置司)专领。

建炎三年设江宁务(即建康务),后又设镇江务,至绍兴五年(1135年),形成行在(迁至杭州)、建康、镇江三榷货务并立的局面。

各榷货务都有卖引定额,如乾道三年(1167年)榷货总岁入“以二千四百万缗为额”,其中“建康千二百万缗,临安八百万缗,镇江四百万缗”,[8](甲集卷14, 货务都茶场)并规定了所发行茶引的种类,故史籍有:“江西短引系“江西路长引系行在务场行在指拟给卖之数”、江西路“短引系是都茶场合卖之数”[2](31之22)、指准给卖之数”等记载。

各榷务的钞引所得课入也由本务拘收。

镇江务“钞引在临安府变卖到银两”,“限十日至镇江务场入纳”,违限不到者罚。

[2](31之23)各务为了自身的课入,常排斥他务钞引在本务范围内交易。

“淳熙中,三务场官吏互争课赏,始禁镇江务钞引不得至临安。

”[8] (甲集卷14, 货务都茶场)后因臣僚奏请,又重许互相越界贩卖。

南宋还允许地方卖引。

地方卖引建炎二年始行于福建路。

政和茶法时,各地商人皆须赴・・136京请引。

福建“往东京买引,往返几万里”,且交通闭塞,道路阻险,商人不愿前往,少人贩茶,“茶司遂配抑州县,致有科扰。

”[2](32之21)高宗乃于建炎二年十二月诏令,福建路茶引印造后“差官押赴本路,令茶事司招诱客人入钱请买”,不许抑配。

[2](32之21)这一制度逐步推及其他各路,如湖北路荆门军茶商“每年径就提举司请引”。

[9](卷51,荆门军论茶事状)每路都有卖引的定额,淳熙十二年(1185年)湖广总领所配卖茶引岁计共28万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