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真我论思想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比较摘要：王阳明良知天理的心之本体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超我”的概念是相通的，但二者形成和发生作用的方式、方向不同。
于一念发动处克倒不善讲的是道德情感的控制，这与“自我”的概念相似，但二者对知觉发生作用的先后认识不同。
主观能动性在此的体现也不同。
在方法论上，真我论思想不同于人格结构理论，不具有近代科学意义。
关键词：王阳明；弗洛伊德；本体；本我；超我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7-0050-02
王阳明真我论思想是建立在他对“心”这一概念的生理、心理的分析基础之上的。
王阳明继承和发扬了在他之前的陆九渊等人的关于“世界是主观精神呈现”的观点，认为心不只是一团血肉的生理器官和思维器官，而是包括耳目视听和知觉痛痒的知觉心，并认为言听视动的知觉之心是由天理主宰的。
在此基础之上，王阳明又提出心为身之主宰。
这个“心”即是仁、义、理之“心”，是纯净的“真己”，是“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大学问》）”。
这种“天理”、“良知”就是人心之本然状态，是“真我”。
在王霸、义利、理欲之辩上，王阳明认为：“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
”（《传习录·上》）圣人之学的主要敌人就是功利之见，王阳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与杨仕德薛尚诚》）
中所谓的“心中贼”，也可以说是“人欲”，总之是不好的，是“邪念”。
王阳明认为消除“邪念”的最好办法是“致良知”，要在“一念发动处克倒私意”，而获人之自我。
于王阳明之后300多年出生的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通过对精神的分析的方法建立了人格结构理论，与王阳明真我论思想在许多地方有着惊人的相似。
弗洛伊德将人格结构理论划分为“本我”、“超我”、“自我”三大系统。
“本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底层，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是隐秘、最模糊而不可即的部分，是真正的“心理实在”。
“自我”是在“本我”的基础上分化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幼儿时期通过对父母的言行与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的。
“自我”是人格结构中的“行政管理机构”，是“本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中介环节。
“超我”是从“自我”中分化和发展起来的，是人格结构中专管道德的司法部门，它是在儿童时代对父母道德行为的认同，对社会典范的效仿，接受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理想等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王阳明“真己”的心体良知的绝对超越性与弗洛伊德道德良知的“超我”意义相通；知行合一的道德行为的知觉运用与弗洛伊德理性运用的“自我”意义相通；“人欲”与弗洛伊德“本我”在某些方面也是讲的同一个概念。
一、良知天理的心之本体与“超我”
儒家一直主张一种内在的自我超越精神，要人们自觉地超越“人欲”，成为圣贤，并且认为人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
王阳明传承
了儒家的观点，认为“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
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
”（《传习录·上》）在这里，他认为心是身体的主宰，是“天理”、是“真己”，而且这种主宰“真己”之心“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答顾东桥书》），本身就包含了仁、义、理的良知信念。
王阳明不仅认为这种良知天理的心之本体是“真己”，而且还认为“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将跌于井自然知恻隐”之伦理道德情感的自然感知也是心之本体；超越善恶观念，“于一念发动处克倒私意”，达到“无恶无善”的纯善也是心之本体。
王阳明认为所有的这些心之本体的道德情感都是天赋的，是“不假外求”的。
在弗洛伊德“超我”的概念中，“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冲动或人类生活的较高尚行动的主体。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超我”起着一种道德约束的职能，和王阳明所讲的“真己”一样是一种纯善，注重于实现人的最高理想，引导人从善向美。
但是，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对社会典范的效仿，是社会化的产物。
而王阳明一直强调的“真己”，其心之本体的道德情感是源于天赋，是与生俱来的，否定是社会化的产物，拒绝向外探求。
此外，王阳明在这种道德情感的作用方向上也与弗洛伊德不同，是恰恰相反的。
弗洛伊德认为是社会促进人格结构三大系统中“超我”的形成，是社会对“超我”的形成起作用。
而王阳明则一味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强调“致吾心之天理良知于事事物物”，
认为把人本来就具有的这种“天理”、“良知”普及到事事物物，就可以使社会充满合乎人们道德良知的规范，并通过自己的言行对社会产生影响，在作用方向上，是人对社会起作用。
由于王阳明继承了孟子“人性本善”的观点，本身就认为“真己”道德情感是纯善的，是天赋的，而且在他看来这种主观的道德情感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可以在一念发动处克倒所有的不善，所以，他所认为的“邪念”就构不成“真己”的矛盾的对立面，纯善的“真己”发挥作用是自然而然的，绝对的。
而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中，他把人格结构理论分为了三个层次，并认为三个层次是永恒的。
“超我”位于最高层次，是在和“自我”、“本我”的统一、斗争中形成的整体。
“超我”要实现其最高理想，对人的行为进行评判，就必然与“自我”、“本我”产生矛盾，在人的心理上就表现为控制、压抑，因而“超我”的实现就不是自然而然的。
二、“人欲”与“本我”
王阳明认为，人的生理欲望与好恶之情是“人欲”，是由耳、目、口、鼻、四肢追求声、色、味与知觉之心追求功名所引起的。
王阳明把这种“人欲”归之于“邪念”，邪念的发动之处也就是非“礼”的行为之始，要于一念发动处克倒。
一方面，王阳明对“人欲”采取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对“人欲”的否定也就证明了他确实承认“人欲”的客观存在。
而这个“人欲”的概念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本我”的意义是相通的。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本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底层，是真正
的“心理实在”，不受任何理性与道德原则的约束，不具有任何的价值、伦理因素，这才是心理的本然状态，是与生俱来的。
弗洛伊德不回避“本我”的非理性、自私性，他认为这是构成人的生命力的内在核心，并且认为，对于一个心智健康的人而言，“本我”与“自我”、“超我”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整体。
弗洛伊德更多地是从人性的角度来探讨“本我”的问题。
王阳明之所以认为“人欲”是“邪念”，他更多地是受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的唯一机能就是寻求快乐，他说：“心理过程自动受到‘快乐原则’的调节……事实使我们相信，快乐原则在心理生活中处于霸权地位。
”（《超越快乐原则》）
王阳明也认为“乐”是心之本体，“至乐”、“孔颜之乐”是王阳明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也是其最高的审美境界。
“至乐”或“乐”，在他看来不同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理感官愉悦的“七情之乐”。
“至乐”虽出自于“七情之乐”，但已是一种超越于此的高级精神境界。
这个“乐”就不只是一个情感范畴，更是一个境界范畴。
因此，他说：“乐是心之本体。
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原无间隔。
”（《传习录·上》）“仁人”即圣人，作为心之本体的“乐”也就是圣人之“乐”。
弗洛伊德所讲的“本我”所追求的快乐是相对于痛苦而言的，是一种欲望的满足、紧张的消除、内外干扰的排除，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概念，这与王阳明所讲的“乐”的概念是不同的。
三、“于一念发动处克倒私意”与“自我”
程朱理学强调知先行后，认为“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脱然自有贯通处”，认为认识的事物多了，才可进行道德行为的实践。
王阳明“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后，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道德情感、天理良知是不假外求的。
“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个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不善的念潜伏在心中”（《传习录·上》），这也是说由言听视动、生理欲望等引起的不善的念都可以在一念发动处克倒，其根本的出发点还是心之本体的至善性。
在一念发动处克倒不善也就是使人们的言行符合心之本体的良知
天理、道德原则。
这种在一念发动处克倒不善与弗洛伊德“自我”的功能是非常相似的。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在人格结构的三个系统中处于中枢调节的地位，是把人的非理性的冲动和“本我”的自由流泄纳入社会认可。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发生作用是从知觉系统开始的，并以之为核心发展而来。
而这种知觉系统又包括外部知觉系统和内部知觉系统，并且“自我”通过知觉系统发生作用是无意识的。
由于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知是行的主义，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所以在知与行先后的关系上，王阳明与弗洛伊德是相反的。
王阳明所阐述的“天理”、“良知”的心之本体是一种人类尚未达到的并为之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具有世界普遍意义。
这一方面说明了真理研究方向与人类逻辑思维形式的趋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深远与超前，使得他的心学思想可以绵延明、
清直至近现代，不仅对中国，对世界也有着至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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