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和诗人。
豪放派代表人物。
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他还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
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
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
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相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
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
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仕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
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
“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
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
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
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
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
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
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
乌台诗案苏轼“乌台诗案”案档，宋时即已流传，并有多种抄本、刊本。
今所见几种刊本中，《函海》本《东坡乌台诗案》、《忏花庵丛书》本《乌台诗案》为原案实录，基本上保存了诗案原貌；《苕溪渔隐丛话》本按编撰诗话的要求作过删改；《学海类编》本《诗谳》则可断定是伪书。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
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
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
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转知湖州。
诗案就是苏轼到湖州任所时写的《湖州谢上表》引起的。
表中说：“臣……荷先帝之误恩，擢至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
陛下……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苏轼这几句牢骚话，笔下的“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
“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
这些用语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窃据高位，谋取私利的“小人”。
第一个站出来检举苏轼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紧接着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
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
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平复，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便揭开了序幕。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办，立即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苏轼。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台狱。
两个多月的“根勘”审理，苏轼受尽非人的折磨。
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供，真是“诟辱通宵不忍闻”。
最后，李定等人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
宋神宗面对御史台的奏报，心里也着实犯难。
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嘱：除了犯叛逆谋反罪，一概不杀大臣。
李定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朝野上下，舆论哗然，认为苏轼未犯叛逆罪，不该重处。
更奇怪的是，新旧两派正直之士，均出面营救。
由于各方面的营救和舆论压力，促使宋神宗产生宽贷苏轼，从轻发落的念头。
最终，苏轼得轻判，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苏轼- 生平年表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1023-1064）1036年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苏轼降生1054年娶王弗1057年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1059年举家前往京都1061年任凤翔判官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1064年任职史馆1065年妻丧1066 父丧；服孝（1066.4-1068.7)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1068年娶王闰之1069年返京；任职史馆1071年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1074年任密州太守1076年任徐州太守1079年任湖州太守；入狱1080年谪居黄州1084年往常州1085年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哲宗（1086-1100）元佑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1086年以翰林学士知制诰1089年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1091年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1092年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1093年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1094年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1097年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1101 北返；往常州；逝世1126 北宋亡。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一、豪放风格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
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二、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避开乱世、期待和平的愿望。
三、婉约风格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苏轼- 文学成就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
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
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
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
”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
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
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
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
《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
苏轼的词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 诗作风格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
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
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
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
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
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看到了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