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豪斯教授 瑞士画家保罗克利

保罗·克利：红气球与音乐的色彩作者：森獴来源：《新青年》2018年第04期我几乎是第一眼就爱上保罗·克利的这幅传世名作《红气球》，在黄、灰、蓝的天幕中，一团红色如太阳般的气球处于画作的中轴线，它那么可爱，朝气蓬勃，充满了童趣。

而作为红气球的依托，周围的房子如同我们童年时期所熟悉的跳格子的游戏一般，呈几何形态，它们又像是七巧板，由五颜六色的三角形、正方形和梯形组成，与红色的气球共同组建成了一个仿佛被雾霭围绕着的神秘的童话国度。

这个童话国度并不精致，它甚至有些粗糙，像是孩子的笔触，它在一张比《蒙娜丽莎》还要小巧的粉底子纱布上作画。

保罗·克利从不拘泥于画作的形式，这是他打破传统、标新立异的精神所在，这幅画是他用粉笔在纱布上作底，再用油彩作画。

就像是一张方手帕或是一条色彩缤纷的丝巾，纱布的纹理清晰可见，为这幅画增加了诸多的装饰感。

这幅画中有保罗·克利画作中常见的一些要素，譬如圆形，气球即圆形，画家本人的其他画作中也常见这种圆形——太阳是他的最爱。

红色的圆形散发着温暖。

其次，是飞行，飞行主题也是画家放飞童趣翅膀的主要寄托，他迷恋飞行。

红色的气球升空，气球本身的红被画家涂得很厚，画家在它周围附着了一层黑色，将它的轮廓衬托得更具立体感。

第三，是幾何抽象。

这幅画中的房子极尽抽象，当形状走入了极简，色彩和比例就成为了画家灵魂的写照，是画家天才灵感的呈现。

最后，是恐怖感。

显然，这幅画是画家用一种精妙和谐的模仿儿童的笔触所作，然而画作四周却被黑色的迷雾所包围，仿佛黑暗随时可能会吞没那些色彩斑斓的色块房子。

在这些色块房子之中，有两个黑色的方形，从色彩上来看，它让这个画面重心更稳，它们与红色的气球组成了极富设计感的三角形。

但是当我们企图去探究画作背后的含义，这两个黑色的方块又像是两个黑洞洞的窟窿，是两扇楼宇上的窗户，另一个世界的入口——画作中有人在窥视画作外，上升的气球的自由无非是一种假象，是被监视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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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收割》
色彩在克利的笔下就如同琴键在音 乐家的手指下一般灵敏，克利一直 致力于将光影和色彩相结合，在其 笔下，色彩反映的是其心灵的感受。 他特别强调明暗对比，把明暗转到 色彩领域，使每一种调子和色彩相 呼应，不是用黑白来表示明暗，而 是代之以色彩关系。也就是说克利 拒绝用光线自身的方式来呈现光影， 而是把光当作色彩的活动，这样在 克利的画面上光感和色感融会在一 起，使人们深切感受到什么是纯粹 的色彩。 《柠檬收割》是一副活力四射的作 品，克利运用简单灵动的随性线条 生动形象地勾勒出了收获的喜悦， 用绚丽的色彩表达了夏天的热情。 图中底色上的大块绿色及黄色的运 用让观者好像看到待收获的柠檬园， 简练的线条勾画出农夫采摘时的喜 悦，画面左下方出现的音乐延长记 号更是形象地表达了时间的直线性。 整幅画面寓意深远，仿佛在告诉人 们，一寸光阴一寸金，一定要把握 好不可逆转的时间。
《节奏的》
《更严谨更自由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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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热爱音乐与歌剧，在他的 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感受到凝 固的音乐美感。克利将音乐的 许多元素转化成具象的符号， 用这些符号在有限的画面上为 我们展示出画家无限的、充满 热情的心灵世界。 在克利的绘画语言中，拉长变 形的五线谱音符一直是一个其 主要的表现符号，从《红色背 心》中我们可以看到，克利运 用简洁的、变形的五线谱符号， 通过夸张的漫画表现手段把一 位绅士活灵活现地展现在画面 上。鲜活的黄色调运用，给人 以生动童趣的感受，令观者不 由得产生发自内心的微笑，带 给人以愉悦的视觉享受，展现 了克利自由纯真的内心世界。
个人生平
1920年（41岁）克利在慕尼黑举 办了大规模的个人画展，并撰写了 题为《创作信条的自白》一文，阐 述了自己的艺术理论。同年末，德 国包豪斯设计学院邀请克利任教， 在包豪斯的教学活动中，克利对艺 术的目的和手段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并于1925年（46岁）出版了总结 其教学和创作经验的著作《教学笔 记》，时至今日，该书仍成为美术 及艺术设计教育家们权威性的参考 书籍。到了20世纪30年代，纳粹 主义充斥了全德国，为免遭其迫害， 克利被迫辗转流亡于意大利、法国 等地。

摘 要：作为抽象表现主义重要代表、魏玛包豪斯学校任课教师，保罗·克利与中国绘画和工艺美术之间的关联值得我们关注。

一方面，中国古代诗画一体的模式为克利绘画提供了词语（主题内涵）和形象的内部转换，推动他以身体为基础的审美空间的发展，传统漆器、瓷器则为其构图与色彩的革新提供借鉴；另一方面，克利对于中国现当代乃至亚洲美术的影响也十分突出，中国现代画家赵无极和朱德群、日本当代建筑师安藤忠雄对克利的绘画空间观念进行了学习，展示了东西现代艺术发展背后对于形式美及其内在生命动力的共同看重。

关键词：保罗·克利；中国美术；绘画空间观念德裔瑞士籍艺术家、包豪斯大师保罗·克利（Paul Klee）在现代艺术发展进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西方具象和抽象艺术转折时期的典型人物。

克利与中国美术之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创作初期对中国诗画的热爱、中期对工艺美术的吸收，同时克利对中国乃至亚洲美术也有着不小影响。

纵观其艺术面貌，可看出克利的两种努力：为克服绘画对主题的依赖，克利的艺术以“散步的线条”打破言和象的边界，希望获得形象背后的流动生命力；为避免对物象进行僵硬模仿，克利的艺术以变形和抽象为特点，希望建立一个以内在生命动力为基础的自由形式宇宙，这与中国美术从古代到现代这一转型期所要追求的形式美不谋而合。

克利与中国美术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中国古代美术“诗画一体”对克利的启示克利很早就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兴趣，尤其是中国古代诗歌，①这同他自己热爱写诗不无关系。

他在慕尼黑定居之后曾阅读汉斯·海尔曼（Hans Heilmann）1905年作序的德译《中国抒情诗》（Chinesische Lyrik），这是妻子莉莉赠送给他的礼物。

通过海尔曼的序，克利注意到中国诗歌的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绘画符号——意象。

1916年，克利就为其中的几首诗歌绘制了六幅字图。

②克利的知名研究者艾歇勒（K. Porter Aichele）指出，在为中国诗歌绘制插画时，克利发现了其所同时具有的两个传统：文字传统与视觉意象传统。

包豪斯设计学院发展史
的毕业生来从事教学，在全部的12名教员中，这样的毕业生就有6名，他们是阿尔柏斯（Joesf Albers），拜耶（Herbert Bayen）、布鲁尔（Marcel Breuer）和辛柏（Hinnerk Scheper）、斯托兹（Gunta Stolzl）。

迪索时期的全部教员
柏林时期（1932.9~1933.8）痛苦的结局1930年8月，米斯·凡·德洛接替包豪斯校长职务，着手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

他的种种努力并没有维持住包豪斯的生存地位，1931年，包豪斯被迫迁往柏林，政治气氛的进一步恶化，终于使包豪斯于1933年8月彻底解散。

至此，包豪斯结束了它14年的历程。

学校中的教员和学生大部分都流散在欧洲各地，1937年以后，他们多数移居美国，并在新的国家开始发展，将包豪斯的精神和经验传播到
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