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治理框架下中美合作研究

收稿日期:2018—03—03作者简介:李涛声(1992—),男,河北邯郸人,研究生,主要从事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外部战略问题研究。

G20治理框架下中美合作研究李涛声(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150025)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关系走向常态化,这种常态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双方共同强调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的作用,试图将两国之间的矛盾控制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之中,G20治理机制就是两国关系常态化发展的一种反应。

由于国际社会仍旧处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超国家政府”只存在于理想主义者的学理研究之中,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就成了中美两国在G20治理机制中的优先选择。

所以说,具体研究在G20治理框架下中美两国合作所取得的现实成绩和弄清楚两国进一步合作所遇到的障碍,对于我国实现“十三五规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G20;中美合作;人民币汇率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8)03—0073—03一、G20治理框架下,中美合作取得的现实成绩近些年来,关于中美合作的学理讨论一直是国际关系界的热点问题。

早在2007年就有西方学者提出“中美国”(Chimerica )这一概念,而最近所谓的“G2”又成了西方媒体热议的焦点,甚至有人主张在2009年G20伦敦峰会后召开“G2”峰会。

这一系列事情的背后,彰显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中美合作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议题。

中美两国作为G20的原创国,双方在保持原有对话的同时,各自都重视并执行彼此在G20峰会上所作出的承诺,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接下来,在G20治理框架下就中美两国相互合作所取得的现实成绩做出简要的概述。

(一)IMF 改革和人民币入SDR 计划的落实。

IMF 改革主要包括两大项内容:一是针对IMF 份额进行调整,二是关于人民币是否应加入SDR (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讨论。

在前一问题上,美国总统布什在G20华盛顿峰会上就曾明确表示,美国的立场是支持IMF 和世界银行进行有限的改革,扩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两个机构中的投票权和代表性。

有了美国的支持,G20各成员国在2009年匹兹堡峰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关于IMF 的改革方案,方案决定将发展中国家在IMF 中的份额占比从之前的43%提高到48%;在2010年首尔峰会上,IMF 理事会决定将大约6%的份额从代表性过渡的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份额将从原来的3.990%升至6.39%,投票权从原来的3.65%升至6.07%,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成为IMF 第三大股东国。

针对IMF 改革的后一问题,2015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决定将人民币纳入到特别提款权(SDR )货币篮子中,标志着人民币向“储备货币”“可自由兑换货币”再迈一步。

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广泛使用,一方面是对长期以来美元“一统天下”国际货币体系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国际贸易支付手段,进而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稳定。

(二)两国贸易投资成绩显著贸易问题牵扯到各国的核心利益,一向是G20峰会的重要议题。

早在2008年《G20华盛顿峰会宣言》中就明确表示在金融不稳定时期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至关重要的理念。

中美两国在金融危机面前秉持着互利共赢的精神,进行了一系列深层次的交流2018年第3期理论观察N o.3,2018(总第141期)Theoretic Observation S erial N o.141●●政治学研究73--与合作。

根据中方统计显示,2008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为3337.4亿美元,2011年中美贸易总额增长到了4467亿美元,而到了2015年高达5583.9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双向投资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截至2015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6万个,实际投入774.7亿美元。

中国对美投资也保持良好增势,截至到2015年中国企业在美累计直接投资466亿美元。

双方经济的互相往来也进一步推动了两国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显示,2008年之后中美两国旅游人次每年保持着11%左右的增长速度。

两国人文交流的日益密切,为双方其他领域进行深层次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如今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1〕。

总之,中美两国合作的日益紧密、利益的日益交融,成为发展整体关系的“压舱石”,而这背后离不开G20机制的撮合与协调。

(三)双方基础设施合作的不断加强基础设施是一项全球性的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诸如美英等发达国家也迫切需要更新本国落后的基础设施面貌。

在G20安塔利亚峰会上,各国领导人确定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实现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同意继续加大原有的投资力度,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且鼓励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新模式(PPP)以此来完成当年2%的世界经济增长率。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总额也从2004年的21054.5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102661亿元,年均增长速度19.25%〔2〕。

雄厚的资本优势和丰富的建设经验,成为中美两国基础设施合作的前提条件。

根据数据显示,在美国进口的机械设备中来自中国的份额已经从2000年的6.5%稳步提升到2011年的25.7%,中国已经取代日韩成为美国主要机械产品的供应商〔3〕。

除此之外,中国对美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技术革新和应用同样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了能够在G20机制中继续扩大两国基础设施的合作与交流,“2017中美基础设施合作论坛”于2017年6月在美国旧金山顺利召开,会议重点围绕美国基础设施项目机会、中美合作模式等话题展开研讨和互动。

总之,通过中美两国之间基础设施互补性的合作,大大扭转了美国长期以来基础设施资金缺位的窘迫现状。

二尧在G20治理框架下中美合作的障碍分析制度的概念以利益为基础,利益决定制度。

〔4〕G20治理机制作为一种应急机制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民族国家的问题逐渐的扩大化,需要在这个超国家治理平台上进行相互的协商与合作,避免国际秩序再次走向失序。

如果说G20各成员国在金融危机面前能够协同一致共勉时艰的话,那么随着全球经济的回暖各成员国之间原有的矛盾也就逐渐的显露出来,中美两国同样也不例外。

(一)美国金融霸权是中美合作障碍的根源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主动将G20升格为领导人峰会,2009年又急忙将其确定为全球经济协商的首要论坛,这些举动的背后并不是为了彰显什么国际主义和利他主义精神,而是美国基于世界经济发展新形势下的战略调整,目的是要继续保持自身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

换句话说,美国只是将G20作为缓解金融危机的手段而已,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国牢牢地坚守着两条底线:一是任何国家不得削弱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控制权,二是任何改革建议不得动摇美元的支柱地位。

〔5〕这种霸权理念体现在2009年和2010年的“IMF改革计划”之中。

虽然这两次改革并不会削弱美国在IMF中的影响力,但是美国国会却以“零和博弈”的思维来看待这两次的改革。

他们偏激的认为,这些改革的内容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颠覆,是要将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推向混乱的演练,并且用几百亿美金去救济与美国国家利益毫无相干的失败国家的做法,是对其经济主权的干涉,所以长期以来美国国会拒绝执行IMF的改革方案。

由于缺少美国的支持,IMF改革计划长期的被搁置。

透过这次IMF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出美国霸权主义的根基不仅仅建立在巨大的经济实力之上,而且是深深的融进“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之内,这就是中美两国在G20治理框架下进行深层次合作的根本障碍所在。

(二)人民币汇率问题在G20治理机制中,中美合作所遇到的最大现实障碍在于美国间断性的拿人民币汇率说事,指责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更是将人民币汇率做为自己竞选总统的资本,公然主张上任后对华实行强硬措施来促使人民币升值。

在2010年3月,130位两党主要议员联名向奥巴马政府写信,要求将中国标定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中国实施惩罚性关税。

在G20多伦多峰会召开后,美国国内主要政客加紧拉拢其他成员国,争取在G20首尔峰会上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做为核心议题,促使人民币升值。

那么,美国为什么非要逼迫人民币升值呢?美国单方面认为,中国政府背后一手操纵了人民币汇率,使得美国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奥巴马总统在国会演讲时就表示,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美国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罪魁祸首,还是长期以来对74--华贸易逆差的首要因素,甚至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最大帮凶。

然而,这些对人民币汇率无端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美国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应对全球化措施的失位,而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根源在于其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正是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在国际经济领域实行霸权独裁统治,才造成了如今全球经济失衡的局面。

另外,一国货币汇率的高低属于国家经济主权的范畴,美国凭借着金融霸权指责人民币汇率的背后有其不可告人的阴谋,这就是两国为什么在G20金融领域内迟迟不能团结协作的现实障碍所在。

(三)中美合作的其他障碍1.贸易摩擦不断。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长期增长乏力、国内失业率居高不再加上原有的贫富矛盾和地域发展矛盾等,使得美国社会正面临3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撕裂。

奥巴马政府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利用G20治理机制让其他成员国分担责任,另一方面自己却采取隐蔽的措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根据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报道,在2009年美国实施了46项与跨境商品和服务有关的保护主义措施,这其中闹得最凶的便是针对中国出口轮胎进行特保调查,针对中国油井管等多项钢铁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以及美国财政拨款法案中限制中国禽类肉制品出口等事件〔6〕。

总之,在2009年G20伦敦峰会之后,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占当年世界贸易摩擦总数的1/5左右,这些贸易摩擦既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也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发展。

2.G20议题设置的争论。

2010年韩国首尔峰会之后,G20走向了机制化的发展道路,讨论的议题也从如何应对金融危机转变为如何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中来。

本身来讲,G20作为全球经济的首要协商平台,是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美国却凭借着自身在G20治理机制中的优势地位,主张将讨论的议题扩大化和泛政治化,其背后目的是试图单方面引领和控制G20关于未来的议题设置。

中国对此表示反对并明确表示,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协商平台,并不适合承担起国际安全和政治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