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视角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_省略_证分析_以皖西北太和县为考察对象

产权视角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实证分析*——以皖西北太和县为考察对象窦祥铭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来,皖西北太和县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剧烈且有意义的变化,其中既有革命的辉煌,也有改革的曲折,对太和县农村社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本文通过梳理分析太和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得出农民与土地产权有效结合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生产最具效率,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近期可以考虑维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现状,通过强化农民土地产权而“淡化”农民集体所有权,进而使农村土地趋于成为农民个人的真正财产这一改革建议。

[关键词]产权　农村土地制度　实证[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13)—03—0020(05)[作者]窦祥铭　博士研究生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本文系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二元产权最新农地制改革模式研究”(编号:10YJA 770008)、2012年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新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研究:以安徽省太和县为个案”(编号:CXZZ 12-0375)的部分研究成果。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它的变迁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来的农村土地制度史实际是一部不断调整农村土地产权的历史。

一般认为,农村土地产权主要包括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当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整正是通过以上四权的调整而实现的。

在这60多年间,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既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伟大革命,也经历了喜忧参半的曲折改革,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研究这一阶段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及相关问题,发现其历史因素和变迁规律,有助于为未来构建更为合理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本文是以皖西北的太和县为个案的一项区域研究。

由于“区域研究的缺点在于没有一个地区能够适当地代表整个中国的复杂情况。

”因此,本文以太和县为个案的研究,只是试图为中国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选择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经验和借鉴,但绝非要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

一、土地农民所有制阶段(1952～1956年)旧中国太和县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并非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而是在土地私有的制度框架下,以土地地主占有、佃农经营,辅之自耕农经营的土地制度形态。

从历史上看,自明清以来,直至20世纪40年代,其制度特征并无实质性的变迁。

1951年7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太和县开展了全面土地改革运动。

8月中旬,太和县委先在杨油坊、刘楼、李湖、中心等4个乡进行土改典型试验,至9月2日结束,积累了经验,培训了干部。

9月21日,县委又举办500人参加的土改训练班,为全面开展土改作好组织准备。

太和县全・土地问题・ 农村经济 2013年第3期面土改运动分两批进行,第一批40个乡,投入的干部中,有区干40人,乡干148人,工作队527人,南京大学师生94人,共809人。

10月20日正式开始,至12月3日全部结束。

紧接着把下余的86个乡村,作为第二批,至1952年2月上旬结束,基本完成没收土地和其它财产的分配工作。

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576616亩,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雇农所有。

至此,全县土地改革后共有土地2817832亩,其中属农民个体所有的为2743166亩,占土地总数的98.77%,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

〔1〕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都统一归于农民,形成四权统一于一体的“单一土地产权结构”。

这一产权结构所形成的产权边界清晰,使农民获得了比较完整的排他性土地产权。

土地产权的取得,尤其是其中收益权的独享,极大地激发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土地资产的产出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因而取得了较好的产权效率。

如粮食平均亩产由1950年的34.5公斤增至1953年的80公斤,增产45.5公斤,净增132%,在关集区出现了胡培清小麦亩产600斤的高产典型(时为全国三等农业模范),这些都标志着太和县农业发展的一个新时代。

土地改革前后,为贯彻中共中央1951年9月《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精神,太和县委在农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

互助组主要分临时和常年两种,不改变所有制,不改变农户经营,只是劳动互助,解决单家独户发展农业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很受农民欢迎。

据统计,1952年春太和县互助组仅3640个,入组人数46126人,占农业人口的6%,其中绝大部分是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不到10个。

到1952年11月,全县互助组已达17936个,入组农户129913户,占总农户的67.43%,其中常年互助组有1641个。

〔2〕互助组是个体农民按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组成的一种劳动互助组织,也是为克服单个农户力量薄弱而形成的一种劳动联合形式。

互助组并未改变农村土地对农民所有、农民使用的产权结构及关系,因此,它并没有对资产产权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却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集中劳动和分工协作的优越性,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以魏庄乡为例,自土地改革后几年来,该乡经济发展较正常,中农化程度也较快。

中农户数由土地改革时的218户上升至514户,增幅达135%。

主要原因即在于几年来全乡80%的贫农参加互助合作,合理使用了劳力、畜力和农具,解放了小农经济的生产力。

〔3〕随着互助组数量的增多,太和县农业合作社也发展起来。

1953年11月,县委在常年互助组中优中选优,按典型示范的办法,试办了池庄、于赵庄、张路口等五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截止1954年11月底,全县已建成初级社256个,入社农户5784户,占总农户的3.52%,出现了三个初步合作化乡,6个或4个初级社以上的窝子乡。

〔4〕初级社在允许社员保留小块自留地的情况下,社员将土地交给合作社集体统一使用,收益分配方面实行评工记分,一般采用地三劳七(土地三成,劳力七成)或地四劳六的比例进行。

初级社建立后,农民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只是土地经营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由合作社集体统一行使,农民还拥有土地的处置权,退股自由,退社时可以要求退回其入社时带来的土地。

初级社既保留了农民土地所有权,又更好地发挥了土地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因而相比互助组则普遍实现增产增收。

1955年冬,太和县组织人员对全县471个初级社进行调查,其中增产的占91%,保产的占7.4%,减产的仅占1.7%。

〔5〕二、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阶段(1956～1980年)太和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后,伴随大踏步地实现全县初级农业合作化而迅速诞生的。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后,县境部分初级社逐步向高级社过渡。

县委首先在赵集、李台、张路口3个乡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截至1956年10月,全县共建成高级社204个,入社农户达173381户,占全县总农户的97%,基本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

〔6〕高级社废除了土地农民所有,社员除保留自留地的使用权外,土地实现了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收益分配上采取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标志着土地农民所有制改造的完成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在高级社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当时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怕合作社慢了当“小脚女人”,不顾实际,强行撮合;农民则怕入社慢了被当做“小脚女人”受批判,往往迫于形势而入社,并非自愿。

高级农业合作化,思想问题、实际问题成堆。

1956年粮食总产相比1955年减少了5300多万斤,农民收入也普遍减少,以王寨乡联新社社员收入情况调查来看,社员收入1956年与1955年比较,增收的仅7户,占总户的15.6%,减收的则多达38户,占总户的84.4%。

〔7〕1958年8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太和县按照省、地规划,强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至10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共建立起12个人民公社,下设265个生产大队1630个生产队,1961年又并为119个生产大队和942个生产队。

〔8〕人民公社是一种土地公有化程度更高、组织规模更大的产权组织形式。

这种土地产权下,土地农民所有的痕迹不见了,入社农民原先保留的退社自由所隐含的土地处置权也不复存在,而代之以高度集权的公有产权,彻底实现了四权归于一体的结构性转变。

农民失去了全部的土地产权,因而也就失去了经营土地的热情,加之四权统一于一体的产权安排的组织实施手段及组织规模与农业生产的特点相背离,从而产生激励不足和监督不力的不良后果,导致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影响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太和县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5674569万斤,1959年下降到5040300万斤,1960年进一步降至3327481万斤。

〔9〕1961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县委对公社规模作了调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全县恢复12个区制,改为一乡一社,共72个人民公社、598个生产大队、7000多个生产队。

此后,社队分合不断,时大时小,但人民公社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一直没有发生改变。

调整后的人民公社在土地产权结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将之前的土地公社所有,改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

生产队拥有了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以及除自留地之外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及部分的处置权。

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产权制度下,尽管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土地产权均不占主要地位,但它们却往往可以通过行政或经济的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对生产队的土地产权进行干预及制约。

生产队产权受到外部侵害,丧失了自主决策权,合作化和专业化的规模效益并不显著,加之农业劳动的监测高成本和监督困难及合作的强制性等因素,必然导致这一时期土地产权依旧低效率。

太和县1965～1978年农村经济一直徘徊不前,一是农业发展迟缓。

在这13年中,年均递增率农业总产值仅为1.9%,粮食总产量为2.5%,棉花为1.2%。

二是农民生活水平的增长几乎陷于停滞。

农民纯收入1965年为11090万元,1978年为14126万元,平均每年只增长132元。

农民人均收入则处于负增长, 1978年相比1965年减少20元,减幅达12.7%。

〔10〕三、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阶段(1980年至今)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如何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集中主要精力搞好农业,并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其总的精神是“端正政策,团结农民,鼓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