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传统

绪论：略论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传统——以西方小说为参照系的思考中国古代小说有着独特的民族传统。

当然，这种独特性是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小说传统相对照而存在，如果孤立的考察，不容易说得清楚。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试以西方小说作为参照，做一个大略的比较分析。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全面的过细的精确的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就几个主要的方面进行一下探讨。

一、中国古代小说以散文叙述为主体；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先后发生，相互影响和不平衡发展。

这是古代小说史变迁的一大特点。

西方小说源于神话，古希腊游吟诗人和诵诗人在神话的基础上编为史诗。

史诗的这种诗体叙事影响很大，直到中世纪发生的骑士传奇小说也还是诗体的。

所以虽然西方散文体小说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有了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但它的主流很长时期一直是诗体小说。

直到到14世纪中叶，随着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出来，散文体小说才逐渐崛起。

然而晚至19世纪英国拜伦的《唐璜》、俄国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等名著，也还是诗体小说。

所以，韵散并行，由诗体演化为散文体，是西方小说文体发展的特点。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发展则不然。

中国很早就提出了“小说”的概念。

“说”，《说文》释为“悦怿”、“谈说”，东汉刘熙《释名》解为“述也，宣述人意也”。

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称小说源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所以一开始就是“谈说”、“宣述”的形式。

反观中国古代的叙事诗不是很发达，虽然春秋以前就有采诗制度，但那是向天子打小报告。

我们没有西方古代那种游吟诗人和诵诗人，所以中国最早的小说只能是散文的。

后来说话艺术产生白话小说，说话人也主要是“说”。

虽然白话小说中也间杂诗词曲等韵文，也是少量的，而且多用于抒情、评论或渲染环境气氛，与西方小说用诗体叙事不同。

汉、晋时期也产生过有较强故事性的叙事诗，如《孔雀东南飞》，但除了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很深的胡适把它看作小说外，古今同此见识者不多。

古代也有用骈体写小说的，如唐代有张文成《游仙窟》，清代有陈球《燕山外史》，但都不成气候。

中国小说史上题为“诗话”、“词话”的，也只是稍多几首诗词小曲而已。

所以说，中国古代小说在后世的发展仍是以散文体为主。

这个传统单纯而悠久，使得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艺术能够有最充分的发展，形成独特的风格。

中国古代小说又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语体系统。

文言小说自先秦发生，绵延至清末才归于消歇。

它能维持数千年之久，这也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长期延续的结果。

而西方古代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它的国家一度沦亡或数度沦亡后，还能使自己的语言一直保持官方的地位稳定不变。

欧洲所谓“文艺复兴”，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找回和发扬因中世纪蛮族入侵而中断了的拉丁语文化。

只有中国古代，无论怎样改朝换代，包括元朝和清朝的统治，都未能中断官方汉语雅言的传统。

所以数千年来，文言文就这么通行下来，文言小说也就生生不息。

直到唐宋话本小说产生，后又衍出章回说部，白话小说遍满人间，文言小说照旧有相当数量的作者和读者，甚至曲终奏雅般地在清代出现了《聊斋志异》这样一部辉煌的巨著。

虽然近代以来废止文言才有了新文学，但是，时至今日，已没有什么人不以中国古代有那么丰富的文言小说为珍贵的文学遗产了。

约当中国晋末至元朝初年的公元4世纪至13世纪末，是欧洲的中世纪。

那时欧洲小说盛行的是骑士传奇，“这种文学把贵族的精神气质和对爱情的崇拜结合在一起”，还远未成为市民的文学。

但在中国，8 世纪时的唐代中叶就已有了“人间小说”（《唐会要》卷四），或称“市人小说”（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砭误》），亦即市民文学的白话小说。

今天我们还能见到这类小说的钞本，如敦煌抄本《庐山远公话》（东晋名僧慧远）、《秋胡小说》、《唐太宗入冥记》等。

所以，作为市民文学的小说，在中国要比西方早出现了几百年。

这是唐代城市经济发达，思想又比较开放所造成的文学进步。

具体原因中，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当时使印传佛教迅速中国化的寺院“俗讲”，它催化了民间讲故事的活动，进而形成为说话艺术。

总之，与西方相比，中国较早地发展了具有市民意识和市民喜闻乐见形式的小说；并且因为源于说话的缘故，后世形成“章回”体裁，直至清亡，没有根本的改变。

这无疑又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民族特点。

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显然文言比白话的发达要早得多。

当标志文言小说艺术成熟的唐代传奇小说兴盛之际，白话小说还刚脱胎于说话而萌芽。

但是，宋代弥漫朝野的说话艺术很快推动话本小说崛起于说苑，并逐渐占据了中心地位。

旧的成熟的文言小说的范式衰落了，新的白话小说的范式建立和逐渐完善起来。

这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次最重大的历史变迁，在本质上是封建贵族文化的没落和市民文化的崛起壮大。

但是，这两种小说文化的关系，不仅是相互的对立和此消彼长，也还有相互的借鉴和补益。

早期的白话小说几乎无不从前朝或当代的文言小说汲取题材和技巧。

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记宋代说话人须“幼习《太平广记》（宋初李昉等人奉旨而编的大型类书，收集了自秦汉至宋初一千多年的野史小说），长攻历代史书”，“《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夷坚志》：宋人洪迈所著志怪小说集，是宋代规模最大的一部。

）。

说话人中有所谓“乔万卷”、“许贡生”等，大约都是熟知历代文言故事的落魄读书人；今天所见宋元话本的存篇存目，也使我们知道当时话本小说题材源本于文言小说的状况是如何普遍。

（如《陈巡检梅岭失妻》，猿窃妇人的故事西晋张华《博物志》、东晋干宝《搜神记》就有记载，此篇当是根据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加以变化而成。

又如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传奇类著录有《章台柳》，当是从唐代许尧佐《柳氏传》敷衍而成。

）甚至宋元小说话本中有一类标为“传奇”，显然是沿自唐代文言小说而来。

后世凌濛初等人的拟话本创作，也还有不少从《夷坚志》等文言小说取材。

但是，总的说来，这两种文化上下交流的过程中，宋以后的文言小说更多地得到白话小说的滋养，许多作品的题材人物逐渐平民化了，语言也渐趋平易，甚至是间用口语。

如宋代沈氏所撰《鬼董·裴端夫》中女鬼曰：“奴奴小孩儿，都不理会得。

”完全是小女儿家常语。

《聊斋志异》大量杂用口语，显然也有白话小说的影响。

（《翩翩》写仙女翩翩与罗子浮成就姻缘，花城娘子来访，两人一段对话：一日，有少妇笑入，曰:“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

女笑曰:“花城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姑子：女冠（女道士）的俗称。

唐传奇《霍小玉传》有“苏姑子作好梦也未？”的问话，所以“×姑子作好梦”可能是旧时歇后语，指盼嫁如意郎君。

这里花城娘子问美满姻缘，何时结成？///“今日西南风紧”二句：翩翩对花城的戏谑之词，意谓今日好风作美，送你到意中人身边。

///小公子生了吗？///瓦窑：烧制砖瓦的窑，用以戏称专生女孩的妇女。

《诗·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弄之璋。

乃生女子，……载弄之瓦。

”瓦，古代纺砖。

///何不带来？这一段对话，既用了“小鬼头”、“小哥子”、“快活死”、“西南风吹送来”等一系列口语，显得生动活泼，同时又用了《霍小玉传》里“苏姑子好梦”一典和《诗经·小雅》中“瓦窑”一典，使文章不仅读起来亲切，而且脱去俗尘。

通过口语化的对语，我们仿佛看到两个美人在亲热地开玩笑。

）甚至于有的作家既是文言小说的作者，又写作白话小说，如冯梦龙，除了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智囊》、《古今谈概》、《情史》等文言小说作品。

总之，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文言与白话两种书面语体的先后出现、此消彼长和相辅相成，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

对于唐以后的小说史，我们不能因为文言小说的衰落而过分轻视它的存在和价值。

即使从白话小说的成就与发展着眼，也应该对这一时期文言小说的状况有足够的重视和了解。

前面我们提到，在中国，作为市民文学的白话小说的发生要早于西方，按理说是可以较早地进步为以启蒙民主思想为特征的近代类型小说的。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究其根源，是中国封建社会强韧的调节力延缓了它自身的衰亡，推迟了近代社会的到来。

市民阶层、商品经济及商品意识长期被局限于下层社会，从而使白话小说没有也不可能及时受到知识界的重视和提倡。

宋元话本大量散失，就表明了它备受压抑和冷落的命运。

这大约与明前期的专制政治有关。

直到明中叶以后，封建统治因腐朽而松弛削弱，市民力量和反映其社会要求的个性解放意识，才通过某些进步思想家和文人的活动曲折表现出来。

这就是李贽、袁宏道、冯梦龙等人对小说的提倡，以及由此而兴起的大规模整理和创作白话小说的风气。

社会开始以异样的眼光看待白话小说的价值。

但白话小说口头上还不能不标榜有利于封建的教化。

即使如此，白话小说也还是没能取得官方和上流社会的真正认可。

最显著的证明，就是迟至清代修《四库全书》也绝不收录它，更不用说连绵不断的禁毁。

所以就如同市民在中国封建社会从未得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一样，由他们创造和支持起来的白话小说也从未真正取得文学上的地位，从而不能吸引更多有才智的文人从事于它的创造；所以白话小说不能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划时代的进步和突破，也就是必然的事了。

到了18世纪，中国“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西方小说中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分子已迫使贵族人物步步退却了。

而与此同时，中国还有纪昀等倡导笔记小说的复古潮流方兴未艾。

历史在这里拉开距离并逐步拉大了距离。

当我们充分肯定中国古代小说的悠久传统和伟大成就时，也不能不看到它身荷沉重的负担，在长途跋涉后已经是步履蹒跚，终于在近代到来的前夕无可奈何地落伍了。

这就是为什么五四新文学运动起来，人们一面拿白话小说做打倒文言的武器，一面却又轻视它的价值，甚至于有人说：“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钱玄同《答胡适之》）。

这当然是偏激的意见。

但是，中国古代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没能及早突破古典的传统，乃是招致五四新文学家非难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古代小说张扬群体的价值，忽视乃至压抑个性；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人际关系的协调，缺乏对人的内心世界的体察和探讨人类是由个体组成社会而存在和发展的。

在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中，西方各民族自古比较注重个人的价值，进而强调个体的自由意志和权利。

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更多地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

从荷马史诗“阿喀琉斯的愤怒是我的主题”（《伊利亚特》），到文艺复兴以来各种以个性自由、人的解放为反封建旗帜的文学流派，都贯穿着肯定自我的价值取向。

即使在中世纪神学统治的时代，文学降为神学的侍婢，也还以企求个人得救的形式曲折表现了对自我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