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

注：一共有5个人的理论ABCDE，其中第三个人的理论不要了，它写得不清楚。

第五个理论他只是简单提了一下，也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重点是ABD三个理论。

我把其中与中国相符的部分用红笔标示了。

这5个理论分别是：A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的6大价值取向理论(1961)；B郝夫斯特的文化维度理论(1980，1991)；C蔡安迪斯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1995)；D强皮纳斯的文化构架理论(1993，1998)；E以及舒华兹的10大价值取向理论。

在本章的结尾，我会对这些理论之间的异同做一个比较分析，便于我们看清文化研究者的基本思路。

A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的6大价值取向理论(1961)；较早提出跨文化理论的是两位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Kluckhohn & Strodtbeck，1961)。

克拉克洪曾是哈佛大学的教授，现已故世。

她曾参与太平洋战争时美国战争情报处(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组建的一个约30人的专家队伍，研究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民心和士气。

该研究小组通过对日本民族的心理和价值观的分析，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不要打击和废除日本天皇的建议；并依此建议修改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言。

二战后不久，哈佛大学加强了对文化价值研究的支持力度，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资助克拉克洪等人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一片有5个不同的文化和种族的社区共存的方圆40英里的土地上展开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

6大价值取向理论就是研究成果之一，发表在1961年出版的《价值取向的变奏》一书中。

他们认为，人类共同面对6大问题，而不同文化中的人群对这6大问题的观念、价值取向和解决方法都不尽相同。

正是这种不同体现出这些群体的文化特征，从而可以描绘出各个文化群体的文化轮廓图，而将不同的文化区分开来。

他们提出的这6大问题是：(1) 对人性的看法；(2) 人们对自身与外部自然环境关系的看法；(3) 人们对自身与他人之关系的看法；(4) 人的活动导向；(5) 人的空间观念；(6) 人的时间观念。

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从自己的研究出发，指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在这6大问题上有相当不同的观念，而在这6大问题上的不同观念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态度和行为克拉克洪和斯乔贝克的6大价值取向理论（1）不同文化中的人对人性的看法有很大差异。

比如，美国文化对人性的看法比较复杂，不单纯地认为人生来善良或生性险恶，而认为人性可善可恶，是善恶混合体。

他们同时认为人性的善恶有可能在出生以后发生变化。

基督教的原罪说反映的是人性恶的理念，通过忏悔和行善可以洗脱罪孽、升上天堂，反映的则是人性可变的信念。

相反，有的社会对人性采取较单一的看法，比如，中国的“人之初性本善”表现的是对人性的乐观态度，而“三岁看老”则有一点人性难变的假设。

这一点表现在管理上，美国强调制度，尽可能考虑人性恶可能带来的坏行为，在设计制度时严密仔细，事先设置种种限制以防坏行为发生；而中国则从人性善的角度，假设人不会做坏事，所以制度稀松，漏洞百出，到坏事发生的时候再去修补制度。

克拉克洪和斯乔贝克的6大价值取向理论（2）在人们对自身与外部自然环境关系的看法上，不同文化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知道很多中国人讲求“风水”，选厂址、造房子、建工厂，都得先看风水才能决定。

另外，房子的朝向、形状等也都得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和谐，那样才能人丁兴旺，生意兴隆。

像海尔的工作大楼四面看上去都一样的设计恐怕就与此有关。

而美国人就几乎不考虑建筑与风水的关系，强调的更是人通过改变自然环境去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达到自己的目标。

因此，人主导环境是美国文化的特色，而人与环境和睦相处即为中国文化的特点。

这样的价值取向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事件的反应。

比如，2005年在印尼发生的海啸事件(Tsunami)，虽然大家都认为是天灾，但对天灾的归因却能反映出文化的差异。

大部分的东南亚人将此事归结于命运，赶上了算是天意，虽然悲痛，但没有什么可以太抱怨的。

也有的东南亚人认为此天灾的降临是人冒犯自然的结果，是人得罪了老天爷遭到的报应。

美国人有完全不同的反应。

他们认为，这是人类预测不准确，对可能的灾难预防准备不够的结果。

所以，如果我们能设计更科学精确的仪器，或对可能发生的灾难提前准备好逃脱方法的话，这样的灾难就完全可以避免。

再比如2008年在中国四川汶川发生的特大地震，是天灾还是人祸的讨论也能反映出对人类自身与客观环境关系的理解。

强调天灾的人认为地震是天意，不由人控制，因此失去一些人的生命很正常，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但是持人祸理论的人则认为造成地震的原因就与人类本身的行为有关，比如有人提出建设三峡大坝与地震之间有直接关系，而大部分中小学生的死亡更与校舍的豆腐渣工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因此，如果人类的行为得当，一些灾难都可以被避免。

从对汶川地震人员伤亡的归因上，就是生活在同一中华文化之下的中国人，也可以看见个体之间的归因差异。

因此，文化差异在微观层面也可以通过个体差异来表现。

克拉克洪和斯乔贝克的6大价值取向理论（3）同样，不同文化中的人对自身与他人之间关系的看法也很不相同。

中国人把个体看成是群体的一员，个人离开群体很难生存。

个人不应有与他人不太相同的特征，应该尽量合群，左右逢源。

一个人如果个性太突出，太与众不同，就可能遭排斥，而变得格格不入。

在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则应该牺牲自己的利益保全集体的利益，应该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应该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长期以来中国宣传的英雄人物几乎都是或多或少具有这些品质的。

而美国文化恰恰相反。

他们认为人应该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应与众不同，都应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否则上帝没有造你的必要。

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而不是对别人负责；或者说是先对自己负责再对别人负责。

比如在飞机上，当有意外要发生的时候，指导语写的是：“先救自己，再救别人。

”而不是不顾自己，“救…同志们‟要紧”。

另外，他们强调人的独立性，而证明独立性的重要一点就是成年之后离开父母生活，自己打天下。

所以，美国青年18岁就离家生活，即使自己的学校或工作地点离父母家很近，也一定会自己另找房子，独立生活。

从另一方面来说，父母即使再不愿意，也不得不将孩子送出家门，以培养他们的独立精神。

再看看在中国，许多青年成人后依然与父母同住一个屋檐下，直到结婚才搬出去住，觉得很自然，本人也好，父母也好，社会也好，都认为理所当然。

克拉克洪和斯乔贝克的6大价值取向理论（4）第四，人的活动取向是指一个文化中的个体是否倾向于不断行动。

比如，美国社会是一个相当强调行动的社会，人必须不断地做事，不断地处在动之中才有意义，才创造价值。

更有甚者，不仅要动，而且要快。

美国有一本管理杂志题名《快速公司》(Fast Company)反映的就是这种价值观。

而美国人创造的快餐食品，速递公司，也都是行动导向文化的产物。

虽然美国的这种行动文化已越来越成为商业社会的重要特点，但在许多亚洲社会里，静态取向，安然耐心仍然被视为美德之一，而非无所事事的表现。

有时候，甚至提倡“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强调无为而治。

所以，当美国人发现问题的时候，总是倾向于立即找出解决方法，然后实施；而东方人有时会选择静观，什么也不做，让时间和外界环境自然成熟，再抓时机去把问题解决掉。

而这样的智慧则很难被美国人接受。

克拉克洪和斯乔贝克的6大价值取向理论（5）人在关于空间的理念上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也非常显著。

中国人倾向于把空间看成公共的东西，没有太多隐私可言；而美国人、德国人却倾向于把空间看成是个人的私密之处，他人不能轻易走近。

中国家庭中的房间常常没有单独的门锁，家里任何人都可随意进出，包括父母的房间，孩子的房间更不用说了。

父母进入孩子的房间无需敲门，有的父母甚至擅自拆读子女的信件、翻阅子女的日记而不以为然。

美国家庭的房子每一个睡房都有门锁，有的孩子还在门上贴上一个大大的“停”(STOP) 交通管理标志，以幽默的方式提醒别人尊重自己的隐私。

在德国，办公室的门都是紧紧关着，居民区的房屋更是大门紧闭，窗户严实，连窗帘都一丝不苟地拉下。

相反，日本人的工作空间是公共的，他们设计的办公室巨大，办公桌之间并无隔板，每一个人都能看见另一个人在做什么，或者另一个团队的人在聚会与否。

曾经有一个案例讲的就是日本公司在美国遇到的问题，他们的办公室设计方案遭到美国员工的强烈反对，甚至引起了法律纠纷。

克拉克洪和斯乔贝克的6大价值取向理论（6）最后，身处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对时间的看法更加表现出文化差异。

对时间的看法主要涉及两个层面。

一个是关于时间的导向，即一个民族和国家是注重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另一个层面是针对时间的利用，即时间是线性的，应在一个时间里做一件事，按计划和时间表行事；还是时间是非线性的，在同一时间里可以做多件事，不应该绝对按照时间表行事，应该灵活机动。

关于时间的导向，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关注过去和现在，而较少注重未来；美国文化则很少关注过去，基本着眼现在和未来。

这种导向的一个表现可以从中美两国创造的文学、电影和艺术作品中稍见端倪。

美国是科幻小说大国，科幻电影大国，关于未来外星人的入侵，机器人对世界的占领和威胁，星球大战的爆发，地球生态的哗变，如此种种，大多是美国文化的产物。

近年来美国流行幻想世界的末日到来会是怎么一种情形，当整个世界只剩下一个人(如电影《I am Legend》)，或者人类灭亡消失之后的地球会是什么模样(如畅销书《The Earth without Us》)。

中国至今没有拍过一部类似的影片。

相反，看中国的电视频道，十有七八放着古装电影、戏剧或电视连续剧，唐代的、宋代的、清朝的……一部接一部，乐此不疲。

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具有这种内容的影视作品已经超过1000部！这种时间导向的另一个表现反映在做事的计划性上。

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第一次与导师见面，他就给我一本日历，在日历上我看见一个学期的会议都安排好了，例如，每周一下午四点钟在301房间，开会讨论所有的与教学有关的事宜。

我当时大吃一惊，心想怎么开学第一天已经把整整一学期的会都计划好了，这在国内时我从未遇见过。

后来去上课，发现教授也总是在第一天把一学期的教案都给我们，每一次课程的讨论题目，需要阅读的文章索引，对每一节课的准备要求，一切都写得清清楚楚。

这在国内时我也不曾经历过，很受触动。

在商业运作中，在管理中，美国人则更讲究计划性。

如果你去看任何一个美国经理人的日历本，或者是电子日历，上面通常都已写下了未来几个月的安排：商务会议，谈判，出差计划，休假日期，以及与别人的午餐约会，晚餐约会等。

远程的商业活动更是提前半年一年就开始做安排了。

这种习惯让着眼于过去和现在的文化中的人很难适应——你怎么可能知道你在半年后的某一天几时几分会有空呢？我怎么可能现在就与你定下半年后的一个约会呢？实在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