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心》的两个视角

1 《黑暗的心》的两个视角

——选自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第23-40页

统治与权力和财富的不均是人类历史中长期存在的事实。但在今天的全球背景下，这也可以解释成与帝国主义、它的历史与它的新形式有关。当代的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在许多方面还是像它们被欧洲大国直接统治时那样。一方面，这是自伤的结果。 V. S. 奈保尔（ Naipaul, V. S. ）这样的批评家时常说，他们（谁都知道“他们”指的是有色人、外国人、黑鬼）咎由自取。不停地谈帝国主义的后遗症是无济于事的。另一方面，把当前一切的不幸都算在欧洲人身上也并非一个好办法。我们需要做的是，把这些问题看作互相依附的历史的网络。对此加以抑制是不正确的，而理解将是有益和令人感兴趣的。

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复杂。假如你坐在牛津、巴黎或纽约，你告诉阿拉伯人或非洲人他们属于一种基本上有病的或不可救药的文化，你很难说服他们。即使你能说服他们，他们也不会承认你根本的优越性和你统治他们的权力，尽管显然你很有财富和权力。在各个殖民地，白色主人一度没有遇到挑战，但最后还是被赶了出去。这种对立的历史是显而易见的。相反，胜利了的土著很快就发现，他们需要西方。完全独立的想法是为法农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设计的民族主义幻想。民族资产阶级反过来时常用残酷的剥削和专制来管理新国家，使人想起了那已走掉的主人。

因此，在 20 世纪末，上个世纪的帝国传统以某种方式在自我重 2 复，虽然今天不再有巨大的空间和正在扩张的边界，也没有令人兴奋的移民点可设立。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环境中。大量生态的、经济的、社会和政治的压力撕扯着它刚刚被人认识到、基本上还未得到解释和理解的机体。一个人只要对这个机体有个模糊的整体概念，就会震惊于那些爱国主义、沙文主义、种族的、宗教的、民族的仇恨等等观念是多么无情自私和狭隘。这些观念事实上可以导致大规模的破坏。这个世界简直再也经受不起这样的破坏了。

不能错误地认为一个和谐的世界秩序的模式就在眼前。认为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和“无限主权”可以使力量变成行动，因而可以有利于和平和社区的发展的观念也是不够诚实的。美国与伊拉克的冲突和伊拉克因为石油而对科威特进行的侵略即是明显的例子。奇怪的是，进行这种相对本位主义思想和行动教育的情况仍很普遍，并未受到制止，被人不加批判地接受，一代又一代地在教育中反复原样出现。我们接受的教育让我们敬仰我们的国家，尊重我们的传统；要我们坚定地寻求国家和传统的利益，而不管其他社会如何。一种新的、并且我认为是令人吃惊的部落思想正在损害和破坏社会、分裂人民、鼓动贪婪和血腥的冲突和张扬乏味的、关于少数民族或群体的特殊性，而很少把时间花费在“了解别的文化”上－这个短语有一种无意义的模糊性－而是用来研究相互的往来，即国家社会和群体之间每日、甚至每分钟发生的时常是有成果的交流上。

没有任何人能把这整个图像记在头脑中。这就是为什么应该首先考虑几个比较突出的帝国历史的定位问题。帝国的地理和多方面的历 3 史造成了它的基本特征。首先，当我们回顾 19 世纪时，我们可以看到，走向帝国的努力实际上把地球的大部分臵于少数大国的统治之下。要理解这一情况的意义，我建议可以读一下某些内容丰富的文化材料。在这些材料里，一方面是欧洲或美国，另一方面是被帝国主义占据的世界。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双方而言都是生动的，内容充实又明白易懂。然而，在我从历史的角度系统地这样做之前，看一看在最近的讨论中还存在着什么帝国主义的残余，是很有意义的准备工作。这是内容丰富、很有意思的历史遗产。它很矛盾，既是全球性的，又是地方性的。这也说明帝国的过去怎样仍然存在，并引起正反两文的激烈辩论。因为这些历史的遗迹存在至今，而且近在手边，可以指出一种学习历史的方法－历史在这里最好用复数－这个历史是帝国制造的。它不只是白人男女的故事，还有非白人的故事。他们的土地和基本生存就是问题的中心，尽管他们的声音遭到否定和漠视。

时下一个关于帝国主义遗产的重要辩论－西方媒介如何报道“当地人”的问题，说明了这种互相依存与重叠的持续性。这不仅表现在辩论的内容中，而且表现在形式上；不仅表现在说些什么上面，也表现在怎样说、由谁说、在哪里说和为谁而说上面。这很值得加以研究。但做这个研究需要一种不易掌握的自律，因为对抗的方式是现成的，唾手可得。 1984 年，早在《撒旦诗篇》出版以前，萨尔曼〃拉什迪（ Rushdie, Salman ）研究了关于英国统治的大量电影与文章，包括电视系列片《王冠上的钻石》（ The Jewel in the Crown ）和大卫〃里恩（ Lean, David ）的影片《印度之旅》。拉什迪指出，由对 4 英国统治印度的深情怀念所勾起的怀旧情绪恰好与福兰克群岛战争同时发生。而且这些作品的巨大成功所代表的“改变了的统治的出现，是现代英国保守思想兴起的艺术表现形式”。评论家只听到了他们所谓的拉什迪的公开抱怨，但似乎没有理会他的主要观点。这个观点本来对知识分子应是有吸引力的。乔治〃奥威尔（ Orwell, George ）把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比作处在鲸鱼内或鲸鱼外。这个比喻已不再适用；拉什迪眼中的现实实际上是“没有鲸鱼”的。这个世界没有安静的角落，不可能躲开历史、躲开喧闹、躲开可怕的、吵吵嚷嚷的大惊小怪。但是，拉什迪的主要论点被认为不值得拿出来讨论。相反，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殖民地解放以后，第三世界是否变坏了，是否可能更好些，或者一般说来是不是要听一听那些少数的－或者很少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说法。他们断然地把他们国家现在的野蛮行为、专制和堕落主要归咎于他们自己的历史。在殖民主义到来以前，这历史就很糟糕，而在殖民主义以后又回到原来的状态。这个论点认为，与其有个荒谬的、装腔作势的拉什迪，不如有个无情的、诚实的 V. S.

奈保尔。

人们可以从拉什迪事件搅动起激动情绪的前前后后得出结论，西方有许多人开始觉得事情到此已经够了。在越南战争与伊朗事件－请注意，这些标签通常被用来指美国国内的创伤（ 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生动乱、公众对于 20 世纪 70 年代人质事件的焦虑），也指国际冲突以及越南和伊朗落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手中这样的事件－在越南和伊朗以后，防线必须加以守卫了。西方民主受到了打击。即使受 5 到的打击在国外，仍然有一种如吉米〃卡特（ Carter, Jimmy ）奇怪地形容的那样“两败俱伤”的感觉。这种感觉导致西方重新考虑整个非殖民化的过程。他们的新估计认为，“我们”给了“他们”进步和现代化，这难道不是真的吗？难道我们没有向他们提供秩序与一种稳定，而这种秩序与稳定是他们以后未能自己提供的？难道相信他们取得独立后的能力是相信错了吗？就因为它导致博卡萨和阿明的上台，还有像他们一样的拉什迪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是不是应该保住殖民地，约束臣民和低等民族，忠于我们的文明职责呢？

我认识到，我刚才再现的不完全是事件本身，而或许是幅讽刺画。尽管如此，它和许多自认为是西方的代言人的人所说的话令人不安地相似。似乎无人怀疑，一个单一的“西方”事实上存在过，正像一次又一次的概括所描述的前殖民地时代也存在过一样。把事情抽象和概括化，随之而来的，是寻求一种虚幻的西方的赐予和施舍的历史，是一次次西方人崇高的赐予的援手被忘恩负义地咬伤。“我们为他们做了这么多好事，他们为什么不感激我们呢？”

把这么多东西塞进那个“好心不得好报”的公式是多么容易啊。然而，被蹂躏的殖民地人民却被摈弃或遗忘了。在许多世纪中，他们忍受了即决审判和无尽的经济压迫。他们的社会与私人生活被扭曲。欧洲人不变的优越地位带来的是他们毫无要求的屈从。仅仅记住千百万非洲人被用来进行奴隶贸易，这只是承认维持那优越地位的难以想像的代价。可是，最经常被忽略的，恰恰是在记载详细的充满暴力的殖民主义干涉历史中那无数的事例－这种干涉浸透到殖民地制度两 6 边的人和社会生活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里。

应该注意的是，在西方占有首要地位、甚至中心地位的这种当代话语的形式是多么全面，它的态度与姿态多么涵盖一切，它所包括、压缩和加强的与它所排斥的同样多。我们突然发觉在时间上自己被向后推到了 19 世纪末。

我认为，这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在康拉德写于 1898 与 1899 年之间的伟大的中篇小说《黑暗的心》（ Heart of Darkness, Garden

City ： Double Day, Page, 1925 ）的复杂且丰富的叙述形式中被捕捉得十分巧妙。一方面，叙述者马罗承认一切话语的可悲的窘境－“不可能根据个人的存在表达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生活感觉－而个人的存在又造成了那个时代的真理、意义和微妙的、深刻的本质。我们活着，我们亦梦着－只有我们自己。”然而，马罗还是努力通过讲述自己到非洲内陆去找克尔茨的旅行来表现克尔茨的非洲经历的巨大魅力。这个叙述又是直接与到黑人世界中去的欧洲传教团的拯救世界的力量，以及伴随而来的劳而无功和恐怖联系在一起的。凡是在马罗极为感人的叙述中丢掉或省略、甚至编造的东西，都在充满历史感和时间推移的叙述里得到了补偿。这个叙述有时离开了正题，还有许多描写和令人兴奋的冲突等等。马罗讲述他是怎样走到克尔茨的大本营的－他现在已经成了它的消息来源和权威了－他的叙述呈大大小小的螺旋形向前移动，很像逆水行舟那样。然后，他又直奔所所说的“非洲的心脏”。

马罗与不合时宜地穿着白色制服的文员在丛林中相遇了。后面的 7 几段谈到了这段经历。他后来又遇到了一个被克尔茨的天才深深打动了的、半疯的、小丑似的俄国人。可是，在马罗的犹豫不决、他的逃避和他对自己感觉和思想的奇怪沉思的背后，是毫不退缩的旅程本身。尽管有许多障碍，他还是穿过丛林，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克服了艰难困苦，直达丛林的中心，即克尔茨的象牙贸易王国。康拉德想要我们看到，克尔茨伟大的掠夺冒险、马罗逆流而上的旅途以及故事叙述本身，有个共同的主题：欧洲人在非洲、或在非洲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控制力量与意志。

使康拉德与同时代的其他殖民主义作家不同的是，他对自己所做的非常敏感。这与殖民制度把他，一个波兰移民，变成了帝国主义制度的一个雇员有一定关系。所以，和他别的小说一样，《黑暗的心》不可能只是马罗的冒险历程的坦率再现：它也是马罗这个人的戏剧化再现。他是昔日在殖民地里游荡的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把他的故事讲给一群英国人听。这群人大部分来自商业界。康拉德以此来强调： 19 世纪 90 年代，一度是冒险而且时常是个人行为的帝国事业（ business of empire ），已经变成商业帝国了（ empire of

business ）。（很凑巧，我们应当注意到，大约在同时，哈尔弗德〃麦金（ Mackinder, Halford ），一位探险家、地理学者和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者，在伦敦银行研究所做了一系列关于帝国主义的演讲。康拉德也许知道这件事。）马罗叙述近乎逼人的力量给我们留下一种十分确切的感觉，使我们觉得无法逃脱帝国主义的历史力量。同时，帝国主义具有代表它所统治的一切发言的力量。虽然如此，康拉德向我们 8 表明，马罗所做的依然是有前提的。他只是面对一群心态相同的英国听众，而且只限于这样的情景。

可是，康拉德和马罗都没有使我完全看到，在克尔茨、马罗、“奈利”号甲板上的一圈听众和康拉德自己所体现的，征服全世界的态度以外是什么。我这样说的意思是，《黑暗的心》具有强大的力量，可以说，它从政治和美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帝国主义式的。这在 19 世纪的政治，美学甚至认识论上已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假如我们不能真正了解别人的经验，我们因此必须依靠丛林里的白人克尔茨、或另一个白人马罗作为故事叙述的权威，那么，寻找非帝国主义的经验是不会有结果的；帝国主义制度干脆把它们消灭了，或者使之无法被想像。这个圆圈如此完整，在艺术上和心理上都是无懈可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