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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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作者:陈光来源:《法制与社会》2019年第17期关键词“知行合一” 王阳明道德哲学“心即理”作者简介:陈光,河北大学中国哲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B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 ;DOI:10.19387/ki.1009-0592.2019.06.226王阳明是明代心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心学理论构建,不仅是对宋代陆学的重大转向,更对后世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理论中极富特色的观点之一。
对“知行合一”的理解,不能局限于通常文字释义下,而应融于王阳明整个思想体系与语境当中。
本文以王阳明思想中的善恶动机作为出发点,意图解构出王阳明知行观的逻辑顺承与关系。
王学建构的起点,是他的“心即理”命题,反观他的“知行合一”说,亦是如此。
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这是他与朱熹理学分道扬镳的标志,他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吾心之处事物纯乎理而无人伪之杂谓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处物为义,是吾心之得其宜也。
义非在外可袭而取也。
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
王阳明指出了心所统摄的包括道德行为和道德规范的基本理,同时也对何为善做出定义,心处事物,尽心体之理,无私欲人伪之杂即是纯善。
圣人讲克己复礼,就是对人私欲的一种限制,认为克尽私欲,就能事事为公,体证大道。
王阳明重新审视《大学》,认为《大学》中的“诚意”功夫是知行合一的重点: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
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
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
這是王阳明用诚意解《大学》,诚意之功囊括了整个《大学》思想。
反映到知行合一当中,就是处理事物的动机是否存有私欲,这也是王阳明善恶动机在知行合一理论中分道扬镳的重要起点,对善念的高要求,对恶念的不留情,体现着王阳明对道德至上的无限追求。
浅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摘要:“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哲学思想中最有特色又最难理解的一个命题。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探讨的并不是认识论问题,他主要基于道德实践的独特视角提出了这一命题。
本文主要从提出的角度、基本含义、目的和层次三个方面对“知行合一”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
关键词:王阳明“知行合一”道德实践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话题,许多思想家对此都有自己的见解。
在知行问题上,王阳明反对程颐和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
一、“知行合一”提出的角度“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哲学思想中最有特色又最难理解的一个命题。
之所以难理解,不在于它本身的纷繁复杂,而在于它提出角度的特殊性。
道德的角度构成了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最基本、最独特的视角。
一般来说,知行问题属于认识论的范围,所以,人们习惯于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知行合一说。
但是,王阳明对本体论的“天理”作了伦理道德的规定,因此,践行天理的“知行合一”就不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一个道德实践与道德修养问题。
从认识论上看,我们可以根据知行概念的逻辑关系去规定它们的实践关系。
就是说,可以对知行活动做对象性的考察和把握,从而反过来规定知行活动的关系。
但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看,知行关系不是一个对象考察的问题,而是直接在实践活动中显现的问题。
就像我们评价一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看他掌握了多少道德知识,而是要看他在实际生活中的作为一样。
道德领域的知和行不可分割。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正是从道德实践的角度来谈“知”与“行”的本然关系的。
从道德实践的角度看,“知”与“行”是不可分割而同时并存的关系。
结合王阳明的另一个命题“心即理”来看,作为知行合一的发动者的“心”是纯粹的精神实体,而“知”和“行”便构成了它的两种意向:凡是指向它自身意向的就是“知”;凡是指向它之外的意向就是“行”。
这样,知与行的含义就发生了变化,不再具有主客观分界的含义,它们可能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借以区别的标志仅仅在于意志的指向。
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他在讲学时,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
所谓“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
“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
知行关系在哲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直都备受争议,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知行合一思想的背景王阳明所处的明朝中叶,社会处于动荡之中,王室、贵族和宦官利用政治权力大规模地侵占土地,大地主进行大范围的兼并土地,据《明史》记载:“郡多士大夫,士大夫又多田产,民有产者无几耳。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民的地租、赋税也日益加重。
也就标志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凸现。
进而伴随着农民、矿工的接连起义明朝中叶的社会危机不仅来自外部起义军的冲击,而且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倾轧同样威胁其政权稳固。
据史料记载,地方藩王相继叛乱,如燕王朱棣、汉王朱高煦、宁王朱宸濠以各种理由先后向中央权发难,这些彼此倾轧的统治阶层,大多数是程朱理学的信徒或者受程朱理学的教育。
可见,满口仁义礼的臣子,也做了不仁不义的叛逆之事,冲破了程朱理学的天理约束和禁锢。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的思想对立。
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徒悬空口耳讲说”的学风。
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
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救朱学之偏。
二·知行合一思想的涵义1·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认为,知并不是“可以说”是行,行也不是“可以说”是知,知与行就其本来真正的意义就是互相包含的。
无论就范畴还是范畴指称的对象说,知中就有行的因素,行中也有知的因素。
所以知行是合一的,这两个范畴的规定是互相包含的。
但是,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同一”呢至少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命题来说,知与行不能是完全同一的。
如果知行范畴是完全同一的,意味着其中任何一个可以是不必要的,也就无所谓知是行之“始”,或行是知之“成”,“始”和“成”正是表示这两个范畴和它们所对应的对象并不是完全同一的。
王阳明:随缘应物,知行合一明朝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从王阳明的心学内容来看,它的本意应该是指“良知和言行本是一体”,这里的“知”不是知识,而是真心。
孟子说这个“心”是每个人都具有的,都是本善的。
意识一动,就生出或善或恶的念头来了。
所以儒家说的“心”不是意识,更不是意识产生的念头,而是产生意识的本体,也就是佛教所说的真心、本性。
王阳明对此也有过明确的论述:“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
”就是说,圣人所证的真心就如同明镜,可以照出任何事物的样子。
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宗师李贽在《与马历山书》中指出:“盖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
”他提出的大圆镜智就是明德,也就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指的真心、本性,即“知行合一”的那个良知。
01 如何获得“知”呢?格物致知!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话了,通过格物,就能够证得这个良知,也就是本心。
那怎么格物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朱熹提出:世界的本原是理,最早只有理,然后有气,理和气结合产生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天下的万事万物都包含着究竟的理,一旦通理,就可以了知万事万物,也就是“格物穷理”。
王阳明早期也是通过朱熹所讲的“格物致知”的理论去学习参究的,因此就有了著名的“阳明格竹”的故事:王阳明从小读书立志就要做圣人,所以他按照朱圣人“格物致知”的理论去实践,他对着竹子苦思冥想七日七夜,结果什么也没格出来,自己还生了一场大病。
这个故事被称为“亭前格竹”。
因为这件事,本来向往做圣贤的王阳明失望了,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
但从这件事开始,他的心中也产生了对程朱理学的怀疑。
在王阳明三十四岁那年,因为触怒了大太监刘瑾而被贬到了贵州龙场驿,这里条件非常艰苦。
王阳明在这里开始反思,他每天都在想如果是圣人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会如何来做呢?就这样一直苦思冥想,终于在一天夜里,他在半梦半醒的时候想通了。
他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1)欧阳辉纯:论王阳明心学的道德结构体系摘要:王阳明心学是一个完整的道德结构体系。
“良知”是心学道德结构体系的起点,“复其心体之同然”的人性论是心学道德结构体系的理论基础,“致良知”是心学道德结构体系的展开,“知行合一”是心学道德结构体系的实践,“满街人是圣人”是心学道德结构体系的归宿与目的。
他的心学道德结构体系是中国儒家道德结构体系的高峰之一,影响深远。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道德结构体系;道德价值王阳明(1472—1529年),浙江余姚人,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是明代“自性之学”的创始人,心学集大成者。
他被称为古今儒学“第一完人”。
他的心学思想在我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那么,王阳明的思想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他的思想到底有哪些内容?是怎样的结构体系?本文拟从王阳明心学的道德结构体系的角度来阐释这一问题,以便抛砖引玉。
一、“良知”是心学道德结构体系的起点良知是王阳明心学道德结构的出发点。
那么,什么是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就是“心”,是一种知是非、明善恶、辨美丑的道德认知能力,是道德主体的一种自悟、自知、自足、明觉的道德判断能力、道德意志和道德实践智慧。
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1]126还说:“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
”[1]90这就是说,良知是具有自悟、自知、自足、明觉的道德能力、道德判断和道德智慧。
良知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是无处不在的。
他说:“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
”[1]71良知不仅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且具有超越性,不受时间、空间和地域的限制,古人今人的良知都是相同相通相容的,即所谓的千圣同证,古今之所同。
王阳明说:“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1]90还说:“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
王阳明心学的核心理念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学的核心理念——知行合一王阳明(1472-1529),字阳明,号仁学先生,是中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
他的学说心学,强调了人的内在本性和人与世界的关系,并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核心理念。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对王阳明心学的核心理念进行探讨。
一、内在良知的觉醒王阳明的心学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内在的良知,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良知是指人内心的本能,可以认识、判断和指导人的思考与行动。
王阳明认为,只有通过对良知的觉醒和开发,才能真正实现人性的完善。
这种觉醒不仅仅是理性的认识,更是情感的体验。
只有当人们的良知觉醒,并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时,才能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二、知行合一的实践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它强调了知与行的统一和互动。
很多人常常陷入知识与行动脱节的情况,即明知该做什么,但却不能付诸实践。
王阳明认为,只有将知识转化为具体行动,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知行合一需要人们通过不断的实践,将自己的内心感受和外在行为相统一,实现内外的和谐。
三、心性善恶的觉察心性善恶是王阳明心学中的重要观点。
他认为,人的内心本质是善良的,但受到外界环境、欲望的干扰,会产生恶的行为。
人们需要通过内省和觉察,意识到自己内心中的善恶之别,并以此为依据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心性,才能更好地实践知行合一的理念。
四、实践中的人生智慧王阳明强调人生的实践,他认为只有在实际生活中,通过不断地实践才能获得智慧和成长。
人们应该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不断反思和总结,从而提升自己的心性和境界。
实践中的人生智慧是知行合一理念的重要体现,通过不断地实践和修炼,人们可以逐渐达到内外和谐的境界。
五、实现人性的完善王阳明心学追求的目标是实现人性的完善。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本性,这种本性是追求善良、正义和道德的。
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觉醒和修炼,人们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性,达到内心的安宁与和谐。
王阳明之“知行合一”论作者:中根公雄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19年第01期摘要:王阳明心学之“知行合一”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关涉个人修养、道德实践方面,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对后世影响巨大。
本文从知行的本体、心的概念、本体与功夫等方面探讨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揭示出王阳明肯认的人的存在是经验的,认识的、观念的心和物在道德的、功夫的基础上完成统一,而该实践之思想即“知行合一”,强调在存在的形而上学上本体的良知难免会局限在精神活动中展开。
关键词:知行合一心本体心即理功夫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9)01-49-57一、序言将人之存在往善的方向思考时,应该是在理想中还是在现实中来把握人的本性?若在理想中把握,采用的是从一种模式出发之方式;若在现实中把握,采用的是对一个事象进行分析的方式。
但是,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不能否认“心”的存在。
存在的世界是现实的,所以心与存在之合一是一个理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验的事实也就是现实的存在,对经验的认识就会变成理想主义。
明代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见于《传习录》,从他的门人徐爱的《序》中可知,阳明担心他的思想会变成教条而不能传达他的真意。
阳明一生思想发生过较大变化,每一时期的思想都有某种程度的变化,但其根本思想没有变化。
通览《传习录》,我认为“知行合一”就是他的根本思想。
关于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如果我们不结合本体与功夫来看,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认心为恶可以不做功夫吗?认心为善还需做功夫吗?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可以了解阳明的思想是理想性的还是现实性的。
二、“知行合一”与心的概念(一)“知行合一”立论的宗旨依《年谱》记载,“知行合一”思想最早是王阳明在三十八岁时提出的,他为什么要提出知行的问题呢?他认为: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
1(今人的学问常将知行分成两部分,故此,心的意念一旦发动,即使不善只要没有外化于形实行出来,就不去制止这个意念。
王阳明知行合一德行至上王阳明(1472年-1529年),字阳明,号文简,浙江永康人,中国明朝中期著名理学家、哲学家、军事家、政治家。
他以“心学”而闻名于世,主张“知行合一”,强调实践与悟道的统一,以德行为人生最高追求。
本文将从王阳明的思想核心、知行合一的内涵、德行至上的实践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王阳明思想核心王阳明的思想核心可以概括为“知行合一”。
他认为,人的本性中已经包含了善良的道德本能,而悟道的关键在于将这种内在的善良本能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他强调,只有通过实践来认识道德,才能真正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通过实践,人们可以从经验中不断进化和提高自己,从而实现个人修养和社会进步。
二、知行合一的内涵知行合一,既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强调道德与行动的统一。
在王阳明看来,知识只有通过实际行动才能得到验证,只有融会贯通到实践中才能产生真正的意义。
同时,行动也要建立在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之上,不能盲目地追求结果,而应当注重过程中的道德建设。
只有当人们将知识与实践、道德与行动紧密结合,才能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三、德行至上的实践德行至上是王阳明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
他主张,只有通过修养自身的品德和道德追求,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价值。
王阳明强调的德行至上,并不仅仅指个人的修养,更包括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和担当。
他主张人们应当以仁爱之心待人,以道德行为影响和改变周围的社会环境。
只有以德行为基础,人们才能与他人和谐相处,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在王阳明的思想指导下,他本人也是积极实践者。
他曾经担任过军事指挥官、地方行政官等职务,在实际工作中注重廉洁奉公、以身作则。
他提倡的知行合一的思想也影响了他周围的人,促使他们重视实践并注重个人修养。
因此,王阳明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更通过自己的实践向世人证明了其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总结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以及德行至上的实践观念,对于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人们需要不断学习与实践,将知识应用于实际行动中,从而达到以德行为基础的社会和谐。
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周海春袁韩晓龙(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62)[收稿日期]2018-10-15[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16Y015[作者简介]周海春(1970-),男,内蒙古扎兰屯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伦理学研究;韩晓龙(1981-),男,陕西宝鸡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伦理学研究。
一、引言“知行合一”在王阳明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知行合一之说,是先生论学最要紧处”[1]233。
但“知行合一”自提出,就一直是一个争执很大的命题。
本文认为,需要结合王阳明思想的宏观框架来把握“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哲学虽然有变化,但自龙场顿悟以后其思维模式是一贯的。
王阳明的哲学概念框架主要来自《大学》和《孟子》,王阳明同时把“天理”、“穷理”等概念置入对《大学》和《孟子》的理解之中。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也来源于《孟子》和《大学》的整合,他是把《大学》的“致知”、“格物”概念嫁接到《孟子》上去了①。
王阳明如何整合了《大学》和《孟子》呢?最为关键的是三点:第一,赋予致知之“知”以良知的含义。
在《徐爱录》中,王阳明把孟子的良知表述成“见父自然知孝”一类的表达,并强调这个良知是会受到“私意”障碍的,所以才需要格物、致知之功,当去掉障碍后就是“致其知”,就是“意诚”。
第二,王阳明在把孟子的良知概念输入到《大学》中的同时,也输入了一个思想的话题,即回答了为什么要“正心”,为什么要“修道”和“率性”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私意障碍。
这个问题在孟子那里是放其良心的问题,是从“小体”的问题。
耿宁认为:“在关于‘本原知识’由于自私欲望而受到阻碍以及通过‘对行为的纠正’来消除这个阻碍的思想中,王阳明已经超出了孟子。
”[2]189的确如此,因为王阳明在向《大[摘要]王阳明虽然用不同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他有一个基本的思维模式:本体-遮蔽-去蔽。
“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都是用这一思维模式来表达。
在整合不同概念的基础上,这些不同的表达集中为“致良知”。
“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具有同构性,其理论的聚焦点都在于解决良知良能由体达用的障碍问题。
从“致良知”来把握“知行合一”既是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本来面貌的需要,也是顺着王阳明的理论思路补充完善“知行合一”学说的需要。
就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而言,“致良知”的“致”突出了克倒不善的念头的重要性,更明确了“知行合一”的宗旨。
就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精神实质而言,只有一个知行合一,即良知的知行合一,舍弃良知就无法洞见“知行合一”的实质。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有一个发展过程,“致良知”使“知行合一”更为完备,“知行合一”的多种论述都是良知圆成自身成为至善的逻辑环节。
[关键词]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至善[中图分类号]B248.2[文献标志码]粤[文章编号]1001-4799(2019)03-0109-09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5月第46卷第3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May ,2019Vol.46No.3①耿宁重视王阳明良知概念对孟子良知概念的继承(参见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上册,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林月惠则认为耿宁讨论阳明的良知概念,重《孟子》而轻《大学》,脱离了阳明良知说的问题意识。
“换言之,从《传习录》卷上到卷下,‘良知’(致良知)概念的讨论,是与《大学》古本、朱子改本的‘格物致知’之工夫的理解相关,而‘知行合一’的议题也有所涉及。
因此,探究阳明的良知概念,不能忽视他与朱子《大学》‘格物致知’的思想搏斗与对话。
也许我们可以如此说,阳明的‘良知’概念虽于《孟子》有所本,但从《大学》‘致知’来立说,‘致知’即是‘致良知’。
从某个意义上说,阳明是以《大学》‘致知’之‘知’来诠释《孟子》的‘良知’。
因此论及良知概念的含义,显然不能忽略《大学》之讨论脉络”(参见林月惠《阳明与阳明后学的“良知”概念———从耿宁〈论王阳明“良知”概念的演变及其双义性〉谈起》,《哲学分析》2014年第4期)。
110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6卷学》中输入“良知”概念的同时已经把理论关注焦点定位是在什么阻碍了明德以及如何明明德这一问题上了。
在《中庸》中,“自诚明”和“自明诚”中的“明”是一个明,一个“明”分为天道和人道。
人道使用的“明”是被障碍和遮蔽后透出的“明”,这个“明”和“明”的本体是一个,但也不是一个。
这个问题的聚焦使得王阳明的学说有着强烈的功夫论和工夫论的取向①。
第三,对至善的遮蔽问题的聚焦使得王阳明有了一个基本的思维模式:本体因为障碍所以不能很好地体现在功用上,去掉障碍,本体就显现为功用。
这一模式可以概括为:本体-遮蔽-去蔽。
只不过王阳明是用不同的概念来表达这一思维模式的。
用“心即理”来说就是心没有私欲之蔽,即是天理。
用“知行合一”来说就是没有私欲隔断,即是知行本体。
用《大学》的概念来说,去心的不正就是格物,没有了私意障碍,心的良知就流行了,自然就是“致知”,意也就诚了,也就复了天理。
王阳明虽然用不同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基本思维模式一致,这就产生了整合的必要性。
在《徐爱录》中能够清晰地看到这种整合的趋势,王阳明把《大学》的“明德”说成是“天理”,把“明明德”说成是“穷理”,把宋以来理学家的“天理”、“穷理”概念和《大学》连接起来。
明明德到精一处就是至善,就是心的本体。
这样就把“天理”和“明德”说成是心的本体,并直接讲“心即理”。
王阳明在此基础上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看成是明明德之功。
王阳明完成概念整合的关键理论环节是从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引发出来的。
在《答顾东桥书》中能够看到进一步的这种概念整合,王阳明把“知天”理解为是自己分上的事,与天为一,如果结合《徐爱录》中对“知行合一”的论述来看,“知”范畴已经开始向明德、天理的逻辑地位靠拢。
在王阳明哲学中,性是就理的凝聚处而言的,心是就身的主宰或理凝聚之主宰而言的,意是就心之所发或主宰之发动而言的,知是就发动之明觉或意之灵明处而言的,身是就心的充塞处而言的,物是就意之所在而言的。
在这一概念结构中,“知”或“良知”可以等同于天理、明德,也可以从意动时的明觉这一逻辑地位上来理解。
因为“知”或“良知”本来就是理的灵处,这个灵不被遮隔,自然就完全是本体了,天理本身就可以表述为良知。
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明确把“天理”说成是“良知”,这样致知就成了把天理落实到事物上,致知也就是格物。
良知在就意之动的明觉来说的时候,就要先讲意,再讲“良知”;从意的本体来说的时候,可以先讲“良知”,后讲意。
“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1]53,这里就是用心的虚灵明觉的良知感应而动来说意的。
《答顾东桥书》中把天理、格物、致知、诚意等概念整合进“良知”和“致”以后,“致良知”就可以兼容早期的思想表达,而成为一个相对完善的表达方式。
王阳明的“良知”来源于《孟子》,但并不是直接取自《孟子》。
耿宁认为,在1520年前,王阳明使用的良知概念本质上并未超出孟子,还是从孩童知道爱亲和敬兄来说的[2]188。
但王阳明更强调见父知孝,见兄知悌。
后来王阳明强调了良知对善念和恶念发动的“知”,进而发展为强调知是知非。
耿宁把区分善恶的良知概念说成第三个良知概念,并认为这个概念超出了孟子。
在《孟子》中,智和智之端是和是非之心关联在一起的,不放弃良心被看成是“智”。
对于王阳明的哲学来说,“知行合一”带有理论的预设性。
天理、明德如无阻碍就会实现出来,这本身预设知行合一。
当天理等概念被换成了良知概念以后,“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之间就获得高度的理论一贯性。
王阳明的天理、性、心、知、意、物的概念系统从“心”到“意”再到“物”,有比较明显的内外、主客的分别,而通过把身、心、意、物看成是一件消融了内外的分别。
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指出,如果领悟“内外本末,一以贯之”[1]46~47,那么对知行并进之说就没有疑问了。
有内外是认良知未真,当认良知为真的时候就会内外两忘、心事合一。
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王阳明强调了理、性和学都是无内外的。
王阳明延续了二程的看法,把“有内”说成是与有我、自私有关,把“有外”说成是与“用智”有关。
抛开王阳明关于“知行合一”的具体论述不谈,仅就理论路向来说,要保证无内外,就必须赋予理、性、心、知、意、物之间具有一种“行”的关系。
而最恰当地突显提出“知行合一”必要性的地方在于这种“行”遇到障碍的地方。
找到这个“行”的障碍的关节点,就是提出“知行合一”最恰当的逻辑节点。
显然,这个关节点就是“意”。
在这里有了私意的发生,“意”“逐物”让“心”失去主宰,从而使得“行”有了不同的方向。
“知行合一”的提出,一方面可以显示知行本体,另一个方面也为补偏救弊。
从“本体”和“功夫”范畴来看,“知”、“行”两个字主要是说功夫的。
王阳明在指点“四句教”的时候,区①王阳明既用“功夫”,也用“工夫”,前者有本体自身做功的意味,后者凸显的是人做工夫,本文同时使用两种说法。
第3期周海春,等: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111分了两种功夫:利根的人一悟本体就是功夫,本体有蔽的人要在意念上做“为善去恶”的功夫。
本体功夫对应的是本体自身的知行合一,意念上为善去恶的功夫对应的是本体受蔽时如何去促成本体的知行合一。
基于以上,王阳明的知行学说就聚焦在指点“真知行”上面来了。
建立在自私、用智基础上的知行学说显然就不是“真知行”①。
从王阳明的理论诉求来看,“真知行”既包括何谓真知、何谓真行的问题,也包括知行关系的问题。
致良知本身就是真知行。
王阳明对“真知行”的回答不是一次完成的,与“知”相关的说法有“知寒”、“知饥”、“闻恶臭”、“知得父当孝”、“知天的知”、“良知”、“明觉精察”、“口耳谈说”、“知识”、“知觉”、“自知”、“自私用智”等;与“行”相关的有“行孝行弟”、“冥行”、“真切笃实”、“好好色”、“自饥”、“着实去做这件事”、“致”、“循”等。
其中的关键是区分出何谓真。
“良知”比“知”完善,就在于“良”字更能表示出“好”的意思。
“致”比“行”更不容易引起误解,就在于“致”更有利于表达克服障碍的意思。
恶念也是知行合一的,所以才有克服的必要。
就善恶的区分而言,“致良知”优于“知行合一”。
王阳明已经从“致良知”的角度对“知行合一”进行了一定的新的阐释,但并没有足够的机缘对先前“知行合一”论述中的欲发而未发之意一一进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