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经验与岭南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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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蒙太奇叙事手法在岭南园林空间设计的应用研究
随着中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加强,传统园林的设计也得到了
越来越多的关注。
岭南园林是中国园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东省的代表性文化遗
产之一。
在岭南园林的空间设计中,蒙太奇叙事手法可以被广泛应用,从而传达出更加丰
富的文化内涵。
蒙太奇是一种影片剪辑技术,将多个无关场景和事件进行组合,从而形成一个连贯的
故事。
在岭南园林的空间设计中,可以通过蒙太奇的手法将不同的景观元素连接起来,营
造出更加丰富的空间体验。
例如,可以将多个小园林连成一个整体,通过相似的设计元素
和主题将它们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具有连续性的空间故事。
这样的设计可以给游客带来更
加自然和连贯的空间感受,同时能够让游客更好地领略岭南园林的文化内涵。
此外,蒙太奇叙事手法还可以用于园林空间的丰富化。
通过在空间中加入各种文化元素,如传统岭南建筑、花草树木、水池和石桥等,通过设计的连接方式完成不同空间元素
之间的衔接,形成一种更加丰富和多元的空间体验。
这种设计方法可以让游客沉浸在自然
与人文之间的无缝衔接中,领略岭南园林深厚的文化底蕴。
岭南园林作为中国园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创
新和改进。
借鉴蒙太奇叙事手法,将不同的景观元素和文化内涵巧妙融合在一起,可以为
岭南园林注入更为丰富的现代元素,同时让园林更加与游客亲近。
这种创新性的设计方法,为我们带来了更为丰富的文化体验,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22卷第3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22No.32021年5月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May 2021类型经验与范式差异:新世纪韩国犯罪片对香港电影印记的沿袭与改造蔡东亮(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福建福州350117)㊀[收稿日期]㊀2020-04-04㊀[作者简介]㊀蔡东亮(1993 ),男,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戏剧与影视学㊂[摘㊀要]㊀韩国电影和香港电影,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代表亚洲电影产业的最高水平,二者的关系亦师亦友㊂新世纪以来的韩国犯罪片,在样式上承袭诸多香港电影的经典桥段与范式合集 局促空间㊁ 警察 符号㊁阴冷色调;但它并没有因为与香港电影同处泛亚文化圈的优势性地位,利用地缘㊁文化的相似性简单套用港式警匪片㊁黑帮片㊁犯罪片的类型经验与美学风格,反而基于民族历史㊁社会现实做出创见性的改造,以 法制反思 作为类型经验基础,进而在整体上形成冷峻㊁凌厉的美学特征,与讲求 人治 且带有浪漫主义温情色彩的香港电影形成巨大反差㊂[关键词]㊀韩国犯罪片;香港电影;人治反思;法制反思[中图分类号]J905㊀[文献标识码]A㊀[文章DOI]10.15883/j.13-1277/c.20210305107一㊁引言198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电影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㊂在自由贸易时代的大势所趋下,政府于1984年对电影法进行了第五次修订 [1],由此,韩国电影市场走向完全自由化㊂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恰逢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警察故事“(1985)㊁‘英雄本色“(1986)㊁‘龙虎风云“(1987)㊁‘卡门旺角“(1988)㊁‘喋血双雄“(1989)等代表着亚洲电影产业最高水平的影片涌入韩国电影市场㊂冥冥之中,已经为二者在日后的 重逢 埋下历史的因缘㊂波德维尔认为: 类型身上纵有文化对话的痕迹,但他们彼此之间,其实亦存在对话,一种 文本呼唤 [2]160,这种 呼唤 在韩国电影与香港电影的交互中尤为强烈,以至于形成一种藕断丝连的关系㊂杜琪峰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若干年后,自己 改良 的写实性暴力美学,会在黄海边的一个半岛上重新上演,并且更加逼真㊁血腥㊂除此之外,二者都在各自产量㊁质量并举的黄金时期,表达了相同的困惑与迷惘 现代化发展㊁全球化资本运作中社会的异化及文化身份的焦虑㊂香港的文化底蕴 处于一种难以自我化解的矛盾之中:既求助于中华文化传统,又轻视和嘲弄这个传统,这是一种殖民文化的矛盾心态 [3]㊂相较之下,韩国社会的 矛盾心态 更为突出,东西文化盘根错节地聚拢于一体: 韩国以美国为模式发展近现代化,一直在追随近代精神的一面,即科学主义㊁合理主义㊁以人为中心的思考方式㊂但实际上支配韩国社会的不仅是这些,在朝鲜后期定位的儒教习惯,就像拧麻花一样将社会缠绕成一种特别的扭曲形态㊂ [4]二㊁类型经验差异:人治反思与法制反思㊀㊀香港警匪片的文化变奏大致经历 人治 到52㊀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法治 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创作倾向,区分为两种,一种是邵氏国语片所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另一种是粤语片所象征的岭南文化,它们无一例外地同时传递了一种区域性的朴素道德观念,用以维系社会系统的运作,有学者总结为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5]㊂这种朴素的公民意识,最早可以追溯到儒家学说 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 ,并成为其衍生与扩展㊂因此, 人治 观念以人际关系作为纽带,贯穿五十㊁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并在八十年代演化为香港警匪片或黑帮片中频繁强调的 情义 ㊂但在 九七 前后,大量B级片以及 银河映像 出品的一系列黑帮片㊁警匪片,完全颠覆香港电影黄金时期所奠定的 人治 江湖,情义老大㊁江湖信义㊁浪漫的英雄主义随着 九七 的到来被一一消解,尤其在CEPA签订后,‘伤城“(2006)㊁‘黑社会“(2005)㊁‘放㊃逐“(2006)㊁‘机动部队“(2003)等电影,放弃对 人治社会 的盲目崇拜,转而思考 人治 的合理性与合法性㊂朝鲜战争后,韩国立马投入美国资本的怀抱,用不到40年的时间成就 汉江奇迹 的称谓㊂但经济的快速提升需要付出代价,韩国的代价是民主失衡,从朴正熙的威权政府到全斗焕的军人政府,呼喊民主的声音愈发振耳,权力领袖的威信跌入谷底, 亚洲四小龙 汉江奇迹 缔造者手里握着血红色的资本㊂因此,新世纪韩国犯罪片略过 人治 反思,其早已被验之无效,社会并不怀有对 人治 的期待㊂但随着政府的持续不作为,以及李明博㊁朴槿惠等领导人频出的丑闻,韩国社会方才意识到并不是 人治 出现问题,权力的滥用与腐败是必然,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制度的制衡原则,发挥法律㊁法规的强制性措施规制权力与人性㊂韩国犯罪片这才发现一条独具特色的表达出口 法制 反思,如‘杀人回忆“(2003)㊁‘奥罗拉公主“(2005)㊁‘那家伙的声音“(2007)㊁‘七天“(2007)㊁‘追击者“(2008)㊁‘看见恶魔“(2010)㊁‘黄海“(2010)㊁‘孩子们“(2011)㊁‘局内人“(2015)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批判权力结构㊁法律体系与政治体制,维系社会的纽带不是兄弟间惺惺相惜的男性情谊或带有温情色彩的 道义 ,而是冷冰冰的界定权利与义务的制度㊂人治 思想在吴宇森㊁林岭东手里具化为 情义 ,并成为香港电影的金字招牌㊂在‘英雄本色“所衍生的大量英雄片中,情义是电影所赞美的,警与警之间不再是同事㊁上下级的关系,而是相互珍惜的兄弟情谊,匪与匪之间出生入死的过命交情取代尔虞我诈,甚至警匪间身份㊁意识形态等不可逾越的鸿沟亦被惺惺相惜的兄弟情义所填平,像‘喋血双雄“中杀手小庄(周润发饰)和警探李鹰(李修贤饰)间本应剑拔弩张的对立,也被相同境遇的生死之交所消解㊂80年代香港黑帮片㊁警匪片对男性情谊的高度赞扬模糊法治㊁道德的界限,人与人之间感性的情义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不二方式㊂无独有偶,90年代以匪为主角的黑帮片也一再重申香港社会的 人治 特点㊂但 随着九七将近,港人的身份归属出现某种失重㊁迷茫,个体生存的集体焦虑感和危机感在对周遭一切的不信任感支配下,香港人更加相信个人奋斗的力量 [6],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批斗狠比勇的黑帮片,如‘古惑仔之人在江湖“(1996)㊁‘98古惑仔之龙争虎斗“(1998)㊁‘0记三合会档案“(1999)等㊂在这些黑帮片中,勇敢㊁理智㊁富有正义感的执法人员是缺失的,其象征的法制精神是不存在的,解决纷争的机制,则依据黑帮间相互承认的 灰色秩序 道义,它来自儒家传统 人治 的古风,依旧是家长制的层级结构,严格的辈分排位,就像波德维尔所说: 影片其实尊重传统家庭长幼有序的观念,因为黑帮青少年没有挑战父权代表人物的权威,他们不单不是青少年犯罪,更成为听话的儿子㊂ [2]34黄金时期的香港电影,在亚洲范围内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毋庸置疑㊂韩国学者Jinhee Choi认为: 20世纪90年代,香港动作片的流行重新唤醒了韩国黑帮电影,香港动作片在80年代中期开始上映㊂二三十岁的观众更熟悉香港黑帮传奇,而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黑帮电影㊂吴宇森㊁王晶和林岭东导演的黑帮电影迅速占领了韩国市场㊂香港动作电影的成功导致了韩国进口电影数量的急剧增长:1987年不到20部,但在两年内就有了近90部,直到1993年总进口量一直保持在70部以上㊂香港动作片/警匪片的繁荣也与韩国电影业的发行变化同步㊂ [7]61因此,当我们仔细翻阅新世纪前为数不多的韩国警匪片㊁黑帮片,如‘两个刑警“(1993)㊁‘心跳“(1997)㊁‘日出城市“(1999)等影片时,无一例外都是对 情义 的第2期蔡东亮㊀类型经验与范式差异:新世纪韩国犯罪片对香港电影印记的沿袭与改造53㊀讴歌与赞扬㊂可以说,香港犯罪题材电影促成韩国犯罪片的繁荣,至今,依旧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香港犯罪电影的类型成规(繁华城市夜景㊁狭窄街道㊁写实的暴力美学),被韩国犯罪片保存㊁发扬㊂但颇为吊诡的是,90年代零星的韩国犯罪电影,还在 生搬硬套 香港电影的类型传统,在新世纪初,就涌现出大批如‘我要复仇“(2002)㊁‘杀人回忆“㊁‘老男孩“(2003)等将历史与现实融入类型经验的优秀犯罪片,将反思政治㊁权力作为麾旗,书写民族经验与当代韩国困境㊂不禁令人思考,是什么原因促成 零零星星 到 喷涌而出 的发生,以及从仿造 他山之石到琢自身之玉的转变㊂当代韩国电影的有趣之处在于,20世纪80年代共同的政治历史如何成为吸引观众的商业诱饵㊂ [7]9事实上,这一论断 不准确 地揭示了韩国犯罪片的商业秘密,因为并不是 20世纪80年代共同的政治历史 吸引观众,而是那一时期的 政治历史 作为韩民族警惕权力㊁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吸引人㊂具体来说,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造成韩国大型企业破产,银行持有的可支配外汇储蓄不足80亿美元,韩国经济处于奔溃的边缘,于是韩国政府申请国家经济破产,并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550亿美元㊂韩国人从 汉江奇迹 的经济快速增长中猛然醒来,发现过去向西方靠拢的几十年发展,以及所经历的现代化,不过是一种 压缩的现代性 (Compressed Modernity)㊂ 韩国人在可以想象的最短时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了大范围的生产㊁建设㊁交流和消费活动,同时也以同样大规模和快速的方式面临着与这些经济活动相关的各种风险㊂ [8]而政府的不作为以及权贵资本的累积,扩大了这种 压缩的现代性 的悲剧㊂在历史上,这种 现代性 的根源 西方化范式,造成韩国普通民众的被压迫性地位,日本以及后来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和平协商后将其移植,韩国统治集团更是以 威权政府 军人政府 的形式命令他们接受㊂简言之,在亚洲金融危机后, 韩国神话 破灭,多数韩国民众发现自身努力促成的现代化,不过是一种被压缩的现代性,是官僚集团与权贵阶层夺取利益的一种 说辞 ,于是这种警惕㊁怀疑,便与民族历史㊁社会现实㊁政治运动相交织,成为有效调动观众情绪的重要方式㊂不可否认的是,韩国犯罪片或多或少都有控诉 人治 的内容,比如对个人权力滥用的表现,但往往批判的是权力顶峰的人物,相比香港警匪片㊁黑帮片对权力底层 普通警察㊁黑帮份子㊁市井小贩的关注,新世纪韩国犯罪片更容易上升至国家公权力或制度(检察官㊁法官㊁司法制度㊁政府体制)层面,因此,多了一份对 法制 控诉的意味㊂就其整体特征而言,贯穿韩国犯罪片始终的是 法制 观念,通过 制度 的客观性㊁强制性力量规范社会的复杂关系㊂所以,在韩国犯罪片中,警匪的关系是冷静的,警察抓匪徒是权利与义务的要求,匪徒作恶是人性驱使,没有行走江湖的道义,更不会披上浪漫主义的温情色彩㊂三㊁ 港味 惯例的承袭与改写:叙事模式㊁警察符号㊁空间造型㊀㊀电影学者赵卫防认为 港味 包含三个层面,一是 港式人文理念 ,二是 类型化 ,三是 极致化 的内容与形式㊂其中, 港式人文理念 是 港味 的精神核心,具体表现为 注重对生命个体的生存和情感的关注,并以此来表达出一种人性的复杂 [9],大致经历 从关注群体或符号性个体 关注真实个体 关注兄弟情义 关注卧底或夹心人等更为复杂的人文关怀的流变过程 [10]㊂可以说,对港人及市民阶层生活㊁精神状态的关注,构成了 港味 的核心部分㊂而韩国社会,如前所述,并不怀有对 人治 社会的向往,在朝鲜战争后就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现代性 俨然成为当下韩国社会的关键词㊂因此,它更多是强调 法制 与 制度 的强制性规范作用,并作为一种文化经验持续地影响韩国电影㊂这导致韩国犯罪片,虽然深受香港警匪片㊁黑帮片㊁动作片的影响,但在强大的经验性外力下,不自觉地对犯罪片的类型范式做出更符合现实图景的改写与超越㊂1.叙事模式: 自下而上 与 自上而下无论是吴宇森,还是杜琪峰,香港犯罪电影都有一个共通的,却也隐蔽的类型惯例 自下而上的叙事模式㊂如上文所述,香港黑帮片㊁警匪片的关键词是 人治 ,而 人治 是人在运作㊁管理社会,操作的主体必然落入基层,并通过底层矛盾展现 人治 社会的复杂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黄金时期的香港黑帮片多是描绘地盘瓜分㊁聚众斗殴,以及为什么警匪片多是刻画基层警员的矛盾性形象㊂这种叙事模式从80年代初期一直延续54㊀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至 九七 ,并在 九七 前后达到巅峰㊂如果说香港电影处理犯罪题材是自下而上的叙事模式,从底层向上思考 人治 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那么韩国犯罪片则是对其进行大幅度的改写,甚至是颠覆,叙事模式与香港犯罪电影完全相左,呈现一种自上而下的倾向㊂如涉及军政高官权力腐败的‘王者“(2017)㊁权力合谋的‘协商“(2018)㊁直接触及韩国政治制度的‘恐怖直播“㊂可以说,韩国犯罪片自上而下的叙事模式,不仅仅是个案,而是一种独特的现象,符合韩国犯罪片警惕权力㊁反思制度的整体特征㊂为了洞悉权力的本质以及现实制度的运转模式,不可避免地从权力制高点往下叙事,以权力的源头为切入点,更直接㊁更根本地剖析制度的溃烂处㊂这种自上而下的叙事模式也意图表明韩国犯罪片潜在的文化逻辑,即韩国的自我形象书写建立在两种对立且成功的意识形态基础上,追求财富㊁权力㊁欲望的资本主义梦想,和挖掘真实㊁真理㊁理想的现实主义情结㊂这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杂糅在韩国犯罪片中,等待主角调和,而主角会因为反派掩盖过去或真相的行为陷入困顿,在与文明恶棍的缠斗中,凭借最后一丝真㊁善㊁美的美好愿景,做出选择并完成使命㊂事实上,这呼应了韩国在深度现代化进程下个体容易在 文明 急流中随波逐流的隐喻性要求,即使文明与资本势不可挡,只要停下追逐欲望的脚步,主流价值取向就能回归正轨㊂2.好警察㊁坏警察与 缺失 的警察对于犯罪题材的类型电影而言,警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类型角色㊂香港基于对 人治 社会的崇拜与反思,其警察形象经常出现两种极端 好警察与坏警察, 好的好到无以复加,坏的坏到千夫所指,都是极端化的 [11]53㊂铺展开香港电影的历史,这两种极端化的警察形象有着明晰的时间脉络,贯穿香港犯罪题材电影对 人治 社会的两种态度,从赞扬到反思㊂首先是赞扬 人治 社会的警察,如成龙的‘警察故事“系列以及吴宇森的‘喋血双雄“,这些香港黄金时期的警匪片或黑帮片,强调警察是社会的执法者,惩恶扬善,并作为 人治 社会的一部分保障社会制度的运作,不受罪犯侵蚀㊂随着 九七 到来,港人对 人治 社会失去信心,导致警察这一曾经的象征性角色出现转变,不再是大智大勇㊁慷慨就义的英雄形象,甚至不再被塑造为好人,一种较为另类的警察角色 黑帮警察 应运而生㊂ 九七 前后大批影片都力图解构之前银幕的经典形象,这当然包括警察这一重要角色,如‘暗花“中替黑势力卖命的警探阿深㊁‘机动部队“中和当地黑帮纠缠不清的肥沙㊁‘无间道“(2002)中的双面警察刘健明,都是 黑帮警察 的典型代表,他们替黑势力做事,性格狡黠,道貌岸然㊂坏警察角色的出现,不仅呼应了港人集体对香港前途叵测的猜疑,更表达了一种 道义不在,公正苍白 [12]的悲观情绪㊂与香港警察 好的好到无以复加,坏的坏到千夫所指 相比,韩国犯罪片中的警察形象则属于 被遗忘 缺失 的角色,因为在根本性反思制度㊁权力的类型经验中,警察这一角色能提供的实质性帮助甚微,既不能推动剧情发展,亦不能使观众认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类型图腾存在,以便观众识别㊂但理解韩国犯罪片警察 缺失 的含义,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在类型中是可有可无的角色,恰恰相反,正因为警察的庸碌无为,才凸显出韩国犯罪片批判 法制 政治制度 社会结构 的思想色彩㊂韩国学者Kelly Y. Jeong就注意到朴赞郁 复仇三部曲 中警察的 缺失 ,他认为: 三部曲中对警察的描写,是当代韩国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评论的一种方式㊂ 三部曲把警察描绘成无能的官僚㊂重要的是,他们的声音被听到,但没有造成影响㊂ [13]177平庸㊁缺失的警察形象,在韩国犯罪片自上而下的叙事模式中,以及探究权力㊁制度本质的语境下,有了批判的意味 这些电影表明,警察只是穿着衣服的人,和其他人一样有经济需求㊂ 法律站在了那些有能力支付的人一边,法律权威和正义的国家机关似乎变得权力分散㊂ [13]178具体而言,韩国犯罪片中 缺失 的警察,一般同强势㊁精明的上级或老谋深算的政治人物一起出现,以警察的庸碌衬托当权者的狡黠,体现的正是自上而下的叙事模式㊂况且,在韩国社会 法制反思 的语境中,观众能够迅速将等级鲜明的社会结构与犯罪片范式结合,并意识到制度框架㊁范式惯例中警察符号的缺失,从而在 体制 中思考警察缺失的原因,在缺失的现象中反推 制度 的盲点㊂第2期蔡东亮㊀类型经验与范式差异:新世纪韩国犯罪片对香港电影印记的沿袭与改造55㊀3.空间造型:立体城市空间与封闭式空间 港味 的特征之一是 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达到一种非常极致化的程度 [9]㊂其中, 极致化 可谓是香港电影最为显著的特征,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 尽皆过火,尽皆癫狂 [2]7㊂香港,一个立锥之地,寸土寸金,每个香港人都格外重视空间的运用,香港电影也不例外,尤其是黑帮片㊁警匪片的追逐戏,上天入地,狭小的空间不仅没有限制动作的伸展,反而利用其狭窄但富有立体纵深感的城市空间,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惊险绝伦的追逐场面㊂当然,香港黑帮片㊁警匪片对城市空间的极致化运用,绝不仅局限于楼道㊁街道间的追逐,更重要的是将犯罪的滋生地 立体的城市,作为展现香港人文理念或 人治 社会的重要途径㊂电梯㊁隧道㊁地下车库㊁地下赌场㊁监控室等封闭式空间,也是香港黑帮片㊁警匪片的一种空间图腾,在立体城市的基础上,为影迷构建了一个全景式的香港地图,并试图通过幽闭空间的氛围,渲染打斗㊁追逐戏码的紧张气氛,借用狭窄且封闭的空间,完成一系列高难度武打动作,使动作的张力在狭小的空间内释放,满足观众对打斗快感的期待㊂这一传统延续至今,成为香港犯罪题材电影中枪战㊁武打场面的独特美学体验,譬如‘寒战2“(2016)中的隧道驳火场面㊁地铁枪战㊁爆破戏码㊂香港黑帮片㊁警匪片对封闭式空间的运用,不仅成为 港味 的一部分被保留至今,更流传到海外,成为韩国犯罪片中的香港印记,如‘新世界“中黑老大丁青在电梯中被砍杀的窒息感;‘黄海“中楼道间翻来覆去的追杀;‘孤胆特工“极度密闭的厕所缠斗,以及在各式各样狭小空间内的飞檐走壁㊁翻转腾挪,无一不是香港电影给予的灵感㊂但长江后浪推前浪,如今的韩国犯罪片不仅善于在肌理上发挥封闭式空间所带来的技术效果,更将封闭式空间及其所带来的绝望感㊁压抑感㊁窒息感,深化为韩国犯罪片的独特美学体验㊂ 韩国犯罪片的一大美学特征便是压抑阴暗的影像风格㊂它们常常借助各种或封闭昏暗或颓败萧瑟的空间,渲染凛冽的氛围,深入社会的暗礁,描绘人性的灰色㊂ [14]其中,‘下水井“(2014)最为典型,影片的黑色基调使得城市格外潮湿阴冷,和其他犯罪题材电影一样,雨水冲刷着城市的罪恶,积水下布满着纵横交错的下水管道,里面住着一个男人,他精心将下水道改造成一个独立的王国,通过摄像头监视路人,锁定 猎物 ㊂影片全程都在这样一个密不透风的空间中进行,没有精彩的打斗和追逐,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度病态的男人在密闭空间中所造成的窒息感和压抑感,让人绝望㊂事实上,在封闭式空间中表现犯罪行径,并不是韩国犯罪片的独创,在黑色电影中也有相似的类型图景,保尔夫认为: 幽闭式空间是 黑色电影 的特征,几乎找不到蓝天㊁路的出口,每个空间都被分割成封闭的世界㊂ [15]但韩国犯罪片对封闭式空间的运用更为极致,它不仅仅是单个或者若干场景㊁段落涉及封闭空间,往往是整部电影都在压迫㊁窒息的封闭式空间中度过,在密闭的空间中感受罪犯的绝望与无奈,这或许与韩国民族性格 恨 ,渴望体验绝望的特质有密切联系㊂四㊁朦胧诗意与生理痛感:暴力美学的风格化到写实化㊀㊀讨论香港电影的 暴力美学 ,吴宇森㊁杜琪峰是两位关键性人物,可以说,两位分别代表着香港电影黄金时期以及 九七 后香港电影对 暴力美学 的不同体会㊂首先,黄金时期警匪片㊁黑帮片对暴力的展示,无疑受到传统武侠片㊁古装片中 武之舞 的影响,即注重动作的形式美感,格外注重动作的一板一眼,姿势灵巧㊁清奇,富有流动感和韵律感,大卫㊃波德维尔称之为: 停㊁打㊁停(pause/burst/pause)的布局 [2]142㊂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通过缩放和膨胀㊁紧张和缓慢㊁静止和运动等对立元素冲突而产生的美感,和京剧中的 亮相 颇为相似㊂吴宇森深谙此道,他善于使用慢镜头凝聚时间,配合港式剪辑侧重关键部分的原则,凸显重要时刻和场景㊂好莱坞犯罪题材电影对中弹的表现,往往用一个镜头呈现从中弹到倒下的完整过程,而‘英雄本色“‘喋血双雄“‘纵横四海“‘喋血街头“等电影,则忽略动作冗杂的部分,利用慢镜头延长重要时间(中弹或倒地的一瞬间), 既突出了对抗的意味,又用形式上的变化造成美感 [16]㊂高度风格化的暴力展示 白鸽㊁教堂与打不完的子弹,不仅成为吴宇森电影的识别符码,也为吴宇森的 英雄系列 ㊁林岭东的 风云系列 打开销路,带来香港电影的高潮,就此,吴宇森的英雄片成为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代表之一㊂但值得注意的是,吴宇森希望达到的浪漫主义㊁英雄主义效果,在某种程度上限制香港 暴力。
齐鲁文化,确切地说,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统称,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而东临滨海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
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
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
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大体归纳如下几点: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
这些,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吴越文化又称江浙文化,是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江浙的地域文化。
吴越文化区以太湖流域为中心,范围与吴语区相吻合。
吴越文化可细分为“吴文化”和“越文化”,两者同源同出。
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一路走来,历经数千年的风雨同舟,吴越文化风采依旧。
“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
对应吴语的吴越文化形成于周代,《春秋》、《左传》、《国语》等史书都有载。
吴王阖闾都于姑苏,越王勾践都于会稽。
早期吴越民众以尚武逞勇为风气,粗犷中蕴涵精雅。
晋室南渡后士族文化的特质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 ,开始成为中国文化中精致典雅的代表。
唐代吴越经济开始超过北方,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同时,原先北方文化在北方地区在战争和多次的少数民族统治中淡化,因此,吴越文化又保留了较多了传统中国文化。
例如,吴语细软优雅,有“吴侬软语”的美称;吴越饮食以香甜可口为特征;吴越地区辈出文人墨客和科学家,古代状元和现代中国院士中吴越人要占2/5。
南宋以来,吴越文化愈发向精致的方向生长;随着近代工商业的萌芽,吴越文化又平添了奢华之习。
粤剧的特点有什么基本特征粤剧的特点有什么基本特征粤剧,又称“广东大戏”或者“大戏”,广东传统戏曲之一,源自南戏,流行于岭南地区等粤人聚居地。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整理的粤剧的特点,希望能帮到大家!粤剧的特点粤剧的唱词通俗易懂,音乐上在“梆簧”唱腔中穿插民歌小调,唱法上改“假声”为“平喉”(真声),并经反复实践,全部改用广州方言演唱。
在农村活动的“过山班”保留着早期粗犷、质朴的特点,不少名演员都具有单脚、筋斗、甩发、髯口等方面的绝招。
武打以“南派武功”为基础,包括刚颈有力的靶子、手挢、少林拳以及高难度的椅子功和高台功。
角色登场后,男常“小跳”女多“拗腰”的表演,亦颇罕见。
舞台美术风格近乎写意。
布景简单,剧中规定情境,主要靠虚拟的表演程式来显示,程式不能表明时,就用牌子写上“河边”、“高山”等文字说明。
在城市演出的“省港大班”吸收了话剧、歌剧和电影的部分艺术营养,在反映当代生活,使表演更富于生活气息等方面都颇有改进。
剧目以生旦戏为多,重唱轻做,文戏多于武戏,但也从生活中提炼、创造了一些新的表演程式,并从电影、话剧中借鉴和吸收表演技巧,形成自由灵活、通俗而细腻、偏重写实的表演风格。
舞台美术偏重写实,布景运用画幅为主的软景,又采用灯光和硬片真景,服装、化妆华美奇巧。
后来发展到用机关布景、胶片服装、头盔和道具安装电灯等。
声音特点:男的唱得比较平稳、低沉,有时略带沙哑;女的唱得非常细腻而又圆润。
粤剧的著名剧目继承了民间传说、京剧昆剧等著名剧目,加上唐涤生所创作的剧目,使著名粤剧非常丰富。
由于部分剧目受到非常喜爱,随着新媒体的诞生,这些著名粤剧被拍摄成电影、电视剧、话剧,甚至音乐剧。
例如任白戏宝《帝女花》《紫钗记》《牡丹亭惊梦》《双仙拜月亭》《再世红梅记》《蝶影红梨记》《花田八喜》《香罗冢》《红了樱桃碎了心》《血染海棠红》《红楼梦》《三笑姻缘》《白兔会》《桂枝告状》《窦娥冤》(又名《六月飞霜》或《六月雪》)、由徐子郎编剧的《凤阁恩仇未了情》和《无情宝剑有情天》、源于唐代传奇小说《柳毅传书》,源自晋剧著名传统作品《醉打金枝》(编剧:苏翁),《秦香莲》、来自神魔小说的《镜花缘》、《花蕊夫人》,还有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梁祝》。
新浪潮时期香港电影的审美风格探讨发布时间:2021-10-29T02:48:03.447Z 来源:文化时代2021年3期作者:邬旭辉[导读]本文主要探讨新浪潮运动时期(20世纪初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香港电影,通过对其产生背景以及对后期香港电影审美风格的转变和启示、意义的分析,我们能感受到新浪潮电影独特的魅力和风格。
1、香港新浪潮趋势的命名背景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新浪潮电影是香港电影行业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尽管产生于香港经济蓬勃发展时期,新浪潮电影在艺术上的成就是突出,对当时乃至新世纪的电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亚洲电影新运动”的奠基石。
在这一时期涌现的年轻导演们以独特的理解和观点对电影主题及镜头语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香港电影运动成为最具深远意义的电影运动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从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巨大突破。
趁着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经济快速增长,香港借助繁荣的生产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以及先进的服务行业从资源依赖性城市跃变为国际金融中心,成为相当现代化的城市。
韩国、新家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被称为“亚洲四小龙”,是世界经济的一大奇迹。
繁荣的经济往往伴随着蓬勃发展的文化,就在这个时期香港的大众免费娱乐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电视几乎为观众提供了包括肥皂剧、综艺乃至全民参与的教堂慈善筹款直播在内的一切。
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及多样化,人们具有不同的需求、信息、娱乐活动以及文化。
现有的电影行业已无法满足观众的需要。
因此,那些曾经在某些广播电台工作过的年轻导演们意识到繁荣社会里观众们的新需求,促成了香港的新浪潮运动。
香港新浪潮运动的发展要归功于一批出生于1950年前后、大部分在欧美接受电影教育的杰出年轻导演。
在完成学业且在一些电视台工作几年后,他们在拍摄电影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掌握了良好的镜头语言。
随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焦点从电视行业转移至电影行业,努力打造具有深刻内涵、真情实感及独特风格的电影,为低迷的电影行业注入了活力,同时为电影行业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新篇章。
岭南文化(中国岭南地区文化)岭南文化就是中国岭南地区文化,涵盖岭南建筑、岭南园林、岭南画派、戏曲音乐、工艺美术、民俗节庆、宗教文化、饮食文化、语言文化、侨乡文化等众多内容。
从地域上,岭南文化又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尤其以属于广东文化的广府文化、广东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为主,构成了岭南汉文化的主体。
[1]岭南文化,源远流长。
历史上,在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多方面,岭南文化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起着重要作用。
近代岭南文化更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先进文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岭南文化以其独有的多元、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等特点,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对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
[1]岭南学术思想,吸取由中原传入的儒、法、道、佛各家思想并进行创新,孕育出不同风格的思想流派,如江门学派等。
在近代,岭南得风气之先,中西文化交流,孕育和产生出以康有为、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的一代先进人物。
岭南的文学艺术雅俗并茂,岭南画派、粤剧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诗人张九龄、陈献章享誉全国,电影最先从岭南传入。
岭南教育近代更领教育革命之先。
伊斯兰教、佛教较早从海路传入岭南,惠能创中国化佛教——禅宗南派,影响及于全国以至世界。
定义简介从地域上来说,岭南文化大体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
明清之际,岭南三系文化相互融汇贯通,岭南文化真正有自己独立的风格、精神,并区别于南方文化。
岭南文化形成后在政治、哲学、学术、艺术、经济、工艺和生活各方面全面发展,至晚清达到了高峰时期。
到了近代,岭南得风气之先,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津梁,多种文化思潮交错而织成绚丽多彩的画面,岭南文化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革命和发展的先导。
岭南版美术六年级上册《17. 有声电影的鼻祖——皮影戏》教学设计1一. 教材分析《有声电影的鼻祖——皮影戏》这一课是岭南版美术六年级上册的教学内容。
本课以皮影戏为主题,旨在让学生了解和认识皮影戏的艺术特点和历史背景,培养学生的美术欣赏能力和创作能力。
教材内容主要包括皮影戏的起源、发展、艺术特点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的知识。
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将能够了解皮影戏的历史渊源,认识皮影戏的艺术特点,掌握皮影戏的创作方法,并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创作。
二. 学情分析六年级的学生对皮影戏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有一定的了解,但深入的知识和技能掌握程度有限。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引导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观察、分析、实践等方式,让学生深入了解皮影戏的艺术特点和创作方法。
同时,学生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善于接受新知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生动有趣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作欲望。
三. 教学目标1.了解皮影戏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认识皮影戏的艺术特点。
2.掌握皮影戏的创作方法,培养学生的美术创作能力。
3.培养学生对传统艺术的欣赏和热爱,提高学生的文化自信。
四. 教学重难点1.重难点:皮影戏的艺术特点和创作方法。
2.重点:让学生通过观察、实践,深入了解皮影戏的艺术特点,掌握皮影戏的创作方法。
3.难点:如何引导学生将皮影戏的艺术特点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提高学生的创作水平。
五. 教学方法1.讲授法:讲解皮影戏的历史背景、艺术特点和创作方法。
2.演示法:展示皮影戏作品,分析其艺术特点。
3.实践法:学生动手制作皮影,提高创作能力。
4.引导法:引导学生观察、分析、讨论,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新思维。
六. 教学准备1.教师准备:皮影戏相关资料、图片、视频等。
2.学生准备:绘画工具、剪刀、胶水等。
七. 教学过程1.导入(5分钟)教师通过展示皮影戏的图片和视频,引导学生了解皮影戏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呈现(10分钟)教师讲解皮影戏的艺术特点,如线条流畅、造型夸张、色彩鲜明等,并分析皮影戏的制作材料和工具。
电影《一代宗师》场景布置分析数字媒体141张怡电影《一代宗师》中,影迷们对古色古香的岭南建筑,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金楼印象深刻,故事从这座金楼开始,而这些画面不少就在开平赤坎影视城取景的。
据悉,为了拍摄《一代宗师》,导演王家卫到处寻找外景,只要是有骑楼街的城市,都基本走遍。
最后,开平赤坎古镇中西合璧的骑楼群,深深吸引了王家卫。
赤坎影视城,占地总面积6000多平方米、投资1200多万元。
影视城的主体三家巷完全按照广州西关上世纪20年代的格局而建,包括一座西洋建筑、两座中式建筑和一条街道。
《一代宗师》《醉拳Ⅱ》《秋喜》《三家巷》《风雨西关》等80余部影视作品在这里拍摄。
其实,《一代宗师》里找不到开平的明显存在,但《一代宗师》却留给开平影片里最印象深刻的场景——金楼。
邝积康说,王导对道具的细节要求几近苛刻,他在外地拍摄的间隙,剧组在开平赤坎影视城花几百万元搭了个“金楼”,王导回来看了不满意,要求拆了重做。
后来剧组又花了1000多万元重新建了:“金楼”,去现场一看,好家伙,门窗、楼梯都是真材实料的上等木材,不像其他剧组用的是泡沫。
王家卫投入近千万元在赤坎影视城内重塑当年烟花之地繁华场景。
赤坎影视城负责人介绍说,为了凸显金碧辉煌的效果,整座金楼都是刷上金漆。
由此可以看出,场景的布置在王家卫导演的心中占了多大的分量。
同时也可以见得,场景布置对一部影片,可以说是有着相当关键的影响。
在《一代宗师》中,场景主要分成南方场景和北方场景。
南方的代表场景是这部电影中非常有代表性的金楼和广东地方特色浓郁的各类建筑,比如叶宅,武馆等。
南方的风格多细腻而精致,如果用女性来做比喻,南方建筑就是温婉的小家碧玉。
而电影中的北方则截然相反,多是恢弘豪气的场景,如宫宅,宫二先生奉道的奉国寺,宫老先生送葬的漫天雪地,宫二先生和马三决战的火车站。
这些场景都体现着北方的豪迈和壮阔。
在纪录片“《一代宗师》特辑南北场景揭秘(上)”中,《一代宗师》的美术总监邱伟明先生披露,电影中的金楼、火车站等都是重新搭建的场景,而不是就地取材。
六年级上美术教学设计有声电影的鼻祖—皮影戏-岭南版教学目标1. 知识与技能:通过本课学习,学生能够了解皮影戏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和制作过程,掌握皮影戏的基本表演技巧。
2. 过程与方法:通过观察、实践、讨论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精神。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学生对传统艺术的热爱和尊重,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
教学内容1. 皮影戏的历史背景:介绍皮影戏的起源、发展过程以及在不同地区的流派和特点。
2. 皮影戏的艺术特色:分析皮影戏在造型、色彩、表演等方面的独特魅力。
3. 皮影戏的制作过程:讲解皮影人物的制作步骤,包括选材、设计、剪刻、染色等。
4. 皮影戏的表演技巧:通过示范和练习,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皮影表演技巧,如操作杆的使用、角色的动作设计等。
教学重点与难点1. 重点:皮影戏的制作过程和表演技巧。
2. 难点:皮影人物的剪刻技巧和表演时的动作设计。
教具与学具准备1. 教具:皮影戏的相关视频资料、PPT课件、示范皮影人物。
2. 学具:卡纸、剪刀、彩笔、竹签等制作皮影人物的工具。
教学过程1. 导入:通过播放皮影戏的视频片段,引起学生的兴趣,导入本课主题。
2. 新授:讲解皮影戏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和制作过程,通过示范和练习,让学生掌握皮影表演的基本技巧。
3. 实践:学生分组进行皮影人物的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4. 展示与评价:学生展示自己的作品,进行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
5. 总结与拓展:对本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布置相关的课后作业,鼓励学生在课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实践。
板书设计1. 有声电影的鼻祖—皮影戏2. 提纲:- 皮影戏的历史背景- 皮影戏的艺术特色- 皮影戏的制作过程- 皮影戏的表演技巧作业设计1. 必做题:制作一个简单的皮影人物,并编写一个简短的故事进行表演。
2. 选做题:研究皮影戏在不同地区的流派和特点,写一篇短文进行分享。
电影蒙太奇叙事手法在岭南园林空间设计的应用研究引言蒙太奇是一种电影叙事手法,它通过不同镜头的快速剪辑和组合,使得观众在短时间内接受大量信息,从而达到叙事的目的。
而岭南园林则是中国传统园林的重要流派之一,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景观特点而著称。
本文旨在探讨电影蒙太奇叙事手法在岭南园林空间设计中的应用,以及其对园林空间叙事性的影响。
一、蒙太奇叙事手法概述蒙太奇是电影叙事的一种特殊手法,它通过快速的镜头剪辑和组合,以及音频的配合,来实现叙事的目的。
蒙太奇手法的核心在于对时间和空间的处理,通过剪辑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节点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一个连贯的叙事结构。
这种叙事手法的目的在于以最快的速度向观众传递信息,激发观众的情感和想象力,使得观众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信息和感受。
二、岭南园林空间设计的特点岭南园林是中国传统园林的一个重要流派,它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景观特点而著称。
岭南园林以水为主导,建筑多依水而建,形成了独特的水景园林特色。
岭南园林还注重在设计中融入自然山水,形成了独特的园林山水风格。
岭南园林在空间布局和建筑设计中还注重节奏和韵律的处理,形成了独特的空间美感。
在岭南园林的空间设计中,可以借鉴电影蒙太奇的叙事手法,通过空间布局和景观设计来营造叙事性的空间体验。
可以通过快速的景观转换和主题转换来实现蒙太奇的叙事效果。
在园林的设计中,可以通过设置多个景点和主题区域,然后通过巧妙的连接和过渡手法来实现景观的快速变换和转换,从而使得观赏者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剧烈的情感冲突和审美体验。
可以通过音乐和声音的设计来增强蒙太奇的叙事效果。
在园林的设计中,可以设置多个音乐喷泉和声音装置,通过不同区域的声音效果来创造出不同的情境和氛围,从而使得观赏者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情感上的跳跃和冲突,增强其审美体验。
还可以通过节奏和韵律的设计来营造蒙太奇的叙事效果。
在园林的设计中,可以通过人流和参观路径的设计来实现空间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形成一种连续而富有张力的空间体验,从而激发观赏者的情感和想象力。
地方性经验与岭南电影“岭南电影”的概念于1988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建厂三十周年举办的影视艺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主要指“从地域上讲以广东为中心”“反映岭南的人和事,具有开放性、向外性、变革性,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的电影作品。
本文所涉及的岭南电影,既涵盖具有此类特征的电影,也涉及两广、港澳等地出品的作品以及部分由具有岭南背景的电影人主创的具有代表性的影片。
基于地缘优势及包容开放的岭南文化背景,上世纪初,岭南已成为孕育中国电影的重要基地,为中国电影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从岭南走出的导演郑正秋、黎民伟、蔡楚生,著名演员阮玲玉、胡蝶等,都是岭南对中国电影的杰出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澳电影风靡华人世界,长期处于封闭中的大陆电影长廊,也随着《少林寺》的轰动放映而为弹丸之地的港澳电影留出了一席之地;随后,成龙、周润发、刘德华、张曼玉、周星驰等成为内地万众瞩目的巨星,深受大陆观众的喜爱。
岭南电影早在近百年前就已颇具影响力。
1913年,中国第一代导演郑正秋执导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同年,被称为“岭南电影之父”的黎民伟创建的影片公司拍摄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粤剧故事片《庄子试妻》,后人称其“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原创多元意义”。
三四十年代,蔡楚生主创了电影《渔光曲》,是第一部获得国际奖的中国电影,和其主创的另一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一起创下同时期最高票房纪录,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朽的经典。
新中国成立之后,岭南地区以珠江电影制片厂为主要基地,拍摄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如《南海潮》《大浪淘沙》《七十二家房客》等。
新时期以来,随着深圳影业公司及其他民营电影公司的加入,岭南电影展开了新的征程,《海外赤子》《梅花巾》《少年犯》《孙中山》《雅马哈鱼档》《乡情》《绝响》《特区打工妹》《给咖啡加点糖》等屡获好评。
新世纪前后,《漂亮妈妈》《安居》《等郎妹》《荔枝红了》《赛龙夺锦》《秋喜》等影片问世,展示了岭南电影的崭新成就。
综观岭南出品的优秀电影,不难发现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具有创新性。
岭南地处大陆边缘,与海外交往频繁,文化融合突出,这种开放性促进了观念的更新,刺激了文艺的发展,也推动了岭南电影的萌芽与发展。
如大革命时期,岭南人黎民伟开始拍摄纪录片,留下许许多多弥足珍贵的历史画面,而他也被后人奉为“中国新闻纪录片之父”;其于1913年拍摄的《庄子试妻》,被誉为“是岭南戏曲片、历史故事片、灵幻恐怖片的先声,又是岭南古装伦理爱情片的萌芽;第一次由导演黎北海(黎民伟兄)兼演男主角,男演员黎民伟反串女角饰庄妻,黎妻严姗姗饰庄妻婢女,成为中国电影第一个女演员并第一次与男演员同演;是中国第一部到外国放映的影片”。
其后,郑正秋拍摄《姊妹花》,成为中国最早的有声故事片之一,轰动一时;20世纪80年代,《雅马哈鱼档》通过个体户题材对改革开放以来岭南大地上涌动的商业、市井文化进行了生动诠释,展示了市场经济下的新问题、新观念,给古老的中国大地带来了商品经济社会下的新思考。
其次,具有岭南特色。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反映岭南人事。
上世纪中期成立的南国影业公司曾大力倡导从岭南生活中取材,突出岭南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南海潮》《大浪淘沙》到《海外赤子》《孙中山》《荔枝红了》《等郎妹》等等,这些广受赞誉的岭南电影大多以岭南人事为背景,从岭南的真实人物、事件中选材;(2)流露浓郁的岭南风情。
上述以岭南生活为背景的作品大多同时兼具岭南风情。
如《绝响》的广东音乐、《荔枝红了》的广府乡村景致、《雅马哈鱼档》的岭南市井气息、《女人花》的珠三角自梳女现象、《等郎妹》的奇特的客家婚俗等,展现了别具一格的岭南风情。
第三,独特的岭南平民风格。
岭南文化是平民文化,这种文化主导下的岭南文艺往往具有比较突出的平民风格:平实、素朴、讲求实用。
岭南电影历来钟情此类平易务实的美学观、价值观。
早在20世纪初,郑正秋就倡导雅俗共赏的影片风格,关注情节的营造,影片叙事观念比较传统化、民族化,这些特点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大量武侠、言情、侦探电影上。
20世纪末,珠影厂曾经拍出大量武侠片,如《瓜棚女杰》《浴血卫士》《少侠奇缘》《巴陵窃贩》《康熙大闹五台山》等,发行情况令人满意。
当然表现最突出的是香港电影,港产片以其雅俗共赏的动作、言情题材在华人世界长盛不衰,广受欢迎。
综观岭南电影中的佼佼者,不难发现其中往往都有“岭南”的元素,或是题材,或者风格,或者人生理念。
岭南元素正是岭南文化在电影中的直观诠释,其所特有的包容、创新、平民化、重商,追求世俗的生活享受等等元素在音画之间流淌,形象地展示了岭南的地方性特征。
岭南地方性的内容跟今天后现代消费时代的社会思潮有不少交汇点,如世俗化、平民化的大众文化特质等,因此从地方出发似乎已经成为岭南电影征服观众赢得市场的重要手段。
此外,岭南电影所折射的具有边缘性特征的文化现象也是成就其艺术魅力的源泉之一。
相对流传久远的中原文化和由延安时期开创的解放区文化,地处一隅的岭南文化无疑是边缘性的,这使它不仅在题材上具有边缘文化的新鲜感,在话语内容上更有逸出主流的思考与视野,如改革开放初期的个体户鲜活故事《雅马哈鱼档》、特区外来务工人员的奋斗故事《特区打工妹》,等等。
因此,突出的地方性无疑是岭南电影的独特价值所在。
“地方性”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研究的重要命题。
在其代表作《地方性知识》中,吉尔兹通过地方性知识的强调揭示了地方的独特意义。
吉尔兹的地方性与以往倡导的民族文化不同,启蒙时期的文学家们如伏尔泰、莱辛、赫尔德、歌德等曾大力倡导民族文学;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提到过南北方审美取向的不同;泰纳指出文艺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这些学者虽然倡导关注地方的个性,但从对文化的反思中解释其独特的意义的,吉尔兹的思想无疑更为前卫,更有启发性。
从历时性角度考察,地方性与后现代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地方性展示出“求异性”,通过对地方性的认可肯定文化的多样性,从而对普世性所遮蔽的各种区域性文化中独特的精神价值进行了祛蔽。
因此,强调“地方”是全球化浪潮中的另类,是对席卷地球村的同一化思想观念、思维模式、生活形态的拒斥。
另一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也对地方情有独钟,主张通过边缘来理解中心的缺失。
地方记忆就是中心记忆,任何知识都是地方性的,因此,探讨地方性,实际上是探讨个人知识是如何成为“普遍”知识的,这里的“普遍”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如何被更为广大的人群、地域所接受;另一方面,地方元素在电影中的出现不仅是保留传统的、地方的记忆,同时也是对文化多元化、电影生态系统多元化的捍卫,对地方文化的生产、繁荣、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边缘文化的载体,地方电影作品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承载了中心的记忆。
作为主流,官方文化是中心,具有相对稳定的核心,对外界变化的反应比较迟钝;而边缘,却是敏感、善变的,最接近现实生活,最能体现社会民情,边缘循序渐进的演进最终可能彻底改变中心,因此,地方的实质也是主流,它既能反映最真实的中心的记忆,也便于展示不同区域文化鲜活的审美经验,揭示出审美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正因为“地方”包含了太多重要的内涵,地方性文艺作品便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人类学价值以及独特的审美意义。
但是,地方性不能被滥用,否则容易沦为猎奇式的窥探,成为满足某些主流文化内部持有者的窥私癖的工具。
如不少人认为,地方就是民俗,是臣属于主流文化之下的某地的奇风异俗,能给人带来新鲜感,能极大满足观众的好奇心,为此,甚至不惜制造伪民俗来吸引眼球。
然而,强调地方性并不是简单地寻根或者强调地方性题材、方言写作等,最重要的是传达地方性的理念、思维方式,以带给受众更加新鲜的审美体验和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
如一部小制作影片《等郎妹》为例,这部投资不足百万的影片播出后赢得了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认可,数次荣获国内外奖项。
该片以20世纪岭南客家地区独特的婚俗为背景,再现了一个等郎妹的悲凄人生。
该片没有纠结于以离奇曲折的情节去吸引观众,拒绝给人物贴上正邪黑白的标签以迎合主流话语,避免使用大团圆式结尾赐予观众温暖和慰藉,也没有把客家人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汉族民系置于他者的视角窥探其特有的习俗,而是在悲悯的观照中展现深沉的人文情怀,从而具有更加耐人寻味的意蕴和更加深刻的对不可预知、不可把握的人类命运的反思。
具有《等郎妹》般丰富地方色彩的电影还有不少,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肇始的文学寻根思潮影响下,不少电影作品都自觉加入了本土文化的元素。
然而,这并不足以充分展示地方性经验,尤其在消费文化泛滥的当下。
近年来的岭南电影中出现过获得华表奖的《荔枝红了》《龙飞凤舞》,获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的《安居》,获百合奖、长春国际电影节奖、法国国际电影节奖的《等郎妹》,2010年第六届中美电影节获最佳影片“金天使奖”的《秋喜》,等等,但这些作品尚无法抵达岭南电影的巅峰,原因之一正在于地方性经验的匮乏。
以《荔枝红了》为例,这部影片虽然有着鲜明的岭南特色,但典型的岭南外衣下包裹的仍旧是时文性质的故事,地方性特质在强烈的主旋律下“落荒而逃”,影片并没有提供真正的地方性经验;又如《秋喜》,影片展示了浓郁岭南风格的旧广州景观,如骑楼、院落、繁忙的河道等,甚至女主人公秋喜的木屐,都带有原汁原味的岭南气息。
然而,作者传递的话语最终与岭南无关,正邪双方关于“纯洁”问题的争论给人看到的是作者在代表个性的地方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挣扎的无力和妥协,不能不给观众留下遗憾。
诸如《荔枝红了》《秋喜》之类电影所遇到的问题在岭南电影中颇具有代表性,如何在市场、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取舍中表达兼有地方性与普世性的电影话语仍是电影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既要经受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诱惑,也要防止图解政治的工具化倾向,还要警惕取悦市场的伪民俗苗头,对地方性的坚持与固守是不可忽视的有力手段,岭南电影如此,对于崛起中的中国电影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