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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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父亲
2015年01月09日9时04分，我接到老家堂叔的电话，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我感到有点震惊，因为昨晚还与父亲通过电话，电话里听出他吐字还是清晰，头脑还是较清醒，但我也很快就平静地接受了父亲离世的事实。
自前年9月份被确诊患癌以来，历经检验、放疗、吃药、输液和服中药，父亲默默地与病魔相抗争，期间时而好转，时而转危，在经历近16个月后，终因多个器官衰竭而不治，溘然长逝。
父亲生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
在他一岁那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徐州会战后，为了完成对武汉的包围，日本海军舰队溯江而上，从水路进攻武汉，日军第11军在航空兵的配合下，从江南、江北同时向西推进。
1938年7月，战线推到了湖口、九江一带，我的爷爷从江边带货回家，在途中遭遇敌机低空投弹，虽只受轻伤，但因惊吓过度，到家后不久撒手人寰，留下我父亲和奶奶孤儿寡母。
当时的农村许多地方依然施行的是保甲制和宗法制，爷爷的大哥当时是保长，同时因排行老大，对家族的大小事务有很大的掌控权，在爷爷去世后，爷爷的大哥希望奶奶为他续弦，但遭到奶奶的拒绝，他因此怀恨在心，最后竟使用诡计，将奶奶卖到了三十里外的一户人家。
年仅三、四岁的父亲便成为了无父无母的孤儿，靠曾祖母抚养长大。
奶奶后来多次跑回探子，但因阻挠重重而不得见，后因忧郁过度而过早离世。
制作爆竹是许家畈的祖传手工业，制作过程包括切纸、卷筒、切筒、塞底、填药、插引、紧口、编爆等多道工序。
年少时的父亲跟着其它长辈一起从事爆竹制作。
从十岁起，为了将爆竹送到四叔家，父亲时常携带大袋的爆竹，独自步行几十里的路。
1950年10月，我的曾祖父去世，享年61岁，父亲时年14岁。
1951年5月，韩战爆发后近一年，中国政府招募人员入朝参战，父亲的堂哥（爷爷大哥的长子）因不堪继母的虐待，只身前往县城投军，不久战死于朝鲜，父亲成了房族的长子长孙。
1957年，父亲20岁，娶邻村唐氏女子为妻。
翌年，前母有孕。
当时农村在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集体劳动成为生产的主要组织方式。
父亲在生产队劳作，前母中午送饭，路遇熟人，问欲何往，答曰：“送劳饭”，碰巧被某乡干部听到，他硬要说前母说的是“送牢饭”，当晚即组织批斗，当着全村上千人的面进行指责和谩骂。
前母不堪羞辱，回家后悬梁自尽，父亲痛失孕妻。
1958年夏，农业合作社变成了人民公社，当年冬天，粮食供应就出现紧张，爷爷的大哥这种背景有污点的人自然成为最早被断粮的对象，在前往县城投监被拒后，饿死在回家的半路上。
1959年上半年，粮食供应紧张进一步加剧，父亲只身前往600里外的江西修水，投奔房族里的一个堂叔，一路上竟奇迹般的没有遇到任何盘问和阻拦。
到修水后，父亲在一个国营林场工作，每天伐木运料，虽有筋骨之劳，但无体肤之饿，而且多干几年有可能转为国家工人。
1959年冬，曾祖母去世，父亲在江西没有得到消息。
1961年，在毛泽东的表面支持下，曾希圣在安徽试行包产到户的责任田制，在林场工作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动身返回家乡。
1962年，经人介绍，父亲与母亲结婚, 是年父亲26岁，母亲25岁。
1962年冬天，责任田制被取消，农村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进行集体经营，相对于公社制，政策还是要宽松许多，父亲当过几年生产组的组长，后又到生产队办的砖厂做事。
我的大哥、姐、二哥、三哥先后出生，在父亲41岁的时候，母亲生下了我。
父亲和蔼可亲，印象中从来没有骂过我，像那个年代大多数的中国男人一样，父亲拙于言辞，懒于表达，对子女的教育也很少通过言语，偶尔我们做错了什么，他只是生气的说上一两句：“你娃不用心”，有时我们做对了事，父亲也只是微笑的看了下，然后又忙他的事去了。
父亲做事慢条斯理，不急不躁，他长时间不停歇的做一件事，累了就抽一会旱烟，然而又继续做。
记得父亲以前用的是一根两尺多长的烟杆，我小时候还经常拿在手上欣赏，后来不知怎么的烟杆从中间弄断了，父亲用一根硬胶管把它接起又抽了好几年。
小时候，家里有一台收音机，晚上和父亲一起躺在床上，收听单田芳的评书，记得听过的有隋唐演义、薛刚反唐、三侠五义，但经常是我听到一半就因太困而睡着了，早上醒来缠着父亲讲后面的内容。
父亲牵着我的手去外公家，路上经过一商店，我突发奇想对父亲说，要是天上下雨的时候下钱多好，可以买很多的东西，父亲哑然失笑，说要是那样，钱就没有用了，我当时听了似懂非懂。
板车是农村用得最多的载货工具，农忙时父亲用板车给家里拖谷把，农闲时父亲用板车给建房子的人家拖石头，有时还用板车帮别人拖土砖，受帮的人家要管饭，晚上那顿最丰盛。
小孩子嘴馋，有一次我逐着父亲非要去，可父亲怕人家说闲话不让我去，后面拗不过我，把手上的电筒给我，告诉我等他先到别人家坐定后再去，就说是给他送手电筒来了，我按照父亲的指示，等父亲进去后过一会再敲门，门打开后，看到桌上摆满了热气腾腾的菜，我也就在主人家的热情挽留下好好吃了一顿。
1987年，二哥考上军官学校，对于那时的农村来说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录取通知书收到的那天，全村人都来祝贺，我听母亲说那晚父亲在月光下走了很晚才回去睡觉。
1992年，我考上市级重点高中，开学那天，父亲用板车拖着一个木箱子和两袋米将我送到学校。
因学校离家较远，要一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跟父亲再也不能天天见面了，记得每个星期天要回校的时候总有点依依不舍。
1996年，我考上了重庆建筑大学，父亲和我坐了近2个小时的车，将我送到一同学家，由同学的父亲领着我和同学前往重庆，想着将与父亲相隔千里，我禁不住眼眶润湿。
大学毕业后，我继续读研读博，博士毕业后仍留在重庆工作，慢慢适应了这边的气候饮食，熟悉了这边的风土人情，融入了这边的人文世俗，重庆成了我的第二家乡，对老家的依恋不再那么强烈了，但老家的父母双亲永远是我心底的牵挂。
2009年8月，父亲在三个孙儿的陪伴下，和母亲来重庆参加我的婚礼，我带着他们在重庆的一些景点走走看看。
我们一起乘坐游船从重庆到宜昌，年逾古稀的双亲对三峡两岸的峭壁奇峰惊叹不已。
2013年9月，接到堂叔电话，说父亲吃饭打梗，近来愈是严重，我感到诧异，之前电话里并未听父亲提起，第二天上午我驱车往老家赶，第三天晚上将父亲接到了重庆，第四天上午前往医院作检查，第六天中午检查结果出来-鳞状中下段食道癌。
在父亲的灵堂前，我书写了一幅挽联：
幼孤少贫半辈颠沛历艰辛父慈子孝百代奋发争荣光
永怀我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