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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司母戊大方鼎-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司母戊鼎简介殷墟司母戊大方鼎，又称司母戊大方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至前II 世纪）铸品，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
此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和青铜器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镇馆之宝。
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它的铸造工艺标志着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新高度。
司母戊鼎的外形厚重庄严，充满了威严和神秘的力量。
鼎身呈长方形，上窄下宽，从上到下由两个斜面组成。
鼎口附有四个向外突出的部分，用于支撑器物的耳朵。
每个耳朵上都有一个凶猛的饕餮纹，象征着力量和威严。
鼎的腹部饰有饕餮纹、夔纹和蝉纹，这些纹样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富有神秘色彩的装饰图案。
在鼎的四面中部，各有一个大禾头，禾头下挂两条飞龙，增加了庄重威严的气氛。
整个鼎身结构严谨，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感。
司母戊鼎的铸造过程非常复杂，采用了商周时期青铜器制作的最先进技术。
首先需要炼制铜矿石，制成铜液。
然后将铜液倒入模具中，模具内部雕刻有相应的图案和文字。
在铜液冷却凝固后，需要再进行精加工和抛光处理，最后形成完美的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体现了商周时期中国青铜文化的辉煌成就。
它的出土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商代晚期中国青铜铸造工艺的高度和复杂性。
司母戊鼎不仅仅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更是中国古代文化自信的象征。
它的价值和重要性无可估量，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然而，司母戊鼎的出土历程充满了艰辛和危险。
1939年，在安阳武官村的一个农民家中发现了这件宝物。
当时，这个农民在自家田地里挖地时偶然发现了这个大铜器。
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动荡时期，这个农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铜器的重要价值，只是将它视为普通的废铜烂铁。
后来，这个铜器被转卖给当地的古董商人，几经周折后被带到了北京。
司母戊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司母戊鼎是中国古代bronzes（青铜器）中的一件珍贵文物，目前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
该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中轴线的南端，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
司母戊鼎是中国青铜器中的一种，属于战国时期的文物。
它的制作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年左右，距今已有将近2500年的历史。
司母戊鼎使用了精湛的铸造技术，它的外形庄重典雅，展示了古代中国人民的工艺造诣和审美情趣。
此外，司母戊鼎上刻有大量的图案和文字，这些图案和文字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宗教信仰以及统治者的权威。
因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司母戊鼎被誉为中国青铜器中的瑰宝，深受学者和艺术爱好者的关注。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国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它的收藏规模之庞大、艺术品的质量之高以及展览陈列的水平之出众，使得它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该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多达100多万件，分布在不同的展馆中。
司母戊鼎是该博物馆中的一颗明珠，它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游客和研究者。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展示。
博物馆为它专门创建了一个特殊的展示区域，以确保观众能够近距离欣赏这件珍贵的文物。
观众可以通过玻璃罩子看到司母戊鼎的全貌，同时，博物馆还陈列了大量的专业解说和相关资料，让观众全面了解司母戊鼎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
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中国文化的窗口之一，致力于保护和展示丰富多样的文物。
司母戊鼎的收藏和展示正是这一使命的典范。
通过将这样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文物展示给公众，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古代中国文明的机会，同时也展示了中国优秀的博物馆事业。
对于学者和艺术爱好者来说，司母戊鼎的收藏和展示，也提供了研究和鉴赏的宝贵资源。
司母戊鼎介绍200字
司母戊鼎是中国青铜器中的一种，出土于湖北省安陆县司母戊墓中，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司母戊鼎是中国青铜器中的珍品，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杰出代表。
司母戊鼎的造型庄重大气，高约1.55米，重达875千克。
鼎身呈方形，四周有四只短脚，稳固而坚实。
鼎的四面各有不同的纹饰，其中三面刻有精美的图案和纹饰，展示了古人的智慧和审美追求。
鼎身上刻有蛇纹、兽面纹、凤纹等，表现出神秘的宗教意义。
鼎耳上还有神兽的形象，栩栩如生，根据这些纹饰可以推测出司母戊鼎的使用者可能是一位重要的贵族或统治者。
司母戊鼎的出土，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历史和制作工艺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不仅展示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技艺，还反映了古代社会的政治、宗教和文化面貌。
司母戊鼎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流失的中国古代文物,难道要靠战争才能收回中国文化渊远流长，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新一代的中国人，而能记载我们的历史的，只有那些“传家宝”，泱泱中国，历代传承了众多凝聚着民族智慧和传统文化的国宝文物，这些国宝，既有受到政府保护收藏在各个博物馆中的，还有收藏于民间被国人精心呵护的，也有历尽磨难流失于海外的……其中，更有很多国宝能够折射出民族的命运与历史的兴衰。
可是五千年留下来的“传家宝”，真正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的又有几件呢司母戊鼎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所铸的重器。
原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
此鼎形制雄伟，重达832.84公斤，高达133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司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
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大型编钟。
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的一座战国早期墓葬——曾侯乙墓中。
出土时，整套编钟耸立如故。
现存于湖北省博物馆内。
铜奔马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的东汉墓中出土了39匹铜马，其中以一匹足踏飞燕的奔马最为著名。
此马高34．5厘米，长45厘米，其造型巧妙地利用了力学支点，铸造了风驰电掣的千里马形象。
铜奔马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金刚经》唐代懿宗咸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刷的《金刚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年、月、日记载的雕版印刷品，于1900年在甘肃敦煌发现。
是至今存于世的中国早期印刷品实物中唯一的一份本身留有明确、完整的刻印年代的印品。
此经原藏敦煌第17窟藏经洞中，1907年被英人斯坦因盗骗，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永乐大典》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修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其性质有点类似今天的百科全书，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很高的地位，对于保存我国古代文献有巨大的功绩。
殷墟司母戊大方鼎-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司母戊鼎简介 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原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
此鼎形制雄伟，重达 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司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
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
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
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
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
司母戊鼎司母戊鼎鼎铭 司母戊鼎鼎耳细部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
耳侧以鱼纹为饰。
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
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
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司母戊鼎的提手文饰同样精美。
两只龙虎张开巨口，含着一个人头，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
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
现在却有人推测，那个人是主持占卜的贞人，他主动将头伸入龙虎口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胆量和法力，使民众臣服于自己的各种命令，完全是可能的：当时的贞人出场时都牵着两头猛兽，在青铜器和甲骨文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案。
此鼎器形庞大浑厚,其腹部铸有“司母戊”3字;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
司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
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
经测定,司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其他0.8%。
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
司母戊方鼎司母戊方鼎，又称司母戊鼎，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一种，属于商代晚期的文化遗存。
这种鼎的形制独特，造型精美，铸工精湛，被视为古代艺术品中的珍宝。
下面将为大家介绍关于司母戊方鼎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及其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司母戊方鼎的形制为方形，高约70厘米，上方有两个耳部；鼎四面分别铸有各不相同的纹饰，并饰有一条龙纹。
这种鼎采用了古代铜器铸造技术中的“一次性铸造法”，也就是说，整个鼎是一次性铸成的，而非多次组合焊接而成。
司母戊方鼎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代表之一，其造型古朴典雅，雕饰细腻精致，彰显出商代晚期艺术的高度成就。
鼎的四面分别铸有不同的纹饰，其中包括神兽、神人、龙纹等图案，寓意丰富，充满了浓厚的宗教、神秘的色彩。
司母戊方鼎的铸工技艺非常精湛，铜质的鼎身表面经过精心打磨和抛光，呈现出一种光滑如玉的质感。
另外，其纹饰的雕刻也是非常精细的，铭刻纹饰的线条流畅，层次分明，堪称古代铜器雕刻艺术的杰作。
司母戊方鼎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它的发现和研究对于了解商代晚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资料。
通过对司母戊方鼎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和社会形态。
司母戊方鼎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的造型设计和雕饰工艺体现了古代艺术家们对于美的追求与创造力的发挥。
同时，方鼎作为一种礼器，在古代宗教仪式和宴会中具有重要作用，体现出古代人们对于神圣、庄重、繁荣富裕等价值观念的追求。
不仅如此，司母戊方鼎的出现也代表了青铜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青铜器作为古代人类社会中的一种重要工艺品，既具有实用性，又具备了祭祀、礼仪等方面的内涵，在古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功能。
而司母戊方鼎作为青铜器中的瑰宝，更是体现了古代文明的辉煌和智慧的结晶。
总结来说，司母戊方鼎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的一种珍贵文物，它的造型独特、精美，铸工精湛。
这种鼎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于了解古代社会和文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母戊大方鼎简介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一片农地中出土，因其鼎内部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约832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该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
中国的鼎文化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
中国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
而其真正的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
最早的中国鼎被认为是立国重器，它是中国青铜器的杰出代表。
象征着高大、显赫、尊贵的意思。
鼎的尺寸比生活实际大的多，是由于古人认为它是神的尺寸，这也反映鼎一开始是作为一种祭祀的礼器。
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
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
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
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
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
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
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
（司母戊鼎便是最负盛名的四足大方鼎）司母戊鼎简介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原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
此鼎形制雄伟，832.84千克。
龙源期刊网 “国之重器”司母戊鼎作者：来源：《小学教学研究·新小读者》2015年第04期1939年，司母戊大方鼎出土于河南安阳，是迄（qì）今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和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从面世的第一天起，这件国宝就开始了数次历险的历程。
自从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之后，当地农民常私自探寻文物。
1939年的一天，当地村民吴培文家的佣工吴希增等人用洛阳铲在田地里探找文物。
当铲到地下十多米深时，触及到一个硬东西，他将铲子取上来看，发现坚硬的铲子头卷了刃，他想地下一定藏着古物。
当晚，吴希增、吴培文便破土挖宝。
到半夜时分，宝物才被发现。
第二天夜里，吴希增组织了40多人往上提，当提到六七米时，粗实的绳子突然断了。
此时天将放亮，人们又将洞口堵了起来。
直到第三天夜里，终于将这个特大方鼎弄出地面。
消息很快泄露出去。
不久，驻安阳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长黑田荣次前来“参观”。
后北平古董商萧寅（yín）卿也来秘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
村民先是用钢锯条锯，没锯动，又改用铁锤砸，最后砸掉了鼎耳，使方鼎受到严重破坏。
随后，吴培文将鼎藏在了放草料杂物的东屋，接着，从古玩商那里，用20块大洋买了一只铜器赝（yàn）品藏到炕洞里。
日本人闻讯搜查吴家时，扒开了吴培文的睡炕，那只赝品被日军搜出当作真品带走。
1948年5月29日，大鼎首次在南京展出，蒋介石偕（xié）夫人及上层官员亲临参观并照相留念，引起巨大轰动。
1959年，大鼎被运至北京，经郭沫若考证，确认大鼎上的铭文为“司母戊”三个字。
方鼎那失去的一只鼎耳一直未找到，专家们只得仿照鼎上另一只鼎耳将它补上去，算是完整了。
谁阻止了司母戊大鼎迁往台湾【导视】：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为躲避战火，国民党南京行政院决定将大批大陆文物分三次迁往台湾。
在那兵荒马乱的时代，一批批珍贵文物是如何被运抵台湾的？这一路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和风险？而当时在南京博物馆的青铜器中，有一件旷世珍品、被称为“国之重器”的司母戊大方鼎却侥幸没有被运走，而是留在了大陆。
究其原因，只因其太大、太重，事实果真如此吗？区区几百斤的大鼎就真的无法远距离运送吗？究竟是《谁阻止了司母戊大鼎迁往台湾》呢？本期《档案》即将为您讲述。
【短片】：1949年4月21日零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全线发起渡江战役。
当天，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第二天，国民党当局弃守南京，部署退却。
23日，代总统李宗仁撤离南京，国民政府发言人在何应钦公馆宣布撤离南京。
至此，国民党政府定都22年的首都南京，不到三天时间就被解放军解放。
当解放军部队攻入南京飞机场时，在一侧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体型巨大的木头箱子，箱子四周被装订的严严实实，这个大箱子里装的会是什么呢？【讲述人1】：（背景板）观众朋友，欢迎打开今天的《档案》。
当解放军现场拆开铁钉，打开木箱子一看，现场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这里面装的不是别的，正是1939年在安阳小屯出土的、有着“镇国之宝”美誉的、并且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
见此情景，解放军赶紧再将木头箱子原封不动地封好，小心翼翼将大鼎护送到了南京博物馆保存。
那么，这装订好的司母戊大鼎原本打算是要运往哪里的？它最终又为何会遗留在了南京机场呢？【短片】：1948年是中国近代史演进最为激烈的一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了，南京的人们再也坐不住了，四天之后，南京市鼓楼区的一所寻常院落当中，一个秘密会议正在召开。
参与人员有当时的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杭立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教育部长朱家骅、外交部长王世杰、考古学家李济等8人。
会议气氛异常紧张，很快，八个人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为躲避战火，将故宫博物院抗战期间南迁的所有珍贵文物迅速迁往台湾。
在他们八个人当中，最早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杭立武。
杭立武，安徽滁县人。
192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2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受聘为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
1931年转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
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美国联合援华会会长。
1944年任教育部常务次长。
两年后调政务次长。
【主持人2】：（背景板）这是1950年杭立武在台湾撰写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里面详细叙述了这次会议的决定,上面记录着首先抢运故宫600箱精品,并推举杭立武全权负责此次文物迁台的各项事宜。
很快，接替翁文灏行政院院长职务的孙科就签署了这份批准文物迁台的文件。
同时下拨了二千八百元金圆券，作为迁运费用。
事实上，这已经是杭立武第二次提出将文物转移的建议，早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杭立武就表示，一旦日寇进入南京城，很有可能会染指这批无价国宝，应该将大批的文物国宝进行南迁至安全地带。
【短片】：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悍然发动芦沟桥事变，紧接着又在上海点燃战火，发动了八一三淞沪战役。
此时，故宫国宝大部份都集中于南京朝天宫，日本轰炸机已数度飞临南京上空投弹轰炸。
见此情景，杭立武紧急面见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建议应将故宫国宝尽速后撤至安全地区。
张群拍了一封电报，向在杭州的蒋介石请示。
第二天，张群告诉杭立武，蒋介石已经批准，同时命令杭立武负责把南京的国宝迁运到大后方。
【讲述人3】：（带logo）当时由于正值抗战爆发初期，国家穷的连军用物资都很难找到交通工具运输，更别提这运送文物了，后来还是蒋介石亲批，才拨调了一个拉货车的火车皮，把一批存放在南京的古文物沿着津浦铁路，转陇海铁路运送到宝鸡，再用大卡车护送到四川。
而另外一批文物，则走水路，租用的是英商运输船，顺着长江运到汉口，再转运四川。
这些文物分别贮藏在四川的乐山、峨嵋和贵州安顺等地。
直到抗战胜利后，这些文物才从四川的存放地点陆续又运回南京。
【短片】：抗日战争胜利后，司母戊大方鼎历尽艰辛又回到了南京。
司母戊大方鼎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不仅铸造工艺精湛，造型凝重结实，而且纹饰非常繁丽雄奇。
据说，1948年杭立武提出将文物迁往台湾时，众多宝鼎都被定为运送青铜器中的重中之重。
可这个有着“中国古代青铜器之王”美誉的大方鼎，却被留在了祖国大陆，这是什么原因呢？【讲述人4】：（无logo）1996年，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先登先生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访问。
李先生站在毛公鼎旁留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中国青铜器中有两件之最，毛公鼎是铭文最多的青铜器，现在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大方鼎是最大、最重的青铜器，现在保存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当年，国民党政府将大批珍贵的青铜器运到了台湾，可为什么没有把大方鼎带走呢？对于这一问题，有不少学者也曾经提出同样的疑问，而台北故宫博物院秦孝仪院长认为，原来啊，国民党政府本来是想把大方鼎运到台湾的，但是由于战事紧急，再加上大方鼎太大太重了，想运到船上必须用起重机才行，文物运台时间又很仓促，根本没有时间再找起重机，所以大方鼎也就没被运走，而是遗留在了南京机场。
【短片】：对于大鼎太大、太重而无法运送这样的结论，现在我们分析看来，不免有些牵强。
因为在杭立武、翁文灏等人秘密开会商议将文物迁台后不久，徐蚌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就再也支撑不住了，1948年12月21日，国民党海军中鼎号运输舰悄然驶进了南京下关码头，码头上700多个神秘的大箱子被摆放的整整齐齐，中鼎号此行就是要把这700多个大箱子秘密运往台湾北部的基隆港，这些箱子里装的，正是那次秘密会议上决定迁往台湾的第一批国宝。
这里面有来自五个机构的顶级国宝，其中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皇家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挖掘出土的文物、中央图书馆的宋元古籍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大批珍贵文物。
此外，60箱重要的外交档案和国际条约文本也随船前往，其中就有非常著名的《南京条约》。
【讲述人5】：（带logo）据了解，中鼎轮原本是一艘登陆艇，之后被改装成了运输舰，而且这是由蒋介石亲自下令调配来运送文物的。
第二天清晨，中鼎号装箱完毕，从南京的下关码头点火起航了。
看着远去的中鼎号，杭立武总算是送了一口气。
中鼎轮经历了四天的海上航行，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平安抵达台湾基隆港，第一批文物顺利运抵台湾。
但是，第二批文物运送起来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由于国共内战，军情紧急，国民党海军已经调不出多余的军舰再来协助运送故宫文物，迫于无奈，杭立武只好透过朋友的关系，向招商局洽租了一艘商船继续运送。
【短片】：这艘商船名为海沪轮，海沪轮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驶抵下关码头，经过两天夜以继日装载货物，第二批文物全部上船运至台湾，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这批运走的青铜器和瓷器后来成了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
到了第三批运送文物图书，杭立武又向国民政府争取六十万元金圆券的运费。
可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商船也全部被军政机关征收。
杭立武只好再请军方帮忙，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指派海军运输舰昆仑舰，担负起第三批运送国宝的任务。
由此，从1948年12月22日至1949年2月22日,文物分三批运至台湾基隆,共计2972余箱。
【讲述人6】：（带logo）近3000箱的文物可以顺利被运往台湾，难道区区重达800多斤的司母戊鼎就真的无法依靠人力搬运到船上吗？就算是大鼎太大、太重，人力无法胜任，需要靠起重机来，对于时间仓促来不及找起重机的说法，也实在令人想不通。
我们来具体算一下三次运送文物的时间，从1948年11月10日起开始筹备文物迁台的计划，到1948年12月22日，第一批文物启程运往台湾，再到1949年2月底三批文物全部运抵台湾，这中间经历了将近三个半月的时间，难道在这三个半月运送过程中可以找到运输舰、可以借到商船，难道就没有时间找个起重机吗？还是因为司母戊大鼎根本就不受重视？被认为是可运可不运的文物呢？这种说法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蒋介石对司母戊鼎的重视当时应该是人尽皆知的呀。
【短片】：1939年3月，安阳县武官村农民从吴家柏树坟地挖掘出司母戊鼎。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安阳已被日寇侵占，武官村附近的机场就有日军驻扎。
由于司母戊鼎体积过大，不好藏匿，村民为了不使司母戊鼎落入日寇手中，几次异地，最后将司母戊鼎埋入吴家家宅地下，又以俗称“尿罐子”的另一古董搪塞了日寇，终于躲过一劫。
抗战胜利后，大鼎被重新挖出。
此时，安阳县政府的一位陈参议打探到了大鼎得下落，威逼吴家把大鼎上交政府。
司母戊鼎被送到政府后，摆放在县东街萧曹庙，也就是当时的安阳县古物保存所进行展出，一时间城内百姓争相参观，盛况空前。
【讲述人7】：（带logo）谁知啊，这消息传的很快，竟然传到了驻扎在新乡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官王仲廉的耳朵里，而咱们安阳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之所以能够到南京，正是因为这位司令官的一次巴结行为。
因为此时正值蒋介石60大寿在即，王仲廉作为蒋介石黄埔军校的学生，这个时候却在送什么礼物上犯了愁。
他想了许多点子，但都不满意，这个时候，有人给他提建议了，如果把殷墟出土的司母戊方鼎送去，校长应该会高兴的。
一语说在了王仲廉的心头上，他急忙带上护卫队，从司令部所在的新乡县北去安阳，把收藏在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在地的司母戊方鼎“借”了出来，装上火车，武装押送直达南京，作为贺寿的礼物献给了蒋介石。
【短片】:不知为何，蒋介石并没有正面接受大鼎，但也没有原物退回，只是嘱咐下来由南京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妥为收存。
即便如此，王仲廉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善于揣摩校长心理的他，知道自己送来的这件礼物很讨校长的欢心。
果不其然，两年之后的1948年5月29日，司母戊大方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览，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陪同蒋介石与夫人宋美玲亲往展馆参观，并在鼎前留影纪念。
当天，蒋氏夫妇站在司母戊方鼎前的摄影新闻，占据了包括南京、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
【主持人8】：（带logo）由此可见，说大鼎太大太重、时间仓促来不及运走以及不受重视三个原因而留在了大陆，这些说法显然是说不通的，那大鼎没有被运走最真实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据我们了解，早在前几年，安阳考古站站长唐际根教授也曾因为这个问题专程到台湾故宫博物院进行调查，在台湾，他曾经看到过一本杭立武先生的回忆录，对于司母戊鼎留在大陆的原因，杭立武先生并没有明确说明原因，只是提到：“为阻止文物迁台，南京故宫博物院党员陶孟和发动群众，进行阻止，但行动失败。
司母戊大方鼎留在大陆。
”【短片】：陶孟和，原名履恭。
社会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