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可以依靠的坚实臂膀在美国，越来越多的老人独居。
他们生病时处境通常显得很悲惨。
简·格罗斯在下面的文章中指出这些老年人的问题。
每次人们在医生办公室给格雷斯·麦凯比递来一份紧急情况联系人表格时，空格处总令她心中发怵。
对任何有配偶、伴侣或子女的人来说，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75岁的麦凯比女士一直独居。
谁能和她一起渡过难关?情况最糟糕的时候，谁会关心她?这些曾是假设的问题。
但是现在，麦凯比女士视力越来越差，几乎完全看不见。
她一直有很多朋友，但从没请过谁为她负起责任，比如，接急诊室半夜来的电话，或因为她自己不能写支票而帮助付账单。
她在所有的朋友中，选定了一个心地善良、遇事不慌、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
所以，她多次在空白处写止“夏洛特·弗兰克”，然后打电话说，“夏洛特，又把您写在单子上了，”于是，紧张时刻得到缓解。
麦凯比女士被一个鲁莽的司机撞倒在人行横道上，得了脑震荡，这时，年龄70岁，自己也独居的弗兰克女士在起居室长沙发上守了一夜。
麦凯比女士再也看不清标)隹字体时，弗兰克女士给她弄了一台电脑，把字体设置到最大，这样，她就能读报纸，从商品单定购货物。
“你会发现，有些好朋友成了至交，”麦凯比女士说，“夏洛克既实际又形象地告诉我要，抓住不放，我这样做了。
”无法统计出不同年龄生病或有残疾的独居者的数字，医院安排出院的人和家庭健康照料机构说，他们服务的明显无人照顾的独居者越来越多。
人口调查报告中，单人家庭，包括从未结婚者、离婚者和丧偶者，其数目明显增加。
2003年，近27％的美国家庭由独居者组成，高于1970年的18％，这些家庭注重的是不具有亲属的法律地位或社会地位的友谊。
人口统计学家警告说，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老年化，疾病和残疾成为老年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这将使独居者家庭队伍壮大。
美国医院协会资深副会长詹姆斯·本特利说，独居者属于最棘手的情况。
他说，任何病人或残疾人，在医院里和出院后都“需要有人负责照料他们”，但独居者在特别脆弱的时候，却是自己照料自己。
“病人不能同时想着两种角色，”他说，“但我们还没有一个好的机制来处理这个问题。
”医院里短期停留的病人增加，有时让不能自理的病人回家，这就使情况更糟。
本特利先生说，医院必须找些新方法，让这类病人对面临的问题有所准备，并说独居者必须“在生病之前想一想”自己有哪些组织起来的关系网可以访问。
他说，“如果我们等到出生高峰时期出生的人需要这些的时候才来考虑，因为他们人数太多，没有办法特别处理，这是我们现在就要思考的问题，否则，到时候绝对会一团糟。
”一些独居者需要帮助是因为暂时性的医疗难关，如膝关节置换手术，没人帮助不能洗澡或爬楼梯。
或者，问题可以是永久性的，但无生命危险，像麦凯比女士的视干视锥细胞退化导致视力减退。
她看不清四周，看见的东西似乎都蒙了一层薄棉纱，所以她的朋友陪她出去办事，帮助她处理文字材料。
其次是重大疾病，如癌症或帕金森氏疾病。
病员没有家人负责，谁在手术等候室里不睡觉地坐着?谁和保险公司讨价还价，知道每种药的剂量，或打电话告诉远方的亲人好的或坏的消息？确实，配偶或长大成人的子女不是抵抗疾病和死亡的保险。
但紧急情况联系人表格没有明显近亲可以填写的独居者，必须依靠从专职人员和朋友那里临时获得的支持。
独立多年之后，且不说请求帮助，就是接受帮助，到时候也可能不那么自然。
“也许他们至今还没有太多地提出要帮助，“克莉丝汀·诺林说道。
她是癌症康复中心的社会工作者，那里为癌症病人提供一系列免费服务。
她说，“这对他们有好处。
不过这是他们人生中的非常时期。
只要提出要求就帮他们感到轻松些，这是我们的工作。
”一个庞大的朋友圈子也许本身并不是答案。
比如，71岁的塔凯·罗伯塔·范·拉文，寡居了15年，女儿住在澳大利亚。
范·拉文女士有自己过去在《纽约之城》从事专门技术写作时的朋友，有读书俱乐部的朋友，有歌剧迷朋友。
现在这位高傲的女人患晚期卵巢癌。
多年来，多次复发、一次次治疗，朋友们主动陪她去化疗，但她不让任何人陪她达六个小时，尽管有人陪会分散注意力，令人愉快。
‟我告诉他们，我要留到紧急时刻用他们。
”她说，“但是，真的是因为接受帮助很难。
”一种新需要希望家人无条件的照顾肯定是首选，要放弃它很难。
芭芭拉·R，68岁，过去是大学教授，去年冬天诊断为乳腺癌，做肿块切除手术，等病理报告，进行放射治疗，这样的时候，她很想姐姐在自己身边。
芭芭拉说，“家人照顾你时，不讲条件，始终如一。
”但她知道姐姐腾不出手来，姐姐有一位患严重肺气肿的老年伴侣。
·他比我更需要她，·芑芭拉说，承认亲友另有更要紧的责任是独居者面对的严峻事实。
(芭芭拉要求不完全公布自己的身份，因为一些亲戚和同事不知道她生病。
)芭芭拉知道，自己进入类似的疾病世界时有许多优势。
她一直单身，有定期的社会活动，参加了一系列妇女组织。
她说：“友谊成了我生活的组织原则。
”但是，再要好的朋友也会被新层次的需要压垮，面对这种情况，她的目标是要确认·没有一个人不得不负担太重”。
她认为，这样做的最好方法，是让朋友完成其最擅长，最符合个人安排的任务。
当芭芭拉评估治疗方案时，她挑选患过癌症的朋友陪自己见医生。
在等待病理报告时，她选对艺术和戏剧有共同爱好的朋友来分散她的注意力，出去参观克里斯托在中央公园的艺术建筑：“门”，或者看戏剧汤姆·佩因》(无中生有)。
在肿块切除手术后，许多饭菜烧得好的朋友在冰柜储备了自制的汤，或给一屋子客人带来晚餐，把令人恐惧的一天变得几乎洋溢节日气氛。
一天晚上，芭芭拉感到特别不舒服，就打电话请一个邻居吃晚饭，，她喜欢这位邻居的处事不慌。
她们分享冰箱里的东西，共喝一瓶白福美白葡萄酒。
她手术那天，选了一个大学同学，在手术前和她不停地讨论最近一趟去塔斯马尼亚的旅游，此后又一起在休息室听外科医生宣布她的淋巴瘤是良性的。
芭芭拉最艰难的选择，是请手术后在家里过夜的人，这意味着在她的起居室长沙发上度过一个不舒服的夜晚。
一个提出帮忙的朋友肺部有毛病，同时还在照顾97岁的母亲，已经筋疲力尽。
另一个膝盖不好的朋友，姐姐在城外做癌症手术，刚刚回来。
芭芭拉知道，这时候不能心挂两头，如果这从这些朋友中选择，选中的人会同时牵挂另一个人。
于是，她打电话给一个熟人，是退休医生，芭芭拉最近参加的社区组织成员。
该组织所有成员都是女性。
所有的人都住在附近。
她们的目的是，在需要相互帮助的时候，如结肠镜检查后需陪伴回家时，提供帮助。
芭芭拉认为，这些新生的团体和自己那个被称为‟友谊曼陀罗·的关系网，是疾病和老年孤独者日益庞大的队伍的榜样。
她说，“我们的整个社会是围绕核心家庭组织起来的，在法律和文化上，友谊并没有太多的立足空间。
我们怎样超越它呢，我们怎样给自己创造一种社区，好使照顾变得更容易些呢?”危难中的帮助埃尔维亚·莫兰，37岁，十几岁时从厄瓜多尔移民过来后，一直靠自己。
所以，在她遭遇一次过早来到的健康难关时，表现了少有的勇气和开朗。
看她在扬克斯公寓里拖着腿靠助行器从起居室走向卧室，全神贯注地照镜子，那样子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被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折磨的消瘦身躯。
相反，她酒窝闪闪发光，欣赏着刚洗过的头发，头发是最好的朋友克里斯蒂娜·马丁内斯吹烫的。
两个人用西班牙语咯咯地说笑，聊着天，就像两个女孩扮演发廊游戏。
马丁内斯女士说，她的朋友需要一个更好的造型刷来梳卷发。
但是莫兰女士已经非常满意。
“喔，克里斯蒂娜，我看上去很漂亮啊]”她说，”谢谢你，谢谢你！”莫兰女士说，如果没有马丁内斯女士，她会不知该怎么力、，大约20年前同住一栋大楼时，她认识了马丁内斯女士。
马丁内斯女士每天来看望，为莫兰女士准备她最爱的鸡汤，汤里放有洋葱、大蒜和酸橙。
她叠好送去洗的衣服，重新安放家具，好清理出一条安全通道。
在莫兰女士的残疾救助款启动之前，她借钱给莫兰女士。
去年冬天莫兰女士拿到诊断后，马丁内斯女士停止了寻找工作，打那以后，她拿不出来的是钱。
此时，她远离自己在哈莱姆的家，家中留下在餐馆工作的丈夫照顾他们三岁的女儿。
但是对于这两位女士，不存在通常区分朋友和亲属的界限。
“对我来说像姐姐，”莫兰女士说，“这世界没有别人心这样好。
”莫兰女士从韦斯特切斯特社区学院顺利毕业不久，就来了可怕的对疾病未来后果的预测，这使她后来失去化妆品厂的工作。
几个月的时间，她不能够独立行走。
手臂无力，口齿不清。
纽约长老会哥伦比亚医院的医生告诉她，不久她要靠呼吸机呼吸，靠营养饲管进食。
她说自己两个都不要，而让马丁内斯女士全权照料她的健康。
她在表格签名时，她的朋友哭了。
莫兰女士在美国没有亲人，她的母亲在厄瓜多尔申请签证来这里帮忙。
马丁内斯女士想让她的朋友搬得离自己的公寓近一点，但没能找到低于每月800美元的底楼或电梯房。
马丁内斯女士说，“我不想让她感到孤独和沮丧，她应该一直和她认识的人在一起。
”莫兰女士暂时能每周有一名护士、一名社区工作者、一名理疗师和一位职业治疗师上门查访。
每周五天，每天四小时还有一个助手来这里。
所有的帮助者都离开后，情况就变得令人担心，马丁内斯女士很想自己留下来过夜，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家里有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和已经因她长期不在家而生气的丈夫。
一次，一罐沸水从手中滑下来，莫兰女士烫伤了手腕。
她没有叫任何人，而是大声地训斥自己“要勇敢!”，烧伤的地方抹了牙膏，这是她祖国的习惯。
还有一次，她的身体痉挛，送到医院时单身一人。
马丁内斯女士第二天在医院找到她，见她身上穿着脏兮兮的医院服，便去护士值班处要求给予照料。
但是，勇敢面对和专心照料，依然不能对付残酷的疾病。
春去夏来，莫兰女士别无选择，只能搬到韦斯特切斯特郡的护养院。
马丁内斯女士不熟悉轨道交通线路，英语也不好，她尽力从哈莱姆赶到瓦尔哈拉的护养院。
一次，在神秘的系列公交大巴上旅行了三小时。
另一次，她花80美元乘小汽车。
她丈夫的恼火变成了愤怒。
但这并没有阻止马丁内斯女士过来。
马丁内斯女士说，”埃尔维亚，她没有任何人，所以不管他说什么，我还是一直赶过来。
”就是现在，莫兰女士几乎不能说话，只能在轮椅上，她还是用自己所知道的唯一方法报答朋友的善良.。
“克里斯蒂娜不喜欢我哭，”她说，“所以我为了她尽力一直微笑。
”担心成为累赘去年10月，弗兰克·戴金对一种罕见的淋巴瘤化疗后反应有生命危险，在圣文森特曼哈顿医院重症监护室用子17天的呼吸器。
戴金先生想，如果他孤身一人，会为他做出些什么样的医疗决定，又是谁做出这些决定呢?不过，他的朋友卡罗尔凯莫维茨来照料他。
她就是应医生要求，打电话给他在内华达州的父亲说病危的那个人。
她就是同意神秘的医疗方案，然后又担心这些方案会使他送命的那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