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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平等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摘要：本文利用中国 1999—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模型对我国三个地区的教育不平等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内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关键词：教育不平等收入差距面板数据模型一、引言及文献回顾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伴随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收入分配差距也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所面临的紧迫问题而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按照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不平等程度先上升后下降。
在个人收入中,工资收入占据最主要的部分,而工资收人又和个人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
可以看出,教育对收人不平等有着重要影响。
所以政府往往把增加对教育投入作为降低收人不平等程度的一个政策工具。
本文采用教育基尼系数刻画教育不平等, 利用相关计量方程选取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内在关系进行动态研究,将有助于从教育发展角度提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建议。
二、实证分析1.panel data模型本文建立以下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经检验可以认为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样本数据符合变系数模型。
3.panel data模型估计根据检验结果，运用eviews6.0软件建立panel data变系数模型分析我国各东、中、西部地区教育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区域差异效应。
得到各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地区截距项ays edugini东部地区-0.3076 0.039(9.366) 0.279(2.109)中部地区-1.14381 0.119(7.264) 1.39(4.643)西部地区-0.86408 0.113(13.224) 0.953(6.740)统计量 r2=0.9754 f=159.71 dw=1.989注括号中为t值三、结论与政策建议上述的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三个地区的教育不平等的降低促进收入分配差距缩小，而教育扩展也有利于控制收入分配差距。
（2）教育不平等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是显著的,教育不平等每上升1% ,三个地区的收入分配差距将扩大0.412～0.618个百分点。
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趋势数据分析
根据我了解，中国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趋势数据显示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1. 普及率不断提高：随着国家义务教育政策的不断推进，中国城乡地区义务教育普及率逐年提高。
据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已经达到99.9%以上。
2. 城乡教育差距缩小：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合并学校、调整教师编制、加强农村教育设施建设等措施的实施，使得城乡教育资源配置逐渐均衡，教学水平也在逐步提高。
3. 教师队伍建设：政府鼓励和支持城乡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待遇。
目前，中国的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引进了一批高水平师资，提升了教学质量。
4. 教育投入力度增加：政府加大了城乡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增加了教育经费的支出。
这包括教育设施的改善、教师薪资的提高、免费教材的发放等措施，从而提高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教育公平性。
需要说明的是，具体的城乡义务教育发展数据可能会受到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等因素的影响，数据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以上是一般趋势的综合分析，并不代表具体地区的情况。
如果您需要获得更详细和具体的数据，建议您查阅相关的官方教育统计数据或咨询当地教育部门。
教育发展研究2013．11视点摘要：实现义务教育城乡均衡发展是当前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本文利用1999-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了计量模型，并运用双重差分等方法对近期三次教育财政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实证评估，结果显示，无论是集权取向的“以县为主”和“新机制”改革，还是分权取向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于缩小义务教育经费的城乡差距均具有显著作用。
考虑到义务教育经费供给的政府层级与学校之间的有效互动距离，未来应更加注重分权取向改革，不断提升县级财政的义务教育经费供给能力，同时根据各地财力状况与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的现实，相机采用集权取向的协同政策以增进分权改革的效果。
关键词：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城乡差距宗晓华/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南京210093）丁建福/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我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变革与城乡差距———基于1999-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笮宗晓华丁建福一、研究背景与既往文献评论作为我国公共财政改革最为显著的领域之一，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过两次大的制度变迁，在经费供给方面呈现出持续的集权趋势（centralization ）。
第一次发生在2001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供给由“乡村自给”向“以县为主”过渡；第二次发生在2005年底，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简称“新机制”）。
[1]“新机制”实施以来，许多研究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反思了“新机制”和“以县为主”的制度缺陷，认为“新机制”最大的缺陷是未触动政府间的基本财力与事权结构，义务教育的主要财政责任仍由县级政府承担，[2]而县级财政自给率非常低，很多地区难以实现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3]如何深化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实现义务教育城乡均衡发展，目前有两种主流思路。
第一种思路认为，改革的重心应放在重新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负担结构，继续集权取向的改革，探索实行“以省为主”[4]或“以中央为主”[5]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
第二种思路认为，应通过分权改革（decentral －ization ），充实县级政府可支配财力，从而提高其提供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能力。
[6]对于第二种思路，近年来推进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主要目标正是要“进一步理顺省以下政府间事权划分及财政分配关系，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还财于县、藏富于民”，限制地级市对县域财政资源的“攫取之手”，保障和充实县级财力，从而有助于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水平，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对于第一种思路，目前尚未有实质性的政策推动，但这种思路与前两次的“集权”改革路径一致，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将农村义务教育负担重心逐级上移。
如果以提升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供给水平、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差距作为目标，究竟哪一种改革思路更为可取呢？以往的改革在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差距方面究竟效果如何？既往文献虽然对义务教育的城乡差距已有实证分析，但缺少对重大改革进行政策效果评估。
[7][8][9]在仅有的数项政策评估中，所用数据由于受时间跨度较短和地区涵盖范围较少所限，无法对全国范围的持续制度变迁及其效果给出系统评价。
[10][11]因而，为了进一步明确未来的改革思路，我们整理了1999年至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差距的角度，尝试对以往三次改革的效果进行实证检验。
二、计量模型：指标选择与模型设定（一）指标选择1.义务教育城乡差距变量义务教育城乡差异表现在经费投入、师资队伍、校舍及教学设备和生源等诸多方面，本研究主要从经费投入的角度进行分析。
从经费角度测量义务教育城乡差距的指标主要有两类：一是绝对指标，包括生均教育经费之差、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之差、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之差等；一是相对指标，包括生均教育经费之比、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之比、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之比等。
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城乡差异大于生均教育经费和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城乡差异。
然而，公用经费的差距并不是影响义务教育城乡均衡发展的主要财政因素，更重要的是包含能体现教师工资水平在内的生均教育经费。
另外，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数据集本身的时间跨度较长，其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有很大变化，区域间和年度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教育经费的绝对差距可比性不是很大。
因此，本研究选择生均教育经费的相对差距作为衡量义务教育城乡差距的指标。
2.改革虚拟变量“以县为主”改革虚拟变量。
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
然而，地方财政预算是在前一年完成的，因此这一教育体制改革很难对当年的教育财政工作产生即时的影响。
200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以县为主”体制的改革方案。
可以认为，多数地区是从2002年开始逐步在财政上落实“以县为主”体制的，而且不同地区的推进速度也存在差异。
因此，在设置“以县为主”虚拟变量时，将2001年之前（包括2001年）赋值为0，2002年及之后年份赋值为1。
“新机制”改革虚拟变量。
2005年12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中央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适当兼顾东部部分困难地区。
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从2006年农村中小学春季学期开学起，分年度、分地区地逐步实施。
2006年，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中央财政同时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安排公用经费补助资金，提高公用经费保障水平。
2007年，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中央财政同时对中部地区和东部部分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安排公用经费补助资金，提高公用经费保障水平。
因此，设置“新机制”虚拟变量时，西部省份2005年及之前年份赋值为0，2006年及之后年份赋值为1。
中部和东部省份在2006年及之前年份赋值为0，2007年及之后年份赋值为1。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虚拟变量。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是指省、市、县的财政税务关系由“省-市-县”三级管理转变为省-市、省-县二级管理。
省与县财政转变为直接隶属关系，地级市和县财政转变为并行关系。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当前理顺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提高县级财政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重要举措。
各地区“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推进时间有较大不同。
浙江、海南、宁夏三省一直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其他省份如安徽、湖北两省的改革起始年份是2004年，吉林、江西两省始于2005年，江苏是2007年，河北是2009年，还有一些省份的改革更晚。
2009年财政部《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要求2012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
在设置虚拟变量时，根据各省政府公布的改革文件中所设定的年份作为“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起始年份，改革之前年份赋值为0，改革当年和之后年份赋值为1。
3.其他经济、社会、人口等影响变量影响义务教育城乡差距的经济、社会因素较为复杂，若要精确评估政策的净效应，在计量分析时必须尽量控制这些相关变量。
参照以往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的相关影响指标包括：（1）人均GDP，反映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2）人均财政收入，反映地区的财力状况；（3）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反映地区城乡收入差距；（4）城市化率，反映地区的城乡人口相对规模；（4）人口密度，影响学校布局与规模，从而间接反映学校教育的成本需求；（5）在校生数量，和人口密度一起反映一个地区基本的人口和地理特征，这些特征影响规模经济与提供教育服务的成本。
（二）模型设定本文整理的是1999至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时间区间涵盖了2001年的“以县为主”改革、2005年的“新机制”改革，以及多数省份的“省直管县”改革。
分析方法主要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具体计量模型如下：（1）其中，Y it为义务教育的城乡差距，分别用农村和城市的小学和初中生均教育经费之比来测度，α0为截距项，为“以县为主”改革虚拟变量，为“新机制”改革虚拟变量，为“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虚拟变量，Z it为其他经济、社会、人口等控制变量。
由于“省直管县”改革在各省实施的时间不同，这样改革省份和未受改革影响的省份就形成了“实验组”和“参照组”，对改革效果的评估更类似于“准实验”研究。
在这段时期内，4个直辖市未受改革影响，浙江、海南和宁夏一直贯彻“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湖南在2010年才启动改革，除宁夏之外的其他民族地区省份没有启动改革。
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稳健，在对“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效果进行评估时，同时采用了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具体做法是，设置处理组虚拟变量treat，在研究时期前已经施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和研究时期内没有启动改革的省份，treat=0，在研究时期内或早或迟启动改革的省份，treat=1。
据此构建改革效应虚拟变量（effect），使其等于处理组虚拟变量（treat）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虚拟变量（Szgx）的乘积。
使用双重差分法构建回归模型如下：（2）本文使用的教育类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经济、社会类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其中，对于GDP、财政收入、教育经费等经济类数据，根据价格指数（CPI）统一调整为2000年可比数据。
三、计量分析结果与解释（一）义务教育经费城乡差距的变动趋势采用两个指标度量各地区城乡生均教育经费的相对差距：农村与城市的小学生均经费之比、农村与城市的初中生均经费之比。
该指标如果大于1，说明农村生均经费高于城市生均教育经费。
以农村与城市生均经费之比等于1作为参照线，利用省级面板数据作时间序列图。
根据图1可以看出，除了个别省份与年份外，城乡生均经费差距无论在小学阶段还是在初中阶段都在逐步缩小，甚至在一些省份中，农村义务教育的生均经费有超越城市的趋势。
当前在小学阶段，农村生均经费超过城市的地区有9个，包括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福建、海南、陕西；在初中阶段，农村生均经费超过城市的地区有11个，包括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江西、湖南、陕西、青海、宁夏、新疆。
多数省份的农村义务教育生均经费仍然与城市地区存在一定差距。
图1农村与城市义务教育生均教育经费之比变化趋势注：红色的参考线为农村与城市小学（或初中）生均经费之比等于1。
然而，生均教育经费的高低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不必然反映教育经费的充足与否。
与较为均质的城市学校相比，农村学校布局分散，规模相对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