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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工作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一环，它直接涉及到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分配和使用，对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本文将从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意义、取得的成效以及未来面临的挑战进行浅谈。
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意义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治理的需要而发生的。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原有的财政税收体制已经难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和社会需求。
现行的税收制度存在着税负重、税收结构不合理、税收征管不规范、税收政策滞后等问题，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意义在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
通过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可以实现财政收入的合理分配，加大对民生和社会事业的投入，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取得的成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
首先是税收征管制度的完善，通过建立起健全的税收征管体系，确保了税收的及时、有序征收和管理。
其次是税收结构的优化，不断精简和调整税收项目，确保税收的合理性和公平性。
再次是税收政策的创新，通过不断改进税收政策，实现了税收的稳定增长。
最后是税收征收的规范化，通过加强征收监管，有效规范了税收征收关系，保证了税收的合法性。
三、未来面临的挑战虽然中国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首先是税收优惠政策的过度。
目前我国存在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过度，导致了税收收入的不稳定，不利于财政的健康发展。
其次是税收征管的不规范。
由于我国地域广大，税收征管存在一些弊端，导致了税收漏税现象的容易发生。
再次是税收改革的周期性。
由于我国税收改革的周期性，使得税收改革工作成效不明显。
最后是税收体制的不合理。
目前我国的税收体制与市场经济的需求还不够相适应，需要加大改革力度。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进展与问题财税体制是国家财政管理的基础，关系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宏观经济稳定、地方发展均衡等方面。
近年来，中国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进展1、资源匹配机制的改革：推进“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筹资，探索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筹措资金，加强特定项目的自筹和融资，使财政收支更加平衡稳定。
2、财政分权改革：全面实行中央与地方财税划分和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和自主权。
3、税制改革：实施营改增等税制改革，缓解小微企业税负重，有利于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4、预算改革：建立国家财政预算制度、政府性基金预算制度、国有资产预算制度等，统一预算管理，规范预算程序，加强预算公开。
5、税收征管改革：整合税务机构，建立税收征管一体化服务平台，推进财税体系数字化建设，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二、问题1、税收调节功能有待提升：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应进一步完善。
财税体制改革应考虑更加客观地反映个人、家庭和企业的权益分配，提高税负公平度。
2、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尚未解决：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需求与财政收入不匹配，存在地方财政收支矛盾。
地方政府应加强财政权力自主性，同时注意预算规划和财政控制。
3、财税资金使用效果有待提高：虽然资金量增长迅速，但资金使用效果不佳的问题依然存在。
财政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提高资金使用效果。
4、财政投入结构需要优化：目前，财政投入结构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大项目投资等方面，需要进一步调整。
应注重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加强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支持，使财政资金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
三、展望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财政体制改革的任务依然艰巨。
未来，应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注重各方面的协调稳定，促进全国财政协调和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财政管理体系，提高公共财政管理水平。
同时，也需要关注社会公众的诉求和期望，发挥公众对财税体制改革的积极作用，推进能够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的财税体制改革。
2024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工作方案总体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
____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中心，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原则。
具体要求包括：一、加强财政管理1. 新建立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加强对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和评估，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财政资源利用效益。
2. 改革预算编制和执行制度，完善预算调整方式，提高预算透明度，确保预算科学、合理、公正、透明。
3. 统筹内外财政关系，加强财政与金融、贸易、产业、能源等部门的沟通协调，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二、优化税收结构1. 深化税制改革，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盈利水平，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2. 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3. 加强对非居民的税收管理，优化对外经济合作的税收政策，加大对税收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三、加大财税改革力度1. 加强地方财政管理，提高财政收入保持增长的能力，推动地方财政自主权力的增加。
2. 加大地方税制改革力度，改革土地增值税制度，完善资源税制度，提高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3. 加强农村财税改革，优化农村税收政策，完善农村财政体制，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四、加强国际财税合作1. 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合作，推动税收信息交换，加强对跨国企业的税收管理，打击跨国税收逃避行为。
2. 推动建立全球共享税收治理机制，积极参与全球税收治理体系的重大改革和改革进程，提高我国在国际税收大环境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3. 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财税支持力度，促进财税改革和发展经济的良性循环。
五、加强财税体制改革的组织领导1. 建立健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工作机制，加强各部门协同合作，推动改革工作的顺利实施。
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财税体制改革是指对国家财政和税收制度进行改革，旨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财政收入、优化资源配置和改善社会公平。
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始于1994年，经过多次调整和完善，逐步形成了当前的财税体制。
总体方案：一、加强中央和地方间财政关系的调整中央和地方是我国财税体制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财政拥有大量的财政资源，地方财政则负责基层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
财政关系的调整，可以提高中央财政对地方经济的支持力度，优化税收分配和转移支付方式，加强地方税收征管，确立合理的财政责任和权力关系。
二、优化税制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税制结构的调整，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优化资源配置。
在税制调整中，应加强对环保、节能和创新等领域的支持，降低企业税负和个人所得税率，完善资源税征收和管理制度等措施。
三、加强财政监管和信息化化建设财政监管是保障财政收支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财政监管，必须加强授权和权利保障，加强财政预算的监督和审核，加快财税信息化建设的步伐，建立财税信息化监管体系，提高财政监管的精度和透明度。
四、创新社会保障体系，改善社会公平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财税体制改革中，应加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支持，完善社保制度，优化医疗保健和养老服务的资金流转和管理，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社会公平。
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财税体制改革中，十分注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加强区域经济副中心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优化财政支出和投资结构，建立完善的区域合作机制，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六、逐步推进地方财政独立地方财政独立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长期目标。
在财税体制改革中，应逐步推进地方财政独立，提高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完善地方税收征管和缴纳管理制度，加强地方财政预算的管理和监督。
总之，财税体制改革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通过不断完善财税体制，优化资源配置，保障社会公平，加强财政监管和信息化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可以为我国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十大成效中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一个重要的政府财政改革措施，旨在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权责关系，实现财政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公平利用。
自1994年启动以来，这一改革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下是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十大成效：1. 强化地方财政独立性分税制改革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权责。
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独立制定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计划，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决策能力。
2. 促进经济发展分税制改革让地方政府拥有更多财政资源，可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扶持乡村经济等措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地方政府更有能力引导和支持当地的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
3. 加强地方财政能力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可以直接获取税收收入。
这不仅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还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能力，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地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4. 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分税制改革改变了财政资源分配的模式，使得财政资源能够更加合理地分配到各级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间。
这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和整体综合效益。
5. 加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感分税制改革让地方政府直接收入税收，增加了地方政府对本地区发展的责任感。
地方政府更加重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积极推动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6. 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权。
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更加灵活地安排财政支出，提高了财政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使用效益。
7. 促进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与竞争分税制改革增加了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与竞争机制。
地方政府通过相互竞争和合作，不断提高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力，推动地方经济的协同发展。
8. 增强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分税制改革加强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鼓励地方政府探索创新发展模式。
地方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的地区特点和需求，灵活调整财政政策，探索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特色经济模式。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路径一、引言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不断深化和国际贸易的日益扩大，我国税制和财政体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对此，中国政府在财税体制改革上下足了功夫，努力提高税收资源配置效率、扩大财政收入范围、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本文将分析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二、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财政体制是整个财税体制中的一环，也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石。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深化中央与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中央的宏观调控作用和地方的自主权。
2、建立财政支出授权和绩效管理制度，加强扶贫开发、环保、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3、优化税收政策和收费制度，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减轻企业和民众的负担。
4、加强国际财税合作与协调，推动国际税收治理和减贫发展目标实现。
三、税制改革的路径税制改革旨在推动税收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减轻税收负担，提升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和社会福祉水平。
我国税制改革的路径主要包括：1、降低企业税收负担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和取消税收优惠条件，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发展和投资。
此外，细化和完善税制的调控措施，更好地支持创新和发展，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
2、增加个人税收贡献通过提高高收入人群个人所得税种类和税率，增加个人税收贡献，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个人理财意识。
同时，加强税务监管和数据采集，确保个人税收贡献得到应有的解释和支持。
3、提高财政的绩效管理和监督体系加强政府的绩效管理和财务监督体系，建立政策评估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和审计监管。
此外，推进财政信息公开和透明，增强人民知情权和监督权，保障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实现。
4、加强国际财税合作和治理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国际财税合作和治理，推动国际税收标准逐步趋同，减少贸易和跨境支付的税款偏移，促进国际贸易和国家税收的公平竞争。
同时，加强对落地企业的服务和监督管理，有助于提高国家税收质量和效率。
四、财税体制改革的挑战和应对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主要有：1、财政分配体系不合理，地方财力短缺2、企业缺乏税收信用，税收管理风险大3、收入分配格局不协调，个税改革难度大以上问题的出现，反映出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还存在着政策衔接不顺、管理不规范、基础设施薄弱、民众教育度低等问题。
财税体制改革的方案引言财税体制改革是指对国家财政和税收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的过程。
这是一项重大而复杂的任务，旨在优化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管理，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本文将提出一些财税体制改革的方案，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
一、加强财政管理1. 提高财政管理的透明度和规范性：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加强预算编制、执行和审计的监督和审查，确保公共财政的透明度和规范性。
2. 加强财政风险管理：建立完善的财政风险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和应对财政风险，防止财政危机的发生。
3. 推进财政分权：加强中央和地方财政权力的合理划分，保障地方财政的独立性和自治性，提高地方财政管理的效率和灵活性。
二、优化税收制度1. 简化税收制度：减少税种数量，增加税收分类标准的统一性，减少税收征收的复杂性和随意性，提高税收制度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2. 减少税收负担：通过降低税收税率和扩大税基，减少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激发经济活力，增强市场竞争力。
3. 鼓励创新和技术发展：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
三、改革财政支出管理1. 加强财政支出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的财政支出审批和监督制度，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防止财政支出浪费和滥用。
2. 加强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和项目的管理：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的财政投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3. 推进财政资金的项目化管理：通过项目资金制度改革，加强对财政资金的项目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四、推进财税改革的机制创新1. 建立监管机制：加强对财税改革的监管，防止激进改革和突发事件对财政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2. 建立激励机制：通过激励措施，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参与财税改革，推动改革落地。
3. 建立协调机制：加强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之间的合作与沟通，确保财税改革工作的顺利推进。
中国财政和税收体制的改革引言中国财政和税收体制的改革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重要政策之一。
通过改革财政和税收体制，中国旨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增长，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强社会稳定。
本文将探讨中国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目标与举措，以及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挑战。
历史背景中国的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
在此之前，中国采取计划经济体制，财政和税收体制高度集中，存在着资源分配不均衡、效率低下、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等问题。
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为财政和税收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改革目标与举措中国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推动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以及促进社会稳定。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1.税制改革：中国通过调整税收政策，降低税费负担，促进企业发展和个人消费。
具体举措包括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调整消费税税率、减免税收等。
2.财政体制改革：中国实行了分税制，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进行了分割。
这样做可以更好地分配财政资源，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3.公共财政改革：中国加大了对公共财政的投入，提高了公共服务水平。
政府增加了对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财政支出，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
4.优化政府职能：中国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和干预，为企业和市场提供更大的空间。
这样做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增长。
改革成果与挑战中国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改革成果方面，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公共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公共服务水平提高。
税制改革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税费负担，促进了消费和投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然而，改革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挑战。
首先，分税制使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但也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和负担。
其次，税收征管仍然存在着问题，包括避税、逃税现象和执法力度不足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财税体制改革变迁及基本经验新中国成立70年来，财税体制改革始终是国家发展的核心领域之一。
财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起合理、高效、公正的财政体制，从而更好地支持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本文将从财税体制改革的历程、变迁以及基本经验等方面进行探讨。
1. 财税体制改革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财税制度基本上延续了旧中国的制度，财政集中、税收多样、税收制度等方面存在不少弊端。
到了195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财税体制改革迈出了第一步。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决算暂行条例》，实行了国家财政决算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财政制度的基本框架。
到了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财税体制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
1980年，国务院发文进行了财税体制改革试点，探索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税体制。
198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提出了改革的总体目标和任务。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财税体制改革在不断深化和完善。
特别是在1994年，全面推进税制改革，建立了现代税收制度。
财税体制改革从建国初期到今天，经历了多次变迁。
这些变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1 财政权力下放。
财政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变革就是财政权力的下放和分割。
建国初期，财政集中的体制模式存在一些缺陷，财政权力下放的要求日益提高。
1980年代以后，地方财政逐步成为稳定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此后，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一直致力于实现中央和地方财力的协调发展，推动财政权力下放和分割，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自主权。
2.2 税制改革。
税制改革是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税收主要依靠各种各样的征收费，税制比较复杂，同时也存在不少弊端。
1984年，全国统一出台了“税费改革试行方案”，开始正式实行税收制度。
自此以后，税制改革经历了多次调整和完善。
尤其是1994年实行增值税制，标志着中国税收制度进入现代化阶段，为国家提供了更为稳定和可靠的财政来源。
中国财政和税收体制的改革传统概念上的财政体制，包括预算管理体制、（国营）财务管理体制、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税收体制和基建投资体制等。
其中企业事业财务体制是基础，预算体制是主导和代表（如“分灶吃饭”财政体制，即是以“分灶吃饭”预算体制为代表的财政体制），税收体制、投资体制等则分别规定收入、支出方面的有关体制。
; 财政和税收体制反映、规定、制约着国家（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关系，也反映、规定、制约着政府理财的职能范围、管理重点和行为方式。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间，财税体制改革始终是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4年的财政、税收体制配套改革，在我国初步搭起了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而在此之前，还有三次较重大的财税改革举措。
; “分灶吃饭”体制的实行及仍存在的问题; 1980年，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改革方兴未艾之际，中国选取财政分配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突破口，向地方下放财权，改变“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按照经济管理体制规定的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简称“分灶吃饭”体制。
这是传统体制开始向新体制渐变的财政分水岭。
; 1985年，在第二步利改税基础上，将“分灶吃饭”的具体形式改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即按照税种和企业隶属关系，确定中央、地方各自的固定收入（所得税、调节税等），另有共享收入（产品税等）；支出仍按隶属关系划分。
这时已有“分税制”的概念和讨论，但体制的实质仍是渐进过程中的财政包干制。
; 1988年，在1985年体制的基础上，对收入上解比重较大的17个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实行了“收入递增包干”和“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等几种（后来曾、归结为六种）不同形式的包干办法，简称“地方包干”。
这使中国渐进改革中的企业包干加上财政包干，形成了包干制的“鼎盛时期”。
; 在实行“分灶吃饭”之后，财政体制改革除预算管理体制方面的数度调整之外，还取得了如下一系列进展：; ——调整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扩大企业留利和更新改造资金规模。
经过80年代初的利润留成，1983年和1984年的两步“利改税”，1987年后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探索和90年代后逐步树立“税利分流”方向，形成建立企业制度的大思路和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方针，在扩大企业财权之后，又将企业独立商品生产经营者的法入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地位，逐渐引上轨道。
; ——改革税制。
初步形成了多税种配合发挥作用的复合税制，适应市场取向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使税收在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大大加强。
; ——改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办法。
80年代曾有“拨改贷”的探索，并在一些建设项目中试行投资包干办法和对工程进行招标、投标承包的经济责任制。
从1988年开始，对中央级基本建设投资实行基金制办法。
90年代，终于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的国际惯例接轨、与现代企业制度相合的企业注册资本金制度。
; ——改革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与财务制度，强化支出约束机制。
从1980年开始，对行政事业单位实行预算包干办法，有条件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对有收入和经济偿还能力的文教科研事业单位实行周转金制度，并建立成果有偿转让制度，等等。
; 虽然80年代以后财政改革有上述进展，但直至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前，普遍实行的“分灶吃饭”框架内的财政包干制，却始终未能消除传统体制弊病的症结，主要问题表现在：; 1.仍然束缚企业活力的发挥。
; 各级政府“条块分割”地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控制企业，是传统体制的根本弊病所在。
在改革之后实行的“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中，由于是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组织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因而这一弊病于政府财力分配中以体制因素形式得到延续，只不过在行政性分权格局中，行政隶属关系控制总地说从“条条为主”变为“块块为主”，由行政部门的单一指令变为指令加上企业实际很难违拗的“商量”和暗示。
相应而来的，是各级政府始终热衷于尽力多办“自己的企业”和对“自己的企业”过多干预与过多关照，“放权”难以真正放到企业一—尽管国家“减税让利”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方，多数国有企业仍然迟迟不能“搞活”。
搞不：活“的另一面是搞不”死“，企业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照样由政府搭救，基本上不存在规范的优胜劣汰、存量重组的机制，”破产法“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形同一纸空文。
也正是与行政隶属关系控制紧密相联，国营企业的行政级别，始终是对企业行为十分重大的因素，其厂长经理，总是作为行政系统”官本位“阶梯中某个台阶（级别）上的一员，这一身份与市场经济要求他们扮演的企业家身份，在不断地发生冲突。
因为这两种身份必然要接受不同的信号导向，追求不同的目标，前者为行政系统的信号和官阶升迁的目标，而后者为市场的信号和企业长远赢利的目标。
结果必然是企业的所谓”双重依赖“问题，而且在前述体制环境中，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对于上级行政主管的依赖（或跟从），必然是更为主导性的和”荣辱他关“的。
于是，企业自主经营仍步履维艰，大量的行政性直接控制或变相的行政控制，和各种老的、新的”大锅饭“，难以有效消除。
; 2.强化地方封锁、地区分割的“诸侯经济”倾向，客观上助长了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投资膨胀。
; “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与过去的“总额分成”体制相比，固然提高了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但这种积极性在增加本级收入动机和扭曲的市场价格信号的导向下，必然地倾向于多办“自己的企业”，多搞那些生产高税产品和预期价高利大产品的项目。
因而地方政府热衷于大上基建，兴办一般赢利性的项目，特别是加工项目，不惜大搞低水平的重复建厂，不顾规模经济效益和技术更新换代的要求，并且对本地生产的优质原料向其他地区实行封锁，对“自己的企业”生产的质次价高产品强行在本地安排销售和阻止其他地区的优质产品进入本地市场。
国家对烟、酒等产品规定高税率，本来是要达到限制其生产、消费的“寓禁于征”的政策意图，但在这种体制下，高税率却成了地方政府多办小烟厂、小酒厂以增加本级收入的刺激因素，发生了明显的“逆调节”。
遍地开花的“小纺织”、“小轧钢”、“小汽车（装配）”等等项目均与体制因素有关。
收入上解比重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还有明显的“藏富于企业”倾向，即对组织财政收入不积极，有意让企业多留利之后，再通过收费摊派等手段满足本级财力需要。
尽管这些低水平重复建设、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的做法，从每一个局部的角度，都可以举出一系列“正当理由”，但从全局看，却构成了推动投资膨胀、加剧结构失调的因素，对构建统一市场、提高整体效益、促进企业公平竞争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并阻碍地方政府职能从注重投资于一般赢利性企业，向注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发展第三产业的方面转变。
; 3.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仍缺乏规范性和稳定性。
; 各级财政支配的财力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地方上解、中央补助或共享分成的比例和基数的高低，而这些的核定又缺乏充分的客观性，难以避免种种“讨价还价”因素，各地都倾向于增加支出基数，压缩收入基数，提高分成比例。
同时，预算支出虽“分级包干”，但在许多具体事项上并不能划清范围，结果“包而不干”，最后矛盾集中反映为中央财政“打破了统收，却实际并未打破统支”的困难局面；中央日子过不去，又反过来向地方财政寻求财力，“分灶”之后调整基数和让地方“作贡献”的做法屡屡发生。
; 4.国家财力分散，“两个比重”过低；地方缺少必要的设税权和稳定财源，中央缺乏必要的宏观调控主动权。
; 由于在体制上不能保证政府财力必要的集中程度和中央地方间合理的分配关系，一方面，在各行其是的减税让利超过合理数量界限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不包括内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9年的％滑落到1993年的％；另一方面，随地方分权，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下降为1993年的％。
就财力分配关系而言，地方、中央各有突出问题：地方政府财权虽比改革前有所扩大，但却没有从本地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地方税种的权力。
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十分显著的大国，地方无设税权，不利于因地制宜地筹措财力和形成地方性的稳定财源。
与此同时，就总体而言，中央财政本级组织的收入不能满足本级支出的需要，因而必须依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解来平衡中央级收支，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是极罕见的，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央政府调控能力的弱化和中央财政的被动局面，宏观政策意图的贯彻难以得到充分的财力保证。
; 总而言之，“分灶吃饭”代表的财力分配的行政性分权，还没有能够跳出传统体制把企业禁锢于“条块分割”行政隶属关系之中的基本格局，也未找到处理中央、地方关系的比较合理、稳定、规范的形式，因而难以适应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如果仅仅停留于这种体制，深化改革将遇到无法逾越的阻碍，必须跳出行政性分权思路，寻求实质性推进改革的新方向。
; 建立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是中国财政改革的方向; 从整体配套的角度考虑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应是使财政体制的目标模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定性，具备如下几方面的体制功能：; 第一，有效地维护企业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法人主体地位和企业之间开展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贯彻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权、国有财产收益权和国有企业经营权实行分离的原则，从而一方面使企业得到自主经营、发挥活力的广阔天地，另一方面使国家掌握必要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应有的国有资产权益。
; 第二，正确地体现政府职能和正确地处理中央与地方间以及不同区域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建立起稳定的财权与事权统一协调的分级财政，从而使各级政府合理而有效地履行自身职责。
; 第三，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财政资金的筹集、使用过程进入“生财有道，聚财有度，用财有方”的轨道，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充分发挥资金的效益，从而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国家财力“取”与“予”的良性循环，卓有成效地为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社会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服务。
; 符合上述要求的财政体制形式，是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
; 所谓分税制，其真正的含义在于作为财政收入来源的各个税种，原则上要分别划定为国税或地方税，企业均按照规定，既向中央政府交纳国税，又向地方政府交纳地方税。
在这一格局中，各级政府可以主要根据以本级税收为主的收入，相应安排其支出，相对独立地组织本级预算平衡，做到“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
同时，中央应保持必要的自上而下作转移支付的调控能力。
; 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的关键内容和特点在于，一方面，它可以有效地淡化过去一向实行的各级政府对企业的“条块分割”式的行政隶属关系控制，企业将不再把税款只交给作为自己行政主管的特定一级政府（再由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分成），而是分别地把不同的税，交给不同的各级政府，从而有助于消除政府对“自己的企业”的过多干预和过多关照，促使各企业自主经营，充分地展开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它可以清晰地划开中央、地方间的财源和财政收入，稳定地规范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分配关系，在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形成各级预算各行其道的真正的分级财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