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中西法律文化中的差异中西法律文化中的差异中西方不同的法院图腾意味着（1）西方法学家认为,法律是一个没有感情偏私的中道的权衡,法治优于人治。
所以,法官在审判的过程中应是中立的。
蒙目女神的职责是"裁断"而不是发现,所以女神蒙住了双眼,眼睛并不重要,而且眼睛还可能会因为看见诉讼双方的情况而造成主观上的倾向性,也可能因为受到各种干扰而难以实现正义。
所以,法官在审判的过程中应是中立的。
（2）独角兽体现的是儒家文化的人治思想。
在断案中，他们提倡用灵感、顿悟，靠包公式的"青天大老爷"来主持正义。
独角兽怒目圆睁，努力地去发现犯罪，惩罚犯罪，集侦查、起诉、审判、执刑于一身，无视程序的法律价值，刑讯逼供滥用，冤狱频发，具有浓厚的儒家的人治文化特征。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是21世纪我国现代化尤其是法制现代化事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追本溯源，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冲击下起步的，因此，百年来一直存在着中西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
对这种冲突的性质、机理、根源和形式等多方面的认识，直接影响到我们能否成功地立足中国、合璧中西，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型法制。
有鉴于此，探寻它们之间的差异对于理解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和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法的观念上。
传统中国的法的观念主要以“刑”为核心和内容，因此，在传统上，中国人往往习惯于把刑、律、法等同起来，以为法即是刑法。
这种观念源于中国古代法的特殊形成，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加强。
刑与暴力相联系，而且最初主要是针对异族的，后逐渐转化和扩大到在性质上类于异族的所有违犯礼教的人。
刑归根到底是一种血缘集团性的压迫法，并长期局限在血缘范围内。
西方法的观念主要以权利为轴心，这是因为古希腊、古罗马国家与法肇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社会妥协的结果。
所以，尽管这种法不能不因社会集团力量的消长而偏于一方，也不能不因为它是国家的强制力而具有镇压的职能，但它毕竟是用以确定和保护社会各阶层权利的重要手段，并因此获得一体遵行的效力。
试论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是一门广泛而复杂的研究领域。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起源和发展。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差别。
西方法律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封建制度以及现代民主法制的演进过程。
而中华法律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周等古代朝代，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较为深厚。
西方法律文化更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而中华法律文化更强调家族、社会和国家的利益。
第二，法律体系。
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是以罗马法为基础的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特点是法律主体权威性、官僚主义、立法为主，重视法典体系和纠纷解决程序。
而中国则属于大陆法系，特点是法律主体既有国家权威性，也有家庭、部族、社会集体等权威性，重视宗法纲常和司法裁判的作用。
第三，法律原则。
西方法律文化注重维护个人权益和自由，倡导法律平等和法治原则。
西方法律注重保护个人的权利，强调契约精神和市场经济原则。
与此相对，中国法律文化强调社会平等和公平，注重家族、群体、社会稳定的利益。
中国法律文化中的关系观念也更加突出，注重维护社会和谐和道德秩序。
第四，法律效力。
在西方法律文化中，法律权威较高，公民对法律的遵守度较高。
而在中国法律文化中，由于儒家传统和宗法观念的影响，法律的权威性相对较低，对法律的服从度也稍显不足。
这导致中国社会中存在大规模的违法现象和执行问题。
第五，司法独立性。
西方法律文化中，司法独立性得到高度重视。
法官在审判中独立行使裁判权，与政治和行政机关相对独立。
而中国法律文化中，司法独立性较弱。
法官在审判中面临来自党和政府的压力，司法决策受到一定的干预。
综上所述，中西法律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起源和发展、法律体系、法律原则、法律效力和司法独立性等方面。
了解和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更好地推动中国法治建设和跨文化交流。
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分析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分析中西方法律文化由于历史发展背景和发展水平不同而体现着各自独有的特质，但是客观地说，中国法治现代化确实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冲击下起步的，因此，百年来一直存在着中西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
一、法的本位不同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之一是法的本位不同，中国传统的法律是以集团为本位的，而西方法律则是以个人为本位的。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远古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个人的集合”，我们将这种以团体为中心的社会称为集团本位社会。
在中国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国法沿着宗族制度发展的轨迹形成，由部族集团本位法逐渐演变为宗族集团本位法。
春秋战国之后，儒家和法家对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最具有影响力。
首先，儒家对宗法制度中的“忠”与“孝”两个基本原则的关系的解释，弥补了宗法家族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空缺。
而法家的国家主义政治法律观，是以国家为主位的，由于其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相抵触，最终没有成功。
儒家吸收了法家的国家本位思想，创建了家族本位本文由收集整理与国家本位共存的理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本位走的是从部族到宗族再到国家与家族共同的集团本位道路。
而且，从汉代以后，中国传统法律本位着重于国家本位优于家族本位，在清末“变法修律”之后，随着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逐渐增加，家族制度的影响逐渐退出了国家法律的舞台。
国家本位根据社会的发展的需要逐渐被强化，由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其后的法律中深刻体现着集团本位。
集团本位法的实质是义务本位法，这种法律意识集中体现出的法律是保护统治者的利益不受侵犯，而公民个人利益受到限制。
在西方法律史上，古罗马法由氏族法过渡为家本位法，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建立起了以个人为本位的法律制度。
以氏族为本位的罗马法是以维护氏族利益为目的的，随着罗马氏族的解体，罗马法中的氏族本位也瓦解了。
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1．多元化主义文化的存在。
多元化主义包括两个理念，一是制衡理念，二是契约理念。
一个自由发展的社会应该允许不同的利益主体存在，每一个利益主体都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
因为存在足够可以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力量，才可以互相制衡，而不能够由某一个社会主体单方面决定社会发展的政策，独占支配整个社会发展的资源。
多元化主体的存在可以产生有效的制衡。
法国的孟德斯鸠是近代分权学说的集大成者。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他从人性的弱点和权力的特征出发，探讨了国家权力分立的必要性，认为权力行使的特点是一直遇到界限为止，为此，权力的滥用是必然的，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人人都是天使，社会和国家就不需要法律，而从实证和人类生活的经验看，社会和国家必须要有法律，为此只能假定人性是恶。
在此基础上，孟德斯鸠认为国家权力必须分为三种，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而这三种权力必须由三部份人分别掌握，而不能只由一个人或一个利益集团掌握这三种权力。
在分权的基础上，三种权力还必须互相制约，以权力制约权力，通过权力的摩擦，才能达到平衡的状态。
美国的制度就受其影响。
而卢梭的《社会契约》就有契约理念，整本著作所要论述的是以下两点：（1）、自然权利论。
即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每个人都享有生而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等权利。
（2）、人民主权论。
即主权在民，政府是人民自由意志的产物，所以人民有权废除一个违反自己意愿，剥夺了自己自由的政府。
他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民在自然法的指导下，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议建立国家，制定宪法和法律，从而得到一种确定的秩序以保护自己的权利。
其中美国宪法受其影响较深。
2．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
理性主义可以从古希腊，古罗马法律文化中寻找得到。
从西方发展历程来看，他们的哲学思想与自然法主义影响着西方社会的人们意识，生活方式，文化理念，特别是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提出一种“反对神权，提倡人性的解放”，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刘继龙10010314法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律制度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的总体。
在中西方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中西方的人民对法律的认识也不同,进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法律文化。
一、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中国古代,法、刑、律不分。
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要内容,在商代是刑,在春秋战国是法,而秦汉以后是律。
不管是刑、法、还是律,它们三者的核心都是刑事法律,都不含有权利和正义的含义。
在西方,能译作“法”的拉丁语词汇很多,但它们共同的基本含义有三:一为法,二为权利,三为正义。
这个词一开始就把法、正义和权利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西方,法是公正的艺术。
透过中文“法”与西文“法”之间语义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出中西对法的价值取向和历史背景的不同。
在中国,法不意味着权利,因此中国传统法律缺乏权利文化,人们不知权利为何物。
在中国人看来,法律要么是纯义务的规定,要么是暴力统治工具,人们对待法律的态度是非理性的。
而西方则具有悠久的权利文化传统。
他们崇尚法律,他们认为法律是保护人的权利的工具,他们讲求诚实信用原则,他们对待法律的态度是理性的。
我们从法的语源分析,可以看出东西方权利义务观念的不同导致对法律态度的不同,因而西人在积极主动的权利斗争中求利益,中国人则在被动或被迫的义务风险中求利益。
中国的法产生于夏朝,当时称为“禹刑”,它最初主要是用来对付异族的反抗,是胜利了的民族强加于失败者的专横意志。
这说明,中国古代的法律一开始就与权力有缘而与权利无关,法律被看作是束缚和控制人的手段,这种狭隘性排除了法的民事功能,这并不是说它不能调节民事关系,而是说它不能离开国家、离开刑罚来处理民事关系。
中国法的这种公法性质压抑了人的个性,束缚了人的解放,也限制了法和社会的发展。
而在西方,古希腊、罗马国家的法是在氏族内部斗争及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妥协的结果。
中西法治文化比较
摘要：中西方法治文化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宗教信仰的差异影响是形成两种法治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通过概要述说中西方的法治发展来论述宗教信仰对中西法治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法治、宗教信仰、基督、儒家、法律信仰
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曾经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
法律与宗教联姻而生的法律信仰是西方法治得以确立和生长的观念基础，法治之所以首先在西方获得理论证成并付诸实践，与西方国家特有的以法律信仰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传统有关。
把法治作为法律思想的中国，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就难以实现法治。
中国要走向法治化就必须把法律作为被信仰的对象。
一、西方法治的发展
应该说，法治思想的提出与阐述来源于两千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不能实现法治。
”并明确提出：法治具有双重含义，法律获得普遍服从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是制定良好的法律。
〔1〕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可以看出，西方法治从源头起，至少注意到了从人性论和认识论两个角度论述法治问题。
〔2〕西方法治此时就在人性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直接提出了法治与人治的尖锐对立问题。
其中蕴含的核心价值为：高扬法的神圣性。
中世纪的欧洲统治是王权和教权共同进行的。
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
坦丁颁布”米兰赦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公元194年盖拉西发表”双剑论”表明教皇和王权之间的平等。
之后的欧洲，就开始了教会与世俗王权之间漫长的争斗。
教会在这期间经历了盛行--衰落--继续盛行的过程，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当时用来约束教徒的规则）。
其中教令法德渊源有《圣经》、公教会会议、地区性宗教会议的决议和教皇的命令等。
教会颁布的这些法律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那种背景下教会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教令法和一种或多种世俗法律体系的多重管辖之下。
在教会与世俗王权争斗的同时，法律的至上观已在悄悄的树立。
当两者相争时，必然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尺度来解决问题，这个合适的尺度就是法律。
按照当时的政治法律实践，倘若教会应该享有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利，那么，世俗王权就必须把这些权力作为对自己的最高权力的合法的限制来接受，同样，世俗王权的一些权力也构成了对教会最高权力的一种合法限制。
〔3〕在法律的最高统治下，世俗王权和教会和平共处。
在基督教徒中，教皇是上帝的代表，此时的法律已被当做上帝的意志。
因此教会制定的一系列教条都被认为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同时也被无条件的遵守。
正因为此，经过历史的渗透与沉淀，宗教已把西方的法律抬高到了神圣的地位，将法治深入人心，让人民从内心里接受法律、服从法律。
在这个时期，法律至上观已被确立起来，这为西方法治的发展极为有利，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性的。
二、中国法治溯源
其实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在治国方略上，就存在是依靠法律行政即法治（与现代所讲的法治不同，指的是采用酷刑），还是依靠道德教化即德治两种主张的论争。
在秦朝时，采用的”法治”，到了汉代，就改头换面的全部用儒家思想来武装了。
汉代的法律为中国封建法律的主干，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武帝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也将中国古代散发着思想光芒的充满人文气息的道家、崇尚”依法治国”的法家一同埋葬。
从那时起，中国人民时刻生存在儒家思想的氛围中，历代不但礼法、礼率并称，礼书和法典并列，礼教与法律关系密切，而且在审判决狱上，更受汉代的春秋决狱的影响。
〔4〕儒家思想无论从年代的久远（从汉武帝时到清末）、从实施手段上（作为历代治国方略）、从群众基础上（举国上下）等方面看，儒家思想在古代的思想领域有绝对的发言权，它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甚至外交。
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总体思想特征有四：一是崇礼；二是纳仁入礼；三是德主刑辅；四是重视教化。
孔子在法律方面推崇德治和人治。
他曾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国格。
”〔5〕
那么儒家思想中的”人治”作何理解呢？在古罗马时代，柏拉图在早年时认为，一个最理想的国家就是”哲学王”统治的国家。
一个最符合正义的国家，当然只能是由哲学王来统治。
这是典型的”人治”观。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寻找他理想中的哲学王，遗憾的是，他终生没有找到。
在他晚年时，他退而求其次，认为如果统
治者不是哲学家，而且在短时间内又无法使统治者变成哲学家，那么就应该实行以法治国。
柏拉图的终点正是西方法的起点。
儒家思想同样也推崇人治。
孔子提出为政在人，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至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治，存在着争议。
综观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我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人治应是君主专制。
他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始终站在一个理性的构架上，并最终实现了法治的回归，使法治走入正轨；而孔子以人本善为根基，始终认为个人的权力和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框架下，将中国的法治引入偏离的轨道，并使之越走越远。
三、宗教信仰对中西法治文化的影响
在西方，人们有比较深厚的”自然法”观念，从古希腊开始到文艺复兴时期，前智者派、乌尔比安、西塞罗、塞列卡、阿奎那、格老秀斯、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摩莱里、马布利、康德等不断论述”自然法”的思想，可谓与时俱进，在西方社会形成了比较深厚的”自然法”观念，人们能遵循号称”自然法”、神的法律。
”自然法”，在古罗马被认为是以自然为基础，来源于自然理性，是生物间的规则，是从万物本性中产生的，不仅适用于人类，而且适用于一般的动物，它在一切法律之上。
这种思想观念构成古罗马法德思想基础。
经过西方学者数个世纪的论证和引导，把法律当成一种信仰就构成了当代法治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
这种思想使法律不仅仅被当成一种治国的工具，而且被人们当成一种必要的价值取向；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条
文，更重要的是人们心中的社会规范。
在中国，孔子的宗教神学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子”不语怪力滥神”，”敬神神如在”。
对于神，不说其有，也不说其没有。
孔子认为坚持操守，多行仁政，就是敬神的最好的方式。
他高举以民为本的旗帜，从理论上对神进行了否定，其思想为历代知识分子所继承和阐发。
因此，在中国，没有系统的神学政治法律思想，宗教信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有限。
由于历代统治者推崇儒家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对普遍老百姓的影响也非常有限。
参考文献：
[1]颜一主编，《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谷春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夏勇著，《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林端著，《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5]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
作者简介：张帅，女，汉族，河南人，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2009级法学理论研究生。
方向：民族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