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诗学与现代语境——高步瀛《唐宋诗举要》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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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步瀛著述考略高步瀛(1891-1953),字狂之,号南山,江苏宜兴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是一位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也是一位教育家和政治家。
高步瀛的著述涉及广泛,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小说、散文、诗歌、教育、政治等领域。
高步瀛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思想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批评思潮的影响,同时也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他认为文学是一种超越语言的艺术,是一种“语言的再现”,主张文学应该从形式上进行创新,追求“艺术的自由”。
他提出了“形式即内容”的文学观,认为文学的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文学作品的意义在于其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
他还强调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认为批评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补充和促进因素。
高步瀛的小说作品主要集中在20年代和30年代,代表作有《迷》、《夜行船》、《魂斋记》等。
他的小说以现代主义的手法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命状态,追求艺术的表现力和深度。
他的小说创作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魂斋记》中的鬼怪题材和《夜行船》中的江南水乡风情。
高步瀛的散文作品主要集中在30年代和40年代,代表作有《江南雨景》、《雪山记》、《南山随笔》等。
他的散文风格清新自然,情感真挚,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意识。
他的散文作品也表现了他对教育和政治的关注,如《南山随笔》中对教育问题的探讨和对时局的分析。
高步瀛的诗歌作品也具有独特的风格和特点,主要集中在20年代和30年代,代表作有《南山集》、《迷之歌》等。
他的诗歌表现了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艺术的追求,具有强烈的现代主义色彩和个人主义倾向。
高步瀛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教育家和政治家。
他曾在上海、南京等地从事教育工作,提出了“教育之本在于人格”的教育理念,主张培养独立思考、自我实现的个性化教育。
他还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协委员,参与了国家政治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工作。
总之,高步瀛是一位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教育家和政治家,他的著述涉及广泛,具有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宋诗举要》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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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诗举要》选、注、评俱精“唐诗宋词”这个国⼈习以为常的并称,是不伦不类的。
因为须得两者具有同样的分量,才可以并举,⽐如李⽩杜甫并称为李杜,这完全没有问题,然⽽李商隐虽然也姓李,诗作⽔平也极⾼,但分量与⽼杜不匹配,是以不能与⽼杜并称。
同理,宋词的分量与唐诗不埒,“唐诗宋词”这个并称,未为得体。
《唐宋诗举要》书影(资料图图源青衫社微信公众平台)历代⽂学能与唐诗并举的,只有宋诗。
唐宋诗指的是两种艺术风格,两者并不仅以时代为划分界线。
宋诗胜在筋⾻,唐诗优于风华。
宋诗的源头可溯⾄杜甫、韩愈。
宋⼈将杜甫与唐⼈对举,叶适《徐斯远⽂集序》:“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之学,⽽江西宗派章焉。
”叶适所谓的唐⼈之学,是英俊飘逸的诗风,它与杜甫的沉郁顿挫相对: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
长安⼀相见,呼我谪仙⼈。
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
⾦龟换酒处,却忆泪沾⼱。
——李⽩《对酒忆贺监》以上是李⽩悼念贺知章的诗。
贺知章是李⽩的知⾳,李⽩“谪仙⼈”这⼀外号就源出于贺。
这⾸《对酒忆贺监》,⼀⽓⽽下,句⽆遗义,感情充沛⽽外露,读来异常动⼈。
这符合李⽩⼀贯的风格,也是唐⼈所喜爱的类型。
在唐代,诗名⾼者都具有英俊飘逸的特征,如王维、王昌龄、李⽩、⽩居易、刘禹锡、杜牧,不⼀⽽⾜。
相⽐这些⼈,作品风格沉郁的杜甫、深婉的李商隐,则显得“举眼风光长寂寞”。
到了宋代,价值观发⽣了改变,杜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崇。
王安⽯学杜,开宋代瘦劲雄直的诗风,其后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翕然宗杜,各有所得⽽成名。
早弃⼈间事,真从地下游。
邱原⽆起⽇,江汉有东流。
⾝世从违⾥,功⾔取次休。
不应须礼乐,始作后程仇。
——陈师道《南丰先⽣挽词》李⽩因贺知章的赏识⽽得名,⽽陈师道也因曾巩的提携⽽名重⼠林。
曾巩死后,陈师道作诗哀悼恩师。
与《对酒忆贺监》不同,《南丰先⽣挽词》深沉内敛。
此诗⾸联说曾巩离世,⾃⼰恨不得到地下追随先⽣。
次联化⽤王安⽯的诗句“曾⼦⽂章世⽆有,⽔之江汉星之⽃”,说曾先⽣虽然⾝故,但⽂章令名将永久流传。
论桐城诗派的两条诗学路径叶当前【摘要】桐城诗派由姚范、刘大櫆开宗立派,在姚鼐、朱孝纯手中发扬光大,形成奇险与雄奇两条风格互补的诗学路径.奇险支派是桐城诗派的主流,重视学习黄庭坚、韩愈与杜甫,姚范诗作往往以学问为诗,爱用生词僻字,好用事用典,常以虚字入诗,对姚鼐一脉产生一定影响.雄奇支派逐渐被熔铸唐宋的诗学传统所淹,在桐城诗派史上不显,刘大櫆以才气为诗,通过句式变化与夸饰手法创造雄奇诗风;朱孝纯游历较广,其雄奇诗风多得山川之助.【期刊名称】《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7(036)005【总页数】7页(P1-7)【关键词】桐城诗派;姚范;刘大櫆;雄奇;奇险【作者】叶当前【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安庆 24601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22桐城派也是一个诗派命题已得到学术界共识,方东树、姚莹、曾国藩等桐城派作家早就思考过桐城诗派渊源,钱基博、黄华表、钱锺书等亦梳理过桐城诗派诗案,桐城派诗歌及其理论在清诗史、清代诗学、同光体研究等领域已成为无法绕过的存在。
当代学界研究桐城诗派多从师承渊源、诗学理论、地域分布入手,在诗派溯源、诗派风格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分歧,如在开宗立派上有钱澄之说、姚范说、刘大櫆说、姚鼐说等;在诗学渊源上有熔铸唐宋说、宗宋诗风说,认为桐城派推尊并学习黄庭坚、韩愈、杜甫一系;总结桐城派诗歌风格为奇险、雄深、瘦硬等。
可见,桐城派诗歌领域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综合研读桐城派诗歌文本,结合其诗学理论,不难发现前期桐城派诗人很重视诗才之奇与诗风之豪,刘大櫆、朱孝纯的诗歌呈现出雄奇风格,恰与姚范、姚鼐的诗风相对而互补,较清晰地呈现出桐城派诗歌双线发展的轨迹。
一、桐城诗派的主流诗学路径钱基博《读清人集别录》主要著录了桐城派作家别集,其中总结了桐城派作家诗歌风格,追溯不同作家诗学渊源,虽没有明确区分风格类型,却直观呈现了桐城诗派风格脉络。
现择要摘录制表如下,以窥桐城派诗歌风格大概。
[转载]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分卷叙五言古诗卷五言古诗,当探源三百篇而取法汉、魏。
古诗十九首,钟记室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殆非后人所能企及。
建安而后,雄浑沉郁,曹、阮为宗。
冲澹高旷,渊明为隽。
宋、齐以来,渐趋绮丽。
而精深华妙,大谢称工;沉奥惊创,明远独擅。
太白低首于玄晖,少陵讬怀于庾信,各有其独到者在也。
唐初犹沿梁、陈余习,未能自振。
陈伯玉起而矫之,《感遇》之作,复见建安、正始之风。
张子寿继之,涂轨益辟。
至李、杜出而篇幅恢张,变化莫测,诗体又为之一变。
韩退之排空硬语,雄奇傲兀,得杜公之神而变其貌。
本编所录,以三家为主,而王、孟、韦、柳风神远出,超以象外,又别为一派,亦并录之。
王阮亭论诗,以神韵为主,于唐五古取陈、张、李、韦、柳五家,而不及杜、韩,偏矣。
傥如昔人所讥未掣鲸鱼碧海中者乎!宋人五言古诗又远逊于唐,惟录欧、王、苏、黄数家,以见厓略云尔。
七言古诗卷唐初七言亦沿六朝余习,以妍华整饬为工,至李、杜出而横纵变化,不主故常,如大海回澜,万怪惶惑,而诗之门户以廓,诗之运用益神。
王、李、高、岑虽各有所长,以视二公之上九天、下九渊,天马行空,不可羁络,非诸子所能逮也。
盛唐而后,以昌黎为一大宗,其力足与李、杜相埒,而变化较少。
然雄奇精奥,实亦一代之雄也。
李昌谷诗,前人但称其险怪,吾友吴北江评之,精意悉出,惜卷狭不能多录,仅取数首以公同好。
白傅平夷,恰与相反,而精神所到,自不可没,故亦录之。
宋诗录欧、王、苏、黄数家。
欧、王各有其工力,而苏之御风乘云,不可方物,殆如天仙化人,而不善学者,或流于轻易。
山谷字字精炼,力绝恒谿,其精者直吸杜公之髓。
陆放翁豪放有余,而气稍犷矣。
兹编所录,以李、杜、韩、苏、黄为主。
金源之诗,遗山褎然称首,并附录。
昔姚惜抱论文曰:学之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
学诗亦然。
夫学古人而仅貌似,下矣,然犹胜于汪洋而无范者。
五言律诗卷自休文论诗,倡言声病,子山有作,音调益谐。
逮至唐贤,遂成律体。
拾遗、脩文结体沉雄,延清、云卿制句工丽,皆开元以前之杰也。
《桐城方氏诗辑》深度解读一、引言《桐城方氏诗辑》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诗歌选集,汇集了桐城方氏一族的众多优秀诗作。
这些诗作以其深邃的思想、精湛的艺术和独特的风格,成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瑰宝。
本文将对《桐城方氏诗辑》进行深入的解读,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二、桐城方氏及《桐城方氏诗辑》概述桐城方氏,又称“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的一个著名家族。
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地位显赫,而且在文学、艺术等领域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桐城方氏诗辑》是桐城方氏家族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收录了自明代以来方氏家族数百位诗人的千余首佳作。
这些诗作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既有古朴典雅的古风,也有清新自然的近体,展现了桐城方氏诗歌创作的辉煌成就。
三、《桐城方氏诗辑》的思想内涵儒家思想的影响《桐城方氏诗辑》中的诗作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诗言志”、“诗以载道”的观念。
诗人们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抒发对人生、社会的独特见解。
同时,他们也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希望通过诗歌来传播儒家思想,教化人心。
对自然的热爱与追求《桐城方氏诗辑》中的诗作还表现出对自然的热爱与追求。
诗人们常常以自然景物为题材,通过细腻入微的描写,表达对大自然的赞美和向往。
这些诗作不仅展现了诗人高超的艺术技巧,也体现了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念。
四、《桐城方氏诗辑》的艺术特色精湛的语言艺术《桐城方氏诗辑》中的诗作语言精湛,既有古朴典雅的文言,也有清新自然的白话。
诗人们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夸张等,使诗歌语言既生动形象,又富有节奏感。
同时,他们还注重音韵的和谐与美感,使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悦耳动听。
多样化的风格与流派《桐城方氏诗辑》中的诗作风格多样,既有古朴典雅的古风,也有清新自然的近体;既有豪放洒脱的派别,也有婉约细腻的流派。
这种多样化的风格与流派不仅丰富了《桐城方氏诗辑》的艺术表现力,也展现了桐城方氏家族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才华和创新精神。
五、《桐城方氏诗辑》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桐城方氏诗辑》作为一部重要的诗歌选集,不仅收录了众多优秀的诗作,还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文化。
《唐宋诗举要》的选诗标准及其体例探究作者:邰旻来源:《文教资料》2017年第33期摘要:高步瀛《唐宋诗举要》编选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选本。
其最初的编选动机是“备学者习肄”,因而名曰“举要”,多选经典作家的作品。
《唐宋诗举要》的选诗标准主要是:诗歌题材多样,诗体丰富,推崇唐诗,偏爱大家,注重艺术手法,内容积极入世。
此书的编选体例,包括诗体解读、诗人小传、注释、集评等方面。
它在诗学史上的意义:提供了一部合适的唐宋诗学习教材;建构了唐宋诗的经典地位;为诗歌阐释树立了典范;对部分诗歌的理解更为准确。
关键词:高步瀛《唐宋诗举要》选诗标准体例探究一、《唐宋诗举要》的编选宗旨该书编选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最初是高步瀛在大学授课期间所编纂的讲稿。
书名曰“举要”,即举其大要,陈其主旨大略。
与该选本同时问世的《唐宋文举要》,就在前言中明确提出其编选宗旨:“备学者习肄”[1]1,而《唐宋诗举要》的编选宗旨亦是如此。
《唐宋诗举要》为高步瀛心血之作,具有双重使命。
它既作为教材用于学科教育,同时又具备很强的学术价值,为该学科奠定夯实的基础。
将自编讲义用作教材,相较传统教科书而言,更具个性化与针对性,它不仅是高步瀛专业知识与学术修养的体现,更承载了他教学过程中蕴含的学科教育信念与理想。
“唐宋文学”是当时开设的一门新课,高步瀛在教学时只能一边授课一边编写讲义,因此每教授完一个学程,他都可以结合讲学效果对讲义进行改动,在讲义修订过程中,该课程也由开设一步步走向成熟。
因此,《唐宋诗举要》在编写过程中,高步瀛也是遵循由浅入深的准则,以让学生更好地接受学科知识为目的,同时,他广罗各家评论,精心注释,费心收集、概述前人观点,并有条理地为学生呈现出来。
这一编排方式,既符合教学的实际需要,又是讲义独特的体例特点。
二、《唐宋诗举要》的选诗标准所谓选本,是指“按照一定选择意图和选择标准,在一定范围的作品中选择部分作品编排而成的作品集”[2]1。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的一个流派,因为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后人名之曰桐城派。
桐城派之得名,往往追溯到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一文中所引程鱼门、周书昌的话:“天下文章岂在桐城乎!”此文作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时姚鼐于扬州主讲梅花书院。
考姚鼐行迹,他于乾隆三十九年冬离开北京南返,而在京时程、周二人与他同为四库全书编修官,四库馆开于乾隆三十八年,故可知上述程、周之言应为乾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间(1773——1774)语,可见乾隆中期桐城派之文章已为世人所重。
然桐城派散文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声势煊赫的文学流派,是因为姚鼐晚年以讲学为业,其门下弟子众多,因而一般认为桐城文至姚鼐而堂庑始大,蔚然成派。
桐城派历时长久,作家众多,故各家文风也不尽相同,但作为一个流派,还是有其共同特点的。
这些特点可由桐城三祖——方、刘、姚的理论与创作中去探寻。
方苞首标“义法”,作为文章纲领。
其言曰:“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
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
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又书货殖列传后》)可见义即文章的思想内容,法即指表现形式,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即指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但方氏所重者在法,具体地说,即要求文章取舍详略精当、结构布局合理以及语言文字的雅洁。
方苞以为《左传》深于义法,因其能识“详略之义”,他在《书〈汉书·霍光传〉后》中云:“《春秋》之义,常事不书”,“其详略虚实,措注各有义法。
”这种对于剪材详略的强调,意在力求文章的内容精练,材料具有代表性。
如方苞的《孙征君传》、《田间先生墓表》、《陈驭虚墓志铭》等文,无论是写一代大儒、明朝遗老,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都择取了最能表现人物生平大节和性格特征的事迹,撇开了一般细枝末节的描写,颇能体现作者剪裁的匠心。
其后姚鼐的《朱竹君先生家传》、《袁随园君墓志铭序》等也都用了同类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