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村民打人致死 组长指使埋尸 如何定性
- 格式:doc
- 大小:45.00 KB
- 文档页数:2
第1篇一、案件背景2018年8月27日,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发生一起因民间纠纷引发的命案。
死者刘海龙(男,32岁)因邻里纠纷与张某(男,26岁)发生争执,张某持刀将刘海龙刺伤,刘海龙在逃离过程中被张某追至其车内,张某持刀逼停车辆,刘海龙在车内用脚猛踹张某,张某倒地后,刘海龙又上前用拳头猛击张某头部,导致张某死亡。
随后,刘海龙被公安机关控制。
二、案件争议焦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刘海龙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以及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三、案件分析(一)正当防卫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为了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方法,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本案中,刘海龙在张某持刀将其刺伤后,为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逃离现场。
在逃离过程中,张某持刀追至其车内,刘海龙为保护自己,用脚猛踹张某,导致张某倒地。
此时,张某已经失去继续侵害刘海龙的能力,但刘海龙仍不罢休,上前用拳头猛击张某头部,最终导致张某死亡。
1.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法侵害?张某持刀将刘海龙刺伤,其行为已经构成不法侵害。
在张某倒地后,刘海龙为保护自己,采取攻击行为,此时张某已经失去继续侵害刘海龙的能力,但刘海龙仍不罢休,继续攻击张某,其行为已不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
2.刘海龙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本案中,刘海龙在张某倒地后,仍不罢休,继续攻击张某,其行为已经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张某死亡。
因此,刘海龙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
(二)刑事责任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案中,刘海龙故意伤害张某,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四、案件判决昆山市人民法院依法对刘海龙故意杀人案进行审理,认为刘海龙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其无期徒刑。
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行为的定性导读:聚众斗殴通常表现为报复他人、争霸一方或其他不正当动机而成帮结伙地斗殴,往往造成严重后果。
本期法信简要介绍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应该如何定性,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修订)第二百九十二条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多次聚众斗殴的;(二)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三)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四)持械聚众斗殴的。
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专家观点1.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以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论处根据刑法的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首先,本规定属于法律拟制。
所以,行为人在斗殴过程中并没有杀人的故意,但客观上致人重伤、死亡的,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
所谓致人重伤、死亡,也不限于致斗殴的对方成员重伤、死亡,斗殴行为导致本方成员重伤、死亡的,也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成立偶然防卫的情形除外)。
其次,鉴于聚众斗殴的特殊性,根据责任主义原则,只应对直接造成死亡的斗殴者和首要分子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对其他参与者不宜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在不能查明死亡原因的情况下,也不宜将所有的斗殴者均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仅应对首要分子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第1篇一、案件背景余祥林案件是我国近年来一起备受关注的重大刑事冤假错案。
2005年,湖北省宜城市农民余祥林因涉嫌杀害妻子而被判处死刑,同年被执行死刑。
然而,2007年,其妻子杨某突然出现,证明余祥林并未杀害她,而是被冤枉。
此案震惊全国,引发了人们对司法公正、人权保障的广泛关注。
二、案件分析(一)证据不足1. 侦查阶段:在侦查阶段,警方仅凭杨某的陈述,就认定余祥林有罪。
然而,警方并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余祥林杀害了杨某。
此外,警方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导致余祥林被迫承认有罪。
2. 审判阶段:在审判阶段,法院仅依据杨某的陈述和部分证人证言,就判处余祥林死刑。
然而,这些证据存在严重瑕疵,不足以认定余祥林有罪。
(二)程序违法1. 侦查阶段:警方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行为,导致余祥林被迫承认有罪。
2. 审判阶段: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导致被告人无法充分行使自己的辩护权。
(三)法律适用不当1. 侦查阶段:警方在侦查过程中,未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侦查,导致证据存在瑕疵。
2. 审判阶段: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审理,导致判决存在瑕疵。
三、案件启示(一)加强证据审查1. 侦查阶段:警方在侦查过程中,应严格审查证据,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2. 审判阶段: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严格审查证据,确保证据的充分性、合法性、关联性。
(二)保障人权1. 侦查阶段:警方在侦查过程中,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严禁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行为。
2. 审判阶段: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利,确保被告人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辩护权。
(三)提高法律适用水平1. 侦查阶段:警方在侦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侦查,确保侦查活动的合法性。
2. 审判阶段: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审理,确保判决的公正性。
四、总结余祥林案件是一起典型的刑事冤假错案,它警示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必须加强证据审查,保障人权,提高法律适用水平。
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不适用死刑的情形刑事辩护律师的任务之一就是寻找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各种依据,其中要深挖不同时期适用死刑的司法政策,因为,适用死刑的司法政策决定了相同的杀人情节,在不同时期会受到不同的刑罚。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因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适用死刑的指导性文件,是法院判决死刑和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重要依据。
《纪要》规定对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适用死刑应格外慎重,严格控制,只要有足以影响死刑适用的从轻量刑情节,就可以考虑不判处死刑,只要能够做好民事调解工作,被害人谅解的,就可以考虑不判处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核准案件中,对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尽管罪行已达到极其严重,但具有下列情形的仍然考虑不判处死刑:一、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情节。
对因民间矛盾激化而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如果没有特别从重的量刑情节,只要具有自首情节,一般可以不适用死刑。
对罪行极其严重的被告人不适用死刑的立功,一般是指重大立功,如检举的对象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但在一般立功的同时还具有其它一般从轻情节的,综合整个案件情况,也可以不适用死刑。
二、被告人有明显过错或者对矛盾激化负直接责任。
对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的一般不适用死刑,已有明确的规定,但对被害人有一般过错的案件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其他量刑情节,能不适用死刑的就不适用死刑。
三、被告人犯罪后自动归案,没有如实交代罪行,或者如实交代后又翻供。
此种情况不是标准的自首,也不是准自首,因此,不是法定的从轻量刑情节。
但对于被告人主动归案的行为,客观上对及时破案,防止被告人继续危害社会,减少侦破成本,具有积极的意义,应当鼓励。
因此,对此种情形应结合犯罪情节和其他量刑情节进行综合判断,能不适用死刑的就不适用死刑。
四、被告人亲属协助司法机关抓获被告人后,被告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的。
第1篇一、案件背景2010年,一起震惊全国的法律杀人案在河南省某市发生。
被害人赵某,年仅28岁,因涉嫌贪污罪被当地检察院批准逮捕。
犯罪嫌疑人张某,27岁,是该市的一名律师。
张某因不满赵某的犯罪行为,心生报复,决定杀害赵某。
在精心策划后,张某利用法律知识,制造了一系列假象,企图掩盖其犯罪事实。
二、案件经过1. 犯罪嫌疑人张某与被害人赵某相识于一场诉讼案件。
张某在代理赵某案件过程中,了解到赵某涉嫌贪污罪的事实。
张某心生报复,决定杀害赵某。
2. 张某利用法律知识,制定了详细的杀人计划。
首先,张某伪造了一份“代写诉状”的合同,使赵某相信自己已经聘请了律师,从而放松警惕。
接着,张某以“帮助赵某出狱”为由,诱使赵某前往其住处。
3. 2010年3月某日,赵某按照约定来到张某住处。
张某以查看案件材料为由,将赵某引入卧室。
随后,张某手持一把匕首,猛刺赵某。
赵某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
4. 张某杀人后,伪造了现场,企图掩盖犯罪事实。
然而,在公安机关的侦查过程中,张某的犯罪行为逐渐浮出水面。
三、案件审理1. 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迅速介入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发现张某有重大作案嫌疑,遂将其抓获。
2.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张某对杀人事实供认不讳。
张某辩称,自己之所以杀害赵某,是因为赵某贪污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自己出于正义感才将其杀害。
3.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严惩。
鉴于张某认罪态度较好,且其杀人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法院最终判处张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四、案件解析1.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张某利用法律知识,精心策划了杀人计划。
张某的犯罪手段隐蔽,作案过程严谨,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这表明,在法律实践中,法律工作者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法治素养,防止类似案件的发生。
2. 本案中,被害人赵某的贪污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但其犯罪行为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这反映出我国在打击贪污犯罪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故意伤害他人后误认为其死亡抛尸行为的定性陈丹丹宋蕾【案情】2019年5月3日晚,被告人杨康师约被害人张某以及本单位职工张鑫、张高雨(二人另案处理)等人在河南省武陟县未来假日酒店职工宿舍209房间饮酒,后张某等人相继回到各自房间。
5月4日0时许,杨康师因对张某不满将其叫至209房间,伙同张鑫对其实施殴打,杨康师持刀向张某左大腿捅刺一刀。
张某受伤后晕倒,杨康师误认为其已死亡,遂伙同张鑫、张高雨将张某抬至酒店西边的机井旁,欲将张某投入井内“毁尸灭迹”,在将张某双腿塞入井口时,张某向杨康师求饶,三人将张某弃于井边逃离。
经鉴定,被害人张某左大腿刀刺伤致失血性休克(中度),其损伤程度为重伤。
被害人张某受伤后入住武陟县人民医院治疗,杨康师及其女友崔某经郭利军协商赔偿事宜,后因协商未果杨康师于2019年5月10日向武陟县公安局投案。
张某得到杨康师赔偿款1万元。
【分歧】本案中就被告人杨康师的行为形成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杨康师主观上前期是伤害的故意,对张某进行殴打,并持刀捅伤,在误认为张某死亡后积极的进行抛尸,且抛尸地点是偏僻的水井,即转换为杀人的故意。
因此,杨康师的行为应定性为故意杀人未遂。
第二种意见认为,杨康师前期的伤害行为与后期抛尸的行为是两个行为,应数罪并罚。
杨康师后期抛尸的行为,主观上对张某死亡结果持放任的态度,即存在故意,应为故意杀人未遂,因此,杨康师的行为应定性为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未遂,数罪并罚。
第三种意见认为,杨康师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本案采用第三种意见,即杨康师故意伤害张某的身体,致张某重伤,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评析】1.故意伤害罪的构成及量刑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故意伤害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在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特别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指明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自然人故意伤害他人,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损害群众利益典型案例剖析》:群体事件缘何而起发布: 2013-7-22 10:33 | 编辑: xufanghui | 来源: 北晚新视觉网2013年7月22日讯,最近发生的湖南临武瓜农邓正加死亡事件引发“围观”,三次上访的冀中星在机场航站楼引爆自制炸药等事件,都在提示我们,走群众路线不应是口头语,不能走过场。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这是近日由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出版的《损害群众利益典型案例剖析》一书中,引述的邓小平同志的话。
书中精选了25个损害群众利益典型的案例,用反面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
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和有关省区市纪委分别对案件实事进行了核实。
今天,本报摘登其中的部分案例和剖析,希望能引起各方的启示与思考。
瓮安县公安局大楼前停放的被烧毁警车一起自杀事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贵州省“瓮安事件”的经过及启示2008年6月22日,瓮安县三中初二女生李某某在县城西门河跳河身亡。
当地公安机关对死者进行尸检后作出溺水死亡的结论。
但死者家属认为死者有被奸杀的嫌疑,坚持将尸体停放在事发地大堰桥头的玉米地边,不予安葬并不断上访。
6月26日,黔南州公安局法医再次对死者进行尸检,鉴定系溺水死亡,但家属对此结论仍然不服。
与此同时,瓮安县城谣言四起,许多群众对李某某的死因和公安机关执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6月28日,县公安局向死者家属送达了《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限死者家属必须于当天下午5时前把尸体抬走处理。
为防止公安局强制处理,死者亲属、同学和当地群众约3 00余人从停尸地点出发,进城“喊冤”,为李某某的死因“讨说法”。
当日正值周六,街上人较多,部分群众尾随队伍前行,人越来越多。
游行队伍抵达县政府时,已达上千人规模,但县政府没有人出来接待。
游行人员在砸坏县政府公示牌后,又转到距县政府100米左右的公安局大楼聚集。
当日下午4时30分,游行人群开始向警方投掷矿泉水瓶和泥块,一些人开始打砸警车,并焚烧停靠在公安局门口的警车。
典型案例分析讲解一、河南赵作海案1998年2月15日,河南省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振晌的侄子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叔父赵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离家后已失踪4个多月,怀疑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公安机关当年进行了相关调查。
1999年5月8日,赵楼村在挖井时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头、膝关节以下缺失的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于5月9日刑拘。
5月10日至6月18日,赵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
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向商丘中院提起公诉。
2002年12月5日商丘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河南省高院经复核,于2003年2月13日作出裁定,核准商丘中院上述判决。
今年4月30日,“被害人”赵振晌回到赵楼村,案件发生重大变化。
5月5日下午,河南省高院听取了商丘中院关于赵作海案件情况汇报后,决定启动再审程序。
5月7日下午,商丘中院递交了对赵振晌身份确认的证据、材料。
5月8日下午,河南省高院张立勇院长亲自主持召开审委会,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贺恒扬列席审判委员会, 对案件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赵作海故意杀人一案是一起明显错案。
审判委员会决定:一、撤销省法院(2003)豫法刑一复字第13号刑事裁定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商刑初字第84号刑事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
二、省法院连夜制作法律文书,派员立即送达判决书,并和监狱管理机关联系放人。
三、安排好赵作海出狱后的生活,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
5月13日上午,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被宣告无罪释放的河南省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作海收到赔偿义务机关代表,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宋海萍院长亲手交付人民币65万元。
至此,因“故意杀人罪”而冤狱11年的赵作海申请国家赔偿案终结。
案件评析: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
第1篇一、案件背景2019年4月,被告人张某某与被害人王某某因邻里纠纷产生矛盾。
双方在日常生活中多次发生争执,张某某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同年6月某日,张某某趁王某某独自在家之机,持刀闯入王某某家中,将其杀害。
此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有关部门迅速展开侦查,最终将张某某抓获归案。
二、案件事实1. 张某某与王某某系邻居,双方因房屋租赁、邻里纠纷等问题多次发生争执。
2. 2019年6月某日,张某某得知王某某独自在家,遂产生报复念头。
3. 当日中午,张某某携带一把菜刀,闯入王某某家中。
4. 张某某进入王某某家中后,持刀向王某某颈部猛刺,致其死亡。
5. 杀害王某某后,张某某逃离现场。
6.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迅速展开侦查,于案发当日将张某某抓获。
三、法律分析1. 张某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张某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2. 张某某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罪中的故意杀人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张某某在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王某某死亡的情况下,仍然实施了犯罪行为,其主观上具有故意,客观上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3. 张某某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罪中的情节恶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罪的情节恶劣,包括但不限于:犯罪手段残忍、动机卑劣、犯罪后果严重等。
张某某在实施犯罪行为时,采用持刀杀害的手段,手段残忍;犯罪动机为报复,动机卑劣;犯罪后果严重,导致王某某死亡。
因此,张某某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罪中的情节恶劣。
四、判决结果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且情节恶劣,依法应予严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法院判处张某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村民打人致死组长指使埋尸如何定性
2004年9月6日,甲村与乙村发生纠纷,从而引发两村对峙。
7日夜,甲村村民吴某骑摩托车行至乙村时,被乙村第八村民组村民常某、单某、季某等人殴打致死,常某等人还将吴某所驾驶的摩托车焚毁。
该村民组组长蔡某知道后指使常某等人将吴某的尸体及摩托车残骸掩埋。
后来公安机关将蔡某抓获,并根据其交代将吴某的尸体及摩托车残骸起获。
分歧意见:对蔡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出现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蔡某的行为属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行为。
第二种意见认为,蔡某的行为属于包庇行为。
理由是:本案中,蔡某在明知常某等人殴打他人致死的情况下,指使常某等人将被害人尸体及摩托车残骸掩埋,其主观故意就是为了作假证明使常某等人逃避法律的制裁,客观上其实施了指使行为。
蔡某的行为不属于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行为:一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蔡某是在司法机关尚未介入的情况下,就指使他人掩埋被害人尸体及摩托车残骸,被帮助的对象不具备“当事人”的身份;二是犯罪嫌疑人蔡某虽然指使他人掩埋了尸体及摩托车残骸,但并没有使证据灭失,侦查人员根据其交代,提取了尸体和摩托车残骸,其行为是一种隐匿证据的行为,不是毁灭证据的行为。
评析: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
理由如下:
本案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蔡某所帮助的常某等人是否具有当事人的主体地位。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从概念上来理解,一切有实施犯罪嫌疑的人都是犯罪嫌疑人,本案
中,虽然蔡某是在司法机关尚未介入的情况下,就指使他人掩埋被害人尸体及摩托车残骸,但被其帮助的对象常某等人仍然属于犯罪嫌疑人的范畴,具备“当事人”的身份,界定常某等人是否属于犯罪嫌疑人不能仅从司法机关是否启动司法程序为出发点来考察,而应从客观上常某等人是否实施了具体犯罪行为来界定。
其次,要解决的问题是蔡某指使他人掩埋尸体及摩托车残骸是否属于“毁灭证据”。
笔者认为,对于毁灭、伪造一词的理解,不能过于机械。
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蔡某指使他人“隐匿”证据的行为应当属于帮助“毁灭”证据,有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从主观上考察,蔡某指使隐匿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使罪证被掩盖、不被人发现,这种目的与使证据被毁灭而不为人发现并无不同。
二是从客观上来看,如果蔡某的隐匿行为一旦不被侦查机关发现,尸体等物证就可能因时间长而导致腐烂,从而被毁灭,无法恢复证据的客观性;三是结合大量活生生的案例来看,我们不能说证据客观存在、没有灭失就是被隐匿,而证据灭失、无形了才是毁灭,很多案件中的证据并没有在客观上被消灭、现实还存在,但确实无法提取,也应视作被毁灭了。
例如,甲杀人后,乙将刀投入滚滚大江或万丈深渊中,应该说,这把刀还现实存在,但鉴于客观情形,对这把刀几乎不可能提取了,就应该视为这把刀被乙给“毁灭”了。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一定情况下,“隐匿”是应该包含在“帮助毁灭证据罪”中“毁灭”一词的语义范围之内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蔡某实施的是帮助毁灭证据的行为。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