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博物馆 造像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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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碑林博物馆造像碑

西魏释迦多宝千佛造像碑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西魏

释迦多宝千佛造像碑西魏(535-556)碑高144厘米,宽87厘米1949年陕西历史博物馆移交此造像碑竖方形三

面刻,前方作阶式,很为少见。阶上正面浅浮雕龛形释迦三尊像,右侧上部雕龛形弥勒三尊,左则正中部雕大龛,内浮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有宝珠背光,龛及背光均无雕饰。阶下层左右两侧各刻坐佛龛左七右三。三面龛周均雕千佛多列,数不计。正面右侧均为方形,惟左侧为并列无间格,虽在一石上,雕法不同,甚为少见。无文字题记,佛并坐,龛不加饰,背光作平板形,衣纹转化为波状线,已为北魏晚期及西魏艺术伤风。造型已不如北魏中期,但雕刻重点却逐渐脱离平面转化为高浮雕。所以隋、唐以后圆雕佛像较多起来,大概是由于雕刻倾向这样变迁之故。所以西魏以后浮雕造像,不如北魏时期精美。

西魏高子路造像碑西魏高子路造像碑西魏高子路造像

碑隋释迦千佛造像碑

隋释迦千佛造像碑隋释迦千佛造像碑陕西西安碑林博

物馆隋千佛造像碑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隋千佛造像碑

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隋千佛造像碑隋(581-618)碑高125厘米,宽80厘米1953年陕西省博物馆征集造像碑为竖方形

浮雕四面多龛千佛造像,正面上部为满饰璎珞束幔拱龛,雕造得精细繁丽而不显堆积紊乱,帷幔的挂钩束带理顺适的皱纹给人一种轻盈飘动的感觉。龛内作六阶形大小不同的小龛,佛与供养菩萨都表现出一种调和的美。背面和两侧雕数层佛龛,人物表情生动,神态安祥。这是碑林博物馆馆藏千佛式造像中一件精美的作品。景明四面造像景明四面造像景

明二年四面石造像该造像高0.6米,宽0.56米,四面相等,基本为一个正方体(图27、28、29、29a),西安市郊区查家寨出土,1953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此石像四

面各开一龛,龛中主像均为一佛二菩萨,但佛的手印、造型和其它配置图像各不相同,以下分面述之。以有发愿文字的面为第一面,颐时针旋转,依次为第二、三、四面。北魏景明年号只有四年,其中景明二年为辛巳,当为此石像造作年代。龛中主佛结跏跌坐,作禅定印,波形髻,著偏袒衣,内有僧只支,下有双狮和力士托座。舟形背光从外到内层分别为火焰纹、化佛、联珠纹和莲办纹。左右为二胁侍菩萨,双手托扶佛的背光,站立于莲花座上,座下亦有力士托座。龛上及两边均开小龛,上面为4小龛,各有三尊坐佛,左右各5龛,各有二尊坐佛。下二角为护法狮。(第二面) 主龛佛像结跏跌坐,作说法印和与愿印,著通肩袈裟,发髻亦为波浪形。佛座为腰略内收的方形。背光纹饰有火焰纹、联珠纹、化佛和莲办纹。二胁侍菩萨双手捧莲花,著宽袖对襟

长裙,立于莲座上,座下有力士。龛外上、左、右边沿均刻单尊小坐佛,龛下为力士和神王。(第三面)龛中主像的

手印为说法和与愿,发式为螺髻,著下垂交领衣,坐于束腰叠层的方座上,座下有二狮。龛外左右下角各有一力士,右力士左手持金刚杵。尖拱形龛楣上刻有15尊小佛,龛左右

亦为单尊坐佛。主龛之下为供养人形象。龛外上二角为思惟菩萨像。龛内背光之上有飞天二身。(第四面)主龛的坐

佛和菩萨与第二面相同,惟佛座下左右角各刻一位礼佛袈裟的信徒,作跪拜状。龛下的托座力士旁各有一天神,右天神为雷公,裸,四周绕一圈小圆形鼓,雷公作击鼓状。左天神亦裸,扛一风袋作吹气状,为风伯。这是在汉代画像石上经常出现的形象,也被借用来表现佛的天国。景明年间时逢北魏孝文帝建都洛阳之后不久,北魏的中心南移也给长安的佛教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此时长安的佛教造像骤然增多,此件景明二年某清信士的四面造像为其中的佼佼者。造像的技巧十分高超,刻造刀法简练明快而准确,将犍陀罗和中亚的艺术风格与当地的审美趣味十分巧妙地结合起来。四面造像题材相同而处理手法各异,尤其是将中国民间传统图像合理而自然地运用到佛教造像中,增强了佛教艺术的可接受性,也丰富了佛教艺术的内容。尔后,这种本土化的图像向西影响到了敦煌一带,我们至今还可在莫高窟西魏第249窟中看到这种本土化趋势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景明造像

法国研究东方文化的著名学者雷纳、格鲁塞在《从希腊到中国》一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佛教诞生在印度,而给佛造像的不是创立并信仰佛教的印度人,而是跑到印度居住的希腊人,以后佛教造像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中国反倒成了世界上佛教造像最多,艺术成就也最高的国家。接着作者解释了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根据古印度的传统思想,佛教徒不敢在今世用肉眼可见的雕像去直接表现他们所敬仰的佛的。为使信仰有所寄托,而采取了借代的方式,这就是早期佛教中对佛的足印、佛塔、宝座等物的崇拜。公元前326年希腊人来到这里,他们接受了佛教,又根据固有的希腊文化传统,并借鉴西亚、埃及文化,开始了为佛造像,这就是“犍陀罗”艺术。佛教传入中国后,我国本来具有很高雕塑造型艺术水平的工匠,对外来的佛教造像形式进行了保持固有文化传统基本要素的稳定选择,结果是佛教造像的中国化。从目前保存的佛教造像情况来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艺术上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首先,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大动荡大分裂时期,战争连年不断,朝代更换频繁,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纷纷寻找精神寄托,于是佛教乘虚而入,佛教在我国广泛流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宗教迷狂的时代。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为了乞求佛的庇佑和赐福,大造佛像,一时蔚然成风。其次,创造出秦兵马俑等伟大艺

术作品的高超的中国工匠,善于吸收外来艺术形式,创造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伟大作品来的。尤其对佛教信仰虔诚的工匠,在雕造佛教造像时,是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的。所以敦煌、云冈、龙门等处的石雕造像数以万计,水平之高成为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南北朝时的长安是佛学中心,又毗邻佛教造像中心敦煌,当时长安也盛行造像,并有相当高的水平。这件北魏景明二年(501)石雕造像就是一件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出土于西安市查家寨,现藏陕西省博物馆。造像高58厘米,宽58厘米,厚50厘米。这种造像碑属于一种小型纪念雕刻,可以竖在庙宇或公众场所对群众进行宣传并便于供养。有千佛碑和佛龛造像两种。它是我国自秦汉即已盛行的民族纪念碑形式的延续和发展。这件景明造像系佛龛造像,为柱式四面雕,四面均刻一佛二菩萨。龛楣与两侧刻以千佛,这种表现形式在当时比较盛行。就是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中也多见此形式,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种表现也是当时石窟艺术的一种缩小,如同盆景一般,可以由小见大,从小中见其精美。居于龛中主要位置的佛即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就是释迦族的圣人之意,后被他的崇拜者称为佛陀,简称佛,意思是“觉者”或“智者”),身穿通肩大衣,端坐佛台之上,作说法相。而侍立在两侧的菩萨,是佛弟子,他们站在出污泥而不染的莲台之上,下有力士承托。正面龛下的供养人则是甘愿献出一切供养佛和菩萨的世俗的善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