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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诉时效制度相关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追诉时效制度作为刑法中重要的一项制度，是刑罚裁量和执行的必备基础，它的存在旨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权、平衡社会公正与效率。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追诉时效制度在实践中的运用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
本文将就追诉时效制度的定义、功能、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完善建议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二、追诉时效制度的定义与功能追诉时效制度是指刑法规定的，对犯罪行为进行追诉的时间限制。
其主要功能包括：1. 维护社会秩序：通过限制追诉时间，使已经过去较长时间的犯罪行为不再受到追诉，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2. 保障人权：避免因长时间追诉而给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和压力，保障其合法权益。
3. 平衡公正与效率：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既要保证法律的公正性，又要注重效率，追诉时效制度恰当地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
三、追诉时效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尽管追诉时效制度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以下问题：1. 法律规定不统一：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追诉时效的规定存在差异，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
2. 时效长度设定不合理：当前追诉时效的长度设定往往无法适应各类犯罪的特点，有时过长或过短都可能影响司法公正。
3. 溯及力问题：关于追诉时效的溯及力问题，即在已经发生但未达到法定追诉期限的案件中，如何适用新法或旧法的问题，现行法律缺乏明确规定。
4. 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限制：一些犯罪因特定原因无法适用追诉时效制度，但这些犯罪的具体范围和情形尚不明确。
四、完善追诉时效制度的建议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完善建议：1. 统一法律规定：各国和地区应加强对追诉时效制度的研究，统一法律规定，以便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2. 合理设定时效长度：针对不同类型犯罪的特点，合理设定追诉时效的长度，既要保证司法公正，又要注重效率。
3. 明确溯及力问题：对于追诉时效的溯及力问题，应明确新法或旧法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以保障司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对我国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的几点思考作者：刘绪凯出处：法律图书馆日期：2012年5月22日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的规定具有预防犯罪、保障人权、保证量刑制度的落实、实现法律正义等诸多价值，因而设立该制度很有必要。
我国刑法追诉时效制度实施以来总的来说还是卓有成效的，但也存在着用语表述不当，过于严厉等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的规定及目的刑法上的时效，是指刑事法律所规定的、对已过法律规定期限的犯罪行为人不得追诉或者对所判刑罚不得再执行的一项法律制度。
世界各国刑法都规定有时效制度，我国现行刑法典第87条、第88条、第89条对追诉时效做出了规定。
第87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
如果二十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第88条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察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第89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在追诉期限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刑法设置追诉时效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1.节约刑事司法资源。
由于经过相当长的时期以后，犯罪证据很可能已经灭失。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刑事侦查、起诉、审判，不仅可能有劳无获，而且会影响司法机关对现行犯罪的追诉，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使大量现行案件因积压、拖延而成为“旧案”，降低司法效率、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时效制度的设置则可以使司法机关从上述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摆脱陈年旧案的纠缠，提高刑事司法效率，节约刑事司法资源；2.维护刑事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关于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几点思考我国的诉讼时效制度是指诉讼权利的行使受到时间限制的一种制度。
这一制度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具有促进司法效率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然而，在实践中，我国诉讼时效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思考。
首先，我国现行的诉讼时效制度存在一定的刚性。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民事诉讼时效一般为三年，而刑事诉讼时效一般为十年。
这种刚性规定不能适应不同案件的特点和实际情况。
比如，在一些涉及较大金额的民事纠纷案件中，三年的诉讼时效可能并不足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因此，有必要对诉讼时效进行差别化和灵活化的规定，以便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我国的诉讼时效制度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对当事人不公平。
在一些案件中，由于证据收集困难、证人不便出庭等原因，当事人可能无法在诉讼时效内及时提起诉讼。
这种情况下，如果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则当事人将无法获得法律救济，其合法权益可能受到侵害。
因此，有必要对特殊情况进行考量，对于无过错的当事人应当给予适当的宽限，确保其合法权益的得到保护。
第三，我国的诉讼时效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与证据保全制度相冲突。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在证据保全期间提起诉讼，可以暂停诉讼时效的运行。
然而，在实践中，证据保全的程序繁琐，耗时较长，可能导致当事人无法在诉讼时效内完成证据保全的程序，从而错失提起诉讼的机会。
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证据保全程序的监管和改进，确保其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提供给当事人使用。
第四，我国的诉讼时效制度需要更好地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相衔接。
例如，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一些严重的犯罪行为，诉讼时效可以延长或者取消。
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和具体操作问题尚不明晰，可能导致对被告权益的侵害。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刑事诉讼时效的延长和取消的具体条件和操作方法，以确保被告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总结起来，我国诉讼时效制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
刑事追诉时效发现的问题
在刑事追诉时效的安排中，可能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 刑事追诉时效的规定不够明确。
可能存在对于不同刑事犯罪行为的追诉时效没有具体规定，导致在实际操作中难以确定是否已超过追诉时效。
2. 刑事追诉时效的长度不合理。
由于不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不同，导致刑事追诉时效的长度也应该有所差异。
但现行的刑事追诉时效可能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这一点，导致对于一些严重的犯罪行为，追诉时效太短，难以保障犯罪的有效打击。
3. 刑事追诉时效的中断与延长规定不够完善。
刑事追诉时效的中断和延长规定是保证刑事追诉权能有效行使的重要手段。
但可能存在对于中断和延长的条件和情形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在实际操作中难以确定何时应当中断或延长追诉时效。
4. 刑事追诉时效与侦查活动的协调不足。
刑事追诉时效的安排应当与侦查活动相协调，以保障侦查的顺利进行。
但可能存在追诉时效的安排与侦查活动的实际需要不协调的情况，导致一些犯罪行为无法及时追诉和侦查。
以上问题应当得到关注和改进，以保障刑事追诉权的有效行使，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国诉讼时效期间设置的根本性缺陷与制度重构-———诉讼时效基本理论的反思与我国诉讼时效立法的重新选择摘要：我国的诉讼时效制度存在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过短、短期时效期间规定存在严重缺陷、时效延长有悖于司法确定性原则和最长诉讼时效性质不明等诸多方面的弊端。
究其原因，既有理论上对诉讼时效制度的误解，更多是对前苏联诉讼时效制度的照搬。
科学的时效期间制度应当根据诉讼时效的债权信用保障功能，依据民事债权与商事债权相区别，一般民事债权和特种民事债权相分离的原则，设置普通诉讼时效、长诉讼时效和最长诉讼时效三种诉讼时效期间，取消短诉讼时效，废止时效延长制度以维护司法确定性。
关键词：诉讼时效期间；构建；民事债权；商事债权不论人们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效用的认识存在多少差异，诉讼时效制度功能的实现终究要回归到诉讼时效的具体制度规范上来实现。
诉讼时效的基本理论指导各项具体诉讼时效法律制度的构建。
诉讼时效的各项具体法律制度的内容，负载着诉讼时效的精神与立法宗旨。
如何设置具体的诉讼时效规则，关系到诉讼时效法律关系当事人利益的分配是否公平，也关乎到可能与时效当事人发生交易关系的善意第三人的合理债权信用能否得到落实。
除了诉讼时效的客体范围和诉讼时效的法律效力这两项制度外，诉讼时效的期间制度是最重要的诉讼时效制度。
客体范围、法律效力和期间构造三位一体，构成诉讼时效具体制度的核心内容。
诉讼时效的期间，指的是权利人权利得以获得司法保护或者权利存续的具体时间，其反面即是义务人可以行使抗辩权或者义务消灭的期限。
这一期限的长短，决定着诉讼时效期间何时届满。
诉讼中但凡涉及诉讼时效这一问题的争议，都是围绕着当事人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期间这一主题而展开。
由此可见，诉讼时效的期间对于当事人利益的影响何其重大。
在具体案件中，诉讼时效的期间是否届满，仰赖案件事实的审查之中。
一旦抛开具体的个案，我们就会发现，当事人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但取决于当事人何时主张过权利的案件事实，更取决于法律对诉讼时效的期间长短的设置。
我国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现今《行政诉讼法》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人及利害关系到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
为此，正视这些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修改完善建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存在的问题分析（一）未能对行政诉讼中最长起诉期、一般起诉期限进行合理规定对于最长起诉期限的设定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问题：一是最长起诉期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包容关系，而是属于一种并存关系，这种关系导致在同一部法律当中并存多个最长起诉期限。
一般来说，只能有一个最长起诉期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最长起诉期限则不能称为最长起诉期限了。
二是根据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涉及不动产来区分最长起诉期限的做法缺乏科学合理性。
这主要是因为涉及不动产的行政行为不一定都比涉及动产或其他事项的行政行为对当事人来说更重要和迫切。
对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般起诉期限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问题：一是根据行政决定是否经过行政复议分别规定起诉期限的作法不合理。
因为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其做出的复议行为也属于行政行为，同样是属于行政行为规定的起诉期限为何不同呢？二是对于该起诉期限来说偏单，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
对于行政效率过多考虑大致期限太短。
（二）对于起算点未能做出统一标准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以及《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未对起算点未能做出统一标准，而是根据情况不同制定不同的起算点标准，导致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出现多元化，毫无章绪。
根据相关数据调查统计发现，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最少有5个不同的起诉期限起算点.这么多的起算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现实中复杂的问题，但是却显得杂乱无章，缺乏核心，导致当事人无法准确的掌控以及运用。
例如：行政机关不但对于起诉期限、诉权没有告知，对于行政行为的内容也没有进行告知。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到底是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1条起诉还是第42条来进行起诉？按照不同的法律条文其起诉所产生的效果也会不同。
刑法关于追诉时效延长制度的思考摘要：新旧刑法均有关于刑法上追诉时效的规定，但在追诉时效延长方面规定却有不同。
本文认为追诉时效延长制度应当有三种情况；同时对这一制度的可能产生歧义的地方进行了理论上的辨析。
关键词：追诉时效延长期限限制追诉时效制度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制度。
其特点是犯罪人犯罪后，经过一时效期限，追诉机关不得对其行使刑罚请求权。
追诉时效制度存在的意义在于促使犯罪人在没有受到国家刑事责任追究的情况下，悔罪自新、重新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对国家司法机关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社会秩序的稳定都有重要意义，是现代国家对国家刑事追诉权的自我限制，以防止追诉权的无限扩大与延展，减少国家公权力对社会生活的过多干预，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和人道性，是刑事立法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表现。
我国刑法典确立的刑事追诉时效，也体现了我国刑法的目的——旨在通过对犯罪分子本人进行刑罚改造和儆诫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预防犯罪。
新旧刑法的第四章第八节均是有关刑法上追诉时效的规定，分别详细规定了追诉时效的期限（新法第八十七条、旧法第七十六条）、追诉期限的计算方法（新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旧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追诉时效的中断（新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旧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以及追诉时效的延长（新法第八十八条、旧法第七十七条）。
在前三个方面，新旧刑法差别不大，但就有关追诉时效的延长这一问题上，新旧刑法却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新刑法扩大了追诉期限能够延长条件的范围：第一、由原刑法的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如果“从看守所、拘留所或者家中逃跑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变为只要“自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按照刑诉法有关管辖的规定，对发现犯罪事实或者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案件予以立案、侦查、收集、调取有关证据之日起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刑诉法的有关审判管辖规定接受人民检察院或者被害人的自诉案件之日起，无论用任何方法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均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我国普通诉讼时效制度的两大缺陷及其立法完善赵振华(海南大学法学院)普通诉讼时效的期间及其起算是诉讼时效制度的基本问题。
我国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太短以及普通诉讼时效的起算规定不明确,是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两大缺陷。
我国法律规定两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不符合世界诉讼时效立法潮流和我国民事流转的实际。
建议立法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延长为5年,在司法实践中贯彻诚信原则及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将诉讼时效的起算原则由侵害说!改为可行使说!,并增加特殊情况的具体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缺陷立法完善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在于稳定法律秩序、促进经济流转正常运行、敦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
我国诉讼时效制度存在的问题颇多。
法律对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过于简单,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其中,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太短、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不明确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司法实务部门理解不一,适用起来五花八门,司法效果与制度目的背道而驰的情况时有发生。
研究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一、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太短,是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最大缺陷(一)缺陷分析从诉讼时效期间的发展历史来看,罗马帝国的晚期规定的消灭时效为30年,早期的德、法、奥地利效仿罗马法,亦规定30年,随着经济的发展,诉讼时效期间有缩短的趋势,晚期的瑞士、意大利民法规定的诉讼时效为10年,德国2002年的债法由30年普通诉讼时效改为3年。
现在,法国民法典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30年;瑞士、意大利民法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10年;日本民法典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债权为10年,非债权的财产权为20年。
我国民法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比上述国家的规定均要短,不符合世界诉讼时效立法的现状。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照搬前苏联的立法,属计划经济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浮夸、不切实际在立法上的表现。
我国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民事流转速度不相适应,从而导致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如下:1.不利于维护债权人利益,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本司将予以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编辑修改，推荐下载使用！==追诉时效延长制度探讨(2)刑法论文(1)关于“逃避侦查或审判”。
从犯罪人的客观方面来说，其在追诉机关立案侦查后，有逃避侦查或审判的行为。
笔者认为，“逃避”应当界定为一种积极、主动、对抗司法的行为。
如果犯罪分子犯罪后，正常外出，并未隐瞒姓名和住所，就不能按逃避侦查或审判论处；或者追诉机关虽已立案侦查，但未对犯罪人进行过任何调查询问，最终时效期限超过，这种情况，犯罪人只是未主动向司法机关自首，没有采取积极的逃避行为，就不能按逃避侦查或审判论处。
根据上述分析,立案侦查前就已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就没有追究时效的限制。
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行为,已经立案侦查,无论过多长时间,都逃避不了国家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
有人认为，刑法典第88条第一款关于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与79年旧刑法相比,把追诉时效的效力局限于侦查机关未予立案的隐案,范围过于狭窄。
弊端在于它把追诉期内能破的案件与不能破的案件不加区别,把追诉时效不定期延长,扩大了追诉时效的范围;把不能在追诉期内侦破的案件的犯罪分子在追诉期内重新犯罪与没有重新犯罪的情况不加区别,从而把追诉期限的中断与延长不加区别,变相取消了国家对追诉权的自我限制,使追诉时效的立法原则归于泯灭和落空,有使部分犯罪分子丧失自我改造、自我约束的希望和可能之虞,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为此,他建议将刑法典第88条第一款更改为:“在司法机关决定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似为更加准确、完整和科学。
②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论者的本意的话，这样一改，似乎有否定新刑法典关于追诉时效延长而又重新肯定旧刑法典中的规定之嫌。
③2．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
理论上一般认为，现行刑法之所以增加这一法条，从立法意图分析，主要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论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缺陷与完善我国举证时限制度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一方主张权利时，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支持其主张。
举证时限的设定对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维护诉讼秩序及司法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目前我国举证时限制度在立法上存在一些缺陷，需要进行完善。
首先，现行《民事诉讼法》对举证时限的规定模糊不清。
该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不适用的民事诉讼案件，案件受理后，原告应当在开庭前提交证据，被告应当在开庭前提交抗辩意见和证据。
”然而，对于何谓“开庭前”没有进一步明确。
开庭前是指开庭时间之前？还是提起诉讼到法院召开庭前？这样的模糊性规定可能导致争议和不确定性，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扰。
其次，举证时限的设定应该更加合理和灵活。
现行法律规定，原告和被告均必须在开庭前提交相应证据，对于具体时间的设定比较死板。
然而，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复杂程度，有时候当事人可能无法在短时间内搜集到充分的证据，这样的限制可能严重阻碍了当事人对自身权益的维护。
因此，应该允许当事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提供证据，以便保证其合法权益的实现，同时加强对滥用延迟战术的打击。
此外，现行法律没有明确对于延期举证的条件和程序进行规定。
对于当事人提出举证期限延期申请时，法院的审查标准不清晰，容易导致不公平的判决结果。
因此，应该对于延期举证的条件和程序设定明确的规定，以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为了完善举证时限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首先，应当明确举证时限的时间界定。
规定开庭前这一模糊的概念无法给当事人提供明确的指引和准确的操作方法。
因此，在立法中可以考虑规定具体的时间节点，例如自受理之日起30天内提交证据。
其次，在一些复杂的案件中，应该允许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补充、提供新的证据。
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可能会涌现出新的事实和证据，此时当事人应该有机会提供相应的证据以支持其主张，而不应限制在开庭前提交。
第三，应当加强对于滥用延迟战术的打击。
在一些诉讼中，当事人可能故意拖延举证的时间以达到阻碍对方主张权益的目的。
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存在缺陷及完善建议摘要：新《民事诉讼法》及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使我国的逾期证据由“严格失权”过渡到“灵活失权”，但是在具体细节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内容首先阐述了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重要意义和民诉法司法解释关于举证期限的新规定；其次研究了当前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存在缺陷，最后对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配套制度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任何民事诉讼都必须依靠证据。
然而，2012年之前的民事诉讼法对举证时限未作任何规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采取“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立场。
基于此，2012民诉法增加了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并规定了强制证据交换制度，完善了2001年颁布的《证据规定》。
2015民诉讼司法解释从举证期限的确定、举证期限的延长、逾期提交证据的处理、逾期提交证据的后果对部分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的漏洞进行了补充解释，但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
因此，笔者对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存在缺陷及如何完善进行探讨。
一、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重要意义（一）追求程序公正的价值法律的关键在于要以公正的逻辑代替武力，司法公正是法律国家最基本、最核心的要求。
若不对举证时限进行规定，很可能导致下述两种情况的发生：其一，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或者不完全提交证据，而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作为“秘密武器”进行突袭，这样极易造成对方当事人陷入十分被动的状态；其二，一方当事人在一审时并未提供全部证据，而在二审时提出来，或者再审阶段提出新的证据，致使本来正确的一审或者二审裁判被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比如民间借贷纠纷中，原告向法院提交借条证明被告欠其20万元，被告在一审期间未提交任何证据，一审法院依据借条判决被告偿还原告20万元。
被告不服上诉至二审法院，提交已经还款10万元的证据，原告对还款10万元的证据提出异议，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鉴定。
关于我国刑法追诉时效制度的利弊分析作者：刘文杰来源：《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16期摘要在我国法定的刑罚消灭事由中,超过追诉时效就是其中之一。
但终其原因、适用始终存在着一定的争论,其利弊更是许多刑法学家着力探讨的一个问题。
本文就其利弊,综合主要学说,对我国刑法追诉时效制度做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追诉时效谦抑性价值抵触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075-02一、追诉时效概念的已有表述追诉时效,又称起诉时效,求刑权时效。
对于它的定义与概念,中外刑法学界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观点。
在我国刑法理论界,概括起来,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追诉时效,是指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
第二种观点认为:所谓追诉时效,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后,经过法律规定的期间未被追诉的,司法机关便不再进行追诉的制度。
第三种观点认为:所谓追诉时效是指犯罪发生后,基于法律之规定,因一定时间之经过,不提起公诉或自诉,刑罚请求权因而消灭之时效制度。
第四种观点认为:所谓追诉时效是指犯罪分子实施犯罪以后,经过刑法所定罪行的法定最高刑规定的期限,就不再提出刑事追诉的刑罚制度。
第五种观点认为:追诉时效,又称起诉时效、求刑权时效,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追究诉的时间效力。
第六种观点认为:追诉时效是指犯罪发生后,经过法定期限不提起公诉或者自诉者,求刑权即归于消灭的制度对于追诉时效制度的概念表述,任何方式都应当充分体现以下的要素:其一,立法实质在于求邢权的取得与丧失。
其二,应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加以表述。
其三,对于法律后果的合理表述。
其四,关注求刑权人的不同类型。
二、我国追诉时效制度的立法现状我国刑法(1997年修订)对追诉时效规定如下:第八十七条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
《追诉时效制度相关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追诉时效制度作为法律体系中重要的诉讼制度之一，旨在规定对于特定犯罪的追诉期限。
其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的公正性，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并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追诉时效制度在实践应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本文将就追诉时效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完善我国法律体系提供参考。
二、追诉时效制度概述追诉时效制度是指对于犯罪行为的追诉期限进行规定，超过规定期限的，不得再行追诉的制度。
这一制度在刑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核心在于平衡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
在大多数情况下，追诉时效的设定是基于犯罪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三、追诉时效制度存在的问题（一）追诉时效期限的设定当前，我国刑法中对于追诉时效期限的设定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方面，部分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过长，导致部分犯罪行为长期处于法律监管之外；另一方面，部分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过短，不利于打击严重犯罪行为。
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追诉时效期限的设定。
（二）追诉时效制度的适用范围追诉时效制度的适用范围也是当前存在的一个问题。
一方面，部分犯罪行为因其特殊性，不应受到追诉时效的限制；另一方面，部分犯罪行为在追诉时效期满后仍有可能继续产生危害后果，应当予以追究。
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追诉时效制度的适用范围。
（三）追诉时效制度的执行与监督在执行和监督方面，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于追诉时效制度的执行不够严格，监督机制不够完善。
这导致部分犯罪行为在超过追诉时效期限后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因此，需要加强对于追诉时效制度的执行与监督力度。
四、完善追诉时效制度的建议（一）合理设定追诉时效期限为了解决追诉时效期限设定的问题，建议对刑法中的追诉时效期限进行全面审查和合理调整。
根据犯罪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设定合理的追诉时效期限。
同时，对于特殊犯罪行为，可以设定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的条款。
《追诉时效制度相关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追诉时效制度是刑事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了犯罪行为被发现和被追诉的时间限制。
这一制度不仅有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公正性，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然而，由于追诉时效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仍存在诸多问题。
本文将对追诉时效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提供参考。
二、追诉时效制度概述追诉时效制度是指法律规定对犯罪行为的追诉期限，超过该期限则无法再行追诉的制度。
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公正性，避免因时间过长而难以取证或查明事实的案件被无限制地追诉。
追诉时效的设定需根据犯罪的性质、危害程度以及社会影响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三、追诉时效制度存在的问题1. 立法层面的问题在立法上，追诉时效的设定往往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规定。
例如，对于不同种类的犯罪行为，是否应当设定不同的追诉时效期限，以及如何确定追诉时效的起算点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观念的更新，原有的追诉时效制度可能已不适应当前的社会需求，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2. 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追诉时效制度的理解和适用存在差异，导致同案不同判、追诉时效滥用等问题时有发生。
此外，由于证据的灭失、目击证人的遗忘等因素，使得在追诉时效期限内也无法查明事实的案件比比皆是，这无疑削弱了追诉时效制度的实际效果。
四、完善追诉时效制度的建议1. 完善立法规定在立法上，应明确规定不同种类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及起算点，以便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同时，应结合社会发展和法律观念的更新，适时调整追诉时效制度的相关规定。
2. 强化司法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司法人员应加强对追诉时效制度的理解和适用能力，提高对复杂案件的判断力和处理能力。
通过培训和教育，使司法人员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和适用追诉时效制度，避免同案不同判和追诉时效滥用等问题。
3. 完善证据制度和证人保护制度为了在追诉时效期限内查明事实，应完善证据制度和证人保护制度。
我国追诉时效延长制度的立法分歧及解决作者：陶琦郭庆韩少华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1年第08期本文案例启示：1997年《刑法》实施之前的犯罪行为的追诉时效延长，《刑法》第88条及第12条的规定与司法解释的规定有分歧，适用刑法规定或司法解释规定将会得出不同的处理结果，但刑法的规定更科学，应优先适用。
关于追诉时效延长，因为刑法的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存在分歧，导致我们在依法适用该制度时，往往做出不同的处理结果。
厘清并解决这一分歧，不仅为司法机关执法办案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对于依法惩治犯罪。
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一、追诉时效延长的立法分歧(一)司法解释规定的追诉时效延长对于追诉时效延长，不仅刑法进行了规定，司法解释也进行了相关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第1条的规定：“对于行为人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行为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超过追诉期限或者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超过追诉期限的，是否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77条的规定。
”我国修订前的刑法(旧刑法)第77条规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简而言之，对于1997年新刑法实施之前的犯罪行为的追诉时效延长，以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为必备要件。
(二)刑事立法规定的分歧点根据我国《刑法》第88条的规定与《解释》第1条的规定，并按照我们适用法律与解释时的一贯做法，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对于1997年刑法实施以后的犯罪行为，其追诉时效不受限制须以司法机关“立案以后”为要件，而对于1997年刑法实施以前的犯罪行为，其追诉时效不受限制须以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为要件。
关于我国追诉时效延长制度的立法缺陷来源：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者：王陈岑发布时间：2010-6-2 15:33:39 【字号：大中小】【关闭】我国《刑法》第88条第一款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第二款规定：“被害人在追诉时效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从刑法规定来看，这种延长是一种无限的延长，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性。
①本条是由原《刑法》第77条“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修改而来。
比较两者，很明显有三处修改：一是新刑法在可以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国家机关中增加了“国家安全机关”。
这是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有刑事管辖权，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有权采取强制措施。
这样就统一了实体法和程序法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规定；二是将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或审判的时间由原来的“采取强制措施以后”改为“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三是增加了第二款的内容，从而增加了“追诉时效无限延长”的法定适用情形。
认真分析新《刑法》第88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其间存在着一些立法上的缺陷。
一、第一款规定所存在的缺陷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1998年，犯罪嫌疑人潘某与王某（已死亡）、李某（另案处理）合伙与杭州太子宾馆经理孙某签订承包装修合同，并预付了16万元保证金，后因故未能动工，经多次催要未能退还保证金。
1998年11月20日。
王某、李某将孙某、苏某（太子宾馆副经理）骗至浙江省永康市，犯罪嫌疑人潘某纠集了犯罪嫌疑人施某等4人（均另案处理）采用捆绑、殴打等手段将孙某、苏某等二人非法拘禁长达5天，后通知孙某家属退还16万保证金后才放人。
永康市公安局在当年即1998年12月受理了被害人的报案并立案侦查。
从案卷中的反映来看，大量的证人证言以及涉嫌人员金某的供述已经非常清楚地反映了非法拘禁的事实，多名犯罪嫌疑人也都供述了犯罪嫌疑人潘某的犯罪事实。
但该局此后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处理，该案最终不了了之。
直到2005年犯罪嫌疑人潘某又因涉嫌寻衅滋事，该局才对此案重新侦查，而此时距非法拘禁发案时间已达7年之久。
本案在开庭过程中，便提出了对非法拘禁事实是否已超过追诉时效的问题。
对于本案是否已过追诉时效的问题存在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公安机关已于1998年受理了被害人的报案并已立案，案件就不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无论何时都可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并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公安机关1998年立案后，犯罪嫌疑人潘某在1999年12月供述中否认自己这一犯罪事实，没有主动向公安机关供述非法拘禁的事实，具有消极逃避侦查的行为。
根据刑法第88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潘某实施非法拘禁，公安机关虽已立案，但其后对该案就不了了之，直到2005年才重新进行侦查，这期间潘某一直居住在永康市内正常生活，也没有改变其姓名等行为，不属于逃避侦查行为，不应适用刑法第88条第一款关于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非法拘禁已过追诉时效，不应再追究潘某的刑事责任。
笔者赞成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已经超过追诉时效，不应再追究潘某的刑事责任。
具体理由如下：1、第一种意见显然只抓住了我国刑法第88条第一款规定的前半部分，仅以司法机关是否立案、受理作为是否延长追诉时效的条件，笔者认为这是对法律规定的错误认识，因为其忽略了该款中还有“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这一限制性条件。
首先，这种观点忽略了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的价值追求。
如前文所述，如果犯罪后，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对他追诉而他也没有再犯新罪，就没有必要再对他进行惩罚了。
若依照上述第一种意见，案件一经司法机关立案受理就不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即不论何时抓获犯罪嫌疑人都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会使犯罪嫌疑人永远处于被追诉的可能之中，不管其是否有悔过自新或者有无重新犯罪。
同时，这样也会造成大量案件被长期积压下来，司法机关将难以集中精力有效打击现行犯罪，而且对于国家刑事追诉权也缺乏一定的限制。
最终，设立追诉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意无疑也将落空。
其次，公安机关处理案件的一般程序是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对于一些案件甚至是秘密侦查；法院受理案件之后，也并不立即通知被告人应诉。
而我国立案标准相当低。
所以有些案件，尽管司法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但并不知道犯罪人是谁，犯罪人也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立案侦查。
如果仅以立案了就作为不再受追诉时效限制的标准，就可能使犯罪嫌疑人，特别是轻罪轻刑犯罪嫌疑人永远处于随时可能受到刑事处罚的压力之中。
这样的规定难以体现刑罚的谦抑性，一定程度上说也不利于保障现有社会秩序的稳定。
最后，这种观点也是与《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相矛盾的。
《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
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若按第一种观点的逻辑，案件一经立案便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则不再可能会出现因已过追诉时效而需撤销案件的情况。
因此，第一种意见是不正确的。
2、第二种意见将犯罪嫌疑人不主动交代理解为是一种消极的逃避，从而认为其符合刑法第88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显然是对“逃避”这一概念的错误认识。
首先，笔者认为，“逃避侦查或审判”的行为应当界定为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对抗司法机关的行为，如逃跑或藏匿，包括采取伪造身份证明，收买证人，销毁证据等使侦查难以进行的行为，这也符合《现代汉语新辞典》从一般意义上关于“逃避”一词的解释：“躲开不愿或不敢接触的人或事物”。
②而且从心理学上看，逃避是主体对在心理器官中引起痛苦或危险威胁的刺激反应。
就如“恐惧需要有确定的害怕对象”一样，行为主体逃避某事物也应以他对该事物的认知为前提。
否则，这种逃避就缺乏必要的心理基础。
由此看来，行为人逃避刑事追诉，也应以明知司法机关已经对自己进行刑事追诉为前提。
而本案中，行为人恰恰是不明知的。
其次，按第二种意见的逻辑分析，如果消极逃避侦查属于追诉时效无限延长的限制条件的话，那么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就必须投案自首或主动交代，否则就不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显然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自首是法定的从轻情节，认罪态度也只是量刑情节，刑法是为了鼓励自首而将其作为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而不是将不自首作为从重处罚情节，从自首制度的价值出发也不能将不自首作为犯罪嫌疑人不受追诉时效保护的理由，否则自首便失去了其制度的价值意义。
最后，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立了案但由于追诉机关长时间破不了案，直到追诉时效过了才侦破案件的，也不能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因为在追诉时效内不能破案，是追诉机关的工作方法和工作能力问题。
如果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离开居住地，也没有采取收买证人，毁灭证据等积极的逃避行为的，就不应当适用追诉时效的延长。
本案中潘某没有积极逃避的行为，也没有使侦查活动无法进行，不符合刑法第88条第一款的规定。
3、对于第三种意见，笔者持肯定态度。
如果追诉机关已经立案，但立案之后没有作进一步的处理，使案子不了了之，在这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积极逃避侦查或审判的行为，不能适用诉讼时效延长制度。
首先，因为追诉机关的不作为而使案件过了追诉时效期限，应视为是追诉机关对追诉权的放弃，如果在此期间内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积极逃避的行为，并且在此期间内没有实施新的犯罪行为，就应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
从另一角度讲，因为追诉机关的不作为而使犯罪嫌疑人过了追诉时效进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过错在于追诉机关而不在于犯罪嫌疑人，因对追诉机关以渎职罪追究责任，对于犯罪嫌疑人，则不符合刑法第88条追诉时效延长的适用条件，即在此种情况下，应裁定过了追诉时效而使其免于刑事处罚。
其次，刑法第88条只是对刑法第87条的限制，不应被滥用，适用刑法88条第一款规定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即已经立案和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或审判，只有这样才能使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本案应认定超过追诉时效，不追究刑事责任为妥。
通过本案例可以看出，我国刑法第88条第一款规定的诉讼时效延长的法定情形存在着用语不准确的问题，如“逃避”就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为避免界定上的争议，对其应该加以一定限定或可以用司法解释对符合该条规定的“逃避”行为进行列举式归纳，并充分考虑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情况，加以严格区分和界定。
同时，给司法实践者留有一定的但不宜过宽的自由裁量余地。
因为过于宽泛的规定会使时效制度的设定在司法实践中被架空而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二、第二款规定的缺陷刑法第88条增加了第二款的规定：“被害人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之所以增加这一条，理论上一般认为，从立法意图上分析，主要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在被害人已及时提出控告的情况下，如果由于国家追诉机关的失职造成超过追诉时效，或者因为案件复杂一时不能予以侦破加之侦查机关有“不破不立”的错误思想，或者为了包庇犯罪嫌疑人故意不予立案等情形导致不能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诉，对被害人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刑法所应包涵的社会正义的思想内涵。
但笔者认为这款规定存在不合理之处。
首先，追诉时效期限的长短是根据罪的法定最高刑的不同而规定的四个不同的期限，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往往会考虑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与主观恶性的轻重。
但分析该条款规定，在被害人控告的情况下，应立案而不立案就导致对犯罪人终身追诉，这丝毫没有区分轻重罪也丝毫没有给犯罪嫌疑人悔过的机会，显然是不恰当的。
其次，被害人在追诉时效期限内提出控告，国家追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显然是渎职，如果由此造成追诉时效期限经过的后果却要由犯罪嫌疑人来买单是不公平的，这不仅无助于司法公正，而且还会导致司法腐败。
③如果一个犯罪嫌疑人在他犯罪后一直没有逃避，而是在原居住地正常生活，也遵纪守法了，也没有对抗追诉，而只是由于追诉机关自身的原因导致法律规定的追诉期限超过，结果却是不受追诉时效限制，使弱小的犯罪嫌疑人面临无期限随时会被强大的国家追诉的境地。
这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是有失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刑事立法保护人权的价值理念的。
最后，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是指如果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且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即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标准应当立案的而无理由不予立案。
在这种适用条件下，不管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逃跑的行为，也不管过了多长的时间，都不影响追诉机关的追诉。
这样的规定的确有利于严惩犯罪，也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权益，但是却没有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也是与追诉时效制度价值相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