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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翻译理论流派谭载喜在介绍西方翻译理论时，将西方翻译理论分为四大学派：1布拉格学派；2 伦敦派； 3 美国结构派；4 交际理论派。
而柯平在《西方翻译理论浅析》一文中介绍了六大学派：1.语言学派；2 交际学派；3 美国翻译研讨班学派；4文学-文化学派；5结构学派；6社会符号学派。
下面将一一介绍。
一、布拉格学派该学派的创始人为马希修斯（Vilem Mathesius）、特鲁贝斯科伊（Nikolay S. Trubetskoy）和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
主要成员有雅可布森、列维、维内等重要的翻译理论家。
这一学派的主要论点为：（1）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包括认识功能、表达功能和工具功能等；（2）翻译必须重视语言的比较，包括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以及文学体裁的比较。
布拉格学派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是罗曼•雅可布森。
他原籍俄国，后移居捷克；二战时迁至美国，加入美籍。
作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之中。
文章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的重要性、语言和翻译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给出精辟的论述。
自1959年发表后，此文一直被西方理论界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
雅可布森的论述主要有五点：（1）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所谓语内翻译，是指在同一语言内用一些语言符号去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即通常的“改变说法”(rewording)。
所谓语际翻译，是指在两种语言之间即用一种语言的符号去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即严格意义上的翻译。
所谓符际翻译，是指用非语言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旗语或手势变成言语表达。
一、贺拉斯的翻译模式贺拉斯(公元前65-8)，著名的诗人和批评家，使之名垂千古的是他写给皮索父子二人的诗体书信，其中有长达二分之一的内容都与戏剧的创作有关，这就是被百年后的罗马修辞学、演说学家昆体良称为的《诗艺》。
对翻译的译论散见于这篇名著。
贺拉斯主张活译，其观点集中的表现为“忠实的翻译”这一概念上。
然而贺氏的“忠实的翻译”，其对象并非文本，而是“顾客”，这些顾客是贺拉斯时代的顾客。
“一个忠实的笔译者/口译者”是为人所信任的，他按时完成任务，让双方都能满意要做到这一点，作为口译者的他要在委托人之间，用两种语言来协商;如果是笔译者的话，他要在顾客和两种语言间来协商。
协商是关键所在，它反对传统的对等的忠实”，也就是说，要想做成生意的话，笔译者和口译者有时得不太忠实地翻译才能避免谈判失败。
贺拉斯提出要灵活地翻译，并着重指出要忠于“顾客”，顾客是翻译的终极指南。
贺拉斯翻译模式中的“顾客”其实就是后来所谓的“语境”，“忠实地为顾客翻译”为后人发展成为“根据语境来翻译”的翻译原则。
事实证明:协商在“贺拉斯模式”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与传统的“忠实性”的对等翻译是相悖的。
“贺拉斯模式”没有宗教文本，但是它却具有当时占有特权地位的拉丁语言的特征。
这便意味着“协商”具有向拉丁语倾斜的倾向，而并非达到绝对的平等。
而在今天则是英语“把其它语言，尤其是第三世界语言，翻译成英语时，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偏向英语，所有的外国的、异域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都被标准化了。
也就是说，翻译中特权语的存在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利于先进思想、高级技术、尖端医疗教育手段向次发达地区的传播;但它不利于保护特殊民族文化，特殊的民族语言文化可能被同化，甚至泯灭在拉丁语/英语的标准文化中。
贺拉斯的这一观点后来遭到施莱尔马赫的反对。
然而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不同类型的文本需要不同的翻译技巧，而且某些文本主要是以传递信息为目的。
因此，译者在其翻译作品中通过“协商”建立起来的沟通不仅需要体现在文本翻译中，而且还需要体现直接吸纳其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