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元代兄收弟妻断离案

唐明律_化外人_条辨析_兼论中国古代各民族法律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唐明律“化外人”条辨析——兼论中国古代各民族法律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苏钦Ξ“化外人”条是中国封建法律中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定。

据史料记载,有关“化外人”的规定始于唐朝,以后历代沿袭。

明朝时该条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影响至清朝。

现在学术界基本上是把“化外人”的含义理解为“外国人”,由此对其法律效力范围和作用作出了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

本文试从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角度,对唐明律“化外人”条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唐律疏议?名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①这里所称的“化外人”指的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搞清楚的第一个问题,它是理解该条的关键。

《唐律疏议》对“化外人”有一个解释:“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各有风俗,制法不同。

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

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

〔2〕很多学者据此认为“化外人即外国人”。

③他们或将“化外人”条称为“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的规定”,④或称为“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⑤有的甚至指明“化外人”“并不是指国内的少数民族”。

⑥这些都是十分不确切的理解。

其实,“化外人”一词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它的含义也是极为广泛的。

顾名思意,“化外人”即指居住在“化外”地区的人。

那么,何谓“化外”呢?《辞源》解释说:“旧时统治阶级的偏见,指中国教化达不到的地方”。

⑦《辞海》也称“旧时统治者称政令教化所141?Ξ①③④⑤⑥⑦《辞源》,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版,第388页。

乔伟:《唐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

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

肖永清主编:《中国法制史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页。

简述元代的条格与断例元代法律继承了唐律的优点，汲取宋代律学的成果，将两者合为一体，创立新型的法典——《元典章》。

在封建社会初期，法典仍保留着许多原始的痕迹，“犯罪而知情”成为重罪定案的原则。

法律只规定有关刑事的罪名及相应的处罚，没有确定死刑，但这不表明元代法律上没有杀人罪，而是规定重于杀人罪。

元代的主要法律文献《元典章》设有重罪十三条，规定谋反、叛逆、大逆等严重的十三种犯罪要处以死刑，并规定一些从重处罚的犯罪，如抢夺人妻、奸污寡妇等罪名也处以死刑，还规定：“诸人犯奸者，绞；因奸致杀者，斩；知情不举者，同谋之首从各减一等”。

这就突出地表现了死刑重于杀人罪的立法原则。

元代的司法机关设有断例司，《元典章》把断例分为十类，每类的内容，都规定了重罪与轻罪的判决标准。

断例是对《大元通制》的发展。

最有特色的是断例制度。

《元典章》是元代立法的总结，但它又没有完全抛弃《大元通制》，而是在对《大元通制》加以删削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内容，称为断例，即“今更定律令格式，已尽去前朝苛酷之法”。

这就使《元典章》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注重平民利益的“良法”。

作为刑法典，《元典章》主要对盗、杀、淫、诈伪、斗殴、伤害、及强盗等重罪作出规定，而对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罪行则作出较为宽大的规定。

由于元朝统治者坚持以农为本的方针，因此元律的法典化水平比较低，而且律、令的界限比较模糊，而《元典章》则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疏议时务，以范国体”，以调整社会矛盾为目的，确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典体系。

到元代中期，元世祖忽必烈鉴于中国法制缺乏具体细则的弊端，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下诏编纂法典，元代法律开始形成定型。

元朝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他们从维护蒙古贵族利益的需要出发，既不能像唐律那样颁布于元初，以免引起汉族人民的反抗，同时又要适应当时国家统一和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所以立法任务主要由政府机构和官吏来完成，一般老百姓是很少参预其间的。

其次，《元典章》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如蒙古统治集团“立法先绝千年之圣制”，凡违背统治阶级利益的规定即被撤销，后来者“虽欲复旧制，未必能守”。

元朝收继婚的法律调整收继婚作为少数民族特有的婚姻习惯，伴随元朝蒙古政权的建立也大量扩展到中原地区，引发不同婚姻价值理念的矛盾冲突。

元朝面对复杂的收继婚情形，特别是汉族收继婚法律调整的需要，能够“各依本俗”，因时制宜，展示出元朝在处理多民族婚姻问题时的灵活态度，表现了元朝特有的文化面貌。

【关键词】收继婚；民族文化；各依本俗收继婚是妇女的丈夫死亡后，由亡夫的亲属娶该妇女为妻的婚姻形态。

这种婚姻类型在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曾经长期存在。

因为收继婚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婚姻观念存在冲突，故而人们对收继婚的存在一直充满争议，此种争议在元朝的法律情况中尤为明显。

公元1271年，当蒙古人人主中原建立元朝，形成地域广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之后，收继婚俗随即引发元朝对各民族特别是中原汉民族婚姻的调整问题。

有一些学者认为，元朝对汉人收继婚的处理非常混乱。

但笔者认为，从对相关史料的分析来看，元朝处理收继婚的做法较为灵活，能够根据实际的案件情况，各依本俗，因时制宜，解决因为文化与风俗的不同而带来的争议和矛盾。

一、元朝收继婚的主导思想——各依本俗，灵活调整蒙古帝国的兴盛及大一统元朝的建立，都是游牧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开启了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融的新篇章。

过去也曾有强盛的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回纥等建立不可一世的民族政权，但影响力仅及边疆地区；而鲜卑、契丹、女真等也曾想要突破长江天险而一统中国，但都以失败告终。

元朝是第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且兼统漠北与汉地的南北统一的王朝。

统一的政权原则上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巩固国家的统一，但元朝维护“统一”的方法有别于以往其他政权。

按照元史学家的观点，“元朝的统一只是蒙古世界征服的一部分。

最初蒙古征服战争的发动是出于财富掠夺和新土征服的宗教狂热。

汉地不过是蒙古草原帝国的一个殖民地，财源与兵源的榨取地”。

而忽必烈的继位却改变了这一情况。

蒙哥汗去世时，忽必烈正在四川统兵，他以中原作为基础，与以蒙古为大本营的阿里不哥争夺汗位。

传统文化与现代法律的冲突与调和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法律之间经常发生冲突。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总和，而现代法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旨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

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主要源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现代法律的规定之间的不一致。

然而，冲突并非不可调和，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方式来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法律之间的平衡。

首先，传统文化与现代法律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对个人权利的不同看法上。

传统文化强调家庭、社群和集体的利益，而现代法律则注重个人权利的保护。

例如，在某些传统文化中，家长有权力决定子女的婚姻，而现代法律则强调婚姻自由和个人的自主选择权。

这种冲突需要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来解决，例如制定法律规定保护个人权利，同时尊重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其次，传统文化与现代法律的冲突还体现在对道德观念的不同认同上。

传统文化通常具有较为保守的道德观念，而现代法律则更加注重个体的自由和平等。

例如，在某些传统文化中，同性恋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而现代法律则保护同性恋者的权益。

这种冲突需要通过教育和宣传来缓解，增强社会对不同价值观的尊重和理解。

此外，传统文化与现代法律的冲突还体现在对权威和权力的不同看法上。

传统文化通常强调权威和权力的集中，而现代法律则追求权力的制衡和公正。

例如，在某些传统文化中，长辈和权威人士的决策常常被认为是正确的，而现代法律则要求决策的公正和透明。

这种冲突需要通过法律的规范和监督来解决，确保权力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然而，传统文化与现代法律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调和。

传统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不能轻易被抛弃。

与此同时，现代法律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也不能忽视。

因此，我们需要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法律的平衡点，既要尊重和保护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也要遵守和推进现代法律的规定。

为了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法律的调和，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加强法律教育和宣传，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第1篇一、案件背景元代，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其法律制度深受汉、唐、宋等朝代的影响，同时又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在元代，地方豪强势力横行，民间纠纷频发，法律案例层出不穷。

本文将以元代鲁山盗马案为例，探讨元代法律制度的特点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鲁山盗马案发生在元代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案发地点位于鲁山县（今属河南省）。

鲁山县地处中原腹地，交通便利，商业发达，人口众多。

然而，由于元代地方豪强势力强大，百姓生活困苦，民间纠纷不断。

此次鲁山盗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民间纠纷案件。

二、案件经过1. 案件起因鲁山县有一位名叫李大的农民，家中有一匹马，平日里用于耕作。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李大发现自家的马被盗。

于是，他向当地官府报案。

2. 案件调查鲁山县官府接到报案后，立即组织人员展开调查。

经过调查，发现盗马者系当地豪强张三。

张三平日里欺压百姓，无人敢惹。

此次盗马，是因为李大曾与其发生过争执，张三怀恨在心，遂盗取李大的马匹。

3. 案件审理鲁山县官府将张三逮捕归案，并对其进行了审理。

在审理过程中，李大提供了证据，证明自家的马被盗。

张三则百般抵赖，称马匹是自家的。

然而，在官府的严刑逼供下，张三最终承认了盗马的事实。

4. 案件判决根据元代法律规定，盗马者应受到严厉的惩罚。

鲁山县官府判决张三犯有盗马罪，依法将其处斩。

同时，官府还责令张三赔偿李大马匹的价值。

三、案件特点及启示1. 案件特点（1）案件性质：鲁山盗马案是一起典型的民间纠纷案件，反映了元代地方豪强势力对百姓的欺压。

（2）案件审理：元代官府在审理案件时，注重证据，依法判决。

尽管地方豪强势力强大，但官府仍能公正执法。

（3）案件结果：案件最终得到了公正的处理，张三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李大也得到了赔偿。

2. 案件启示（1）元代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百姓的权益，使民间纠纷得到了妥善解决。

（2）官府在审理案件时，应注重证据，依法判决，确保案件的公正性。

（3）地方豪强势力对百姓的欺压是元代社会的一大问题，需要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以维护社会稳定。

元代收继婚的法理探析收继婚制度是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人类婚姻史上，也是婚姻法制的一项重要规定。

20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有一些收继婚的研究成果，但迄今为止，研究收继婚制度大多仅仅是从历史学角度出发，内容单一，没有从法学角度对收继婚进行全面的评述。

尤其是蒙元时期，将收继婚制度以国家法律形式颁布，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一方面的研究很少。

同时，对收继婚在汉族地区盛行的原因，仍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

因此，将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具体规定相结合，以法律史材料分析和总结收继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法制史中，元代为收继婚的相关法律的起点，也直接影响了明清关于收继婚的法律规定。

那么相较于其他朝代，元代的收继婚又有何特殊性？收继婚所反映的元代统治者的态度如何？是否前后一致？有无限制或规定？收继婚的详细内容又是怎样？最重要的是，选择如此婚制的人们，是出于如何的因素与考量？本文将一一论述上述问题以及收继婚在元代的法律地位。

希望通过元代收继婚所反映出来的现象，倾听历史上被隐藏的声音，进行各种层面的交叉对比后，进行整体而细微的分析，还给元代收继婚一个较为具体的全貌和公正的评价。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元代收继婚的概述，元代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南人和汉人，其基本思路是采取民族分治，每等人所适用的法律也有所不同，故每等人适用收继婚的相关规定也不同，分别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和汉人收继婚的法律实践分开讨论，反映了元代不仅在法律方面实行二元制，道德观方面也同样是双重标准。

第二个部分主要论述了儒家法思想对元代收继婚的影响，蒙古族入主中原的时候，还处于奴隶制阶段，他们只有自己的习惯法，而没有健全的成文法，更不知“三纲五常”、“纲常伦理”等传统伦理道德观。

元代统治者便任用儒臣来帮助他们定朝仪、制礼乐、建官制等稳定秩序。

所任用的儒臣也借机向统治者宣传“以儒治国”的思想，促进元代统治者改弦更张，随着儒学的广泛传播，汉族传统的道德伦理观逐步深入人心，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对收继婚的态度都发生了转变。

运用跨文化理论分析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民族学论文-历史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日渐增多。

特质取向下的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也是学者们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其中，基于跨文化视角研究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是一种重要的方法。

跨文化研究的理论依据是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个体有不同的认知、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其目的是为了从具体的社区或个案通过田野工作的研究概括与归纳出一般原理与原则。

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Radcliffe-Brown）认为，从根本上说，这种方法在于力图通过相似现象的比较而求得某种概括，它力求从一大堆变项中抽取出一些公分母。

换言之，跨文化视角强调对象文化的对等性（equivalence）和反应偏向性（response bias）。

正是跨文化研究的这种对等性和反应偏向性能有效防止强调和夸大民族文化冲突而忽视其融合的形而上学理解，从而凸显其实践价值。

当下，运用跨文化理论分析冲突与融合兼而有之的多元民族文化实际境遇，对于各民族和谐共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现状勾勒：跨文化视角下民族文化的现实境遇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studies）是行为学科用来研究文化现象、检视人类行为，并求证关于人类行为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假设理论。

民族文化现状的跨文化研究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民族文化的客观存在；二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马歇尔麦克卢汉（M.Mcluhan）所提出的地球村以经济发展为背景的民族共融和科技再次验证，这种由经济逻辑所引起的社会现象体现于各民族文化现状的方方面面。

（一）特质发展与文化共生的文化价值取向文化的发展与经济一体化的趋向相反，表现为多元化的局面。

多元化趋向的原因是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各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经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视角将特质取向与多文化共生研究作为重点。

个性特质是民族文化存在并与其他文化相区别的指标；共生则是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与互动方式，正如德里达所言：因为热爱某一种语言而去学习它，但不能将对这种语言的爱转变为民族主义，因为我爱自己的语言，也就懂得尊重别人的语言。

法律与文化传统的冲突与融合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法律与文化传统之间往往存在着冲突和融合的关系。

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体现，旨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而文化传统则是一个民族或社群在历史和传承中形成的特有习俗和行为方式。

这两者的相互作用既可能带来和谐与稳定，也可能引发紧张与矛盾。

一方面，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往往会对文化传统产生影响，甚至引发冲突。

例如，女权主义的兴起和性别平等的呼声，对一些宗教和文化传统中的性别歧视产生了挑战。

一些国家和地区借助立法手段，对这些传统进行了修正和改变，以促进更加平等和包容的社会。

然而，这种立法往往会在一些传统社群中引起不满和抵触，认为这是对自身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的侵犯。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与文化传统之间产生冲突，引发了对文化多样性和法治原则之间的权衡和争议。

另一方面，法律与文化传统也可以相互融合，产生新的共识和做法。

在一些社群中，文化传统和法律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尊重和互动的关系。

社区居民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制定一些规则和准则来解决争议和冲突。

这些规则往往是基于历史传承和价值观的整合，既保留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又符合法律的要求。

例如，一些宗教法典在一些地区可以作为个案解决争端的依据，但同时要受到国家法律的监管和制约。

这种融合既尊重了文化传统的特点，又保证了法律的权威性和适用性。

然而，法律与文化传统的融合也并不总是完美的，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会使融合变得复杂和困难。

不同的宗教、民族和地域之间存在着差异和矛盾，很难找到一个普适的统一标准。

其次，一些文化传统中的价值观与法律原则之间存在着冲突。

例如，一些宗教传统对人权和自由有特定的定义和限制，这与现代法律体系中的价值取向不一致。

如何权衡这些冲突，达到公正、公平的结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法律与文化传统的冲突与融合是一个复杂而有深度的问题。

尊重和保护文化传统的多样性是必要的，但也不能因此忽视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目标。

浅谈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摘要]法律文化全球化已经成为法律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法律文化交流变得更为频繁与广泛。

使得中西法律文化冲突经过调适而走向消解与融合的趋势。

正确把握和认识这一发展规律，对正确构建中国先进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提供了借鉴空间。

[关键词]法律文化；冲突；融合引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人类交往、生产、生活国际化的趋势明显加速。

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必然导致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法律文化的广泛、频繁交流，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融合，从而消除或减少各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法律文化的对立与冲突。

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和演进趋势，对于中西法律文化的整合、构建我国先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一、法律文化的概念和属性(一)法律文化的概念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法律文化是法律的存在形态之一。

西方学者将文化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我国学者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将文化视为人类活动的结果、产物。

19世纪60年代，劳伦斯·弗里德曼首次使用“法律文化”概念以来，人们对它的研究取得了很多进展，但至今世界各国对法律文化概念的阐释仍存在较大的争议。

在我国法学界，对法律文化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法律文化仅指精神部分，广义法律文化指物质法律文化和精神法律文化。

笔者在本文中采用广义概念，即“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利用其所掌握的权利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或者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以及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

(二)法律文化的属性1.独特的民族性与普适性。

法律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将自己固有的观念和目的注入到社会实践活动中，从而形成了特有的习俗、信仰、艺术、价值观念、道德、文化，因此法律文化自然而然便带有本民族深深的烙印。

2.鲜明的时代性与历史性。

法律文化总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不断发展变化的，当旧的法律文化不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时，就会被新兴的法律文化所取代，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法律与文化传统的冲突与融合在一个多元且复杂的社会中，法律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话题。

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法律，与个体的文化传统往往不尽相同，甚至存在冲突。

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法律和文化传统之间的融合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法律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不同的文化传统因其历史、地理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往往会对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冲突。

例如，在一些西方国家，同性婚姻合法化已成为法律的一部分，但在一些保守的文化传统中，这种婚姻形式仍然被视为违反道德和传统价值观的行为。

因此，当法律的制定与文化传统的观念相悖时，就会引发冲突。

然而，冲突并不意味着无法解决。

事实上，法律与文化传统之间的融合是一种必然趋势。

首先，法律的存在和实施需要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如果法律与文化传统完全相悖，很难在社会中取得广泛的认同，从而无法得到有效执行。

因此，当法律与文化传统发生冲突时，社会各界常常会寻求一种妥协和平衡的方式，以实现法律与文化传统的融合。

其次，法律和文化传统的融合也可以通过法律的演进来实现。

法律是一种动态的制度，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中，法律也需要不断地适应和更新。

当法律与文化传统存在冲突时，可以通过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来调整法律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使其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

例如，在某些亚洲国家，一些传统的家庭观念和价值观仍然影响着婚姻法律的制定和执行。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权益的提升，婚姻法律也在不断改进，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最后，法律和文化传统的融合还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

法律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规范，其目的是保护社会成员的权益和利益。

然而，文化传统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不能被简单忽视。

因此，实现法律和文化传统的融合需要各方的努力，通过对彼此的尊重和理解，来寻求一种平衡和和谐的关系。

总而言之，法律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议题。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OURNAL OF GUANGZHO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2010年第3期（总第30期）No.32010（Serial No.30）一、元代以前收继婚简述“收继婚”是指妇女丧夫之后，改嫁给原夫的亲属的一种特殊的婚姻形态，又称为“转房”。

这种婚俗是古代氏族社会的产物，正如恩格斯在他的论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妇女由于结婚而脱离她的氏族，加入新的、夫方的氏族集团，这样她便在那里占着一个完全特殊的地位。

虽然她是氏族的一员，但她并不是血缘亲属加入氏族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使她不受因结婚而加入的那个氏族禁止内部通婚的一切规定的束缚，她已经被接受到氏族的婚姻团体中来，可以在她的丈夫死亡之时继承他的财产，即一个氏族成员的财产。

为了把财产保存在氏族以内，她必须同她的第一任丈夫的同氏族人结婚而不得同别的任何人结婚，这岂不是再自然不过的吗？”［１］中国许多史籍中都有关于收继婚的记载，如《史记·匈奴列传》：“匈奴，父死，妻其后母。

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周书·异域传》：“（突厥）父兄伯叔死者，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女真……父死则妻列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

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

”由此可见，收继婚在我国古代边疆各民族中都普遍存在。

秦汉时代，蒙古高原的匈奴、伊犁河谷的乌孙、东北的乌桓、鲜卑等民族，都流行收继婚制。

秦汉以后，北方境域的少数民族羌、稽胡、突厥、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的收继婚俗一直保存、延续下来。

二、元代收继婚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北方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一样，蒙古族也保存和盛行收继婚制。

马可波罗说：（蒙古人）“婚姻之法如下……父死可娶其父之妻，唯不能娶生母耳。

娶者为长子，他子则否。

兄弟死，亦娶兄弟之妻。

”［２］加宾尼也说：“甚至在他们的父亲去世以后，可以同父亲的妻子结婚；弟弟也可以在哥哥去世以后同他的妻子结婚，或者，另一个较年轻的亲戚也视为当然可以娶她。

浅析传统孝文化与法的融合与冲突传统孝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强调孝敬父母、尊重长辈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

而法律是社会的规范和制度，是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的，其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平正义。

在现实生活中，传统孝文化与法律之间常常会出现融合和冲突的情况。

传统孝文化与法律的融合体现在法律对孝敬父母和尊重长辈的保护方面。

中国的法律体系中有关家庭法律的规定，强调了对父母的赡养责任和尊重长辈的义务。

《婚姻法》规定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而《民法总则》也对尊重长辈等进行了规定。

这些法律规定的制定和执行，有利于传统孝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并形成了一种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约束。

传统孝文化与法律的冲突体现在法律规定与传统习俗之间的矛盾。

由于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影响，一些地区还存在着养老金缺口较大、子女不愿意将老人送到养老院等现象。

而中国的法律规定中，养老金缺口由子女和孙子女共同负责，并养老院作为现代社会对老人的一种保障机构受到法律的保护。

这导致了传统孝文化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引发了一定的社会问题。

传统孝文化与法律的冲突还表现在几个方面。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传统孝文化可能导致道德与法律的判断产生分歧。

在一些家庭中，由于遵循“以家压法”的观念，家庭暴力等违法行为往往被视为家务事，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

这就需要公民和社会各界明确识别和传播法律的权威性，以使传统孝文化不再与法律相冲突。

传统孝文化强调的家族利益与法律对个人权益的保护之间可能产生冲突。

传统上，家族利益往往高于个人权益，如果法律保护更加注重个人权益的话，可能会引发与传统孝文化的冲突。

法律在制定时需要兼顾个人权益与家族利益，在具体执行时也需要权衡个人和家庭的利益。

传统孝文化与法律的融合与冲突是一个复杂而多维度的问题。

在融合中，传统孝文化愿景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相互促进，共同构建了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体系。

在冲突中，传统孝文化与法律规定之间的矛盾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

浅析传统孝文化与法的融合与冲突传统孝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家庭观念、孝道伦理、家族关系等多个方面。

而法律则是社会规范的具体体现，旨在维护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利益。

在传统孝文化和法律之间存在着融合与冲突的关系，下面将对此进行浅析。

传统孝文化和法律的融合是有可能的。

传统孝道强调尊敬父母、孝敬长辈，而法律也规定了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和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一方面体现了传统孝文化对家庭关系的重视，也体现了法律对家庭伦理的尊重。

在我国的《婚姻法》中，明确规定了子女有养育父母的义务，这与传统孝文化的要求是一致的。

传统孝文化和法律也存在着冲突。

一方面，传统孝文化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和服从，但在某些情况下，父母的行为可能违反法律规定，例如虐待子女。

这时，子女作为被虐待者有权利寻求法律保护，这就与传统孝文化中对父母的服从有所冲突。

一些法律规定可能与传统孝文化的要求相悖。

一些地方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允许夫妻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对于传统讲究“财富传承”的家庭来说，这可能会导致对孩子们的选择有所困扰，因为他们可能更注重后代的传宗接代。

传统孝文化和法律的融合需要平衡考量。

一方面，法律要尊重和保护传统孝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例如鼓励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亲情和尊重长辈等。

传统孝文化也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与法律相容并融合进去。

将传统孝道转化为法律规定，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也是传统孝文化与法律的融合。

传统孝文化和法律之间既存在融合的可能性，也存在一定的冲突。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应该注重传统孝文化和法律的平衡和调和，既保留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又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

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1篇一、背景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的朝代，由蒙古族建立。

在元代，蒙古族统治者对汉族地区实行了一系列的统治措施，其中包括法律制度。

元代法律案件众多，其中一些案件因其独特性和影响力而被后人传颂。

本文将以元代河间府贾氏兄弟诬告案为例，探讨元代法律案件的特点和影响。

二、案情简介河间府贾氏兄弟诬告案发生在元代中叶，当时河间府地区社会治安较为混乱，官吏腐败，百姓疾苦。

贾氏兄弟二人，贾仁和贾义，原本是当地富户，因与当地豪强争夺地盘，心生怨恨，遂心生诬告之计。

贾仁和贾义先是在河间府知府面前诬告当地一户贫穷人家，称其偷盗官银，企图陷害对方。

知府信以为真，下令查办。

在查办过程中，贫穷人家遭受了极大的冤屈，家破人亡。

然而，贾仁和贾义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又向朝廷诬告河间府知府贪污腐败，企图扳倒知府。

三、案件审理过程1.地方审理河间府知府在接到贾仁和贾义的诬告后，立即对贫穷人家进行了查办。

在查办过程中，贫穷人家家属四处奔走，寻求清官。

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位正直的官员，名叫李清风。

李清风在了解情况后，认为这是一起冤案，于是亲自审理此案。

在审理过程中，李清风发现贾仁和贾义的行为涉嫌诬告。

于是，他将二人拘捕，并开始调查此案。

在调查过程中，李清风发现贾仁和贾义与当地豪强有勾结，企图通过诬告陷害他人，达到自己的目的。

2.朝廷审理李清风将贾仁和贾义押解至朝廷，向皇帝汇报了此案。

皇帝得知后，下令对贾仁和贾义进行严惩。

在朝廷审理过程中，贾仁和贾义供认了诬告的事实，并交代了与当地豪强的勾结。

四、案件判决及影响1.案件判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皇帝下令将贾仁和贾义处斩，以儆效尤。

同时，朝廷还下令将河间府知府革职查办，以平息民怨。

在判决下达后，河间府地区社会治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2.案件影响河间府贾氏兄弟诬告案在元代引起了广泛关注。

此案揭示了元代官场腐败、社会黑暗的现象，同时也展现了皇帝惩治腐败的决心。

此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元代法律案件的一个典型案例。

元朝的边疆政策蒙古族与汉族的融合与冲突元朝（1271年-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帝国，由蒙古族的铁木真（成吉思汗）建立。

在其边疆政策中，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的融合与冲突成为一大特点。

本文将从融合和冲突两个方面探讨元朝边疆政策对蒙古族和汉族的影响。

一、蒙古族与汉族的融合1. 统一法律制度元朝实行统一的法律制度，对蒙古族和汉族平等对待。

通过建立一套公正、完善的法律体系，使两个民族在法律上融合。

2. 统一官制元朝废除了宋代的科举制度，实行了官职以血统为重的世袭制。

这使得蒙古族与汉族的官员可以相互融合，共同参与政务。

3. 推崇汉文化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汉文化的发展，推动了汉文化与蒙古族文化的融合。

元朝宫廷文化中的诗词歌赋、绘画艺术等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

4. 经济交流元朝边疆政策鼓励货物和人员的交流，促进了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融合。

这种交流不仅有助于两个民族的相互了解，也加强了经济上的互补性。

二、蒙古族与汉族的冲突1. 封建政策元朝在边疆地区实施的封建政策使得蒙古族和汉族的地位存在明显的差异。

蒙古族享有更高的地位和特权，而汉族则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

这种差异导致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2. 赋税压力元朝对汉族征收高额赋税，导致汉族人民生活拮据，并加大了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

这种差异引发了农民起义和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

3. 文化冲突蒙古文化与汉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蒙古族实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而汉族则更加注重农耕文明。

这种文化差异导致了两个民族之间在宗教、饮食、服饰等方面的冲突。

4. 地区争夺元朝边疆地区的争夺也是蒙古族与汉族冲突的重要原因。

蒙古族与汉族都有对所在地区的控制欲望，这导致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综上所述，元朝的边疆政策对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融合和冲突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在一些方面蒙古族和汉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仍存在着许多差异和矛盾。

这些差异和矛盾不仅影响了边疆地区的治理和稳定，也对元朝的统一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了负面影响。

许衡、阿合马与元初汉法、回回法之争元朝建国初年，汉法与回回法的斗争十分激烈。

这种斗争不仅暴露了元朝统治集团中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而且反映出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统治者在如何治理汉地问题上态度与政策的变化。

元初汉法与回回法之争集中体现在许衡、阿合马这两个代表人物身上，本文拟以此二人为典型例证，探讨上述问题。

一许衡与阿合马，可说是冰炭不相容，情势不两立。

许衡是位深研理学的汉族硕儒，阿合马是个善于言利的色目权臣；许衡起先受到重视，后渐遭冷落；阿合马则由默默无闻而终获宠信，操纵政柄，显赫一时。

这种情形，正反映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对待汉法与回回法上，前后有着复杂微妙的变化。

在忽必烈执政之初，实行的是重儒政策，这是由蒙古入主中原初期的形势所决定的。

金元之际，是个社会大变动时代。

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受到来自北方草原的蒙古军事旋风的猛烈冲击，面临被摧毁的厄运。

蒙古初期的统治，严重阻碍了中原汉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蒙哥汗在位时，“汉地不治”的情况已极为严重，正如许衡所说，“虐政所加，无从控告”，人民困弊至极，竟到了“殆将起乱”的地步。

许衡：《许文正公遗书》卷7《时务五事》。

）长此以往，显然不利于蒙古在中原汉地的统治，也不符合蒙古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亟待加以改变。

元世祖忽必烈就是顺应这一时代需要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史载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他在金莲川开设幕府，“招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

一时贤大夫，云合辐辏，争进所闻；迨中统至元之间，布列台阁，分任岳牧，蔚为一代名臣者，不可胜计”。

在忽必烈四周的汉族儒士中，就有许衡在内。

许衡堪称元代理学巨擘，他所创立的“鲁斋学派”与另一位理学家吴澄所创立的“草庐学派”，是有元一代最具影响的理学学派，因而当时有“北许南吴”的说法。

元人揭奚斯云：“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

所以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也。

”二人都是师承、标宗朱学，讲究以尽心求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