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东汉前期赋颂二体的互渗与散体大赋的走向【内容提要】本文梳理相关资料，从四个方面比较分析了东汉赋、颂二体相互渗透的过程及产生这种影响的儒学背景。

在此基础上，对于这两种文体的特征作了辨析。

【关键词】东汉赋颂文体作为一代之文的汉赋，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与其它文体诸如诗、颂等都产生过相互影响与渗透。

如汉代出现了一些以颂名篇的作品，对这些作品属颂作还是赋体，就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颂”与“诵”通，而“不歌而诵谓之赋”，“诵”与“赋”在语义上有相近之处，因而这类作品也是赋。

又有人认为，汉代的“颂”，文体特征着重于颂扬，源于《诗经》的“颂”，虽然在写法上与《诗经》的“颂”不同，但与作为文体的赋是有区别的，因此将赋、颂作为二体，对一些颂名赋体的作品不视作赋的研究范围。

从语义上将二者视为一体或从文体上视二者为异体，这固然使我们在对辞赋范围界定时，减少许多困难;但在文体意识尚未明确的汉代，研究赋与颂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似更能帮助我们理解赋体的发展演变。

东汉前期在创作上出现两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即京都题材的赋作与巡狩题材的颂作的出现。

活跃在明帝、章帝两朝的班固、崔駰、傅毅都有同题创作。

对京都题材的“赋”作，由于有班固《两都赋》的完整保留，人们对此多有研究;而巡狩题材的“颂”作，由于作品多为残篇，我们很难对此有一客观的认识与正确的评价。

日本弘仁本《文馆词林》① 录有东汉“巡狩”题材的颂作六篇。

而六篇颂作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均为节录，严可均《全汉文》据以收录的也非完篇。

因此《文馆词林》保存的汉人颂作，尤其是崔駰的《东巡颂》、《南巡颂》、《西巡颂》、《北巡颂》四篇，范晔《后汉书·崔駰传》简称为《四巡颂》，为我们研究东汉前期颂作颂名赋体的文体特征及颂与赋二体的互渗提供了完整的作品参照。

本文拟以东汉前期班固、崔駰、傅毅三人的同题作品作为观照，对东汉前期赋颂二体的互渗以及这一互渗对此后散体大赋创作走向的影响作一探讨。

汉代隶书碑刻书风的变化及原因分析作者：王秀伟来源：《文科爱好者·教育教学版》2010年第06期【摘要】随着隶书在汉代的成熟，汉碑也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并且不同时期隶书碑刻的风格各异。

从济宁现存的汉碑中可以看出汉代隶书碑刻书风的变化，经历了西汉前期带有篆书遗韵的古拙、浑穆，西汉中期至东汉初的质朴无华和东汉中期以后的庄重严整并伴有藻饰之风三个阶段。

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多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意识和社会风气有关。

【关键词】济宁汉碑；隶书碑刻；书风；变化；原因【中图分类号】 J2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1270(2010)06-0004-02一、济宁现存汉代隶书碑刻概述一般认为，隶书作为一种书体自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到秦朝时有了一定的发展，演变为后世所称的古隶。

①但是，汉代以前隶书的使用并不广泛，在秦朝的地位也远在官方通用文字小篆之下。

隶书真正崛起并取代小篆成为通用文字是在两汉时期，主要是因其简单易书而适应了西汉以来社会发展的需要。

汉代逐渐成熟的隶书在我国书法史上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角色，“它上承古篆遗绪，与小篆并辔，下开魏晋草、楷、行书新脉，实为中国书法艺术之基石”[1]P116。

汉代文字书写的载体沿袭了此前的竹简、木牍、帛书、碑碣、摩崖刻石、金属器等。

但在诸多载体中，保存下来数量最多的是碑碣刻石，特别是东汉时期“刻石颂德，遍于郡邑，风气极盛。

”[2]P214由于隶书在汉代成为通用的书体，再加上隶书在石质载体上镌刻起来灵活随意，所以汉代碑刻中又以隶书碑刻为主；目前，现存汉代碑刻中分布广泛，影响较大，保存较好的也多以这类碑刻为主。

山东为齐鲁故地、礼仪之邦，碑碣文献众多且历史悠久，在西周时以齐鲁为中心就已形成了不同于其它地区的齐整刚正的书法流派。

清代叶昌炽曾云：“欲访先秦汉魏诸碑，当游齐鲁。

”[3]P32山东的汉碑又主要分布在以济宁为中心的地区，以致有“天下汉碑半济宁”的说法。

济宁素有“孔孟之乡”之称，既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又是西周至两汉时期鲁国国都所在地。

浅析汉碑的形制及其演化作者：黄家洋来源：《神州·中旬刊》2018年第04期摘要：碑刻作为我国文字发展与演变的书刻载体，自从秦汉以来，碑刻艺术就自成体系，其不断完备的发展与演化构成了独特的审美类型。

文字通过碑刻的形式几千年来呈现在人们面前供我们学习汉字文化、了解史实以及阅读史料文献。

碑刻的实用性、典范性决定了它对文字有强烈的美化与加工的作用，为表现汉字提供了多样性。

碑刻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特征，其自身的审美追求、表现方式、实用功能以及美学价值都表现出相当高的价值。

碑刻赋予了我国文字发展新的样式，在我国从古至今文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地位。

关键词：汉碑；起源与发展；形制及演化1碑的起源与发展对于“碑”这个词的称呼和来源，古代有三种器物都被称为“碑”。

第一个就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时钟——日晷。

第二个就是以前拴住牲口的一种柱子，第三个就是古代用来引棺下葬的竖石。

然而前面第三种“碑”的说法，就是后来“追述君父之功美”的墓碑。

汉碑是我国历史上碑刻艺术发展的至高点。

现在考古发现的传世西汉碑刻数量很少，具有代表意义的仅仅有《五凤二年刻石》《莱子候刻石》等十余件作品。

西汉时期隶书的书写载体基本都是简牍和帛书，当时在石头上书写篆刻并不怎么流行。

2.汉碑的形制汉碑的形制一般分为碑座、碑身和碑首三部分。

碑座也称"碑趺"，为长方形的石块，形制上有龟趺和方趺等，在碑趺中间有一条长形的趺眼用于结合碑身。

碑身则为长方形竖石，碑的正面刊刻碑文称为“阳”，碑的反面刻题名称为“阴”，碑的左右两面称为“侧”，一般也会用以刻写题名。

碑首称为“额”，用来刊刻标题，刊刻的文字一般为篆体，碑额的形制有半圆形，圭形和方形三种类型。

前汉墓地石碑的上部开始凿有一个圆孔，叫作“穿”，这是来供悬棺下葬用时留下的痕迹。

这是汉碑的一个特有的形制表现。

“穿”的直径一般在10cm以上。

圆首碑的“穿”四周一般还刻有三圈弧形纹，称为“晕”。

汉碑中“穿”没有固定位置格式，一般多在碑额的额题之下和碑身的碑文之上，起到分界碑额与碑身的作用。

从西汉刻石看隶变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文字的演变一直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其中，隶变是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西汉刻石则是隶变现象的典型代表。

本文将从西汉刻石入手，探讨隶变的历史背景和意义。

隶变是指汉字从篆书向隶书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加速。

隶书的出现打破了篆书严格的对称和笔画规范，使得文字更加实用和流畅。

在西汉时期，隶书成为官方字体，大量的刻石作品涌现出来。

西汉刻石作为隶变现象的代表，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西汉刻石的笔画从秦代的单一均匀向粗细相间、波磔起伏的方向发展，这为隶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其次，西汉刻石的字形从秦代的正方形逐渐向长方形转变，这一变化使得文字更加灵活和自然。

隶变在西汉刻石中的应用和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隶变使得文字更加实用和流畅，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次，隶书的出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为后来的书法大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

此外，隶变也体现了古人对文字美观性的追求，这种追求对于现代设计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之，从西汉刻石看隶变，我们可以看到文字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是一个不断实用化和艺术化的过程。

隶变作为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不仅推动了文字的演变，还为后来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今天，我们可以从隶变中汲取灵感，为现代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在汉字的发展历程中，隶变和楷变作为两个重要的演变阶段，对于汉字字形和书写风格的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围绕隶变楷变因素研究展开讨论，通过探讨相关概念、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等方面，揭示隶变楷变在汉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隶变与楷变的概念及其差异隶变是指汉字在秦朝统一之前，由于地区和时代的差异，形成的各种书写风格。

这些风格在秦朝统一后逐渐演化，形成了更为规范的书写形式——小篆。

而楷变则是指从小篆到现代汉字这一过程中，汉字字形和书写风格的演变。

隶变和楷变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隶变主要发生在秦朝统一之前，其特点是字形和结构多变，没有统一的规范，表现出浓厚的地域性和时代性。

贾谊《过秦论》之“破体”解梁晓东【摘要】Jia Yi is one of the famous political commentators in early Han Dynasty .His works"On Qin Dynasty ’ s Faults"is the first historical prose in China .He took the means of “Fu” to express the views of history , which was called style-breaking by the scholars of Tang dynas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thod of breaking-style in "On Qin Dynasty ’ s Faults".%贾谊是汉初著名的政论家、辞赋家，其作品《过秦论》开中国散文“史论”体之先河，写法上采用“以赋为论”法，唐人称之为“破体”。

就《过秦论》中的“以赋为论”之“破体”法作一探讨。

【期刊名称】《兰州工业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00)003【总页数】3页(P80-82)【关键词】《过秦论》;以赋为论;破体【作者】梁晓东【作者单位】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甘肃定西 743000【正文语种】中文贾谊(前200—前168)，世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初期的政论家、文学家。

“年十八，以能诵诗属文称于郡中”，后见用于文帝，力主改革，贬为长沙王太傅，后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堕马而死，自伤无状，忧愤而死［1］。

其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著有《新书》十卷。

代表作有《过秦论》上、中、下三篇，《过秦论》总结了秦代兴亡的教训，实则昭汉之过。

其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

鲁迅曾说，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浅析古代文献的散佚以及文献载体演变摘要：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朝代的变化，在众多诱因的影响下，大量的文献散佚、失传。

“有幸”得以传承的文献也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被各种新兴的载体承载着。

这一失一传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经过了一次次淬炼，伤痕累累又熠熠生辉。

关键词：文化保护，文献载体，古代文献，文献散佚，传承——记录、保存和传播文献的物质载体称为文献载体。

我国古代的文献载体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经历了甲骨、金、石、竹木、帛、纸，这些记录文献的物质材料，起着保存、传播和发展文化等重要作用。

可是现在的文献载体则出现新的形式:胶卷、磁带、光盘、电子文献等。

散佚——中华文化之发源数千年，甲骨文之后人们所记录之文献渐渐增加。

但是西汉钱，人们还没有对图书进行统计。

西汉之前的散佚的文化今天已经不得而知。

因此本文只讨论西汉之后之文献散佚。

在西汉之前，主要有一下几种传承形式。

一、甲骨，指龟甲和兽骨。

商周两代用甲骨刻记占卜的文字。

卜辞所涉及的内容分为四大类：第一类，阶级和国家；第二类，社会生产；第三类，科学文化；第四类，其他。

二十二小类：奴隶和平民，奴隶主贵族，官吏，军队和刑罚，战争，方域，贡纳，农业，渔猎和畜牧，手工业，商业和交通，天文和历法，气象，建筑，疾病，生育，鬼神崇拜，祭祀，吉凶梦幻，卜法，文字，其他。

同时它是象形文字，又保存了我国早期的象形文字，是研究古文字的宝库。

二、金文主要是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包括一些别的金属，如铁器、金银器等。

时代主要是商周秦汉，以周代为最多。

主要形式如下：1、礼器：统称为尊彝，或彝器。

主要有鼎、尊等。

礼器主要用于宗庙祭祀及随葬。

其次为诸侯旅行奠告之用。

再次，则为陪嫁之物。

2、乐器：有钟、鼓、铙等。

礼器、乐器既用于祭祀有用于宴享，有用于陪葬。

乐器还用于征战。

3、兵器：主要有戈、矛、剑等。

4、农器：有锄、铲等。

5、度量衡：权、量，衡等。

6、钱币：布、刀、圆币等。

7、符玺：符，发兵用，分为两半，如虎符。

试议墓志铭变格破体的文学现象(一)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重大进展，随着文学观念的重要变化，我国传统文体逐渐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我们在编纂《咸阳碑刻》（与曹发展合编，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过程中，越发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深刻意义。

其中，《唐薛元超墓志铭》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因为这方墓志与以往作品有很多差异，在文学上表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突破和超越。

我们知道，一般意义上的墓志铭，不过是“仁人孝子，于幽宫则刻石而埋之”（龚自珍《说碑》）的文字。

故其为文，大多略叙生平梗概，期冀后人识其墓址，凭吊纪念而已。

当然，墓志铭毕竟是带有史传性质的文字，其用笔往往与传统的文风多有契合:时代文风是散体，它也是散体;时代文风是骈体，它也是骈体。

南北朝至初唐的许多墓志铭，都是用骈体文写成的。

到中唐以后，墓志铭又多用散体文章。

这一现象，我们编著的《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壹》和《咸阳碑刻》中不乏其例。

为了表现作者的文采风流，墓志铭大都有承袭《诗经》特色，出之以四言韵语，风雅蕴藉;辅之以骚体文字，孤怀冥搜。

《咸阳碑刻》中的《唐兰辅墓志铭》、《唐窦德藏墓志铭》、《唐曹钦墓志铭》等，显然是仿照《诗经》之风、雅、颂章句形式。

而《武周庞同本墓志铭》、《五代朔方节度使冯晖墓志铭》等，写的就像一首骚体诗。

其字数比《楚辞》中的《山鬼》或《国殇》还要长。

但是，不论如何模仿，这些碑板文字对传统散文、骈文以及《诗》、《骚》来说，不过是取其皮毛，拾其香草而已。

《庞同本墓志铭》:“混元俶落兮见乾纲，正气氤氲兮兴帝王。

股肱出兮政惟良，俗邕熙兮咏乐康。

有姬文兮代必昌，锡繁胤兮胙庞乡。

盛德有后兮为龙光，子子孙孙兮福无疆。

”既缺少《离骚》、《九章》那样带有哲思的哀怨，又缺少《九歌》、《九辩》那样带有文采的深情。

唯有歌功颂德、耀前光后的意思而已。

《冯晖墓志铭》的铭文虽长，依然没有脱离这一传统的窠臼。

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墓志铭多为代笔，作者很难像韩愈《祭十二郎文》、袁枚《祭妹文》那样投入杜鹃啼血般的情感从事写作，因而，这类铭文很难表现出应有的深度，达不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那样的写作心态。

东汉碑刻文字类化现象研究
董宪臣
【期刊名称】《重庆与世界(学术版)》
【年(卷),期】2015(000)004
【摘要】类化是汉字系统演变过程中的一则通例,在东汉碑刻中类化现象也时常发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类化可以分为字内与字际、因形与因义、显性与隐性、形符与声符、顺向与逆向、单字与多字等不同类型.类化对东汉碑刻文字形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添加构件、改换构件、构件移位、添加笔画等几个方面.
【总页数】5页(P6-9,14)
【作者】董宪臣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122
【相关文献】
1.从东汉碑刻通假字考订东汉语音 [J], 吴文文
2.东汉碑刻词汇研究的新成果——《东汉碑刻复音词研究》评介 [J], 刘慧;曾昭聪
3.东汉碑刻文字类化现象研究 [J], 董宪臣;
4.碑刻文字整理与研究的新范式——《汉碑文字通释》评述 [J], 白如
5.从图画文字的性质和发展试论汉字体系的起源与建立——兼评唐兰、梁东汉、高本汉三先生的“图画文字” [J], 孙常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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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大连大学学报汉代古甓铭文书法研究述评吴 蕊(渤海大学艺术学院,辽宁锦州121000)摘 要:汉代砖铭是汉代民间书法的遗产,先期学者对汉砖的整理与研究为还原该时期的书法面貌提供了翔实的线索与佐证。

汉代砖铭在历史价值、书体传承、艺术语言表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掘与整理情况等,在当代书法研究中具有开启与承续的书学价值。

借助目前所发现的实物资料及前代的著录文献,在研究和欣赏古代文字方面,未来砖铭书法研究还应注重砖铭与其它铭刻材料的比较研究,及砖铭书法在当代书法篆刻中的借鉴与吸收。

关键词:汉代;砖铭;书法;民间书法中图分类号:J2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10)02-0079-05收稿日期:2009-08-08作者简介:吴蕊(1976-),女,渤海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美术学书法研究。

砖在古代作为一种建筑用陶,西周早期就已经产生,是除石刻、吉金、简帛、纸张之外,一种承载古代文字的重要媒介。

砖的本字为 甎 ,尚有 甓 、 塼 等古名。

砖上铭文,即砖铭或砖文。

有关砖的记载早在 诗经 中就已经出现过,但在上面刻划、摹印文字,主要还是秦汉以来受 物勒工名 生产制度的影响。

于砖上书写、刻划、模印文字,赋予原是粘土的砖以艺术生命,是擅长治文字、工艺于一炉的民间工匠的独特贡献。

追溯砖铭书法,秦为肇始期,而探讨重心应为两汉,因为汉代是变革书风、创立新的艺术流派的重要阶段。

汉砖作为民间书法的遗产,有着明显的时代气息,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大众书法规范,为汉代书体风格的演变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对研究汉代思想史、文化史、书法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出土数量众多的字砖中汉砖无论在数量还是书体面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是汉代继石刻简牍之外,份量最大的书法资料。

先期学者对汉砖的研究和论述较为零散,关于砖文的认识也不尽一致。

在清代,古甓曾经引起了许多学者和艺术家的青睐,也为当时的书法篆刻创作予以一定影响,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却渐渐被人们所遗忘。

张公者关于“合体”与“破体”的讨论张公者先生以多年的实践、求索，提出了“书法合体”的概念，参与讨论者众多。

因为问题涉及书法本质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走向，具有丰厚的学术内涵和现实意义。

“体”是中国书法理论的重要范畴，古代书论中论及“体”的地方颇多。

“体”是生命物质存在和运动的形态。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又指“本体”，并与“用”相对，一般认为“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现。

近现代哲学大师熊十力先生著《体用论》，即从“体”“用”两个方面，对宇宙人生作了探讨，同时其援佛入儒、纵横古今的学术高度及其“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人文关怀，都在近现代文化史上留下重要一页。

从书法理论上说，对“体”这一范畴的重新叩问，也有助于我们对书法艺术规律有更深的体察与领悟。

▲ 吴昌硕《独鹤赤鲤七言联》纸本在古代书论中，关于“体”，总体上看有以下内涵：一曰字体之“体”。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云：“秦书有八体。

”又如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分古文、篆书、隶书、草书为四种书体，论述其起源和发展。

二曰结体之“体”，是指汉字书写的笔画结构，进入了书法艺术的范畴，如“颜柳结体既异古人”（宋姜夔《续书谱》），“此赋草书世传王大令书，然结体殊不类”（宋黄伯思《东观馀论·跋草书洛神赋后》）。

“体”是静止的，又在运动中形成，所以有了“势”，如“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唐张怀瓘《书断》），“故兵无常阵，字无常体也；谓如水火，势多不定”（唐虞世南《笔髓论》）。

古人对“体”这一范畴在字体、结体、体势等几个维度上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书法深层次的文化涵义。

“体”与气、骨、筋、肉、血、脉等术语一样，具有一种生命观，从身体到本体再到字体、体势，在中国书家心目中，书法和人体一样，是生命形态，同时体现着中国文化周流不止、生生不息的宇宙观。

“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虞世南《笔髓论》），中国书法的审美世界，也因此变得深刻而丰富。

李双阳：论书法发展中“破”与“立”的关系内容摘要：我们和前贤在一次次对传统的回望与对话中，在技法的更变、审美的流变里，表现出东方艺术精神动态发展的审美秩序，我们努力的寻找与前代不同的书写方式和审美特色。

当代书法在中国社会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历史转型，这次转型在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给书法艺术领域带来许多新的课题，如何在经济、文化不断复兴的背景下，探讨当代书法发展的方向。

本文试着从三个方面分析，首先辨析书法发展中“破”与“立”的关系，这组关系是推进任何一个朝代书法发展的基本关系；其次对当代展大书写的背景和展大书写的方法进行表述；最后谈到融合，融合也是当代书法发展有效的途径，寻找新的融合，就是寻找书法发展新的可能。

关键词：破与立、一拓直下、篆籀绞转、展大书写、融合我们发现在推进当代书法发展中价值的多元和取法的多样。

我更愿意把对当代书法的发展理念，维系在帖学的价值取向上，因为帖学中蕴涵了太多民族审美的基因，坚守着帖学内部的价值，并用新的精神阐释着时代和个性风度，我坚信帖学还有很强的吐纳能力，当代“新帖学”的出现可以视为一个信号。

因为帖学的精神，从无法到有法的锤练，再到随心所欲的一笔徒手线，我们意念中所表达的一条极为平常的线，从表现升华到自觉，往往是一条生命之线，应该说在这一笔之中，延续着最终达到一种超脱的平静。

近些年来，我主要是对魏晋以来“二王”体系书风进行全面的梳理、学习，并对唐人书风通过对其笔意、线质、章法的转换来表现，力求古为今用“小从大求，大以小滋”的学习创作理念。

我们学习书法的手法可以是传统的，但我们对书法的理解与认识可以是全新的。

“破”与“立”的关系。

在书法发展的历史过程，“破”与“立”的关系，始终绕不过传统与当代的问题，也就说传统取舍的问题，我们清楚传统与经典是前人精神创造、技术锻造的凝聚，有其空间扩展力与时间穿透力的话语范本。

对于后人来说，经典总是先存的、是属于过去时态的文化遗存物，所以面对经典的咀嚼，实际上就是后人与传统的一种“体认”，经典的价值与权威性，就在这不断的“体认”中生成或消失、增长或衰减。

117在书法史上，“破体”无疑是一种独特而源远流长的书法现象，其以王献之书法为起始，而其渊源则可远溯至字体演变定型之前。

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因其“非自觉”与“自觉”的不同状态，在实际上形成了“破体”与“合体”[1]的内涵差异。

本文以非自觉与自觉的“破体”流变为线索，探讨“破体”书法的发生、发展与内涵变化，以寻绎其对当代书法创新的艺术启示。

一“破体”书法史以王献之为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他之前为非自觉的“破体”；他之后为自觉的“破体”。

自觉与非自觉，意义大有不同。

非自觉的“破体”，是文字在追求实用性的演化过程中自然产生的现象，并非基于审美创造的产物；而自觉的“破体”，则是人的感性自觉的对象物，是基于人的审美创造的结果。

但是，后者又往往以前者为参照和渊源。

从这一意义上说，自觉的“破体”带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复古”性——复古性是历史存积在人性中自动寻找自我的一种主观运动方向，也是历史的人性精神的一种根性。

[2]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基于审美自觉的“破体”，后世却因机巧过甚而愈来愈陷入“形”的追求，从而导致古“意”失落而在客观上走向“反复古”之路；而非自觉审美的“破体”，倒是因其“无意于佳乃佳”的一派天机而散发出“意”的纯粹，从而展现出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摘　要　“破体”书法史以王献之为节点，在其之前、之后分别表现为非自觉的“破体”与自觉的“破体”，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破体”与“合体”的内涵分野：前者是文字在追求实用性的演化过程中自然产生的现象，并非基于审美创造的产物；而后者则是人的感性自觉的对象物，是基于人的审美创造的结果。

自字体、书体演化定型之后，一部中国书法史基本就是一部以自觉的“破体”为法的按照美的规律进行书写创造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突破程式藩篱以实现自身变革而适应人的审美表达的历史。

自觉的“破体”创造，不可仅仅拘泥于形式花样，唯得意忘象，遗其牝牡骊黄，才能真正抉发隐藏于形式背后的独特精神意蕴，从而恢复与提升“破体”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汉代文字中的“变形义化”现象——兼谈汉碑、汉简中与字义有关的字形演变规律吴文文【摘要】The laws of meaning - related font deformation in stone tablet and bamboo slips in the Han dynasty are summarized. The phenomenon of font deformation for meaning expression is emphatically int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ome part of the font is slightly changed to a part that can express the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简要总结了汉碑、汉简中与字义有关的三类字形演变规律,着重介绍了其中的＂变形义化＂现象。

＂变形义化＂是汉字在演变的过程中,将字形中的某一部分稍作改变,成为能表明该字字义的部件这一现象。

【期刊名称】《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14)006【总页数】4页(P77-80)【关键词】汉代文字;字义;变形义化;演变规律【作者】吴文文【作者单位】漳州师范学院闽南文化研究院,福建漳州363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022汉字字形的发展演变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无疑是汉字的音和义。

黄侃先生说:“若由声韵、训诂以求文字推演之迹，则自太炎师始。

……文字者，形也。

形之有变迁，犹音之有方俗时代之异，……由音而义，由义而形，始则分而析之，终则综而合之，于是小学发明已无余蕴，而其途已广乎其为康庄矣。

”［1］4从汉代文字材料看，一些汉字字形的变迁，深受其字义因素的影响。

本文拟从这一角度，根据汉简、汉碑等材料，用“加注意符”“形旁代换”“变形义化”这三类规律概括汉字字义因素对汉代文字字形发展演变之影响，并着重探讨学者很少关注的“变形义化”现象。

由“尊体”而不得已形成的“变体”--韩愈墓志文体新变之成因新论刘城【摘要】韩愈墓志对文体的变革之功，学界多有阐述。

但韩愈墓志亦有“尊体”之处，如保留墓志的基本要素、为志主隐恶及作者无甚可记则不记，学界于此多有忽视。

由“尊体”以致“变体”，如志主无甚可写或个性不突出之时，韩愈多做改变，从而导致其部分墓志出现变体，这是韩愈墓志文体新变的一个原因，对此鲜有学者注意。

【期刊名称】《周口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3(000)001【总页数】5页(P1-4,53)【关键词】韩愈;墓志;尊体;变体;成因【作者】刘城【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广西教育学院中文系，广西南宁53002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韩愈墓志之典范意义及成就，早为世人公认。

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文》云：“世之论韩文者，其首称碑志。

”［1］1785清代章学诚《墓铭辨例》亦谓：“世人知有韩文，世人于韩文中又知推其碑志。

”［2］76不仅如此，清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更极赞：“昌黎墓志第一，亦古今墓志第一。

”［3］936古今学者无不重其墓志，元代潘昂霄撰《金石例》、明代王行的《墓铭举例》、明末清初黄宗羲的《金石要例》、清代鲍振方的《金石定例》等金石类著作多以韩愈墓志为准式要例。

众多古文选本亦多选录并加以评点。

韩愈墓志为世人称许，多在于其对墓志文体的变革之功，显出不与人同的独特个性及创造精神，学界对此阐述颇丰。

但这种文体的改造与开拓，除了韩愈以其雄伟才力有意为之外，更有其为了符合墓志文体规范而不得不做出改变所形成的。

韩愈墓志亦有“尊体”之处，学界多有忽视。

由于“尊体”以致“变体”，更是鲜有学者注意。

一韩愈在《唐故河南少尹李公墓志铭》中称李素：“行应铭法，子又礼葬，敢不诺而铭诸？”［4］1627《唐故凤翔陇州节度使李公墓志铭》亦云李惟简：“功在史氏，仆射以孤童囚羁京师，卒能以忠为节自显，取爵位、立名绩，使天下拭目观，父母与荣焉。

辨识与颂扬碑制在东汉的变迁
郭晔旻
【期刊名称】《国家人文历史》
【年(卷),期】2024()6
【摘要】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说过:“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

”为死者布置一个与生人在世时一样的生活环境,这也是古时候丧葬思想的一个主要出发点。

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世以厚葬为德,薄葬为”的社会现象。

到东汉年间,官方宣扬以孝治天下,汉明帝时(57一75年在位),帝令“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入学”(《后汉书·儒林列传》)。

《孝经》遂成为人们生活的教科书。

汉代察举,有孝廉一科,东汉的安帝、桓帝、献帝都曾下诏举至孝。

而孝在东汉,慎终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因此社会上的厚葬风气愈演愈烈。

【总页数】12页(P34-45)
【作者】郭晔旻
【作者单位】不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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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字演变谈“破体书法”老圃宋显文先生的“破体书法”理念，精当的概括了书法艺术在继承、发扬、创新中出现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从汉字的演变过程去寻找书法“破体”的轨迹。

汉字演变大致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草书等几个阶段。

其笔画、形体、风格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与时代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甲骨文、金文统称先秦大篆。

殷商时代皆以简约的线条构形，风格峻丽坚挺，由于书写（刻）手段的不同，金文在甲骨文“瘦挺”、“直笔”、的基础上增加了“肥笔”、“圆笔”，而且略有粗细、轻重、刚柔的变化。

两周之后，青铜器地方色彩增浓，这时的诸多铭文，笔力挺劲、章法规整、笔法已俨然小篆。

春秋战国时期，帛简、木牍通行，与甲骨文、金文相较，笔画由繁趋简，结体由圆变方，下笔有轻重疾徐，已具隶书雏形，字体处于篆隶演变之中。

大篆与小篆合称“篆书”，它们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小篆只不过是大篆的简化，笔画由图画性趋于线条化，结构由象性、指事趋于抽象和规范。

秦始皇用小篆“书同文”的同时，还承认、支持隶书。

由此肇端的秦隶只是“篆之捷”，是小篆的简率写法，变连笔为断笔，但笔画纤细，已带隶意。

通行于汉代的汉隶是秦隶的加工和美化，笔画粗肥，笔尾有波势和挑法，字形由小篆的长方变为扁方，用几种不同的点画、平直方折的笔形取代了小篆圆匀弯曲的线条；汉隶是汉字形体演变中的一次飞跃，汉字由此完全摆脱了图画性而成为符号性的文字，并为楷书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汉末魏初，由于纸的广泛应用和刻板印刷的需要，应运而生出现了楷书，晋以后日臻规范。

楷书保持了隶书平直方折的笔画和方块字形，只是“波磔之势”消失，笔画平稳、笔尾尖细，或停顿回旋，或带硬钩，字形由扁方变为长方。

由于汉字在交际中的地位愈显重要，为便于书写，以后出现了行书，他虽近楷而不拘，虽有连笔，但仍字字独立。

至于草书那是纯书法艺术的范畴，字势飞动，笔划相连，甚至数字相连，有很高的艺术品位，兹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