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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经济新常态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
经济的最大特点是速度“下台阶”、效益“上台阶”；新常态下的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
突出表现为：一，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二，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三，收入结构中的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四，动力结构中的人力、资源粗放投入明显下降，技术进步和创新成为决定成败的“胜负手”。
在这些升升降降之中，先进生产力将不断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将不断萎缩和退出，既能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也要使一些行业付出代价、伤筋动骨。
二．经济新常态下的消费市场一、2014年上半年消费品市场运行的主要特征（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体保持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42.35亿元，同比增长12.9%，（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1.8%，增速与同期持平），增速比一季度提高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0.6个百分点。
低于全省0.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0.8 个百分点。
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实现消费品零售额1033.52亿元，增长15.0%。
（二）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增速快于城镇市场上半年，全市城镇市场消费品零售额1294.81亿元，同比增长12.8%；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47.54亿元，增长14.8%，城镇的消费仍占市场主力，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达96.0%，拉动今年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3个百分点；农村市场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为4.0%，拉动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6个百分点。
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
经济新常态是强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 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
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
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
特点：1、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2、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破坏性开采的粗放型发展3、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发展及创新驱动经济的最大特点是速度“下台阶”、效益“上台阶”；经济新常态下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政策：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2015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
党的十九大也将于明年召开。
辛鸣说，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的确立，对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带一路也属于政策。
事例：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安徽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西安浐灞创新发展生态区（参照：开放战略篇“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与未来构想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与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实践深圳前海:深港合作、制度创新打造中国改革开放升级版深化改革篇深圳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激发民间投资创业安徽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试点重庆实施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成都创新基层治理能力培训新载体黑龙江泰来县养老事业探索与实践创新驱动篇天津滨海高新区创新经济发展模式南京建设国家级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北京中关村打造经济创新驱动新引擎合芜蚌自主创新引领安徽区域经济发展北京丽泽新兴金融产业规划与实践云南保山打造中国走向南亚“第一市”产业升级篇长吉图一体化产业集聚与发展效应石家庄过剩产能淘汰与“绿色崛起”青岛市实施蓝色引领主导战略长春市探索文化产业集聚与优化发展山西阳泉市产业转型升级实践衡东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实践安徽滁州市产业转型升级实践城乡一体化篇成都市建设特色城镇化实践大连全域城镇化探索与实践福建“泉州经验”续写“打工幸福城市”重庆永川区“产城融合与产城一体”实践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特色小城镇建设实践天津市东丽区“三改一化”推进农村城镇化生态文明篇贵阳大力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北京怀柔区打造文化科技高端产业西安浐灞创新发展生态区云南省普洱市探索绿色发展云南沧源创新碳汇经济区实践深圳国际低碳城建设与探索）。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08年11月12日来源：统计局网站【字体：大中小】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3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推进体制改革，毫不动摇地促进对外开放，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辉煌成就，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赢得了我国在国际经济社会影响力和地位的空前提高，中国经济社会的面貌从此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一、国民经济上大台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转变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10位。
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
改革开放的推进，不断为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我国经济迅速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30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由弱变强的30年，是我国逐步摆脱低收入国家不断向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30年。
30年间经济实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
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按照改革开放的总体要求，确立了“三步走”的伟大战略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全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奋发图强，开拓进取，1987年提前3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1995年实现再翻一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5年进入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在实现“三步走”伟大战略目标的进程中，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增长。
1979-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
与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2%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不相上下。
经济总量连上几个大的标志性台阶。
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经济总量呈现加速扩张态势。
当前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被概括为“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
这“三重压力”又是在“三期叠加”的背景下出现，即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
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在累积，腾挪空间变窄，需要平衡的要素增加，寻找最优解的难度提升。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追赶”到“被追赶”的过程中，这对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都有重要含义。
供给侧改革方面，意味着要从引进创新到自主创新，从要素数量的投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TFP ）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定价中的决定性作用，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协同效应，调整提升产业机构；需求侧管理方面，则要求以提振最终消费为战略基点，解放被压抑的消费。
同时，降低对进口中间品和外部市场的依赖，优化贸易结构以增加附加值，推动城市群建设，以形成规模报酬，提升投资效率。
在这个过程中，逆周期政策要兼顾跨周期，总量政策要兼顾结构转型的要求。
当“三期叠加”遇见“三重压力”2021年12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中国当前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
三重压力已经形成负反馈，使中国GDP 增速在2021年第三季度跌至4.9%，10月和11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综合领先指标仍维持下行态势，12月零售和乘用车高频数据显示需求侧已有回暖迹象，但票据利率走低表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仍然低迷。
100大中城市土地成交和新房开工增速仍为负值，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销售和库存压力较大。
预计2021年四季度GDP 增速或进一步下降至4%以下，全年仍可维持在7.9%-8.1%的增速水平⸺高于潜在增速和全球平均增速（IMF 预测2021年全球GDP 增速为5.9%）。
当下的一致预期是，2022年国内稳增长压力较大，尤其上半年。
这不仅是因为2021年上半年的高基数，还与内外经济和政策周期的错位有关。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发展阶段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转变，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转型升级和新发展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正在逐渐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从资源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一、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GDP增速从2010年的10.6%逐渐下降，到2014年的7.3%，再到2015年的6.9%。
虽然增速有所下降，但中国的经济总量依然在快速增长，2016年GDP总量达到了74.4万亿元，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谋划发展新形势，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新发展动能”的重要思想。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但增长的方式和动力正在转变。
未来，中国经济将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率，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二、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经济转型升级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过程包括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结构调整、劳动力优化等方面的内容。
其中，产业转型升级是重中之重。
产业转型升级是指将传统的产业结构转变为具有更高附加值和创新能力的产业结构，包括转型到高端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正在不断加大创新投入，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速度，打造自主创新品牌。
同时，中国政府也大力支持创业创新，建设众创空间，培养“双创”人才等，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三、全球化进程加速经济转型升级和全球化进程是紧密相关的，全球化可以为中国经济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同时也为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发挥自身优势，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与一些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谈判。
这些举措将有望为中国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也将加快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
四、环保和人口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和人口问题也越来越引人注目。
中国政府正在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推进绿色发展，同时也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资源短缺等问题。
如何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前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
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已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
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探讨如何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投入和出口为主导的，但这样的方式已经难以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创新驱动。
目前，我国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需要加大研发投入，鼓励企业加强自主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
2.市场化改革。
在当前经济体制下，市场化改革仍然有不足之处。
需要打破行政垄断，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竞争，推动市场资源优化配置。
3.人力资本投入。
发展经济最关键的资源是人力资本，需要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数量，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
转型升级产业结构我国经济结构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上，制造业和重工业仍然是我国的主导行业，但是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以及国内环境的变化，这些行业的优势已经在逐渐减弱。
因此，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1.加强新兴产业的发展。
新兴产业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调整的主要手段，需要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推动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2.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服务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加大对服务业的投入，提高服务业的发展质量和水平。
3.优化传统产业的结构。
传统产业依然是我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需要通过结构调整，提高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和发展质量。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推进：1.加强产业政策的引导。
政府需要加大对产业政策的引导力度，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的协调，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
2.加强资本市场的建设。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有不足之处，需要加大对资本市场的扶持力度，提高资本市场发展效果。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新时代的到来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和趋势也在不断变化。
这篇文章将探讨新时代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一、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焦点已经从规模增长转向了质量和效率。
新时代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这不仅要求加强重大结构性改革，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培育新动能，而且需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把制造业升级提高到技术创新的高度，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同时，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绿色可持续发展也应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
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应该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从转型升级到走向国际化在新时代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并不仅仅局限于内部转型升级，同时也走向国际化。
在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中国也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加强与各国的联系和合作。
国际化发展的核心是要加强对外开放，包括以更高水平、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放为基本思路，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进一步推进综合对外服务，努力发展国际化的产业并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不断拓宽市场空间和外需拉动。
同时，国际合作也是国际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继续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加强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和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实现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从传统制造业到现代服务业在新时代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也转向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传统制造业虽然在中国经济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今天的互联网和智能技术的发展下，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越来越被重视。
现代服务业的核心是要坚持以创新为驱动，加快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建设，积极发展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金融、商贸等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刘世锦：我国增长阶段转换与发展方式转型2012-08-22［摘要］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势头还能保持多长时间？高速增长期何时、以何种形态结束，并会带来哪些可能的影响？我们研究的初步结论是：2015年左右，我国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的时间窗口期，增长阶段转换将伴随着增长动力和经济结构的显著改变，并可能带来某些难以预料的挑战，从而对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包括时间约束的紧迫要求。
［关键词］增长阶段转换，发展方式转型，增长率我国经济已经经历了超过30年的高速增长，这一势头还能保持多长时间？研究并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是基于对我国高速增长期何时结束的关切。
我国有幸持续了如此之长的高速增长期，但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逻辑推论。
问题是高速增长期的结束何时、以何种形态到来，并会带来哪些可能的影响。
研究这一问题也是为了回应另一个关切，即我国是否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当我国人均GDP按汇率法计算超过4000美元，且面临诸多矛盾与挑战时，对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和讨论正在增多。
我们研究的初步结论是：2015年左右，也就是“十二五”末、“十三五”初，我国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的时间窗口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可能下一个较大台阶，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下调至7%左右。
这一变化实质上是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
增长阶段转换将伴随着增长动力和经济结构的显著改变，并可能带来某些难以预料的挑战，从而对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包括时间约束的紧迫要求。
一、成功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期后增长率下台阶是一个规律性现象在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研究中，按何种价格计量是一个重要而学术性较强的问题。
可用于国际比较的数据来源较多，其中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史数据，较好满足了长时间跨度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比较的需要，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认度。
麦迪森数据采用购买力平价和国际多边比较方法，以1990年为基准水平，其计量单位简称1990年国际元。
案例研究一：中国过去30年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相对于解放以后1953-1977年的经济的大起大落而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较为平稳的高速增长时期，如图1。
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快，波动幅度更小，是典型的黄金增长时期。
从增长时间来看，在所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中算是非常罕见的。
在可以比较的大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历史看，美国从1870-1910年代前后完成工业化，基本上维持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增长速度不超过6%，而新加坡、日本、韩国虽然增速较高，最高时平均增速也能超过10%以上，但波动幅度显著高于中国。
图1：1953-2011年中国GDP增长速度1 中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了吗？国民经济增速今年以来逐季下行，照此势头，明年经济增长会不会进入“8”的轨道？未来还能否续写高速增长的奇迹？请看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的判断。
王一鸣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持续高增长了30年，今后8%—9%的增长应该是常态，而且越往后越会逐步降低，这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就像一个人的发育，在青春期迅速抽条长个儿，以后就会逐步稳定下来。
（1）经济增速仍处合理区间，明年经济增速即使再回落也不会到8%以下记者：今年一至三季度，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分别为9.7%、9.5%和9.1%，这种逐季下行的走势是因为受到世界经济影响，还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调控？王一鸣：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既有全球经济减速的影响，也是我国主动调控和市场需求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我国刺激政策逐步淡出和由此带来的需求因素变化，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有其内在合理性。
我们不能将政策刺激下的两位数增长率作为一种常态。
从全年看，我国经济增速仍处于合理区间，与潜在增长水平基本是一致的，在世界范围比较，中国仍是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有利于改善市场供求关系、减轻物价上涨压力，有利于缓解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还有利于把各方面的注意力引导到调整结构和提高增长质量效益上来。
增长速度下台阶与发展方式转变刘世锦（来源：《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5期）【摘要】借鉴不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我们采用三种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和前景进行了分析，预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一旦增长速度常态性而非短期性地回落，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的转变将势在必行。
要成功实现转型，解决经济转型中的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有赖于相关领域的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
应当着力推动“参与促进型改革”，其要点可概括为：扩大参与机会，提升参与能力，完善鼓励创业、创新的制度和政策，创造稳定参与预期的法治环境。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改革，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多年。
如果再考虑到1950-1978年期间从全球比较角度看并不低的增长率，中国经济较快增长已经保持了60年左右。
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还能延续多长时间，增长速度放缓将可能在何种背景和时点出现，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增长速度放缓带来的挑战？这些问题不仅为国内外所关注，更是中国中长期发展必须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大战略问题。
我们研究的初步结论是：2015年左右，也就是十二五末、十三五初，中国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的时间窗口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可能下一个较大台阶，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下调至7%左右。
增长速度平台下移将伴随着增长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实质性改变，并可能带来某些难以预料的挑战，从而对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包括时间约束的紧迫要求。
一、成功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期后增长率下台阶是一个规律性现象在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研究中，按何种价格计量是一个重要而学术性较强的问题。
可用于国际比较的数据来源较多，其中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史数据，较好满足了长时间跨度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比较的需要，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认度。
麦迪森数据采用购买力平价和国际多边比较方法，以1990年为基准水平，其计量单位简称1990年国际元。
我们的研究也表明，该计量单位与实际状况吻合度较好。
在本文分析中，我们将使用这一计量单位。
根据麦迪森的各国长期经济增长数据，20世纪以来，除美国、英国等处于全球技术和增长前沿的国家外，其他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大都经历了一个为时20年或更长的高速增长期。
高速增长期结束后，增长率明显下降，并转入一个速度较低的增长平台。
这种增长率下台阶的现象在战后高速增长的日本、韩国和德国等国家表现得较为典型，并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特性。
第一，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
日本在1946-1973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9.4%，战后高速增长保持了27年。
到1973年，人均GDP达到11434国际元，之后增长率下台阶，1974-1992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降至3.7%，中速增长维持了18年。
1993-2008年期间年均增长率进一步降至1.1%。
韩国1946-1995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8%，到1995年人均GDP达到11850国际元，此后增长率下台阶，1996-2008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降为4.6%。
德国（当时为联邦德国）1947-1969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7.9%。
在1969年人均GDP达到10440国际元之后开始下台阶，1970-1979年GDP年均增长速度降至3.1%，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
第二，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下台阶以前的高速增长期，工业产出比重持续上升并保持在较高水平；而下台阶后往往伴随着工业产出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则相应上升。
日本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二战刚结束时一度降至20%，而后迅速上升，至1970年达到46%的峰值；之后逐步下降，到2007年降至不足30%。
韩国二战结束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15%，之后持续上升，到1991年时达到峰值，为42.6%，之后开始回落，2007年降低到37%。
德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6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53%，之后逐步下降，到2008年回落至30.2%。
第三，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总需求中投资与消费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动。
下台阶之前的高速增长期，投资比重持续上升；下台阶后投资比重随之下降，消费比重相应上升。
日本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在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呈上升趋势，到1973年时达到峰值37.1%，与经济增长率下台阶的时间点大体重合。
之后，投资比重逐渐下降，到2007年降至23.4%。
韩国的投资比重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呈现明显上升势头，从1960年的11.4%升至1991年的38.9%，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投资比重也都保持在37%左右，之后显著下降，到2008年降至29.3%。
德国的投资比重转折和GDP增长率下台阶的时间点也基本重合。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投资比重保持在25%左右，到1965年达到二战后的峰值28.3%，之后逐步回落，到2008年降至19.2%。
第四，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城市化推进速度也会相应变化。
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而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后城市化进程也逐渐放缓。
二战后日本的城市化率快速上升，1945-1973年城市化率从27.8%上升到55.4%，年均增长0.98个百分点。
1973年之后，城市化进程逐步放缓，2008年达到66.5%，1973-2008年期间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32个百分点。
韩国1950-1995年城市化率由20.9%提高到78.2%，年均增长1.30个百分点。
1995年之后，城市化进程放缓，2008年城市化率达到81.5%，1995-2008年期间年均增长0.25个百分点。
德国城市化水平起点相对较高，在“二战”前就超过了50%。
1950-1969年期间德国城市化率从52.9%上升到72.2%，年均增长1.02个百分点，之后城市化水平基本稳定，2008年为73.6%。
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高速增长，并在人均收入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出现增长率明显下台阶、经济结构显著变化的现象，反映了这些国家能够凭借适宜的制度安排和合理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在短短几十年的追赶期内，“挤压式”地完成先行国家在一两百年内实现的工业化、城市化任务。
当然，这个时候的增长速度下台阶，并不意味着已经全面实现现代化，主要表明以大宗工业产品生产和消耗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基本结束，随后是一个更“精细”增长阶段的到来。
在快速追赶阶段，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与模仿，从先行国家那里获得大量成熟技术；与此同时，后发国家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成本普遍较低，与已有技术和产出能力相对应的需求处在迅速成长和释放期。
只要依托有效的体制和战略形成较强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就可以出现一个较长的持续高速增长期。
而且历史经验显示，似乎时间愈靠后的后发国家，“挤压式”发展的特点愈加明显，完成同样工业化任务的时间愈短一些。
当人均GDP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后，后发国家的技术水平逐步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引进和模仿空间缩小，要素成本加快上升。
另一方面，需求扩张速度减缓，能够引致大量投资的基础设施、住宅和相关产业扩张速度放慢。
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变化，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一组条件难以为继，从而导致后发国家在“挤压式”追赶期的高速增长结束之后，转入中速增长阶段。
从现象上看，有的成功追赶型国家经济增速下台阶时，恰好叠加了国际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如日本遇到了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韩国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
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可以触发和加剧增长速度的滑落，但不构成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根本原因。
人们同样可以观察到，尽管资源匮乏程度与日本相近，但上世纪70、80年代的石油危机并未打断韩国的追赶进程；而韩国之所以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增长速度下降，主因还是人均GDP超过1万国际元，进入了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间窗口。
成功实现追赶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并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动，即工业主导逐步转为服务业主导；相应地，投资比重下降，消费在需求增长中的份额上升；经济增长逐步进入创新和服务经济为主驱动的轨道。
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人均GDP仍然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
二、2015年左右中国将进入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间窗口借鉴不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和呈现出的规律，我们采用三种不尽相同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和前景进行了分析，预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用我国国民经济的总体数据，参照日本、韩国和德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进行分析。
按照1990年国际元计算，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864国际元。
假定今后几年我国GDP还能延续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态势，并结合联合国对我国人口增长的预测，那么到2016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11608国际元，与国际上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增长速度普遍下台阶时的发展水平大体相当。
2016年之后，比照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经验，如果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与过去高速增长期相比降低30%左右，则GDP增长率降低约3个百分点。
这样，预计GDP增速“十二五”期间为年均9.7%，“十三五”期间降至6.5%（我国官方统计口径）。
第二种方法是，考虑到我国大部分省级行政区从人口规模上看与国际上一个大国或中等规模国家相近，把我国每个省级行政区作为一个单独经济体，根据不同的省情选定国际上不同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和规律相比照，预测各省级行政区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之后再进行加总，推算出全国经济增长速度。
京津沪三个直辖市比照香港和新加坡两个城市经济体的经验；另外22个省份比照日本、韩国、德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并根据人均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城市化、分工专业程度、资源禀赋和外向型程度等因素作适当调整；其余六个自然地理条件不适宜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省份，则比照国际上若干曾经有过较高速度增长、但未跻身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的历史经验。
以各省份目前人均生产总值水平为基数，假定各省生产总值保持其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率，并结合各自的人口预测，估算出各省人均生产总值达到所比照经济体增长率下台阶水平时的时间；之后，假定各省生产总值增长率降低30%左右；最后加总测算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结果表明，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大约在2014年后降低到8%以下；“十二五”期间GDP潜在增长率为年均8.2%，“十三五”期间为年均7.3%（我国官方统计口径）。
第三种方法是通过大宗商品的消费量（或产量）和人均GDP水平之间的关系，预测我国经济增长率下台阶的时间点，以便与前两种方法的结果相互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