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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分析“范式”（paradigm）是指某一学科领域中的一种基本理论框架或思维模式，该范式可以指导并影响学者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解释和说明。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范式问题是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的问题。
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一、范式的形成和演变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范式的形成和演变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的。
首先，政治环境的变化是决定范式形成和演变的一个关键因素。
随着政治制度和国家形态的不断变革，将会对学者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产生重要影响。
例如，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兴起之前，关于中国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儒家思想角度出发的；而在民族国家兴起之后，则儒家思想被国粹思想所取代。
这种变化，就是跟着中国国家的变化而变化的，对范式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其次，外部的学术环境和学科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范式的形成和演变。
在20世纪初，大批西方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东亚地区，启动了以“东方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浪潮。
这个时期的学者，侧重于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全面地对中国进行研究，这就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范式的形成和演变。
再次，学者个人的思想影响也是范式形成和演变的关键因素。
例如，汤恩伯和钱穆这两位知名学者，他们均是认为中国儒家文化是中国的本源和基础，因此在其研究中，儒家思想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由此可见，学者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等都是范式形成和演变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二、范式问题表现首先，存在着重复、僵化的范式。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些范式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且由于缺乏新的思想和方法上的创新，这些范式已经变得重复、僵化。
例如，一些学者依然采用“中西文化冲突”或“传统与现代的斗争”等框架去解释中国近代史，这与当前的社会现实和学科研究的发展实际相去甚远。
其次，存在着缺乏共识的范式。
范式作为某一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框架或思维模式，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学者之间的共识。
但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学术界内部的分歧，一些范式在学界内缺乏共识。
数智力学与应用---第四范式力学研究的产物殷德顺一、科学研究范式简介当谈及科学研究范式时，我们通常指的是对科学问题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和思维模式。
以下是对第一范式至第四范式的简要介绍：（1）第一范式- 观测与实验第一范式强调的是通过观察和实验来获取科学知识。
在这个范式下，科学研究者依赖于直接观察现象、进行实验，以收集数据和验证假设。
例如，伽利略通过观察落体实验来得出了物体自由落体的定律，这是典型的第一范式研究。
（2）第二范式- 理论科学第二范式侧重于通过理论推导来解释自然现象和规律。
研究者借助数学、逻辑等工具，从基本原理出发，推导出一系列的理论模型，并通过逻辑推理进行验证。
牛顿的经典力学就是第二范式的典型代表，他通过数学推导提出了运动定律。
（3）第三范式- 计算科学第三范式将数值计算和模拟作为科学研究的核心手段。
它强调利用计算机进行大规模的数值模拟和计算，以解决复杂的科学问题。
这包括了使用数值方法解决偏微分方程、模拟物质运动等。
计算力学是第三范式在力学领域的代表。
（4）第四范式- 数据驱动科学第四范式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引入科学研究中，强调通过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方法来分析和理解复杂的科学现象。
它突破了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能够处理“大数据、小样本”的科学问题。
在力学等领域，第四范式的应用正为研究者提供全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
每一个范式都在其时代内对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而第四范式的出现为研究者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自然界的复杂性。
同时，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各个范式之间的交叉融合也成为了当代科学研究的新趋势。
二、力学研究迈向第四范式的探索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力学研究正逐步迈入第四范式的时代。
传统的理论分析、数值方法和实验技术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基础，但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机器学习方法，为力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1）力学理论与方法的智能化在力学领域，智能化推导方程成为了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第2章现代管理学的研究范式与企业管理理论的研究范式第⼆章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范式范式（paradigm）本源于技术范式，原意是指解决特定⼯程技术问题的模式。
范式⽤以识别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决定解决问题的⽅法。
在既定的研究范式中，研究往往沿着既定的路径进⾏。
美国哲学兼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62）在其代表作《科学⾰命的结构》⼀书中⾸先将范式这⼀概念作为取代“研究⽅法”⼀词的术语。
他认为，范式是“⼀个时代提供给社会参与的、在典型问题及解决⽅法⽅⾯被普遍认识的科学成就”。
这些成就⾜以“吸引⼀⼤批忠诚可靠的拥护者”，同时⼜“毫不隐蔽地把⼀切可能出现的问题留给后来的专门家去解决”。
管理学的研究范式（research paradigm）也可以称为研究的⽅法论或管理学哲学。
从科学哲学的⾓度看，它是属于科学哲学的⼀个专门化分⽀。
⽬前，科学哲学已经发展成为现代哲学中的⼀个很有影响的学科。
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已经跳出了纯粹的学术性解释学范围，⽽直接涉及到管理学的发展⽅向和管理实践者对管理概念及其变化的理解等⽅⾯。
⼀、管理学研究范式的⽬标布赖尔和摩根（Burrell and Morgan, 1979）将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分为职能主义（functionalist）范式、诠释型（interpretive）范式、激进的⼈道主义（radical humanist）范式和激进的结构主义(radical structuralist)范式。
（⼀）赖尔和摩根（Burrell and Morgan,1979）范式分类管理学其研究范式与其他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理学、⾏为科学、⼈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同⼩异，所采取的⾓度和所⾯对的问题极为相似，只是多⾓度分析的问题和层次有所不同。
职能主义的范式（functionalist）、诠释型的范式（interpretive）、激进的⼈道主义的范式（radical humanist）和激进的结构主义的范式（radical structuralist）(⼆)范式的概念1．现代管理学的研究者往往把管理学研究的研究⽅法称为范式。
经济学的方法论与研究范式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涉及到资源分配与利用、产出与收入、经济增长与发展等重要问题。
为了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在研究中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
本文将探讨经济学的方法论以及常用的研究范式，并分析它们在实际研究中的应用。
一、经济学的方法论经济学的方法论是指研究者在进行经济学研究时所采用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
其中，归纳法和演绎法是经济学中最常用的两种方法。
归纳法是从个别事实或具体案例出发，通过观察和实证，逐步总结出一般的规律和原理。
在经济学中，归纳法常常被运用于实证研究中，通过对各种真实数据的观察和分析，寻找经济规律。
演绎法是从已知的基本原理、规律或假设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结论。
在经济学中，演绎法通常运用于理论研究中，通过建立模型或构建理论框架，推导出经济现象的本质和内在联系。
除了归纳法和演绎法，经济学研究还常常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实验法等其他方法。
比较法通过对不同国家、地区或群体的经济现象进行比较，寻找异同之处，从而得出结论。
历史法通过对历史事件和过程的研究，揭示经济现象的演变和发展规律。
实验法则是通过构建实验环境，观察和分析实验结果，验证理论或检验政策效果。
二、常用的研究范式正统经济学范式是指应用传统的经济学思维和方法进行研究的范式。
它倾向于运用理性选择、均衡分析和市场假设等概念来研究经济问题。
正统经济学范式中运用最广泛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个体的理性行为和资源的有限性，通过供求关系和效用理论来解释市场行为和价格形成。
新古典增长理论则着重分析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 行为经济学范式行为经济学范式强调个体的有限理性和行为偏差对经济决策的影响。
与正统经济学范式相比，它更加注重实证分析和实验研究，并结合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学科的成果进行研究。
行为经济学范式中的典型代表是行为金融学和实验经济学。
行为金融学研究投资者的行为偏差和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实验经济学则通过构建实验环境，观察个体的经济行为，推断出人们的偏好和决策特点。
问题解决能力的课堂评价框架设计与实践范式contents•引言•问题解决能力的评价框架设计目录•实践范式——以案例为基础的评价•结论与展望问题解决能力是学生需要掌握的基础技能之一，有助于其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基础技能培养创新思维适应未来社会强调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其创新能力。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变化，具备问题解决能力的学生更能适应未来社会的需求。
030201问题解决能力的重要性通过课堂评价，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对问题解决能力的掌握情况，从而评估自己的教学效果。
评估教学效果课堂评价结果可以为教师提供反馈，帮助其发现问题、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引导教学改进合理的课堂评价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促使其更主动地投入到问题解决能力的学习中。
激励学生学习课堂评价的目的和意义本框架旨在构建一个系统、全面的问题解决能力课堂评价体系，包括评价目标、评价内容、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等方面。
框架设计通过案例分析、教学实践和经验总结等方式，探讨如何在实际教学中应用该框架，以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
实践范式框架设计与实践范式的概述评价学生对相关领域的基础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理解与掌握程度。
基础知识掌握情况考察学生是否具备宽广的知识视野，以及在特定领域内的专业知识深入程度。
知识面广度与深度评估学生能否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中，以及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知识应用能力知识储备评价创新能力评价学生是否能够提出新颖、独特的解决方案，展示非常规思维和创造性。
分析能力考察学生能否对复杂问题进行分解、归类和鉴别，抓住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因素。
逻辑推理能力评估学生的逻辑推理和论证能力，包括归纳、演绎、类比等思维方法的应用。
实际操作能力：评价学生在实验、实践或项目中的实际操作技能和执行能力。
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评估学生在团队中与他人协作、沟通、分享资源和经验的能力，以及在团队中承担责任和贡献的情况。
Stroop效应研究的新进展理论、范式及影响因素一、本文概述1、简述Stroop效应的定义与背景Stroop效应，又被称为斯特鲁普效应或色词干扰效应，是一种心理现象，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John Ridley Stroop在1935年发现。
该效应主要描述的是当文字的含义与其颜色不一致时，人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识别文字的颜色，相较于文字含义与颜色一致的情况。
这种延迟现象主要是由于大脑在处理信息时，文字的含义往往首先被自动读取，从而干扰了对颜色的判断。
背景方面，Stroop效应的研究起源于对认知过程中信息处理的探索。
在心理学领域，它常被用作研究选择性注意、自动化加工和认知控制等认知过程的重要工具。
由于Stroop效应在实际生活中广泛存在，例如在交通信号灯、广告设计和阅读理解等领域，因此其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随着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快速发展，Stroop效应的研究已经深入到神经机制层面，为我们理解人类认知过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然而，尽管已有大量研究，但关于Stroop效应的某些方面，如影响因素和个体差异等，仍需进一步探讨。
因此，对Stroop效应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人类认知过程，也有助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2、概述Stroop效应研究的重要性Stroop效应，又被称为斯特鲁普效应或颜色-词干扰效应，是一种经典的心理学现象，表现为当词的印刷颜色与其意义所指的颜色不人们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命名字的颜色，而不是直接读出字的意义。
自1935年John Ridley Stroop首次发现这一现象以来，它一直是认知心理学、神经心理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研究的热点。
随着研究的深入，Stroop效应不仅为我们揭示了人类信息处理的复杂机制，还在实际应用中展现出广泛的用途，如评估认知障碍、研究语言与认知的交互等。
在理论层面，Stroop效应研究对于理解人类认知过程具有重要价值。
它提供了关于注意、记忆、语言处理等多个认知功能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信息。
⽅法⼀⽂读懂“扎根理论”⼀、研究范式和扎根理论毫⽆疑问，⽅法论对于任何⼀个致⼒于做研究的学者来说都是⾮常重要的，它是⼈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法，即⼈类⽤什么样的⽅式、⽅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
正如迈尔斯所说：研究者要想为读者呈现⼀个确实可信的研究报告，就必须要向外界清楚阐述⾃⼰的研究倾向以及如何构建这个世界的外观，也就是研究⽅法。
但笔者认为，迈尔斯在这⾥所说的研究⽅法实际上是⼀种研究设计，按照克罗蒂观点，⼀个完整的研究设计⾄少应该包括四个要素：认识论（哲学基础）、理论视⾓、⽅法论和具体研究⽅法。
因⽽，如果要想更好地理解⽅法论，还必须要和本体论与认识论结合起来，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范式”来探讨这类问题更合适。
但由于⼈⽂社会科学的复杂性，产⽣的研究⽅法、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异常繁多，为了更好地展现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关系，本⽂归纳了⼀些常⽤研究范式，如表1所⽰。
需要强调的是，不同研究范式，其本体论、认识论与⽅法论也各不相同。
本⽂所探讨的扎根理论，如果从价值取向与研究⽬的上来说，属于实证研究范式；从理论视⾓上来说，属于解释主义范式；从研究⽅法上来说，属于质性研究②；从研究形态上来说，属于经验研究范式；⽽从认识论（哲学基础）上来说，它⼜属于建构主义范畴。
这也使它成为近年来在社会学领域内使⽤最为⼴泛，却⼜是误解最深的研究⽅法论之⼀。
然⽽，作为“当前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的研究范式”和⾛在“质性研究⾰命的最前沿”的⼀种研究⽅法论，很多⼈对它既充满期待，⼜⽆所适从。
因为它的出现，在⼀定程度上化解了传统的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分歧；填补了宏⼤研究与微观研究之间的鸿沟。
但同时，扎根理论⼜是⼀个充满争议、开放包容与不断发展的新兴研究⽅法。
基于此，本⽂试图从扎根理论的起源与发展、本质与内涵、思路与⽅法、争议与反思等⾓度来系统梳理扎根理论的理论体系，并结合其在⼯作场所学习中的相关实例，探讨它的具体应⽤，以期进⼀步丰富⼈⽂社会学科的研究理论，拓展相关研究⽅法。
案例研究的5种范式及其选择案例研究是学术界、商业界和政治界都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
它通过研究一个实际案例来深入分析、理解并解决问题。
在案例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应用不同的研究范式。
以下是五种常见的案例研究范式及其适用情况。
一、单一案例研究单一案例研究是一种重点研究单个现象的分析方法。
研究者将一个案例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详细地描述各种问题、决策和交互作用。
例如，一家公司可能会研究一位员工的职业生涯并寻找影响其职业发展的因素。
单一案例研究非常适合对特定问题的深入探讨，但由于其重点关注单个案例，所以不能代表普遍现象。
二、比较案例研究比较案例研究是将两个或多个案例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
它旨在发现案例之间的差异和相似性。
例如，政治学家可能会比较过去不同国家的民主政治实践，以确定哪些因素对于实现民主至关重要。
比较案例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不同选择或政策的结果，并发现成功与失败的原因。
三、理论建构性案例研究理论建构性案例研究的目标是使用案例的观察结果来发展或调整已有的理论。
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首先对理论进行详细说明，然后在分析案例时将其应用到特定案例中。
例如，一个社会学家可能在研究家庭暴力理论时，将其应用于某位受害者，以识别控制和支配行为的模式。
理论建构性案例研究非常适合在一个已有的理论不能解释新的案例时进行。
四、开放性案例研究开放性案例研究的目标是探索问题，而不是提供解决方案。
在这种案例研究中，研究者将重点放在探索性和开放性研究上，以尽可能多地收集关于问题或现象的信息。
例如，一位教育家可能想要探讨学生为什么不喜欢学习，使用开放性案例研究方法，通过询问学生的想法和看法来汇总有关的因素。
开放性案例研究有助于确定问题的本质，以便在更深入地研究前更好地进行定义。
五、综合性案例研究综合性案例研究是将多种研究范式结合在一起来进行研究。
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综合使用多种数据来源来更全面地了解问题。
例如，医学研究人员可能会结合传统的临床试验和集成性研究数据来评估某个治疗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问题解决的研究范式及影响因素模型[摘要] 问题解决有两种层面的研究范式，即表征式和社会文化范式。
为了研究问题解决过程中内外影响因素，本文将这两种研究范式结合起来，采用量化和质化方法，旨在建立问题解决的影响因素模型。
结果发现外部因素中，教师的教学范式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内部因素中学生的问题解决态度和一般的学习取向对学生的问题解决有着间接的影响作用。
外部因素也会影响内部因素，教师的教学范式越接近建构主义风格，学生的解难态度、学生取向以及对环境的观感越积极。
本研究对问题解决教学活动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问题解决；研究范式；教学范式；观感问题解决在学校教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是学校教育重要的目标之一（如问题解决能力），更是达成教学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如问题解决教学法）。
本文主要侧重前者，即研究个体的问题解决机制，对问题解决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梳理，并尝试在实证研究中融合不同范式，探索问题解决的内外因素的影响机制。
鉴于此，教师使用问题解决教学法才能有的放矢，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问题解决过程。
一、问题解决的研究范式和具体方法问题的存在是由于个体目前所处状态与想要达到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差距，[1]而问题解决的过程就是消弭二者差距的“一系列目标导向的认知活动”。
[2]问题解决的研究范式有两种，一种是表征式水平（Representational Level）的研究，另外一种是社会—文化水平（Social-Cultural Level）的研究，二者互为补充。
（一）表征式水平的问题研究范式在表征式水平的支持者们[3]看来，人们的内部心理过程不是不可分析的，而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表征出来，并为人们所研究和分析。
这种表征的方式通常是一些“构件（Construct），如思维模式、图式、概念、规则、理论等”。
在表征式研究范式的背后有两个假设：个体对知识的思维表征是认知的“中介状态（Mediating State）”；另一个假设是，通过分析个体对刺激的反应，如分析个体思维的口语报告，就可能得到他们的内部认知模式。
口语报告反映的往往是人们加工知识的中间状态，如此，人们的认知活动就可以定义为：获得、组织和应用知识[4]的过程。
提高个体的问题解决能力（一种高阶认知活动），就可以转化为获得、组织和应用一定知识。
在这种研究范式下，人们一般用三种研究方法对问题解决进行去背景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研究，即实验的方法、口语报告分析方法和人工智能模型法。
[5]1. 实验方法研究者通常给被试呈现问题，然后在一旁观察什么事情会发生。
实验者通过很多工具来测量问题解决质量，如正确回答问题的次数、解决问题所花的时间、犯错的次数和类型、被试能够回忆多少知识、问题解决过程中的速度变化等。
早期问题解决的实验任务基本是去内容化的（Content-Free），所有被试对某一问题都无需专门的知识，这样才能保证实验的纯洁性，据此提出一般的问题解决模型，如数学家Polya[6]曾提出一个问题解决模型，包括理解问题、设计计划、实施计划、检查。
实验方法的特点在于被试是在严格控制的实验环境中进行与具体学科内容无关的问题解决，测量工具相对客观，研究者与被试是完全隔绝的。
2. 口语报告分析用口语报告（Verbal Protocols）分析来研究问题解决时，人被看作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这个系统有长时记忆、短时记忆和工作记忆。
长时记忆是被处理过的信息存储的区域，信息以有意义的形式长期保存在长时记忆中；短时记忆是人们从外界接收到信息后临时存储的区域，一次只能存储很少的信息；工作记忆是活动的短时记忆，涉及到选择、控制和解释即时信息。
[7]信息从感受器进入到人的短时记忆中，部分受到特别注意的信息进入工作记忆，加工后经过编码的知识会被存储到长时记忆中。
[8]Ericsson和Simon[9]认为人们能够一边思维，一边报告自己的思维活动，尤其是人们在工作记忆中对信息进行声音和图像的编码时，这个过程可以通过言语再现出来，即出声思维（Think Aloud）。
同样的，Simon 和Kaplan[10]也提出，人们思维活动中即时的言语可以透露他们头脑中正在进行的活动，研究者可以据此了解问题解决过程。
具体的做法是，让被试在问题解决或推理的过程中，将其思路用口语报告出来。
口语报告被质疑的方面在于我们无法确信被试的解释是否总是能如实反映出他们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此外，口语报告本身会影响问题解决过程。
尽管如此，口语报告分析依然是研究个体问题解决的一个重要方法。
3. 人工智能模型随着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领域的研究者们经常用计算机模拟人类解决问题，来认识人类的认知结构。
这种方法是通过建立专家策略库，借助计算机信息处理系统来模拟出人类处理信息的过程，从而探索人类认知结构不同部分的不同功能（如有些是用来存储信息，另外用来加工外界进入的信息等等），以及这些不同部分如何协同工作来解决问题。
表征式水平的研究范式将问题解决看作是个人化的、去背景的认知过程，因此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是二元对立的。
无论是实验法、口语报告，还是人工智能模型，都力求保证被研究者在干扰最小的情况下进行认知活动，研究者采用观察、专门的测量工具、被试的自我报告等数据采集工具进行研究，然而这种研究范式受到了来自社会—文化学派学者的批评。
[11][12]（二）社会—文化水平的研究范式社会文化水平研究范式的支持者们反对将知识看作是去背景化的单一实体（Entity），问题（复杂知识的表达形式之一）不是仅存在于个体的脑袋中，而是通过利用人造工具，利用表意系统，如语言，在特定的实践共同体中，存在于个人与他人相互作用中。
[13]也就是说，个体的认知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发生的，知识作为认识活动的结果，也不能脱离了具体的社会环境，在社会活动中，知识为自身赋予意义。
[14]因此，学习是“合法的边缘参与（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15]也就是说，知识的获得过程是学习者参加“有价值的社会实践（Valued Social Practice）”，[16]从而逐渐进入某一社会文化社群的过程，所以不能把学习从所在的社会情境中剥离。
学习总是嵌入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也将应用于这样的环境中。
在这样的范式影响下，诊疗式访谈（Clinical Interview）被人们用来研究问题解决的思维过程。
诊断式访谈起初是由Piaget[17]发展起来的，具体做法是用儿童能听懂的语言和他们对话，巧妙地引导他们在对话过程中暴露自己的思维活动，来揭露出儿童隐藏的认知模式，用认知的“第三只耳朵（Third Ear）”来聆听。
“我要通过安排一些心理诊断的问题，让我的被试参与和投入到对话过程中，目的是了解他们的回答，特别是错误的回答背后，推理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我就是要发现这些背后的东西”。
[18]使用诊断式访谈体现出尊重儿童所在社会情境和他们的独特体验，并通过系列巧妙的设问和动态调整的谈话来把握儿童的认知特点，因此Simon[19]将诊断式访谈看作是建构主义范式下的一种研究方法。
除了考虑个体所在情境的独特性和个体认知特点外，诊断式访谈的另外一个考虑是，个体的思维活动是流动的（Fluid），[20]体现在个体的认知会随着时间发展，而且还可能在他人影响下发生变化。
传统的客观测量题只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却未必能保证所有被研究者对题目都有相同的理解，也不能保证有相同答案的被研究者有相同的理解水平。
诊断式访谈可以通过不断变换题目的表述方式达到让被研究者充分理解题目的含义，且深入全面了解学生答案背后的原因和思维特点。
社会文化范式的支持者们主张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互相影响的，研究者需要学会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和情境中，才能真正把握被研究者的思维特征。
（三）对两种研究范式的评价两种水平的研究范式并非是截然对立的，Greeno[21]提出表征式研究和社会—文化研究的基本区别在于分析的侧重点不同。
表征式水平的研究范式着重于个人的认知过程和结构，希望获得所有人都适用的问题解决规律；社会文化观点从系统观点出发，强调个体与内嵌于其间的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个体的独特认知特点。
表征式和社会—文化研究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社会文化范式忽略的个人认知过程和结构，可以由表征式范式的个人认知观点来弥补，反之，表征式范式没有考虑进去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解释。
另外，表征式研究的支持者没有考虑情感、一般的解难态度以及个体对环境的观感，这是因为他们只是强调获取和应用知识，其侧重点不在于对问题解决作出面面俱到的分析。
从实际操作看，以上的研究方法如出声思考、诊断式访谈都属于定性评价，虽然是很好的研究问题解决思维过程的方法，对研究者的要求却很高，如设计诊断式访谈的问题、跟进学生流动思维的技巧等，理论上虽然极为完美，操作起来却无法保证质量。
因此，近年来人们经常采用更加实用的研究方法。
如分析学生的问题解决作品，在传统考试中增加开放性的问题，首先定性地分析问题解决的特征或者步骤，将评价对象分成几个维度，然后定量地对这些维度赋值，评价问题解决特征或步骤体现的程度，从而让研究者能发展出操作性较强，且相对客观的研究工具。
如Yevdokimov & Passmore[22]做了一项关于资优学生数学解难的研究，将问题解决分成了四个步骤：问题解决的第一步FS（the First Step of Solution of a Problem），从问题抽取出主要信息（MI, Main Information extracted From a Problem），概括知识（G, Generalisation）和完成问题解决（C，Completion of the Solution）。
同时，他们也发展了每一个步骤的量化评量工具。
这个研究证明，量化特征结合定性指标，是一种强有力的诊断工具，可以研究资优学生在问题解决中的概念重构和技能提高。
二、问题解决内外影响因素模型的实证研究问题解决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然而只有厘清问题解决影响因素，才能在课堂教学中应用适当的策略来提高学生问题解决技能。
根据Robertson[23]的理论分析，问题解决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
外部因素包括文化的、社会的以及问题所处的背景等。
内部因素分为两种，一种是认知因素，如信息加工速度、记忆力、工作记忆容量、过去的知识基础、一般的学习方法等；一种是非认知因素，如动机、个性的和生理的条件、解决问题时的情感态度等。
[24]Robertson的分析在实际教学环境中有怎样的体现呢？这些内外因素对问题解决的影响力有多大呢？过往的研究并未解决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