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领域现腐败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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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 “动奶酪”,必严惩作者:来源:《中国扶贫》2017年第16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要紧盯脱贫民生领域,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七次全会对开展扶贫领域专项整治作出部署,要求对那些胆敢向扶贫等民生款物伸手的人要坚决查处。
2017年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并讲话。
他强调,对胆敢向扶贫资金财物“动奶酪”的严惩不贷。
在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扶贫资金犹如“枪支弹药”,是推进扶贫工作、实施扶贫项目的物质保障。
对于广大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来说,扶贫资金就如同“救命钱”,因此,扶贫资金“必须瞄准贫困地区和人口,确保专款专用”,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不容碰触的高压线。
然而,从各级督查巡视情况来看,确实存在个别干部把扶贫资金当成“唐僧肉”,利用职务便利套取、侵吞、挪用扶贫资金等问题,还有的干部懒作为,不作为,乱作为,导致扶贫资金闲置,损害了贫困人口的切身利益,消减了扶贫成效,阻碍了脱贫进程。
审计署6月23日发布的158个贫困县扶贫审计结果显示,日常监管不到位,发生骗取套取、违规使用、借机牟利等问题3.81亿元。
扶贫项目实施中因脱离实际等未实现预期效果,涉及资金3.3亿元。
近20亿元扶贫资金闲置,其中6亿多元资金已闲置2年以上,扶贫资金在具体使用中尚需进一步精准聚焦。
针对以上种种问题和乱象,《中国扶贫》组织策划了一组扶贫资金监管使用的专题文章,从纪检、监察、审计、扶贫等多角度全维度探讨展现此项工作。
既有政策解读,也有经验介绍,还有代表性案例的精准剖析,力求阐明扶贫资金监管使用工作的意义、困难、成绩及现状。
此次党中央再次明确强调,对胆敢向扶贫资金财物“动奶酪”者严惩不贷,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对扶贫领域腐败问题“零容忍”,不允许任何人对扶贫资金动“一针一线”,拿“一分一厘”。
胆敢伸出“黑手”“动奶酪”者,必被严惩!(文炜)。
2016.10.(中)30主持人:胡明超警世钟随着越来越多的扶贫项目和资金下拨到基层,当前发生在这一领域的腐败风险上升。
记者近期在多地采访发现,一些地方基层干部特别是村组干部频频将“黑手”伸向扶贫领域,使脱贫对象的“获得感”被严重剥夺。
除了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等涉腐基层干部惯用的违法手段外,一些“非典型”的“回扣式”腐败,正在成为基层干部蚕食群众利益的新变种,即“给你争取一碗肉,你得让我喝口汤”。
多地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反映,相较于扶贫领域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对人数更多、范围更大的村组干部“微腐败”,惩处起来掣肘颇多,力度也显不足。
扶贫资金被一些无良村干部当成“唐僧肉”,遇到了要“吃”一口,而且吃得那么理直气壮,让人感慨。
在那些无良村干部看来,自己辛苦付出了,钱全给了村民,自己岂非吃亏了?于是利用种种手段来“拿回扣”,甚至狂叫“给你争取一碗肉,你得让我喝口汤”。
一个很荒唐的例子。
一国家级贫困县申请了100万元资金为一个村修桥,经各级干部层层截留,最后真正用于工程的竟然只剩下7万元。
这些村干部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胆子也越来越大了,苦的只是那些村民。
村干部如此嚣张,无非是一方面有“土皇帝”意识,觉得山高皇帝远,监管部门很难管;另一方面是惩罚轻,自己的行为属于“微腐败”,不可能受到重罚,也就会变得肆无忌惮了。
村干部的想法不是空穴来风;相反,却是从实践中得出来到宝贵“经验”。
据了解,近年来判处的基层干部腐败案件,由于涉案金额较小,逾八成最终被判处缓刑。
缓刑对于村干部来说,毫发未损,照样当村干部,自然不会形成震慑效果。
本来,对于村干部来说,最大的监管力量就是村民,可在村干部眼中,村民的力量实在不值得一提,基本上是不敢和自己作对的。
在一些地方,村干部都是所谓的“能人”“强人”,有的通过家族势力甚至黑恶势力维系村组治理秩序。
整日“抬头不见低头见”,办事还要有求于他们,村民便只好“睁一只眼村干部“微腐败”需要“重惩罚”□王军荣周滨(周永康之子)一审获刑18年,一个多月后,他的老同学米晓东也站上了同一个法院的被告席。
关于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管理整改工作情况报告今年以来,**县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管理的意见〉》和省扶贫办《关于开展产业扶贫项目推进中违规问题专项整治管理行动的通知》的要求,扎实开展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管理整改工作,目前正在开展“明察暗访、追责问责阶段”工作。
自查自纠阶段,查出违纪违法类问题14件,全部移交县纪委办理整改完毕;查出作风类问题34件〔包括非产业类作风问题〕,全部落实了整改。
现在将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一、高度重视,组织推进县委、县政府对产业扶贫项目推进中违规问题专项整治管理行动高度重视,把此项工作作为扶贫系统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不折不扣强抓落实,以问题整改推进项目落实和机制完善。
第一个是成立专班。
我县成立了由政府副县长、扶农办党组书记、主任马新洪同志任组长, 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冯本辉为常务副组长,扶贫办领导班子4名副职为副组长及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县产业扶贫项目推进中违规问题专项整治管理行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扶贫办7名股级干部和业务骨干组成,各乡镇也成立了相应专班,负责组织落实本乡镇专项整治管理行动工作。
第二个是制发文件。
依据上级相关文件和会议精神,结合盐山实际,我县先后制发了《产业扶贫项目推进中违规问题专项整治管理行动方案》、《产业扶贫项目推进中违规问题专项整治管理行动自查自纠工作方案》、《关于对产业扶贫项目专项整治管理工作开展专项核查的落地实施方案》等文件,指导全县产业扶贫项目专项整治管理工作规范有序推进。
三是会议推进。
我们先后5次召开调度会、研讨会、培训会,就各个时间节点的工作和业务进行研讨、安排、培训,多项内容合并开,紧锣密鼓推进工作开展。
二、强化措施,精准识别在怎么查、如何查、查得实的问题上,我们突出了三个环节。
第一个是摸清底数。
在1月中旬前,我们对十八大以来全县扶贫项目按照不漏过一项、不放过一个的严格规定,进行了项目“大起底”,不但在本单位核实底数、查清项目,而且到财政及相关部门去核实底数、核准项目,力保项目底数准、情况明。
群众监督 执纪问责1.昌图县泉头镇联合村党支部原书记、村主任刘青山违反工作纪律问题。
昌图县泉头镇联合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刘青山,在未召开村两委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情况下,违规出卖土地;在未交承包费的情况下,从2007年开始,一直无偿使用机动地。
刘青山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并补交2007年至2017年的承包费21,964元。
2.铁岭县阿吉镇隋荒村党支部书记王洪星、村主任王红日工作失职问题。
2016年末,阿吉镇录入2017年新农合参保人员过程中,由于王红日(非中共党员)没有认真核对2017年村民交款名单,导致已交2017年参合款的两名村民有病住院无法报销,王红日工作失职,王洪星负有领导责任。
王洪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村民住院费用由王洪星、王红日承担。
3.调兵山市晓南镇宋荒地村党支部书记刘春成、村委会主任都海明违反组织纪律问题。
2014年9月,调兵山市晓南镇宋荒地村未经村民代表大会研究决定,虚列支出、现金支付三笔款项合计30,800元用于村其他支出。
刘春成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擅自同意支出村集体资金,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都海明作为村委会主任,负有直接责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铁岭市纪委监委)1.大石桥市农机局管理科科长王治生、农机监理所科员徐中钧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问题。
王治生、徐中钧在负责2013年度农机补贴核实工作过程中,玩忽职守,致使国家70万元补贴被骗领。
2017年9月,王治生、徐中钧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
2017年12月,王治生、徐中钧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2.站前区八田地办事处富强社区民政专干李婉莉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他人违规领取低保问题。
李婉莉任八田地办事处富强社区民政专干期间,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8人违规享受低保。
李婉莉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3.辽师大附属中学营口分校校长、党支部书记翟立群违规收费及多支付餐饮费用问题。
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存在问题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扶贫领域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领域,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
而在扶贫领域的监督执纪问责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
本文将对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首先,扶贫领域的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存在不足之处,主要原因是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不够。
一方面,扶贫领域牵涉到众多资源,涉及面广、复杂,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专业化和精细化。
另一方面,扶贫工作是长期性、复杂性的任务,需要相关部门形成常态化的监督机制,而不是片面追求短期成效,忽视长期的监管工作。
其次,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存在的问题还源于一些地方政府和扶贫干部的问题。
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存在重视表面工程、注重政绩的问题,导致扶贫工作的实效性不足,容易出现一些虚假的数据和报告。
另一方面,一些扶贫干部在扶贫过程中存在腐败问题,通过挪用、截留、套取扶贫资金等方式谋求私利,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一系列的对策建议。
首先,加大监管力度。
相关部门要提高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建立健全相应的机制和制度,加强扶贫工作的监管力度。
其次,加强地方政府和扶贫干部的责任担当。
地方政府应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注重扶贫工作的实效性和可持续性,杜绝虚假宣传和数据。
而扶贫干部要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和廉政意识,坚决杜绝腐败问题的发生。
最后,加强社会监督和参与。
广大人民群众要积极参与扶贫工作,通过舆论监督、举报和投诉等方式,加强对扶贫领域的监督,推动问题的解决。
综上所述,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监管力度不够和一些地方政府、扶贫干部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地方政府和扶贫干部的责任担当,同时加强社会监督和参与。
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地推动扶贫工作的顺利进行,实现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目标。
为了解决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存在的问题,需要在多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观看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警示教育片心得体会观看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警示教育片心得体会近年来,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和扩大,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也日益凸显。
为深入了解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和危害,在工作中更好地坚守廉洁底线,我观看了一部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警示教育片。
通过观看此片,我深感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并对反腐败工作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以下是我对这部教育片的心得体会。
一、对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的认识通过影片的展示,我深入了解了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的几个方面。
首先,扶贫领域腐败问题主要包括了挪用扶贫资金、虚报扶贫成果和滥发扶贫款等。
这些问题严重侵害了贫困群众的权益,阻碍了扶贫工作的正常开展,严重危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其次,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的危害性及其影响范围非常广泛。
不仅仅是财政资金被滥用,更重要的是扶贫资源被浪费,扶贫成效被掩盖。
腐败问题导致扶贫资源无法真正用于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让贫困问题得不到切实解决。
最后,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的形成原因也在片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
其中,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和监督缺位是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
权力寻租导致扶贫干部滥用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利益输送则是腐败行为的重要驱动力,而监督缺位则使得腐败行为得以掩盖和延续。
二、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的危害通过观看此片,我进一步认识到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的危害性。
首先,腐败问题使得本来可以用于扶贫的资金和资源流失。
这不仅仅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构成了直接影响,还延伸到了更广泛的财政资源分配问题上。
其次,腐败问题破坏了扶贫政策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本应优先帮助贫困人口的扶贫资源却流向了一些不需要帮助的人,这导致贫困人群的贫困状况无法得到根本改变。
再次,腐败问题影响了广大贫困人民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天下苦穷,皆因腐败。
当他们看到扶贫资源被侵占,心生失望和不信任,腐败问题就会进一步破坏扶贫工作的良性循环和贫困人民的希望。
最后,腐败问题也对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重大伤害。
斩断权利末梢的黑手观后感
观斩断权利末梢的黑手有感:
通过观看《斩断伸向扶贫领域的黑手》警示教育片,该片讲述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案例,曝光扶贫工作中违纪行为,如违规套取扶贫资金、优亲厚友、失职渎职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要紧盯脱贫民生领域,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全会对开展扶贫领域专项整治作出部署,要求对那些胆敢向扶贫等民生款物伸手的要坚决查处。
虽然涉及金额不大,但影响极坏,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损坏了扶贫工作者的形象,一段段触目惊心的画面令人深思。
让我震动颇深,作为基层村干部,我们坚决不能做雁过拔毛、跑冒滴漏的钻营取巧之人,把老百姓的救命钱中饱私囊,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终究会让人唾弃,受到法律的严惩。
脱贫攻坚到了啃硬骨头的冲刺阶段,任务比以往更加艰巨,更加需要从严管党治党,更加需要铁的纪律作保障。
苍蝇虽小,危害却很大。
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贪污的是政府的扶贫款、群众的救命钱,而且就发生在群众身边,极大地损害了党委、政府的形象,也严重侵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
要打赢脱贫攻坚战,既需要上下同欲、集中力量,也需要严明的纪律
保障。
不断强化民生监督,把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其成为“过街老鼠”,才能不断将扶贫“蝇贪”绳之以纪,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扶贫资金岂容“雁过拔毛”作者:赵建明来源:《共产党员·上半月》2022年第02期欺上瞒下,在扶贫资金上“动歪脑筋”,践踏红线,蚕食群众利益终尝“恶果”。
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哨子河乡冰沟村村委会原主任刘成龙案,是发生在扶贫领域里非常典型的案例。
2019年年底,岫岩县圆满完成贫困县脱贫“摘帽”任务。
但对于纪检监察机关来说,扶贫领域里的任何问题线索仍是关注的重点。
很快,冰沟村村委会主任刘成龙进入了办案人员的视线。
刘成龙所在的哨子河乡冰沟村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村集体经济捉襟见肘。
2016年8月,驻村扶贫工作队通过乡财政所,拨付给村里两户贫困群众20万元用于新建住房。
刘成龙在协助乡政府管理上述扶贫款中,渐渐有了异样的想法,开始動起了“歪脑筋”。
“他以购买建筑材料的名义骗取扶贫款2万元。
”查办案件的岫岩满族自治县纪委监委派驻第五纪检监察组王胜利说。
尝到“雁过拔毛”的甜头后,“底线”也被轻松突破了,刘成龙内心的私欲也被唤醒了。
在修建村文化广场时他又玩起了“猫腻”,再次如法炮制,以购买砂石料的名义虚报了1万元款项,并据为己有。
同时,他还“见缝插针”,以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修保温外墙的名义,凭空虚报了7500元。
心存侥幸的他自以为无人知晓,胆子越来越大了,其贪腐的手段和“花样”也渐渐多了起来。
经调查组调查发现,几年来,刘成龙共非法占有扶贫款总计14万余元。
除了把“黑手”伸向扶贫资金,办案人员还发现,刘成龙在村里还有其他问题。
2017年2月,县林业局拨付给冰沟村累计7万元的费用,用于建村屯绿化项目,已经习惯了“雁过拔毛”的刘成龙对这次机会当然也不会放过,他对购买树苗款和栽树人工费打起了主意,把11044元揣进了自己的口袋。
为了掩盖自己贪腐的事实,他还找人修改了村里的会议记录,借此逃避组织调查。
随着村务公开制度的完善,执纪审查向基层延伸,隐藏得再深的“微腐败”,也终将会暴露在阳光之下。
在大量铁证面前,刘成龙不得不承认犯罪事实,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作出反省。
扶贫领域监督执纪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稳步推进,扶贫资金点多面广、对象分散,资金监管难度大,虚报冒领、截留私分、强占掠夺、贪污挪用、挥霍浪费等问题比较严重,“雁过拔毛”、优亲厚友等人情扶贫、关系扶贫屡禁不止。
一、当前扶贫领域存在的主要违纪问题及表现从近年来查处涉及扶贫领域件的件案件来看,扶贫领域违纪问题有以下几种表现:一是“欺上瞒下伸黑手”。
一些基层干部采取多报、虚报村民人数、种植面积等手段套取国家补贴资金,再用虚假账户或伪造签名来据为己有,面上手续齐全、到户到人,面下张冠李戴、大有文章。
有的以合法形式作掩盖,在招投标中废标、串标、泄标,化整为零规避招投标,随意变更规划、设计,变更工程量、虚报项目、虚列工程支出等,从中套取挪用扶贫资金。
少数基层干部索取、收受困难户好处费,甚至将建房补助款等扶贫资金装入自己的腰包。
个别干部与群众互相勾结,伪造贫困身份,骗取国家扶贫款物等,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二是“掩耳盗铃擦边球”。
各项惠农资金成为部分基层干部有利可图的“香饽饽”。
为捞取利益专“钻”政策漏洞,在缺乏政策执行细则、操作弹性大的情况下,歪曲政策、大打“擦边球”,只执行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无益的则束之高阁,对群众利益置若罔闻。
如在农村土地征偿上,以低价甚至无偿强占掠夺农民土地,严重损害农民利益。
三是“公器私用讲人情”。
少数基层干部凭关系、凭感情办事,在贫困户申报、农村低保评选、困难户资金补助、资金物资发放等工作中优亲厚友,搞“人情保”“关系保”,极大地损害了群众利益。
四是为官不为不担当。
部分基层干部工作责任心不强,担当精神不足,对扶贫工作不上心,纪律涣散。
一些驻村第一书记、扶贫专干、驻村工作队员、帮扶责任人以本单位工作繁重为理由,进村入户开展工作不按时不认真;有的长期不入户,对贫困户家庭情况不了解不熟悉,对贫困户的帮扶措施不到位等。
一些村级组织软弱涣散,村干部对扶贫政策一知半解;有的履职不力,侵害群众合法权益,导致信访事件频发;有的在处理信访事项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后果。
2015年月7月底,得知“老熟人”王志宝被纪委带走调查后,王毓慌了神,开始疯狂退赃。
四川冕宁县后山乡阁里村、冶勒乡大坝子村、新兴乡耳子厂村等村的村组干部,陆续收到王毓派人送来的一个个信封——里面装有3万元到20万元不等的现金。
这十多天,王毓送出54万余元。
被牵出的“回扣之道”被调查之前,王志宝是冕宁县森荣乡党委书记,王毓是冕宁县民族宗教和扶贫移民工作局党委书记、局长。
他们的问题,是纪委人员沿着一件私分扶贫补助款案,“顺藤摸瓜”发现的。
2015年7月,一封寄自冕宁县棉沙乡许家坪村的举报信被投递到凉山州纪委。
“前年的危房改造项目资金,我们没有拿够。
有的拿到1万元,有的只拿到5000元,但是乡上却要求我们每家都签1.6万元的收据,这其中出入的几千块哪儿去了?”村民们在信中质疑。
2012年,许家坪村70户人家被纳入了农村危房改造项目,每户补助1.6万元,总计112万元。
时任棉沙乡党委书记的王志宝打起了这笔钱的主意。
他和乡长龙德洪、许家坪村支书马国华商量出一个套钱办法——降低每一户的补助标准。
于是,三人自行给70户改造户设定了“需要完全拆除新建”“相对不是很破烂能够维修”“换门窗内外抹灰”等几个标准——“新修”的发给1万元,只需“维修、粉刷”的就给5000元……通过这个途径,王、龙、马三人总共套取了住房改造项目资金50万元。
接到举报信并初步核实问题后,凉山州纪委和冕宁县纪委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在调查中,王志宝除了交待三人私分扶贫款项的事实,还将他和王毓的“交易”全盘托出。
王毓曾在棉沙乡工作,和王志宝、马国华二人熟识多年。
2012年,王、马二人找到王毓,希望后者能批准许家坪村的农村危房改造项目。
王毓“爽快”地答应了,批准112万元危房改造项目资金。
套取资金后,王、马向王毓送上“感谢费”5万元。
期间,王志宝又利用与王毓的关系申请到棉沙乡龙家沟村人畜饮水工程,完工后,王毓收到“感谢费”4.8万元。
反腐案例在给一些村上安排的危房改造项目中,王毓直接“指导”了套钱的办法:他吩咐下面多报点虚户,做个假名册就直接套钱。
扶贫领域现腐败黑手领低保需交5百好处费经济参考报随着越来越多的扶贫项目和资金下拨到基层,当前发生在这一领域的腐败风险上升。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多地采访发现,一些地方基层干部特别是村组干部频频将“黑手”伸向扶贫领域,使脱贫对象的“获得感”被严重剥夺。
除了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等涉腐基层干部惯用的违法手段外,一些“非典型”的“回扣式”腐败,正在成为基层干部蚕食群众利益的新变种,即“给你争取一碗肉,你得让我喝口汤”。
多地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反映,相较于扶贫领域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对人数更多、范围更大的村组干部“微腐败”,惩处起来掣肘颇多,力度也显不足。
一、扶贫资金被当成“唐僧肉”——广西一些受访纪检干部说,他们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发现,不少村干部认为,申报扶贫领域项目很辛苦,从资金里抽取一些“回扣”理所应当,把扶贫资金当成了“唐僧肉”。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中部地区一国家级贫困县下乡时,有村民反映,2014年,该村以42户村民名义申报了一个茶叶种植的扶贫项目,种植规模为222 亩,项目资金44万元,按照政策,75%的资金要分配到户。
而经村民实地丈量,项目实际面积不足20亩,且42户村民中还有去世多年之人。
同时,发放到村民一卡通的资金第二天就被村里套走,村民每户只拿到200元,项目至今仍未实施。
据了解,虚报冒领、截留挪用,在当前扶贫领域是涉腐基层干部惯用的违法手段。
“近年来查办的扶贫领域腐败案件,主要发生在惠农专项资金、退耕还林补贴、低保发放等领域,有的干部‘雁过拔毛’,贪婪程度令人震惊。
”陕西省山阳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席健康说,全县有86项惠民补贴,形式上虽然实现了“一卡通”,但在申报环节仍存在漏洞。
犯罪分子往往采取虚列名单、偷刻印章、复印村民身份证、冒领等方式,或在申请审批过程中“吃拿卡要”,犯罪形式也更加隐蔽。
西部地区一设区市检察院反贪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曾查办当地的一起案件,一国家级贫困县申请了100万元资金为一个村修桥,经各级干部层层截留,最后真正用于工程的竟然只剩下7万元。
除此之外,多地群众反映,要获得一些帮扶,必须通过村干部的申报,诉求才能上达,往往不得不依附于后者,满足对方的索贿要求。
广西博白县近期查处的一起案例中,新田镇百岸村原村支书蓝元雄在帮助群众申报农村改厕项目时,按每户50至100元的额度收取好处费共1.27万元。
陕西省山阳县十里铺镇一村主任为村民申请低保后,困难群众来领取时,先要交500元的好处费,否则“一律免谈”。
记者近期在陕西关中地区某县采访时,一位农村低保户反映,村主任找到他索要数百元费用,理由是“为你办低保跑前跑后,你不给报销个路费?”“村干部不帮着申报,咱连低保都吃不上,给就给吧!”该村民无奈地说。
个别手握扶贫项目和资金的权力部门负责人,更是明目张胆地将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变现谋利。
已被提起公诉的江西省分宜县扶贫和移民局原局长龚平供述,每年除固定的扶贫资金外,省里下拨的数百万元经济发展资金由该局自主安排。
为获得这笔款项,当地12名村支书累计向他“进贡”32万余元。
一位村支书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热衷向龚平争项目争资金,一方面是因为争取到项目后可以加强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移民项目的验收,虽然县移民局要求项目要做到100%,但实际上只要做到七八成就可以通过,剩余的钱就成了村里的开支。
此外,部分基层干部还存在“优亲厚友”行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在发放低保过程中,有基层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照顾亲属,大搞“人情保”“关系保”,搞“利益集团”。
发放危房改造、农村改厕、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补助等时,不从实际出发,对不符合条件的亲属,“创造条件”也要给亲属,对符合条件的其他群众却视而不见。
记者在安徽省金寨县采访了解到,该县白塔畈镇光慈村党总支书记王孝华存在违规办理低保、优亲厚友问题。
经查,2009年至2015年3月,王孝华利用职务之便,违反有关规定为其父母办理低保,先后骗取低保补助款1.63万元。
二、扶贫公事成个别村干部“私家事”——由于村级民主监督不到位,扶贫公事成了个别村干部的“私家事”。
记者在广西多地采访发现,依照申报扶贫领域资金的文件要求,申报人选需要首先经村民主评议、评审。
但实际上,不少村没有做到民主决策,该开的会没有开,大多数是由村“两委”负责人说了算。
一些惠民指标、扶贫资金安排等,少数村干部“私下一商量”就决定了,为暗箱操作、优亲厚友埋下隐患。
“国家的扶贫政策是真好,可底下的有些干部以权谋私,让中央的温暖打了折扣!”采访中,记者不止一次听到群众如此反映。
据了解,政策宣传不到位、村务公开不足,使不少群众对扶贫政策知之甚少,即使被侵害利益也浑然不知。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贵州省三穗县滚马村村委会看到,村里的阳光民生监督公示栏十分老旧,“三资管理”“粮食直补”“项目建设”“临时救助”等分栏下一片空旷。
一些基层干部坦言,不少县级部门和乡镇党委政府,对惠民政策宣传不够,认为业务部门只需做好业务即可。
在此情况下,原本规定明确、边界清晰的惠农政策,成了村组干部的“自由解释权”。
“许多案件其实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贵州省贵定县第三纪工委书记罗华说,但为何能得逞?一个原因是扶贫项目量大面广,政策宣传不到位,导致部分群众不知情。
“以生态公益林补偿款为例,这本是国家生态保护的举措之一,在一些地方却成为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甚至沦为村干部侵占的‘财源’。
”他说。
虽然国家有关扶贫领域资金制度的设计相对完善,但基层却时常出现审查人员没有严格执行审核程序的情况。
据了解,以低保金发放为例,一些乡镇往往仅有1至2 名干部对全镇低保户的资料审核把关,由于人手少力不从心,导致低保户的受理、民主评议、入户调查等工作多由村干部一手包办,为后者贪污、虚报提供了便利。
江西省委第八巡视组巡视发现,在县、乡、村一级,扶贫资金监管缺失,乱象丛生。
有的违规向非贫困户发放扶贫贷款贴息,有的财务制度执行不严格,有的实施扶贫工程项目不规范,有的骗取扶贫资金,部分基层干部在资金分配和使用过程中有以权谋私、克扣贪污、收受贿赂的情况。
与此同时,少数基层干部自我要求不严,工作不在状态,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淡漠,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导致的扶贫资金监管不到位屡有发生。
广西武宣县扶贫办原主任覃圣巍任职期间,在开展贫困村重点产业开发项目工作中,没有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给国家造成63万元的重大经济损失。
同时,他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财物22.7万元。
三、村民怕报复“敢怒不敢言”——记者发现,在不少地方,迫于对基层干部的畏惧心理,群众对发生在扶贫领域的腐败现象往往“敢怒不敢言”,一方面纵容了腐败现象,另一方面也给办案机关查处案件带来困扰。
一些受访群众说,在不少村子,村干部都是所谓的“能人”“强人”,有的通过家族势力甚至黑恶势力维系村组治理秩序。
整日“抬头不见低头见”,办事还要有求于他们,群众便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还有的村民即便反映了情况,当有关部门去实地调查时,他们又不敢出面举证。
陕西省商洛市反贪局副局长刘建康说,当地近年来判处的基层干部腐败案件,由于涉案金额较小,逾八成最终被判处缓刑。
虽然是依法量刑,但有的村干部却因此有恃无恐,甚至扬言“我就是个农民,看你还能把我降到哪里去?”而对群众而言,举报的后果很有可能只是判处缓刑,村干部回到村里毫发无伤,有的还会打击报复,村民只能忍气吞声。
多位受访纪检干部坦言,在目前反腐高压态势下,纪委和反贪部门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状况,尤其是不少村组干部“非党员”和非公职人员的身份,使党纪国法难以约束和查处。
同时由于村组干部腐败案件人多、取证难、成案率低和不计入工作考核等因素,使一些纪检干部办案“有心无力”。
陕西、广西不少基层反贪部门干部反映,近年来县镇两级纪检监察机构虽然得到加强,但全员办案仍难以实现。
基层纪检监察人员调整、被上级部门抽调等较为频繁,一些人员业务不够熟悉,缺少办案经验,这些都严重制约基层反腐和问责工作的深入开展。
此外,法律界定存在分歧,形成了监管中的“模糊地带”。
西部地区一位市级反贪局负责人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曾就村干部犯罪问题有一个立法解释和两个司法解释,规定了村干部从事“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代征、代缴税款”等七类情况,属于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当出现贪污、挪用公款或受贿犯罪行为,由检察机关查办。
而当前移民搬迁、农业专项资金管理等腐败高发领域却不在七类情况之列,这些领域的贪腐问题被归为职务侵占范畴,由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监管,形成了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职能范围的交叉。
“长期以来形成的职能定位,使公安机关的工作重点在刑事和治安案件上,直接查办村干部职务侵占案件力量不足,经验也较为欠缺。
可以说农村职务犯罪的情况很多,检察机关可管的却比较少,公安机关可管,但查办的更少。
”一些基层司法机关干部坦言。
四、避免“微腐败”须把好四关——基层干部群众表示,扶贫领域中的腐败虽大多数额较小,但这种“零距离腐败”,关系到“十三五”末能否如期脱贫的头等大事。
亟须以公开为“防腐剂”,把好“四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惩处力度,保证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风清气正。
首先,把好扶贫项目和资金的申报、规划、实施、验收“四关”——江西省委第八巡视组建议,把好“四关”,做到于法周全、于事简便,从程序上减少扶贫资金滞留现象,提高使用效率。
加强基层廉政风险防控,建立与市、县、乡纪检监察部门的联系协作机制,对以权谋私,截留、套取、贪污扶贫资金的,必须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其次,针对脱贫攻坚中村组干部腐败高发现象,以公开为“防腐剂”,切实推动村务公开,强化村级民主监督。
江西省会昌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罗成建议,进一步抓好“三务”公开制度落实,健全“三务”公开目录,加强督促检查,保障群众对扶贫领域政策、资金的知情权、监督权。
再次,强化抓早抓小,做到小过即问、小错即纠、防微杜渐。
西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杨鑫表示,各级党组织应切实负起责来,对基层党员干部严抓严管。
对那些触碰党规党纪底线的,要及时处理和纠偏,防止小错演变成大错。
最后,夯实“两个责任”,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查处扶贫领域的腐败。
《经济参考报》记者发现,现实工作中,真正插手扶贫等惠民资金的群体,大多数是村“两委”干部和部分基层站所人员,这些人是协助基层政府推进工作落实的重要群体,为使其更好工作,个别乡镇党委政府往往对他们的一些违纪违规行为视而不见,有的乡镇干部还与其同流合污。
西安市纪委相关负责人建议,对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查处、走过场、应付了事、工作不力、进展缓慢,甚至有案不查、瞒案不报的地方、部门和单位,不仅应追究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还要往上倒查,追究上一级党委和纪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