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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第一部分：两次危机的共性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
初步得到 10 点结论，简要描述如下：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
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
这次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
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
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
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
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 ,, 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
世界两次经济危机比较研究作者：中国银监会课题组来源：《财经界》2013年第08期危机的爆发是由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积聚到一定程度，并超出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风险管理与监管能力。
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金融史中的两次巨大灾难。
本文重点从金融监管视角对两次危机发生前夕的金融体系特征、危机演变机制、危机产生原因和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等进行了比较分析。
研究显示，危机的爆发是由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积聚到一定程度，并超出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风险管理与监管能力。
在市场失灵时，金融监管应该担当起责任，及时予以纠正。
一、两次危机前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比较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前，全球金融机构经营模式和风险特征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因素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了深远影响，对风险管理和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但时移而法未易，导致金融体系风险水平与风险管控能力之间的失衡，最终引发严重危机。
与20世纪初期相比，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前，全球金融机构经营模式和风险特征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因素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了深远影响，对风险管理和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时移而法未易，导致金融体系风险水平与风险管控能力之间的失衡，最终引发严重危机。
（一）发起分销模式加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近30年美国的金融创新持续发展，尤其是资产证券化市场迅速增长，发起分销模式盛行。
本次危机爆发前，美国金融体系与大萧条时期已存在巨大差异。
1929年，美国存款类机构资产占全部金融中介的56.9%，保险和养老机构资产占全部金融中介的30.3%，其他金融机构资产占全部金融中介的12.8%；而2007年二季度末，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占比已不到四分之一，金融体系内的大量资产由非银行金融机构所持有。
发起分销模式将银行资产进行证券化后销售给投资者，从而转移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在此模式下，市场参与者众多、交易链条和风险链条拉长、委托代理关系复杂，存在较大的风险漠视和激励失当问题，而监管部门却因为迷信市场自律而忽视风险监管，导致风险积聚。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第一部分：两次危机的共性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
初步得到 10 点结论，简要描述如下：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
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
这次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
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
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
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
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 ,, 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
两次全球大危机比较与金融脆弱性分析在20世纪的30年代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系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直接成为危机的导火索，反映出金融自身的脆弱性。
金融发展脱离实体经济、金融自由化和过度创新、同业竞争的被动反应成为金融脆弱性加深的主要原因。
本文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经济与金融市场环境，就如何应对我国金融脆弱性、保持金融体系健康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金融体系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存款保险制度推出、存贷比限制的取消，都为金融发展注入新活力，金融调配经济资源的能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高。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仍有脆弱性的一面，比如流动性过剩与实体经济融资难并存，房地产行业持续火热、房地产融资集中度过高与实体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并存等，反映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不协调和不适应，仍需进一步深化改革。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文从金融的视角，总结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透视金融脆弱性的产生原因与表现，为我国当前政策取向提供有益借鉴。
从金融角度看两次全球大危机的形成与演变20世纪20年代以来，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金融危机不断爆发，其中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强的两次。
对比两次全球大危机，发现不管是1929—1933年大萧条还是本次次贷危机，金融对于危机发生都发挥了关键作用，甚至直接成为危机的导火索，映射出金融自身的脆弱性。
先来看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
一战后美国经济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制造业飞速发展，成为美国实体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主要引擎，但是制造业同时带来了大公司的诞生和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随着经济发展，企业对于融资的需求日益增加，20世纪初商业银行成为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商业银行地位受到挑战，企业盈利持续增长、证券市场发行新股需求迫切，共同导演了股票市场的持续繁荣，商业贷款占比连续下降；与此同时，一战后房地产市场需求激增，宽松的房地产信贷标准、抵押品融资便利以及美联储连续的低利率政策、金融创新的加快和宽松的监管推波助澜，共同造成房地产行业快速增长，价格急剧上涨。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刘鹤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次危机可能延续的时间、可能产生的深远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
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这些单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报告，本文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
总的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频繁发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其中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大的两次，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内生矛盾积累到无法自我调节程度后的集中爆发。
一、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基本逻辑1.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历史比较来理解过去，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工作任务之一是应对本轮金融危机，我们希望通过历史比较使自己的工作获得主动性。
当我们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后，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对结论的好奇使我们对这项研究工作的兴趣全面上升。
2.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理解和判断往往在实验室进行，而社会科学没有研究实验室①，当统计数据不充分、研究对象又十分泛化时，替代的研究方式可能是进行历史比较。
正如在自然界存在着气候变化长周期一样，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只要时间的跨度足够大，也会发现历史的重复现象或者相似之处②。
令人欣慰的是，这两次危机之间实际间隔约80多年，如果加上上次大萧条之前的历史背景时间，可用于比较研究的时间超过百年。
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发生了两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人类也经历了两次最大的繁荣与萧条的更迭，这使得这个宝贵的时间成为进行比较研究最难得的实验场所。
（①自然科学中，一些学科也无法通过实验室验证，比如宇宙天体学、气候学、生命科学等。
②康德拉季耶夫1925年提出，资本主义世界存在以固定资产投资为驱动的大约45～50年的经济周期。
熊彼特1939年提出，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存在大约48～60年的经济长周期。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读后感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危机。
这两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让人们对危机处理和未来发展产生了更深刻的思考。
首先，这两次危机都暴露了全球经济体系的脆弱性。
2008年的金融危机揭示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风险传导的问题，而2020年的新冠疫情危机则暴露了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的脆弱性。
这表明全球经济体系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往往显得不够稳固和韧性不足。
其次，这两次危机也揭示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
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使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加强协调和合作，共同应对危机带来的冲击。
而2020年的新冠疫情危机更是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协作和合作，包括疫苗研发、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等方面。
这表明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最后，这两次危机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启示。
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市场的监管和风险控制，而2020年的新冠疫情危机也让人们重新思考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和全球卫生安全
的重要性。
这表明我们需要从历次危机中吸取教训，加强相关领域的改革和建设，以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
总的来说，通过比较研究两次全球大危机，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全球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全球合作的重要性以及从危机中汲取的启示。
这也为我们未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希望各国能够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建设更加稳定、繁荣的世界经济和社会做出更大的努力。
两次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金融危机是指金融市场的崩溃和经济衰退，它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因此，金融危机通常在其爆发时引起广泛的关注。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全球经济发生了两次重大的金融危机：2008年和2020年。
本文的目的是对这两次金融危机进行比较分析，以便更好的理解和评估它们的原因、后果和教训。
1. 起源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7年夏天，当时美国次贷市场出现问题，并引起了对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随后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翻倍，导致很多地方的银行和投资机构遭受了重创。
2020年的金融危机则是由对于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引起的，这导致了全球经济活动的暂停，尤其是旅游和消费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2. 后果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世界贸易下降了23％，各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破裂，失业率上升，政策反应非常迅速。
政府和国际机构的34000亿美元的紧急救助和刺激计划缓解了金融危机的损害和经济崩溃，但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些资金并未被用于解决中产阶级的经济问题。
另一方面，2020年的金融危机的损害也非常显著。
由于新冠病毒的全球传播，全球贸易降幅如此之大，失业率大幅上升。
各国政府设立了很多经济刺激计划，以缓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崩溃，但刺激计划的效果各有不同。
3. 解决方案对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国际贸易组织和全球其他政府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推出了一系列的财政救助和经济刺激措施，多数被用于满足财务教学设置。
另一方面，对于2020年的金融危机，需要找到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因为根源是大流行病，而不仅仅是市场的崩溃。
一些国家采取了更加伦理的方法，包括提供医疗援助、为失业者提供金融支持等等。
此外还有很多国家也大量投资于医疗设施和生产所需的物资。
4. 教训两次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很多，这些教训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并且在未来比较分析中运用。
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政府监管机构应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避免冒险行为带来的经济下滑。
![1923-1933年大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的比较[详细讲解]](https://uimg.taocdn.com/85683dba0129bd64783e0912a216147917117e83.webp)
1929-1933年大危机与美国这次金融经济危机比较研究一，两次危机的成因比较：1929-1933年大危机：1）美国的信用过度膨胀则是造成严重货币信用危机的客观条件。
1923～1929年,美国的贷款业务增长了37%，有价证券的发行增加了1.5倍，股票价格上涨了2倍，而在此期间，工业生产却只增长了18%。
因此，经济危机一爆发，货币信用突然紧缩，便导致货币信用危机接踵而至。
2）在美国经济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原有的市场机制已经无法承受、容纳和驾驭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了，而与此同时，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尚未确立，政府干预趋于停止，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愈益弱化，这就导致了经济运行过程的严重失控和经济秩序的极度紊乱。
3）贫富差距与美国经济一起增长，国民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和两极分化，导致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贫困与货币购买力的停滞和下降，由此出现的市场需求不足，与基于对未来前景的盲目看好而迅速膨胀起来的投资规模和信贷规模恰成鲜明对比；始于人为减税、任意放纵银行滥发贷款的经济过热所形成的供求之间愈益加剧的失衡，终于导致了虚假经济繁荣的彻底毁灭美国这场金融危机：引起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
利息上升，导致还款压力增大，很多本来信用不好的用户感觉还款压力大，出现违约，对银行贷款的收回造成影响的危机。
由于之前的房价很高，银行认为尽管贷款给了次级信用贷款者，如果贷款者无法偿还贷款，则可以利用抵押的房屋来还，拍卖或者出售后收回银行贷款。
但是由于房价突然走低，贷款者无力偿还时，银行把房屋出售，但却发现得到的资金不能弥补当时的贷款+利息，甚至都无法弥补贷款额本身，这样银行就会在这个贷款上出现亏损，大面积的亏损，引发了次债危机，美国金融经济危机爆发。
（见附图一）总结：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市场缺乏政府调控，过度的市场投机性形成的，现在的金融危机是由于次级抵押房屋贷款所导致的。
二，两次危机的影响比较：1）股市暴跌，但跌幅不一样。
从宏观角度看两次大危机之比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3-06-06 09:25:00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06月05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被称为“百年一遇”，其影响程度之深、波及范围之广，堪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相比。
将两次大危机的时代背景、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应对措施以及其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进行对比研究，既能够得出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又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
一、背景比较：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是两次大危机时代背景的主要特征这一轮新技术革命浪潮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无论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讲，都要大大超过大萧条之前的那一轮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
对比两次大危机的时代背景我们不难发现，两次大危机之前，都曾发生过新一轮技术革命。
同时，经济全球化也都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国家内部，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导致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首先是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产业迅速崛起，传统产业快速衰落。
其次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快速增长；而传统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下降甚至面临失业，从而导致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进而社会思潮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和新的信息传播工具的快速普及，一方面，广大民众的不满情绪在上升，而另一方面相互之间的交流渠道在扩大。
在国家之间，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导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从经济层面来看，凡是参与到新技术革命浪潮与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国家”，其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越来越紧密、贸易往来越来越紧密、资金流动越来越紧密、技术交流越来越紧密。
随着经济依存度的不断上升，这些国家景气周期的同步性大大超过以往，风险传递的速度和广度也大大超过以往，从而为以后爆发系统性风险埋下了伏笔。
从政治层面来看，两次大危机之前都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大国关系处于重新调整之中，而美国由于在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方面都抢占了先机而使其在大国关系调整中扮演了十分重要而相对主动的角色。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读后感在历史的长河中，全球性的经济大危机往往给人们带来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比两次全球大危机——1929年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分析其异同，并分享个人的读后感。
一、两次全球大危机的背景及原因1.1929年大萧条：1929年大萧条源于美国，随后波及全球。
其主要原因包括：生产过剩、贫富差距扩大、银行信贷政策过于宽松、股市投机行为严重等。
在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实际上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起因是美国次贷危机。
在这场危机中，金融机构过度依赖衍生品、房地产泡沫、全球经济失衡等因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1929年大萧条相比，此次危机的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
二、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1.相同点：（1）都源于美国，随后波及全球。
（2）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均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3）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均出现严重衰退，失业率上升。
（4）都促使各国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
2.不同点：（1）危机的传播速度：2008年金融危机的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
（2）危机的应对措施：1929年大萧条时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干预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迅速采取联合救市措施，避免了经济进一步恶化。
（3）危机的持续时间：1929年大萧条持续了近10年，而2008年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得到了缓解。
三、读后感通过对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我深刻认识到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危害。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紧密相连，危机的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因此，防范和化解经济危机成为各国政府的共同任务。
同时，两次危机的应对措施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面对经济危机时，政府需要果断采取有效措施，以减轻危机对经济的冲击。
此外，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预防金融风险，也是避免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引言全球大规模危机的发生对整个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近年来发生的两次全球大危机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根本原因、影响和不同之处，以期为未来的危机应对提供参考。
第一次全球大危机第一次全球大危机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被称为“大萧条”。
该危机始于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活动和贸易大幅下降，失业率飙升，许多国家爆发社会动荡。
此次危机的原因主要包括美国股市泡沫破裂、贸易保护主义、金融政策失灵等。
第二次全球大危机第二次全球大危机爆发于2008年，被称为“金融危机”。
这次危机起源于美国次级房贷市场的崩溃，引发全球金融体系动荡，导致多家金融机构破产，全球各国经济陷入衰退。
除了金融市场的原因外，全球贸易不平衡、金融监管不力等也是导致此次危机的原因之一。
两次危机的比较首先，两次危机都源于金融领域的问题，但第一次危机更注重实体经济方面的问题，而第二次危机则更多关注金融市场的过度泡沫。
其次，在危机应对方面，第一次危机中各国更多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全球经济更加恶化，而第二次危机中国际协调和合作更加紧密，避免了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结论两次全球大危机在具体原因和影响上存在一定差异，但都对世界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对两次危机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后处理类似危机提供有益的参考。
以上对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希望能对读者对全球经济危机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为未来的危机应对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参考文献•Alesina, A., & Summers, L. (2018).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Some comparative evidence.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5(2), 151-162.•Eichengreen, B., Rose, A.K., & Wyplosz, C. (1995). Exchange market mayhem: The antecedents and aftermath of speculative attacks. EconomicPolicy, 21(12), 249-312.•Tabellini, G., & Alesina, A. (1990). Voting on the budget defici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1), 37-49.对比表格特征第一次全球大危机第二次全球大危机起源美国股市崩盘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崩溃影响实体经济衰退全球金融体系动荡应对方式保护主义国际协调与合作结束希望以上对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能够给读者带来一些新的认识和思考。
我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巡察部门工作，没有在经济金融部门的工作经历，但经常会看新闻，对于新闻中出现的“供给侧改革”"降杠杆","去库存"等经济术语仍然会较为陌生，同时也隐隐地觉得这些词语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并且这个影响机会非常巨大。
带着这些疑问和好奇，我看了刘鹤副总理的的著作《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一、内容概述本书约3.5万字，我先后一共花了20多个小时才看完。
本书成书于2019年，作者刘鹤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2019年起，中央财办启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演变和影响进行比较研究，期望以史为鉴，理解今天，展望未来。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组邀请了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开发银行等单位参与研究。
参与单位分别从国际政治经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机制等角度展开研究，完成了专题研究报告。
中央财办进行了综合研究，完成了总报告《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研究成果已经在为中央决策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九大之后刘鹤地位上升明显，作为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央企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对于当前经济具有很大影响力，他的观点很大程度也能代表高层的看法，因此当下的政策的制订和施行必然能从其著作中找到痕迹。
一般领导干部通常会在退休之后才著书立说，在任的高级领导著书的并不多，所以这本著作就显得比较特别了，这也是我对这本书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之一。
本书分为了七个部分，七个部分分别由国内财政、金融机构顶级的经济专家组成研究小组执笔，参与编写的专家来自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开行、北大等机构，最后再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七个部分的内容进行整合。
第一部分从整体角度，对两次危机的财政、金融、人口、经济发展等多个维度进行比较和分析；第二到第五部分，分别对经济金融、货币金融、金融监管、国际政治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详细解释不同维度中两次危机的产生原因，应对过程；第六部分，从宏观层面，呈现全球经济学家对两次危机的看法，并对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第七部分，从微观的角度，如实体经济，产业结构等层面来解析经济危机，并指出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和隐忧，寻求应对之策。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从影响深度、涉及广度和持续时间长度看，无疑是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从对未来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塑作用上看，也只有大萧条可与其类比。
要充分认识过去二十年全球市场不断扩张的时期已经结束，国际市场收缩在相当长时间将成为常态，必须转变战略基点、坚持扩大内需，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新的持久动力。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课题组从实体经济看，内部的结构失衡和外部的经济竞争力下降是导致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两次危机中，美国都存在“过度消费”、储蓄率低的问题。
而本次危机中，美国持续的“双赤字”也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有效协调和配合，是反思本次危机教训、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最为重要的内容。
——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两次危机都暴露出，不仅金融创新领域存在大量监管薄弱环节，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也衍生出许多监管空白。
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是金融危机重复发生的根源，金融市场的根本性缺陷进一步促成了危机的再次发生，监管失效则导致了最重要的市场纠正力量的丧失。
——中国银监会课题组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历过多次危机，形成了包括国内应对措施和国际协调机制在内的成熟的调节机制。
本次危机尽管来势汹汹、破坏力大，但不会动摇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理念和制度，仅会在部分领域引发微调或改良。
——中国社科院课题组回顾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历史经验，我们不难看到，凡是能够处理好与美国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经济都获得了快速发展；相反，凡是跟美国搞对抗的国家和地区，不仅经济不能发展上去，甚至连社会稳定都难以维持。
因此，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的策略选择应当是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即以韬光养晦为主，并适度地有所作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从两次危机的经验和当前中国国情可见，要解决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微观机制上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不但需要我们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逐步缓解贫富差距过大的趋势。
作者： 刘鹤[1]
作者机构：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出版物刊名： 管理世界
页码： 1-7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3期
主题词： 大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世界;30年代;20世纪;国际影响
摘要：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次危机可能延续的时间、可能产生的深远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
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邀请了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这些单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报告，本文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
总的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频繁发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其中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大的两次，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内生矛盾积累到无法自我调节程度后的集中爆发。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次危机可能延续的时间、可能产生的深远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
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这些单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报告，本文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
两次危机的共性
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
初步得到10点结论，简要描述如下：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
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
这次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
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
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
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
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
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
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
形势更为糟糕。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
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
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运气决定。
但事实并非如此。
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
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
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
目前，欧债危机正在深化，中东形势很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
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
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
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
三大政策思考
两次危机的比较研究，使我们得到不少思想收获，也受到很多启示。
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政策建议中，这里主要想提出三点思考。
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比较研究的结论和目前欧债危机的加速恶化形势告诉我们，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目前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
虽然这两个场景在近期出现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须防患于未然。
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比较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
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比较研究的结论还告诉我们，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
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建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尤其需要增强全球视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本研究报告的课题组组长刘鹤，总报告执笔人刘鹤。
本文形成初稿后，分别征求了吴敬琏、樊纲、易纲、李扬、韩文秀、卢迈、刘春航、魏加宁、蔡洪滨的意见，同时还征求过中央财办内部杨伟民、蒲淳、刘国强、尹艳林、赵建的意见。
作者对这些同事提出的意见表示由衷感谢。
（本文刊于2012年10月1日出版的《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