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论纲

学术研究 2005年第4期・和谐社会与和谐广东・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论纲◎周志山 [摘　要]长期以来,由于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影响,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丰富内涵一直处于遮蔽状态。

而发掘和阐扬马克思的和谐社会思想,又成为时代和当今中国实践的迫切课题。

如果将马克思关于“社会矛盾的同一性”、“社会有机体理论及其方法”、“人的需要和社会生产的全面性”、“对工业文明的深刻批判”、“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众化的社会人格”等“关键词”综合起来考虑,马克思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轮廓便会逐渐清晰起来。

[关键词]马克思　和谐社会　社会有机体　全面生产　人的全面发展　民众化人格〔中图分类号〕B0-0;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5)04-0085-05作者简介　周志山,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浙江　金华,321004)。

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哲学为理论基础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当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全球化时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了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之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也应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彻底走出“斗争哲学”、革命理论的前视域,真正实现研究主题的根本性转换。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全面性和开放性的理论品格也为这种转换提供了可能。

其中发掘和阐扬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理应成为这种转换的主题之一。

一、社会矛盾的同一性:马克思和谐社会范畴的辩证法基础在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中,“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

”[1](P144)如果说,作为矛盾解决方法的“一方克服另一方”、“双方同归于尽”是指矛盾斗争性解决方式的话,那么,矛盾双方的“共存”和“融合”就是矛盾同一性的主要表现形式。

社会和谐就是社会矛盾的同一性方面。

所谓和谐社会,指的就是社会矛盾体系中的诸方面、诸要素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彼此共生的稳定状态,它是矛盾同一性在人类社会中的最高表现形态。

马克思在强调社会基本矛盾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协调关系,认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性质要求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两大基本规律。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基本矛盾各方面之间的相互匹配、相互适应乃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原因,走向并达到和谐社会状态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社会冲突和矛盾斗争只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手段和环节。

马克思在当时之所以特别强调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

而一旦生存斗争已经停止,人类就会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便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可见,马克思追求的理想社会是消除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

当然,社会和谐作为社会发展运动中的一种状态和过程,决不是对社会差别、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人为否定和消除,单一的、完全同质化的社会无所谓和谐,也不可能存在。

社会和谐是以承认社会内部的差别、矛盾和冲突为前提的,“和谐一方面见出本质上的差异面的统一,另一方面也消除了这些差异面的纯然对立,因此它们的互相依存和内在联系就显示出它们的统一。

”[2](P294)这就是说,和谐社会状态的确立具有条件性和相对性,即使社会发展在整体上处于和谐状态时也不能排除某些部分和环节的不和谐。

“和谐限于近似”,绝对和谐与绝对对抗一样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从马克思对和谐社会范畴的论述中,我们可归结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社会和谐以承认社会差别为前提,没有差别和矛盾的所谓绝对和谐是不现实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尽管高度评价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为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看作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1](P304)并盛赞空想社会主义者威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是“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3](P483)但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如欧文把工厂办成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和谐村”,追求劳动、分配、福利等方面的绝对平均,结果倾家荡产、处处失败,是持批判态度的。

认为这只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1](P304)第二,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过程中的一种特定状态和结果,主要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表现出来。

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有一个从“基本和谐”到“基本不和谐”再到新的基础上的“基本和谐”这种带有规律性的辩证发展过程。

因此,构建社会和谐的动因应从构成社会基本矛盾的结构性层面及其相互关系上寻求。

第三,社会和谐状态的建构不同于自然界的纯粹自发的和谐状态。

马克思不同意费尔巴哈在感性直观基础上“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1](P75)认为社会和谐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积极调整和变革社会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和谐社会离不开人的活动的自觉能动性。

可以说,追求社会和谐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最高表现方式。

二、社会有机体理论及其方法: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理论基础社会有机体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历史的基本单位。

它是一个囊括了社会生活全部要素、条件和过程的总体性范畴,其中生产方式构成了社会有机体的物质基础,同时它又是社会各种因素、关系、方面交互作用、有机关联的系统整体。

社会有机体理论体现了马克思多层次、多角度的社会分析方法,比如: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的方法,实践活动、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同构性”方法,社会有机体的再生产分析法,“总体-要素”分析法,以及通过交往、分工、合作等形式使个体活动与社会秩序有机整合的方法等。

社会有机体理论及其方法为我们考察马克思社会和谐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中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有机体的实践根基是人们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发展的终极根源和根本动力来自于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

这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是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加以强调的,也是马克思考察社会有机体的历史尺度(科学尺度)。

如果没有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构建和谐社会也就失去了“唯物主义”的根基。

其次,作为涵盖社会生活全部因素、条件和过程的总体范畴,马克思同时也十分重视社会有机体内部诸要素之间作用和反作用的社会整体发展观。

认为社会发展不能仅仅归结为单纯的经济运动,更不能把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夸大为在一切方面的决定作用,而忽视和抹煞了历史活动主体的能动创造活动以及政治、法律、道德、文化等意识形态和精神因素的能动反作用。

这是马克思考察社会有机体运行中的综合性尺度。

假如没有社会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和结构性谐调,社会的和谐发展何以可能?再次,社会有机体的主体是人和人的活动,人既是社会有机体的“剧作者”,又是社会有机体的“剧中人”。

人在社会有机体中所承载的这种“使动者”和“受动者”的双重角色,使得马克思考察社会历史的“客体视角”和考察人的发展与解放的“主体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社会客体发展的价值指归和动力源泉在于社会主体(人)的发展。

因此,人是社会结构的承担者、创造者、推动者和受益者。

这是马克思考察社会有机体的主体性尺度(价值尺度)。

因此,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主体的培育和重塑。

三、人的需要和社会生产的全面性: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实践基础在马克思那里,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及其满足程度是衡量一个人或一个社会是否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尺,构建和谐社会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广大民众生存和发展的多方面需求。

按照唯物史观,人的需要引起人的生产,通过生产来满足人的需要;而在生产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就是社会文明,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以及各种生产和各种文明形态之间的协调程度,便表征着社会和谐的实现程度。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需要———生产———文明———社会和谐”诸要素之间在生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关联度和均衡度,看作是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实践论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人的需要是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的多样性引起了生产的多样性,而生产形态的多样性也就是生产的全面性。

所谓“全面生产”,就是社会各个层面系统整体性的生产,它们分别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文化精神观念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等多个方面。

生产的这种多样性分别是由人的物质需要、繁衍后代的需要、精神需要和制度保障的需要等多方面的需要所引起的。

全面的生产造就了社会的“全面文明”形态:即物质文明、人口文明(素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关系文明(制度文明)等形态。

在这里,人的“四种需要———四种生产———四种文明”在一个社会中的层次性状况,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协调、均衡状况,是衡量社会和谐程度的实践标尺。

这是因为:第一,认识和处理好“全面生产”、“全面文明”的层次性关系,成为一个社会是否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

其中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它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人类自身生产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生产过程,它所创获的人口文明(素质文明)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内在动因和力量源泉;精神生产作为思想意识观念的再生产,它所创获的精神文明为和谐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关系生产作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它所创获的制度文明(政治文明是其集中体现)为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组织保证和制度保障。

在和谐社会中,“四种生产”和“四种文明”是缺一不可的,因为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生产和文明全面发展型的社会,畸形的或“单向度”的发展是不可能造就和谐社会的。

第二,“四种生产”、“四种文明”之间在结构和功能上的“耦合”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从“结构-功能”意义上来看,人类社会(包括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是一个宏大的“自组织系统”,其自决能力、自理能力乃至执政能力的根本标志,就是对其所属的各个“子系统”之间进行综合协调、统筹调控的能力。

由于“四种生产”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或侧面,它们之间不仅相对独立,而且还存在着内在的、有机的、完整的和非线性的交互联系。

“四种文明”的关系也是如此。

它们在内容上相互补充,在形式上相互为用,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通过彼此之间的互为条件、相互支持来实现的。

其基本要求是:各种生产之间必须保持均衡协调、共生互动、相互制衡同时又相互促进、互为条件。

只有这样,一个社会的发展才是协调的。

协调是发展的前提,也是和谐社会的根本条件和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