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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道德哲学之别，乃是一种天壤之别中国人有“致良知”的命题，比如遇到伦理道德的困境，人们会说，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从思想史的维度看，这并不是一句谩骂之词，而是有很多伦理学方法论层面的命题，需要我们辨析。
一个必要的问题意识是，当我们讨论良知问题，我们预先给定一个稳定的，均衡的前提条件和分析基准，如此才使得良知命题成为一个科学命题。
在西方思想史上，当人们谈论良知，必要的分析进路是，人们立足于对完美上帝的信心，人对自己内心的秩序进行永不休止的怀疑。
这种怀疑的过程，或许我们所说的致良知了。
所以问题的重点在于，当我们中国人讨论良知问题，我们的前提条件和分析基准是什么呢。
所以，问题的症结很明显：第一，王阳明没有立足于对完美上帝的信心，他不认识上帝，这意味着他在讨论良知的时候，缺乏一个终极的基准谱系和一个均衡的分析坐标。
第二，如果没有这个坐标，人对自己的怀疑就缺少了动力和方法，如果这样，所谓的致良知，既是迷茫的，也是相对的，因而就不再是一个科学命题，而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攀比和纷争的问题。
这个分析很重要，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很容易发现，总有人指责他人道德败坏，与此同时总有人把某个人塑造成道德完美的偶像。
然而真正具有科学范式的道德哲学是一个人有能力回到自身，依靠终极的稳定的前提条件和分析基准展开对自己的绝对怀疑。
第三，基于前面的两个前提，如果我们缺少来自于上帝信仰的终极的稳定的前提条件和分析基准，那么由人所发起的致良知，就一定会一方面走向人的理性的自负，走向自我为义，走向伪善；另一方面则走向对人的基本意义的贬低和奴役，从而构成幽暗人性的一个巨大的道德伦理陷阱。
实话实说，中国传统的君子文化习惯，就处在这个巨大的幽深的道德伦理陷阱之中。
君子文化传统首先是人性败坏的一个表征，其次是科学精神的缺席，最后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持续的溃烂。
这是一个巨大的观念陷阱，所有倡导君子文化的人和地方，你们有麻烦了，你们必将被自己毁灭在这里，并且死无葬身之地。
关于德性与德行关系的再思考作者：马梓箐来源：《西部论丛》2020年第12期摘要：在中西方的伦理学中，德性与德行一直是一对有联系的概念。
德性指的是人的内在品质，德行则是指人的外在品行，德性要通过德行来表现，德行又是德性的反映。
重新思考德性与德行的关系，对于人们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尼各马克伦理学;德性;德行;关系《尼各马科伦理学》是西方伦理学的经典之作，在书中，亚里士多德系统阐述了德性与德行之间的联系，对中西方近现代伦理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何为德性（一）德性的内涵。
德性是古希腊伦理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在希腊语中德性原指事物的功能，之后德性也被用来指那些卓越的公民在城邦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逐步地演变成指任何人、生命物或者器物具有的优点。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灵魂的状态有三种：感情、能力与品质，德性必是其中之一。
”在这三者中，能力是自然赋予的，而德性不是自然所赋予的。
人们并不会某种情况下去称赞或谴责能力，而是去称赞德性和谴责恶。
感情是指愤怒、嫉妒、怜悯等一些情感，同样人们也不会去称赞或谴责感情;德性是出于主动的选择，而感情显然不是出于主动。
由此可见，德性不是能力，也不是感情，那么只剩下品质了。
但我们不能单说德性是品质，还要说明德行到底是怎样的品质。
《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说到，“每种德性都既使得它是其德性的那事物的状态好，又使得那事物的活动完成得好。
”例如，牧羊犬的德性就是使牧羊犬本身的状态好，又可以使得它可以牧羊;那么人的德性就应该是使得这个人本身状态“好”，又使得这个人能够圆满完成日常活动的品质。
（二）具体的德性。
1.勇敢。
亚里士多德认为，“勇敢是恐惧与信心方面的适度”。
人们对坏的事物都是有恐惧心理的，这是人之常情，但并不是所有人对同一件可怕的事物有同样等级的可怕心理，人们承受事物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
一般的人在极限状态下爆发出来的勇气是不可估量的，勇敢的人在面对一样的处境时也是足够勇敢的。
摘要作为十八世纪道德情感主义的思想先驱，休谟以自然人性为出发点，从“感性世界”的视角来谈论道德问题。
通过对人性进行深入剖析，休谟破除了西方伦理学上道德理性主义的独断特权地位，指出了人性中固有的自爱和仁爱情感倾向是德性生成的基础，并提出“道德区分是由道德感得来的”的结论。
休谟对道德的解释是与其对人性的关注紧密相联的，整个道德学说的立论基点和理论焦点是建立在他的自然人性基础和自然法则的方法论之上的。
德性作为人的一种心灵品质，在本质上属于情感问题，德性判断表明了主体对评价对象的一种态度和情感。
当道德的视阈从抽象的思辩科学和超验的世界转向现实的人性关注后，人在道德中的主体地位与价值被确立起来。
在休谟看来，道德善恶与人的快乐、痛苦相连，善的品质或行为能引起人精神上的愉悦，恶的品质或行为则与之相反。
功能上有“效用”的品质因其有用性而引起自身或他人的愉悦情感，故而有用的品质也具有其德性价值。
人类的德性主要由它们所具有的功能上的“有用性”和精神上的愉悦性的程度来衡量。
在德行评价上，休谟以动机作为德行评价的依据，并不脱离和回避人的自然性需要，亦人性中的自私因素。
出于仁爱动机的行为固然值得我们赞美，但出于义务动机的行为也同样具有道德之美，由义务动机而做出的行为显然是一种为符合自身利益需要而设计的，这就回应了他的自然人性的理论前提。
在阐述自然德性与人为德性的问题上，休谟结合了人的社会生活实践，强调了道德的现实性和实践性。
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生命体，自利与人的自然性基础是不可分离的，它是人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人性中还有一种自然的原则：它不以个人利益为标准的道德标准，而是以“是否有助于人性完善”为尺度，其表现为人的原始本能所产生的德性。
其理论兼具了情感主义原则与功利主义标准。
休谟的德性论以其对自然人性的回归，打破传统以理性化为标准的道德规范和价值，重新赋予现实道德人伦气息与情怀，使抽象的道德规范通过道德情感的认同进入到主体心中，充分展现了对现实生活和道德实践的本性关注。
中外德育比较今天早上豆豆找的两大点内容，因为待会要出去……谅解哟~中外道德教育的比较及启示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社会领域的急剧变迁，引发出的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因此，学校道德教育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课题。
通过中西方学校德育的差异分析，找出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借鉴西方先进的德育经验，这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学校德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结构不同，从而导致其学校德育也存在着诸多差异，透过这种差异分析，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到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借鉴国外经验，从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国的学校德育。
一、中西方学校德育的差异分析1．德育概念上的差异“德育”，顾名思义，是“道德教育”的简称。
西方国家的“德育”的确指的是道德教育，而我国则认为这只是狭义的德育，广义的德育则包括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甚至还包括心理教育、法制教育等等。
我们知道，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社会意识方面的规范是浑然一体，融于习俗之中的。
西方“德育”一词（拉丁语mores）原意即近于习俗，因此道德教育最初即为“习俗教育”，也即“社会意识教育”。
到了近代，西方社会随着生产领域及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渐次分化，形成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等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
道德规范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后，一方面同政治规范、法律规范、宗教规范并存，另一方面又渗透着政治、法律、宗教的成分，与此相应，西方的道德教育，一方面从社会意识教育中独立出来，与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相互并行，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的成分。
中国则不然。
我国古代就以“道德”囊括各种社会意识，近代社会意识虽在分化中，但分化不充分，传统影响甚大，以致至今仍以“德育”包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教育。
2．德育内容上的差异应该肯定，中西方学校德育内容都是极为丰富的，但其侧重点不同。
青少年道德教育问题是当今世界关心的焦点。
1993年在广州召开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改革国际研讨会认为在未来的二十一世纪应该把道德教育放在全部教育的首位。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反思中开始复兴道德教育。
但是，时至今日，他们仍未能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犯罪和青少年道德沦丧等问题。
于是，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在四处求索之后，意味深长地提出到东方寻求答案。
西方人为什么要到东方来寻求道德教育的答案？东方道德教育中的优良传统是什么？东方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现代化道路上的后起者，应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中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本文试图通过对东西方道德教育面临的共同问题，道德教育的背景、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得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东西方道德教育面临的共同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今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社会和道德危机。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危机突出表现在①犯罪率上升。
从1980年起，世界各国犯罪率平均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
美国为最，每年犯罪3500多万起；近几年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犯罪率增长异常迅速，1994年俄罗斯内政部报告说，全国有5600多个犯罪团伙，是1990年的10倍；②毒品走私猖獗。
全世界毒品交易年获利高达5000亿美元，美国、西欧最为严重；③失业率猛增。
1995年西方主要国家的失业率西班牙244，法国122，意大利119，加拿大102，德国10，英国82；④腐败现象越来越普遍。
有人估计，由腐败给各国带来的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⑤青少年道德日益沦落。
据统计，美国每年有100万以上10多岁的少女怀孕，其中80是未婚女孩；⑥暴力行为、吸毒和酗酒等一直呈上升趋势。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经受第三次价值观浪潮的冲击。
权威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正在让位于综合主义的价值观。
新价值观的冲击使欧美青少年的道德指南针发生了摇摆。
九十年代的美国青年被称为漠不关心的一代，青年人似乎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只理解了一半，他们只强调权利而忽略了义务；英国三分之二的青年人道德观念模糊，分不清对错，不知道该相信谁或者把谁作为榜样；法国青年被人们称为被牺牲的一代，他们昏头昏脑，吸毒、搞打砸抢、搞自我破坏；德国青年被称为迂菲士，即不成器的人，或被称为一代未知数；俄罗斯目前有500万学生吸毒，俄精神病专家鲍里斯·德拉普金认为，俄国儿童一代正在变得蠢笨、不断退化，在他们的性格方面形成了病态的劣性残忍、好撒谎、有怨恨心理，对什么都无所谓。
一，中世纪背景：1，基督教的现身：基督教的前身是犹太教。
犹太教最高的神是耶和华和救世主弥赛亚，以他们作为保存犹太人民族意识的宗教基础。
罗马消灭以色列国家后，犹太教的一支耶稣宣传天国将近，人们将得救，后被罗马人处死。
广大群众相信耶稣是救世主，他的牺牲是为了所有的人赎罪，由此发展出基督教。
但是，教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被富人所掌控，教义开始变化：从祈求得救变为死后升天，从偿善罚恶变为泛爱众生。
公元313年，基督教被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承认，从劳动人民的宗教变为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
2，宗教生活在精神生活中的凸显、宗教主导地位的确立：宗教开始进入在西方生活世界中占统治地位：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经验的研究和独立的理性思考被取代为以理智来论证宗教教义的合理性。
知识被神秘主义的启示所代替。
哲学思考投入了宗教信仰的怀抱，拜倒于上帝之前。
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
3，阶级社会统治的稳定延续：从奴隶主社会到封建社会，二，基督教的美德从禁欲的角度看：古希腊的德性论是要以理性控制外物、控制肉体、控制自己的行为；中世纪的德性则变为将德性作为合乎宗教存在的手段。
从个体存在的角度看，古希腊德性要确保个人的独立和个性的完整；而中世纪的德性则要将个人德性归为上帝的恩赐。
从德性的内容看，德性从古希腊的个人的独立品质变为对上帝的关系：信、望、爱。
2，“智勇节义”——四枢德在基督教中：這四德為什麼叫四樞德？因為是諸德的樞紐，無論什麼德行，都是離不了這四德的。
智慧（prudence）：认识理性的最高目的（神）并采取合适的方式或途径来实现。
“我派遣你们好像放羊入狼群，所以你们应像蛇那样机警（即明智），像鸽子那样诚朴”（玛10：16）“谁是受主人委托，管理家人，按时分配食物的忠诚聪明（即明智)的仆人呢？”（玛24：45）“十字架上的信息，为那些走向灭亡的人是愚蠢，而为我们得救的人却是天主的德能”（格前1：18）勇敢（Forititude）：克服恐惧、为神牺牲。
摘要: 真正的道德自由应是坚持道德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的统一。
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其道德原则偏重于自觉原则。
而以基督教为背靠的西方伦理道德, 其道德原则则偏重于自愿原则。
这两个原则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含义, 在道德践行中也有不同的表现。
但是中西方传统伦理道德中又有共通性, 这就为重构中国传统道德, 实现道德自由的可能性找到了根据。
关键词: 自觉原则; 自愿原则; 儒家; 基督教一、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在中西方文化视域下的含义道德行为是伦理实践的中心问题, 冯契先生在他的人的自由与真善美中提出了道德自由实现的两点: 一方面, 道德行为合乎规范是根据理性认识来的, 是自觉的; 另一方面, 道德行为合乎规范要出于意志的自由选择, 是自愿的。
只有自愿地选择和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 才是在道德上真正自由的行为。
这样的德行, 才是以自身为目的, 自身具有内在价值, 自律而不是他律。
自觉原则, 指道德规范必须接受理性的指导和遵循自然的正义, 个体道德行为的展开必须是在理智上对道德必然性进行认识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
只有出于自觉理智的行为才是具有真正道德意义上的行为, 才是道德上的善行。
自觉是理智的品格。
中国的哲学家比较强调自觉原则。
冯友兰认为在人生境界的道德领域内讲理性认识就是两点:一点是对道德规范的明察, 这是教育的结果。
要求从社会规律和人性发展的要求来认识道德规范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是以明觉的心理状态遵循规范行事。
儒家对道德行为的自觉性的界定有两层含义: 对道德规范的体认和道德行为的自觉性。
首先, 对道德规范的体认。
在儒家思想里, 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 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 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 不自觉的合一。
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 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
人类修行的目的, 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 /求其放心, 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孟子所讲的/尽心、知性、知天, 中庸在进一步发挥时所讲的/唯天下之至诚, 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 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则可以与天地参。
２００８年７月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Ｊｕｌ．。
２００８第３５卷第４期Ｊｏｕｍ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０１．３５Ｎｏ．４在德性与德行之间——中西哲学良知论的差异与沟通梅景辉（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４）［摘要】德性与良知的关联是中西哲学共同的重要主题之一，但这一主题往往只在伦理学的界域内得到阐明，而未从存在论层次上深入探究。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于良知的生存论分析为我们敞开了一种新的视域，他对于经验与先验良知论的批判使我们有丛要对于中西哲学中的德性与良知的关联予以重新审视。
只有从生存论的视角区分经验论、先验论与存在论良知这样三个维度，才能在此基础上探索中西哲学良知论的思想轨迹并作出比较研究。
【关键词】良知；德性；德行；生存论【中图分类号】Ｂ２ｌ【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ｌ－４７９９（２００８）０４—００３１—０５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即是以德性与良知的关联取代了思维与存在的辩难。
他的“美德即知识”在西方哲学中往往被导向知识论的理解，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也将其解释为“德性即理性”【ｌ】舭啪，但结合苏格拉底的致思取向，笔者认为，美德即知识这一命题所表达的其实是“德性即良知”，此良知只能从生命的内在反省中得到体验，而非在知性的思辨中获得德性的本质。
通过反观生命所致的良知具有生存论的意义。
它不是从外在事物的分析中得来，而是人所先天具有的德性之知。
苏格拉底常向人提起的“灵异的声音”实际是内心良知的声音，它可谓是德性之知在生命内、在体验中的敞开与澄明。
亚里士多德则在德性与理性的区分中对德性之知作了深入的阐明，他认为德性是使得一个事物自身及其实践活动臻于至善的品质，理性则是人的灵魂中对应于逻各斯的秉性与能力。
由于人的灵魂中还具有非逻各斯的部分（如欲望等），所以人的德性也就相应地区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在理智德性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
理论智慧是努斯与科学之知的结合；实践智慧则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品质”…刀，它由人类交往中的道德教化和个人的处事经验凝炼而成。
亚里士多德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三种知识：理论之知、实践之知与创制之知。
理论之知是对于普遍永恒事物的把握，创制之知是技术的制造与艺术的创作中所获致的经验，而实践之知则是与人的德性相关联的实．践智慧，它根源于一种道德的直觉，使人能够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明辨是非，择善而处。
由于实践智慧与人的德性品质内在相关它也可称之为德性之知。
虽然与苏格拉底的德性之知相比，实践智慧注重于跟随具体的道德情境的变动而变化，而不执着于生命内在的先验良知的约束，但从良知的不同层面上来说。
它也可谓是实践经验的良知，即它始终是以善为目的来作出道德判断并扩充人的内在德性。
亚里士多德在实践智慧的阐明中致力于德行与良知的融合。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与实践智慧相关的实践“努斯”（理智）也具有良知的意谓。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实践事务中，努斯把握终极的、可变的事实和小前提。
这些就是构成目的的始点。
因为普遍的东西就出于具体，所以我们必定有对于具体事务的感觉，这种感觉也就是努斯。
由于这个原因，人的这些品质是人生来就有的，尽管不是生来就有智慧，【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ｌ＿０３［作者简介】梅景辉（１９７８一），男，湖北黄梅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２００５级博士研究生。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３５卷３２一个人却生来就会体谅、理解，也就生来具有努斯。
”即努斯是一种人所先天具有的道德直觉，它也在具体的实践中主导着人的道德判断。
他认为德行是人的德性与实践努斯及具体的道德情境相契合的道德行为，自然的德性品质虽是德行的内在根基，但严格（实践）的德性只能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得以实现，在此意义上，德性与德行在实践智慧的协调中相互分离而又相互生成。
他对于德行的关注使他仅从经验论的意义上探讨了良知问题，而与人的生命一体共在的先验良知却为理性所遮蔽，德性之知因而也要屈从于理性的思虑。
在中世纪哲学中，先验论与经验论的良知在概念上得到了区分，托马斯・阿奎那用“ｓｙｎｅｉｄｅｓｉｓ，ｓｙｎｔｅｒｅ—ｓｉｓ”指人先天所具有的良知，用“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ａ”指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辨别是非的经验性良知…蝴，而这一区分恰与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之知的区别相契合。
康德并不赞同良知在概念上不同层次的区分，他运用先验的实践理性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之知予以批判，认为经验性的实践智慧只是技术性的实践行为，而不合乎实践理性的范畴。
他给实践下的定义是“一切通过自由而可能的东西”【３】鲫。
因此实践理性的核心是纯粹先验的自由意志；而作为实践的内在法庭意识的“良知”（Ｇｅｗｉｓｓｅｎ）既是义务的意识自身，也是自我指向自身的道德判断力，它仅受到纯粹实践理性的主导，而不由具体的道德经验所指引。
从根本而言，康德所说的“良知”与“实践理性”内在相通，它们都是普遍德性法则的基点，而非道德准则的综合。
他对法则与准则的区分是：“实践的诸原理是包含有意志的一个普遍规定的那些命题，这些普遍规定统率着多个实践的规则，如果这个条件只被主体看作对他的意志是有效的，这些原理就是主观的，或者是一些准则，但如果那个条件被认识到是客观的，即作为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有效的，这些原理就是客观的，或者是一些实践的法则。
”【４ｌ２１在他看来，德性的法则具有先验永恒的意义，如“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１４】３９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似一条普遍的道德规则，但由于它包含了主观性的内容，仍然只是实践准则，而非德性法则。
康德将良知与德性法则相关联而避免道德经验的限制，这就使他更为重视作为实践动机的德性，而轻视道德行为所产生的效果，即每个人都应听从内在良知的呼声并遵从绝对的法则行事，而不必为具体的行为后果患得患失。
如诚信是一条绝对的道德法则，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要保证不说谎言，即便你说真话会导致自身和他人的利益受损，你也必须谨从你内心的良知。
康德无疑只承认良知具有形而上的先验维度，而拒绝将经验性的实践智慧纳入良知的范畴。
在他之后，黑格尔则用普遍的道德意识来阐发良知的本质。
他认为良知（良心／Ｇｅｗｉｓｓｅｎ）“是不同于自我意识的公共元素，而这个公共元素乃是行动在其中可以取得持续存在和现实性的实体，它也是被别人承认的那个环节”【５】巧ｚ。
作为公共元素的良知是自我意识对于普遍道德意识的理解与确证，因而它能够在自我与他人之间产生共同的标准。
但是与康德的不同在于，黑格尔认为良知的普遍性不是从实践理性的绝对律令中而来，而是对于个别道德意识对象性的扬弃与实现，即良知不是纯粹空洞的内容，而是涵容了具体道德行动准则的总体性道德意识。
就此而言，良知可谓是德性与德行的实践性中介。
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德性是指绝对精神在道德意识中的澄明状态，德行则是私有的个体性接受普遍、自在的真与善的训练、约束的自我意识。
良知作为纯粹德性的理解与确证，它知道其真理性就在它自身的确定性那里，而它对于德性的理解本身就已是内在的德行，外在具体的道德行动只是对于良知的解释与翻译，即“只是把它（良知）的个别内容翻译成为对象｜生的元素，而在这种对象性元素中，个别内容成了普遍的和得到承认的，而且正是由于内容得到承认，所以行为才成为现实”阎盼塌。
黑格尔虽然认为良知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具有对象性的因素，但他并不认为实践智慧对于各种义务及利益的比较、权衡合乎良知，相反，良知的本质正在于除去这种计算和权衡，它不根据任何外在的东西，而直接由自身来作出决定。
海德格尔则在生存论的视域中批判了对于良知的经验论与先验论的探究，而力图从人与存在的关联中理解良知的本质。
良知作为一个伦理学主题之所以能够进入存在论的层次，就在于海德格尔认为第４期梅景辉：在德性与德行之间３３“伦理学”这个词源出于“Ｅｔｈｏｓ”，它的基本意思是“居处”，根据这个意思，“伦理学”这个名称说的应该是它思考人的居处（即存在的真理在人的存在中得以揭示自己的所在），那么将存在的真理视为绽出生存的人的原始之思应该已经是原初的伦理学了【ｑ１７９。
通过对伦理学的存在论转换，良知也就具有了生存论的基础，海德格尔因此将此在世的基本方式“操心”与“良知”关联起来，即“良知公开自身为操心的呼声，呼唤者是此在，是在被抛境况（已经在……之中）为其能在而畏的此在。
被召唤者是同一个此在……良知的呼声，即良知本身在存在论上之所以可能，就在于此在在其存在的根基处是操心”Ⅲ埽。
操心在海德格尔的生存论阐明中具有原初实践的性质，它既是人被抛于世的存在方式，也是人能向着存在筹划自身的根基。
而良知作为操心的呼声，实际上是要将沉沦的此在召唤人自身本己的能在。
生存论的良知专注于人的生存本质的绽出，而并不关注出于某种生活目的的道德行为。
在此意义上．良知似乎与德性与德行全无干涉。
但如果不是从道德意识，而是从人的生存本质的澄明来理解德性，那么良知的召唤与决断恰是存在论层次的德性的敞开与澄明。
牟宗三有见于此，他在发挥其“心体性体”之说时曾评述道：“海德格尔所谓的良知的当下的决断也就是他的‘存在论’中的存在的决断，独一无二的决断，任何人不能帮你作的决断。
可是良知的决断原是本良知本体（即性体心体）而来，原是本先天而天弗为的道德性体而来，原不与康德所宣称的格言相冲突，乃是本体以成用。
”１８】１舛牟宗三之所以对海德格尔的良知作如此断言，就在于他循着中国哲学心学理路将良知与德性看作是同出而异名，并且在存在论层次上将良知视为心性本体，他这一思想乃是对孟子及陆、王本心良知的发挥。
．一在中国哲学中，“良知”一词出自《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
”此处孟子所谓的良知是指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与道德情感，它与作为仁义本心的良心相对应，即良心是良知的明觉本体，而良知则是良心的发用。
张横渠结合孟子的良知说与《中庸》的诚明之道而区分了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
他说道：“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
”【９】∞“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９】Ｍ他对于天德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分源于孟子对良知与思辨心的区分，孟子曾言：“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孟子浩子上》）此处思辨之心与外物相交所得为知性之知，而良心发动所致良知乃德性之知；在《中庸》中也有自诚明与自明诚之分殊，诚明之知只从本心而来，故张横渠谓之天德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