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历史教学中“史料教学”的三种类型
作者：丁林兴
来源：《中学历史教学》2018年第04期
史料教学是一种最能凸现历史学科个性的教学方式。但是，当前史料教学存在着一些误区，譬如：以对教材内容“变相复述”为特征的“注解式”史料教学，以穿插主观性习题为特征的“习题式”史料教学，以引述大容量史料为特征的“冗长式”史料教学，等等，这些史料教学有悖史料教学的本义。
笔者认为，史料教学的基本特征是：“论从史出”的学科意识贯穿历史教学的整个过程（但并不意味着每个环节都需运用大量史料）；围绕主题，精选史料，疏密有致地运用史料开展教学活动（关键在于把握运用史料的节奏感）；史料与教学高度融合，确保历史教学的流畅性。据此考察当今史料教学，笔者认为，真正的史料教学大致可分三种类型：
一、“主题式”史料教学
“主题式”史料教学，也可称“探究式”史料教学。这种史料教学是围绕着某一主题展开教学的，纪连海开设的《从〈清明上河图〉看北宋的城市经济》[1]是典型的“主题式”史料教学。笔者以纪老师的这堂课为例，说明“主题式”史料教学的基本特征：
其一，顾名思义，“主题式”史料教学最大的特点是聚焦一个证据，突出一个主题。《从〈清明上河图〉看北宋的城市经济》聚焦的是一幅画，凸现的主题是北宋的城市经济。讲北宋城市经济可以有多种途径或方式，而纪老师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即运用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作为主要史料，力图在其中找到北宋城市经济发展的信息，这也是此课的亮点。
其二，引导学生进行观察与探究，激活学生的历史思维。纪老师在课上，通过坊市的对比来激活街市，从而看到了经营场所的变化；由夜市的繁华激活服务业的兴盛，由服务业的规模经营激活商业竞争，从而看到经济繁荣的表现；由旅店众多激活城市人口总数，由城市的流动人口引出各类交通工具，再由交通工具引出贸易范围；用虹桥上的摊位激活草市，再延伸到城乡贸易和经济作物种植，等等。可见，他遵循“论从史出”的原则，善于引导学生观察与探究，从史料（《清明上河图》）中得出结论。最后，纪老师从经营场所、经营手段、经营时间、经营理念、经营活动和经营地域等六个方面得出了北宋城市经济的发展。
其三，有主要史料，但也有辅助史料，两者相映成趣。纪老师这堂课以《清明上河图》为主要史料，辅之以文献材料等其它史料，相互印证，以增强论证的可信度。他选择和展示的史料有：《宋會要辑稿》、《东京梦华录》、《重建清真寺记》、根据文献材料编制的“北宋时期汴水运输量一览表”、陆龟蒙的诗、唐代长安城的坊里和北宋东京城布局图等，可谓形式多样。值得一提的是，整堂课所用史料，短小精悍，并不露痕迹地融合在教学之中。
像《从〈清明上河图〉看北宋的城市经济》这样的“主题式”史料教学虽然不是很多，但并不是说没有。因为，一般而言，历史图像、文物、遗存等都保存着众多的历史信息，这些历史信息可以帮助我们重建历史，认识社会。例如，我们完全可以从秦的兵马俑认识秦朝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科技等，这些都需要历史教师去深入挖掘。
二、“训练式”史料教学
“训练式”史料教学是一种以史料为载体、训练为手段，帮助学生掌握史学方法和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教学活动。聂幼犁教授的《历史的证据、推理和想象》[2]一课则是“训练式”史料教学的典型课例。
聂教授在这堂课上虽然讲了23个案例，但这些都是经他精心选择和独特设计的。聂教授将精心选择的23个案例，分布在三个教学环节：“凭证据说话”（中共“九大”、例1至例12）、“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例13至例16）、“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例17至例21、我们的老祖宗）。尽管这23个案例，看似没有什么联系，但聂教授却以“历史的证据、推理和想象”串了起来。纵观聂教授这堂课，有以下特点：
其一，形散而神不散。整堂课有一个魂，即“历史的证据、推理和想象”。围绕这个魂，史料（案例）的串连，是通过思想方法上的一致性来实现的，并在有序性与节奏感中推进教学进程。诚如孔繁刚先生所说：“无论是问题的筛选，还是流程的设计；无论思考的梯度，还是启发的坡度；无论是要害的聚焦，还是边界的延展等等，都是围绕着目标，在步步夯实中一一展开的。”[3]
其二，突出方法指导。“训练式”史料教学，不在于讲清一段历史内容，或探索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而在于通过案例，实现学生历史思维的提升，抑或让学生掌握治史的方法。这堂课聂教授凭着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宽阔的知识视野，实现了这个目标。譬如，聂教授播放了一段中共“九大”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走上主席台时的视频。要求学生据此推测：“它大概属于什么时代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代表大会？” 他是如何牵引学生观察、联想、推断的呢？
教师导引：关键人物→场景揭秘→我的天安门经历；
学生跟进：定格聚焦→狂热印象→想到疯狂红卫兵；
师生接轨：文革会议→林彪为界→中国共产党九大。
23个案例，无一不是通过“观察、联想、推断”这种方式得出答案的，让学生在“与历史对话”中，体验史学研究的乐趣和过程，并逐渐掌握治史方法，培养历史思维能力。
其三，史料多而不冗。“训练式”史料教学，史料多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聂教授事先对史料进行了精心筛选，且史料呈多样性，有视频、地图、照片、邮票、书画、漫画等，丰富多彩。
因此，尽管整堂课都是由史料连缀而成的，但并没有“审美疲劳”之感，相反，给人耳目一新。于是，这堂课在与史料对话中、在师生的对话中，实现了史料与教学的高度融合。
“训练式”史料教学在日常教学中还是存在的，尤其是高中历史复习课，可运用史料或史料型试题，就某一历史学科能力做专项训练。但要达到像聂教授那样炉火纯青的境界，则有很大难度的。因为优秀的“训练式”史料教学是建立在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功底和敏锐的反应之上的，教师需要有非同一般的教学机智。
三、“嵌入式”史料教学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史料教学，其最大特点是将史料不露痕迹地镶嵌在整个教学过程。周飞的《新文化运动》[4]是典型的“嵌入式”史料教学。
这堂课周老师从“当年我的学校有这样一位老师”——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胡适入手，通过对胡适的一组日记的解读，让学生了解新文化运动的背景；运用过渡语：“正当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面对国内发生的事件既感焦虑，又无能为力，在这彷徨苦闷之时，一位中年人踏上了从日本回国的征程……”[5]由此引出另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陈独秀。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行量仅仅1000册左右，但他“执著地在黑暗中探索前行”。一年后，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新青年》的命运：一是《新青年》“迁址北京”，二是掀起文学革命。前者，通过解读油画《北大的钟声》，让学生感受到北大当时成为中国文化的舆论高地；后者通过解读胡适日记（1916年）的目录、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核心内容、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史料，展现了文学革命深入开展、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在文学革命的风暴中，“原来在象牙塔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来到了普通大众当中。这两位先生在暗夜里为国人点亮了耀眼的灯塔，照亮人们前行的方向。”[6]接着，周老师通过对《胡适自述》、陈独秀《1916年》和《吴虞文录序》等相关史料的解读，阐述了民主和科学、“打倒孔家店”的内容。最后，周老师展示了胡伟的《陈独秀与〈新青年〉》的油画，引出一个重要人物毛泽东，然后又运用毛泽东的话（史料），印证新文化运动对当时青年的影响。“可以说，新文化運动启蒙了一代人，陈独秀曾这样总结：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这揭示了运动的意义和影响。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文化革新运动，正是有了人的解放、有了人的觉醒，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五四运动的发生。”[7]
周飞老师的这堂课，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对教材进行了调整处理，即“通过人物的心路历程和经历来体会新文化运动的机缘、脉络和价值”，实现教学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二是“使用了大量的日记、油画等材料作为教学素材，但是并没有造成课堂的支离破碎，也没有出现一掠即过的装饰性展示。每一页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支撑住了教学的中心。”[8]
比较三种类型的史料教学，它们有共性：围绕教学主题精心选择史料；所用史料“精干”、“多样”、“适量”；史料的运用应根据教学需要，分散地、不露痕迹地融入教学过程，具有较好的节奏感。当然，也有个性，“主题式”突出史料和内容的主题性，重在探究；“训练式”突出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