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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与犯罪率收入差距与犯罪率：引发的社会问题在当今社会，收入差距广泛存在于许多国家和地区。
这种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犯罪率的上升。
尽管收入差距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研究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会对犯罪率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要明确的是，收入差距并不等同于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衡量的是社会上贫困人口和富人之间的差异，而收入差距体现的是社会上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异。
然而，这两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一方面，贫富差距扩大会加剧收入差距，因为贫困人口往往面临更少的机会和资源，使得他们更难获得较高的收入。
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扩大又会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为社会上富人的财富将不断积累。
那么，为什么收入差距会与犯罪率相关呢？一方面，经济不平等可能导致社会不满、失去希望和绝望感，进而促使一些人选择犯罪来寻求经济利益。
例如，贫困人口由于无法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和社会认同，可能会为了生存而选择非法手段。
另一方面，在一个社会上，富人因为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更容易获得成功和财富。
这种不公平的现实可能会激发一些人的嫉妒和愤怒，导致他们选择犯罪以达到再分配财富的目的。
此外，犯罪率与收入差距之间还存在一种“环境效应”。
犯罪活动往往更集中在贫困区域，而这些地区往往也是收入差距较大的地方。
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社会福利发展不充分，公共设施匮乏等问题，使得贫困地区更容易滋生犯罪行为。
同时，这也使得贫困地区的居民更难脱贫，构成一种恶性循环。
然而，收入差距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并非单纯的因果关系。
研究也表明，犯罪率的上升可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失业率、教育程度、社会价值观等。
有些国家或地区面对较小的收入差距，但犯罪率却相对较高；而有些国家或地区面对较大的收入差距，但犯罪率却较低。
因此，要全面了解犯罪率上升的原因，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
为了解决收入差距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应该采取相应措施。
社会经济因素对犯罪率的作用机制作者：马婷瑶来源：《世界家苑》2018年第07期摘要：社会经济因素是影响犯罪率的重要因素。
研究发现，收入分配的差距或者不公平、城市化以及失业率和贫困都对犯罪率的增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收入分配不均和越来越快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造成低收入人群对社会的不满和被剥离感，这两个因素应当是影响犯罪率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有效地利用社会经济因素与犯罪率的负相关的关系，制定相应的刑事政策，可以有效地缓解经济增长带来的犯罪率攀升的不良现象，减少社会资源的支出，有效节约社会成本。
关键词：犯罪率；收入分配；城市化；失业率；贫困一、以经济因素为视角看犯罪率增长的现象所有的人都不会否认，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与此同时，犯罪也在不断地增多。
经济的增长同时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全感，在这种不安下，某些人会怀念以前经济虽然不发达但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非常良好的时代。
官方的数据也与人们的切身感受非常之一致，1978年的时候，中国公安机关的犯罪立案总数为53万多起，但2005年立案总数达到了468万多起，是1978年犯罪总数的8.7倍，犯罪总量在28年间年均增长了大约8.4%。
可以这么讲，中国在这改革开放的这段时间以来，犯罪率应当说是急剧增长，这其中还不包括犯罪黑数。
对于经济增长和犯罪率的关系历来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导致犯罪率降低，理由是经济增长可以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从而减少因为贫困而产生的犯罪，经济增长也使得社会有很多的资源来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增加。
反之，则认为经济增长会带来犯罪率的增加，理由是经济增长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犯罪机会，经济犯罪本身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随着经济增长、经济活动的频繁，经济犯罪也会大量增加。
尽管对经济增长与犯罪率之间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的关系存在争议，但都不否认经济增长是犯罪率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收入差距与犯罪率实证研究内容摘要：本文对中国1978－2008 年间收入分配对犯罪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发现，全国间的收入差距对犯罪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容易造成社会紧张，穷人产生严重的挫败感，对社会产生不满，地位的不公平感导致穷人可能通过犯罪来提高自身满足度，由此可能引致低地位的人犯罪。
从经济学视角看，穷人犯罪的机会成本低，而同时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富人的财富给穷人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如果穷人将时间更多的配置在非法活动上，其收益可能会更高，因此，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鼓励了穷人从事更多的犯罪活动.关 键 词： 收入差距 犯罪率一、文献综述自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大量利用计量方法对犯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广泛考察了各种宏观经济因素如收入分配、失业、教育等对一国犯罪率的影响，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与此同时犯罪率也急剧上升。
1978 年全国的犯罪总数为五十多万起，到2005 年犯罪总数达到了四百六十八万多起，是1978 年犯罪总数的8.7 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因素变化对我国的犯罪率到底是否造成了影响？如果对犯罪造成了影响，不同因素的影响各自有多大？哪些是影响犯罪的关键？国内对这些问题的定量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
本文试图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国民教育状况、城市化等对犯罪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二、模型、变量描述（一）模型设定（1）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通常有DF 检验法、PP 检验法和ADF 检验法(Augmented DF Test)。
由于理论和实践上的原因，人们通常使用ADF 检验法，其模型为：模型Ⅰ（无常数项、无趋势项） △y t = (ρ-1) y t-1+ ∑=m i 1δi △y t-i +εi （1）模型Ⅱ（有常数项、无趋势项）△y t =β1+(ρ-1) y t-1+ ∑=m i 1δi △y t-i +εi （2）模型Ⅲ（有常数项、有趋势项）△y t =β1+β2t+(ρ-1) y t-1+ ∑=mi 1δi △y t-i +εi （3）其中，{εt }为白噪声。
中国城市就业与犯罪的关系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中国城市就业与犯罪的关系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同时也伴随着城市就业与犯罪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文旨在探讨城市就业与犯罪之间的联系，重点关注城乡收入差距和民工失业对中国犯罪率上升的影响。
通过对相关数据和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些因素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影响。
1. 城市就业和犯罪之间的关系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然而与此同时，城市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
研究表明，城市就业与犯罪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
首先，就业机会的增加可以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减少贫困和社会不平等，从而降低犯罪行为的发生率。
其次，就业可以提供人们稳定的收入来源，使其更加依法守纪，减少参与非法活动的诱因。
然而，城市就业也可能带来新的社会问题，比如人口密集造成的紧张关系、环境污染对人身健康的威胁等，这些问题也可能导致犯罪率的上升。
2. 城乡收入差距对犯罪率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也对城市犯罪率的上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研究表明，收入差距过大容易加剧社会不平等，使贫困人口更易陷入犯罪行为之中。
而且，收入差距的扩大还可能导致社会情感紧张、阶级矛盾加剧，进而埋下犯罪的种子。
因此，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更好地分配社会资源，既可以提高社会公平性，也有利于控制犯罪行为的发生。
3. 民工失业与犯罪率上升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吸引了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然而他们也面临着高失业率的困扰。
农民工失业的增加对中国犯罪率上升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首先，农民工失业可能导致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可能选择从事非法活动，从而投身犯罪行为。
其次，农民工在城市中容易形成较大的群体，群体失业引发的问题和社会不安全等因素也会促使犯罪率的增加。
因此，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农民工失业问题，对于控制犯罪率的上升至关重要。
犯罪学理论视域下跨境电信诈骗治理策略研究作者：陆雪孙梓翔来源：《中国防伪报道》2022年第08期摘要：近年来，我国电信诈骗犯罪案件逐年增多，且跨境作案趋势日益明显。
跨境电信诈骗作为一种非接触式的非传统型的犯罪，呈现出犯罪发案量大、犯罪地域以东南亚国家为中心向外扩散、犯罪人员数量众多且低龄化、犯罪手段高科技化且更新快、犯罪活动专业化运作的新趋势。
面对新趋势，本文以犯罪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和日常活动理论为切入点进行原因分析，并以二理论为视角，提出降低犯罪收益、提高犯罪成本、削弱犯罪动机、减少犯罪目标、提高监控的治理策略。
关键词：犯罪学理论；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策略犯罪学的研究为犯罪预防和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该研究表明，犯罪现象是可以认识的，通过研究犯罪现象可以寻求犯罪规律，探求犯罪发生的原因[1]。
本文通过对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新趋势的阐述，结合犯罪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和日常活动理论解释该犯罪的发生原因，进而提出相应的犯罪治理策略，使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治理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一、理论释义：理性选择理论和日常活动理论的内涵（一）理性选择理论的内涵西方的任何理论研究都是从假设出发，这意味着这一学科研究方式的确定。
正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界定的一样，范式的作用在于“意欲提示出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2]。
经济学研究中一般将人假定为经济人，而在法学研究中则将人假定为有理性的人，理性选择理论便是在这一基础上诞生的。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作为犯罪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产生于20世纪的后期。
主要是由美国犯罪学家罗纳德·克拉克（Nonald V. Clarke）与英国犯罪学家德里克·科尼什（Derek B. Cornish）发展起来的。
美国犯罪学家罗纳德·克拉克（Nonald V. Clarke）将犯罪情景与人类的理性选择相结合，从而提出了“有限理性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