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简帛发现与简帛学的发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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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义二第三节简帛文献在纸质文献通行以前,从时代来说,大致是隋唐以前,竹、木所制的简牍和缣帛是文献的主要载体。
人们很长一段时间使用这些材料来书写文字。
我们所说的简帛文献,是对简牍文献和缣帛文献的概括。
一、简帛文献的起源简是用竹或木制成的长条。
从出土的简来看,一般宽1厘米左右。
记载不同的内容则选用不同长度的简。
举例来说,皇帝的诏书用的是一尺一寸的简,法律条文、《春秋》一类记载大道的经典用二尺四寸,等等。
由于新的竹子水分比较多,容易生虫或折断,在制造竹简的时候,还要经过火烤这道工序。
称之为“杀青”。
后来文章写好了也叫作“杀青”。
一条简一般只写一行字。
如果写两行字,就需要加宽。
要写多行字,就超出了竹子这种原材料所能提供的宽度,需要用更宽的木板来做。
很多不产竹子的地方,比如说西北敦煌、居延等地,出土的汉简多数也是木简。
木制的宽简称为牍,或称板牍。
写信也用板牍,一般一尺多长。
所以叫尺牍。
后来尺牍成为信的代称。
竹简和木简都可以用绳子编连起来,这样就可以书写更长篇的文字。
一般称之为编、策或册。
基本上,简多数只能容纳一行字,板牍更宽,可以容得下几行字。
更长的书,就需要将简编连成策了。
编好的简需要卷起来存放。
这是中国典籍早期的装订形式。
有关简牍文献最早起源于何时,目前并没有定论。
多数学者根据甲骨文的字形认为,简牍文献起源于商代。
证据主要有:《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
而甲骨文字形中“册”是个象形字,象用绳子将简编连在一起。
“典”则是一个会意字,像把编连在一起的“册”放在几上,表典藏之义。
有关简牍文献的书写方式,现在学术界也有争论。
主要集中在对“刀笔”一词的释义以及毛笔广泛使用的时间。
从古人的注解到今人的论著,对于刀笔的释义都是有争议的。
一派认为,在简牍开始作为主要书写材料的时期到秦朝以前,毛笔都还是不常用之物,简牍的主要书写方式是用刀刻文字,以刀为笔。
另一派认为,在简牍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主要书写材料的时代,毛笔就已经发明并广泛应用了。
中国帛书的发展及作品欣赏喜欢简帛书的我,这是个很不错的值得学习的文章!原文地址:中国帛书的发展及作品欣赏作者:简猫摘要:帛书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字载体,是一种写在光洁细薄丝绢上的文字遗存。
它以毛笔、墨、缣帛的产生为前提,以简牍无法满足人们要求的状况为条件而活动在历史舞台上,同样由于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无疑给纸张的问世也就提供了机会。
虽然纸张比缣帛更适合作为文献的载体,虽然它的问世并没有完全取代缣帛,然而优胜劣汰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所以帛书的衰落也是必然的。
“帛书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文字载体[1][②]”,是一种写在光洁细薄丝绢上的文字遗存。
帛书有着从战国到魏晋乃至宋、元、明、清的存在史,它对纸张的发明有直接的启示,帛书的形制也对后世的书籍制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帛书几乎无人问津,笔者有鉴于此,撰成此文,以期抛砖引玉,就正于方家。
一、帛书的兴起帛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也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首先是缣帛的出现为帛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其次毛笔和墨的发明又为帛书的产生创造了可能,最后,简牍作为文献载体的不适应性也为帛书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迫切需求,换句话说,帛书的出现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1.缣帛、笔、墨的出现帛书的出现和“我国最早发明养蚕织丝有关,[2][③]”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发明养蚕和丝织的国家,“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发现了人工整治的蚕茧,纺织品残遗和石制或陶制的纺轮。
甲骨卜辞中也出现丝、蚕、帛、桑等字[3][④]。
到了商朝缣帛的质量就有了很大提高,这一点可以从出土的文物上看出,“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曾附有绢织物。
通过鉴定得知殷代已经生产出仅用纬线织成的单色绢。
[4][⑤]”到了春秋战国,纺织业可以说是迅猛发展。
“纺织品中已经有素、绅、缟、绫、纱、缯等不同织物。
如山东曲阜的薄绸——鲁缟,纤薄透明,轻盈如烟。
[5][⑥]”有专家根据出土的陶器上的花纹判断“毛笔在母系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西安半坡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器花纹就是用毛笔描绘的。
简帛书法艺术鉴赏近百年来,地下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给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材料,给现代书家提供了汉唐碑拓所不可比拟的原始墨迹和崭新范本。
在研究领域,对中国书法史的认识在不断更新。
在创作园地,简帛书法的艺术创作更是异军突起,空前活跃。
有鉴于此,我们试将中国历年出土的有代表性的简帛书法名篇按时代先后作一次粗线条的巡礼,以期对当今简帛艺术的研究和创作有所助益。
湖北曾侯乙墓楚简在中国书法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简帛书法是起源很早但发现和兴盛得很晚的一种特殊载体的书法。
它相对于甲骨文书法和金文书法来说,有其特殊的地域性差别。
尽管在甲骨、金文中就已经有由简册编连而会意的“典”、“册”等字,但迄今为止,尚没有在商、周遗址中发现过简帛的痕迹。
简帛书法的出现,一开始就跟崇尚浪漫、巫风昌盛的荆楚之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楚民族缘起于祝融部落集团,最早族居于淮水流域之荆(今湖北西部的荆山一带),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始有荆楚之名。
至楚穆王时(前625-前614年),楚人北上,方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进取精神和称雄中原的气概。
至楚庄王时,楚人问鼎中原,与齐、秦、晋争夺霸权,先后扩境江南,灭国六十一,拓疆五千里。
至楚康王十四年(前546年),在弭兵盟会中夺得霸主的地位,成为春秋时期最为强盛的富强之国。
随着楚国的发展和强盛,孕育于这块山川灵秀、巫风浓郁、夷夏杂糅的神奇土地上的楚文化更是以其神秘浪漫、自由奔放的色彩而形成一支足可以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的南方文化的代表。
而作为楚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楚系文字,更是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其独特的风格特征。
如现在所知最早的西周晚期的楚公家钟(前876-前842年)铭文,其形体虽与西周金文并无大异,但其构形风格则大异其趣,不仅粗犷恣肆,野气十足,而且洋溢着自由浪漫的气息,故清人吴大瀓《愙斋集古录》称:“字体奇肆,于此见荆楚雄风。
”自此而下,楚系文字从春秋至战国虽经历了从雄肆到秀丽再到圆浑的演变发展,但其中以结体工整修长、线条婉转灵动、富有装饰性的秀丽型风格一直是楚系金文的典型代表,如《王子午鼎铭》(前577-前552年)、《王子申盏》(前505-前489年)等。
2023年公务员(国考)之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经典例题单选题(共60题)1、2012年第三季度全国100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中,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643. 3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610万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比上年同期上升了1%。
上年同期这100个城市中,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577. 9万人。
A.高于上年同期B.低于上年同期C.与上年同期持平D.无法推出【答案】 A2、下列选项正确的是()。
A.1950年到1965年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持续增加B.1966年到1985年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持续增加C.1986年到2003年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持续增加D.1950年到2003年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费持续增加【答案】 C3、近代以来,史学界发展出几种“专门之学”,即简帛学、敦煌学、徽学、黑城学等,主要对象是出土或传世的文书,包括简帛文书、敦煌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黑城文书,时间跨度从战国秦汉直至明清。
虽然这些研究的对象多是文书,中国却并没有自己的“古文书学”。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研究是随着出土或传世文书的不断发现而逐步扩大兴盛,却又各自为界。
所以,只有在文书数量足够多、研究足够丰富、积累足够厚重、交流足够频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建立“中国古文书学”。
A.重考据轻分析B.重发展轻交流C.重理论轻实践D.重传统轻创新【答案】 B4、某大学寝室有8个人,三个是广东人,一个是北京人,有两个是北方人,一个保送生,三个是贫困生。
假设上述介绍涉及该寝室的所有同学,则下列关于该寝室同学的判断与题干有矛盾的是()。
A.保送的学生来自北方B.北京人既不是保送生也不是贫困生C.有两个贫困生是广东人D.没有一个来自黑龙江的学生【答案】 C5、随着债务置换计划的实施,地方债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基本消弭,刚性兑付再一次得到确保。
李学勤:简帛佚籍的发现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中国有着总结学术发展的悠久和优良传统,向上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孔子。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业已经历了从原始时期到夏、商、西周三代之变。
对于错综复杂的远古文化,孔子从学术史的角度将其归结为“六经”。
《庄子·天运篇》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
’”孔子对于“六经”虽然做的主要是学术综合的工作,即“述而不作”,但这一开创性的学术总结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说:“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
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
”[1](P2)春秋战国时期,学派蜂起,百家争鸣,学术文化得到了空前繁荣发展。
但由于后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经籍百家遭到严禁,致使学术为之一变。
汉惠帝时,下令废除《挟书律》,百家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学术为此又起一变。
在中国学术史研究方面,汉初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西汉末期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东汉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
学术史研究从此绵延不绝,各个朝代官修或私修史书,一般都有总结前代学术的专门章节,或曰《艺文志》,或曰《经籍志》,目的都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一但是,由于秦代毁灭性的焚书,致使中国大量的古代书籍严重失传,以至后代出现了一些所谓续作的“伪书”,而且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传世的书面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和变化。
对此,历代学者不断对某些“伪书”进行甄别和审查,其工作具有一定的价值。
然而,从清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风靡一时的“疑古思潮”。
崔述运用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方法,以经书中的某些记载驳斥诸子百家中所载之古史,写作了《考信录》,认为后世所传的古史大半是战国诸子所假造的,主张中国的信史应始于唐、虞时代。
简帛文字名词解释(一)简帛文字名词解释简帛文字•简帛文字是一种古老的汉字书写形式,是在简牍(简)和蚕丝纸(帛)上刻写的文字。
•简帛文字最早出现于西周晚期,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人们进行书写和记录的主要方式之一。
简帛•简牍(简):简牍是古代最早用来进行文字记录的一种工具,类似于木片或竹片,可以刻写文字后进行保存。
–例如:“上书楚曰,古人有言曰:天,地,社稷之主也。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蚕丝纸(帛):蚕丝纸由蚕丝纤维制成,是一种质地轻薄而坚韧的纸张,适合用于书写。
–例如:“安其室,陈其形,书其名。
”(《史记·邹伯奢世家》)简帛文字的特点•简洁:简帛文字的形状简单,笔画较少。
–例如:“言以信为帛,织以言为纸。
”(《礼记·曲礼上》)•线条流畅:由于刻写在简牍或者蚕丝纸上,简帛文字的线条流畅,并且显示出一种特殊的书法风格。
–例如:“夫用笔者,利其寿。
”(《管子·平等》)•篇幅受限:由于简帛的大小受限,因此篇幅较短,无法进行长篇描述。
–例如:“其鸟能正乎,其羽能倍乎。
”(《礼记·禘阴》)简帛文字的应用领域•史书:古代历史记载中的许多重要事件和人物都是通过简帛文字进行记录的。
–例如《左传》、《史记》等•文学作品:古代一些文人学士也使用简帛文字进行文学创作。
–例如《诗经》、《楚辞》等•契约和法律文书:简帛文字可以用于记录契约和法律文件,作为法律证据。
–例如《楚简》中的契约和法律条文结束语以上是关于简帛文字的一些名词解释和例子。
简帛文字虽然已经逐渐被现代汉字所取代,但它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仍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发现的主要竹简帛书汇总:其出土文献足以改写古代历史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记载的国家,春秋战国以来,百家著书立说,写下了无数的经典作品。
然而经过了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焼咸阳宫、永嘉之乱、靖康之变等事件,导致中国很多古文献失传了。
不过十分幸运的是中国早期的许多文献都是以竹简的形式存在,能够在南方许多墓中保存很多年。
因此,我们能够通过战国、秦汉时代的竹简看到许多失传的文献。
小编就在此列举一些中国发现的非常重要的竹简和帛书,以供各位文化和历史爱好者参考。
郭店楚墓竹简:发现了最早的《老子》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郭店一号楚墓M1发掘出竹简,共804枚,为竹质墨迹。
其中有字简730枚,共计13000多个楚国文字。
郭店楚简包括十六篇先秦时期的文献。
其中道家典籍三篇,分别为《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语丛四》(《说之道》》;儒家典籍为十二篇,分别为《缁衣》、《鲁穆公问子思》、《五行》、《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
这批典籍除《老子》、《缁衣》见诸传世本,《五行》见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外,其余皆为两千多年前的先秦佚籍。
郭店竹简《老子》银雀山竹简:《孙膑兵法》重见天日银雀山西汉墓,位于山东临沂市区南银雀山。
1972年发掘一、二号墓。
其中出土了竹简文献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墨子》等。
二号墓,出土《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竹简32枚。
每简长69厘米。
是西汉实用日历,也是迄今所知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
《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竹简同时出土,这是我国、也是世界军事史上一件大事。
它使长期以来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疑案得以澄清解决。
《孙膑兵法》王家台秦简:发现了失传已久的《归藏》王家台秦简,1993年3月出土于湖北江陵荆州镇邱北村王家台15号秦墓,共计813枚。
第四节战国简帛的发现与研究简策作为先秦时期人们书著文字的最主要的形式,它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
汉晋两代,先秦简策主要有孔壁古文经与汲冢竹书的发现,后于南朝续有所获,而汉人木简于北宋徽宗朝也有出土,但原简均久已散佚。
尽管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汉晋简牍的发现使简牍研究迅速形成专学,然而对于先秦简牍的了解,却晚至20世纪50年代才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20世纪70年代后,大量战国简策的出土已不同于早期的零星发现,不仅数量浩繁,而且呈现出众多前所未见的竹书,从而为先秦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古典哲学、先秦思想史、古代文献学、简策制度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积累了丰富资料,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简帛资料概述(一)简牍目前所见战国简牍有楚简、曾简和秦简,先后共发现27批,其中以楚简和秦简为大宗。
1.楚简共发现19批,出土地点主要集中于两湖和河南地区。
湖南楚简前后出土6批。
新中国建立之初,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湖南长沙楚墓的考古发掘首先获取了楚简。
1951年,长沙五里牌406号墓出土竹简37枚,长沙仰天湖25号墓出土竹简43枚,内容均为遣策(1);1954年,长沙杨家湾6号墓出土竹简72枚,其中书字简54枚(2)。
20世纪80年代后,湖南地区出土的楚简更趋丰富。
1980年,临澧九里楚墓出土100余枚残断的竹简,内容不详(3)。
1983年,常德德山夕阳坡2号墓出土竹简2枚,内容为纪年记事文书(4)。
1987年,慈利石板村36号墓出土残竹简4557片,约800-1000枚,内容为记事性古书,以记吴、越二国史事为主,如黄池之会、吴越争霸,似与《国语·吴语》、《越语》或《越绝书》有关(5),极为珍贵。
湖北楚简的发现集中在江陵和荆门地区,出土楚简数量最多,共有11批。
1965年,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竹简207枚,内容为卜筮祭祷记录(6)。
次年,望山2号墓又出竹简66枚,内容为遣策(7),涉及器物名称达320种之多,许多不见于文献记载,所记器物排列有序,与出土实物对观也基本符合,颇便考定随葬器物之名称。
20世纪以来简牍的重大考古发现及意义回顾简牍发现出土的历史,可以说既是由来已久,又是近世新事。
说由来已久那就是永垂青史的两次重大发现,即西汉景帝末武帝初年,鲁恭王在孔子旧宅获得的“孔壁中经”:《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在汲县战国晚期魏墓里出土的“汲冢竹书”:《穆天子传》、《纪年》、《师春》、《琐语》等。
这两次发现对后来的古文献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说近世新事,那就是从20世纪初以来至世纪末,全国各地不断出土的简牍文物,不仅出土地域大大扩展、时代距离拉长,而且数量和内容都是远盛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发现,可以说二十世纪是简牍的大发现时代。
一、百年来简牍的发现,概括有以下五个特点(一)出土地域不断扩大最早以新疆尼雅、甘肃敦煌为起始,其次延伸至内蒙、甘肃额济纳河流域,从而扩展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有简牍问世。
目前可知有新疆、甘肃、青海、内蒙、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川、广西、江苏、安徽等17个省市自治区。
其中甘肃、内蒙、湖南、湖北四省出土最多。
充分反映出汉文化覆盖面的广大和汉文化势力的强劲。
(二)简牍时代的延长过去出土简牍,以汉代为大宗,其次为战国。
而现在可知上至春秋晚期,经战国、秦、汉至三国两晋,其时代是连续的。
另外,就民族文字来看,还有汉晋 文、唐代吐蕃文和宋之西夏文木牍。
不仅反映了汉文简牍的存在时限,而且也可看到对其他文化的响。
(三)内容越来越丰富过去,墓葬出书籍,边塞遗址出屯戍文书。
以此形成了简牍的两个基本特征。
而现有资料,内容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不仅有传世文献中可找到的古书籍,也有早已佚失的古文献。
不仅有屯戍文档,而且还有法律、法规条文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书。
(四)数量不断增加过去出土简牍,一墓出土数十枚、遗址出土数百枚,已是极为稀有罕见了,而现在动辄数以千计万计,甚至以10万计,不能不说是惊天动地。
粗略统计,用各种材料写成的文献、文书,总数已达26万余枚(件)之多。
三大考古发现对现当代书学的影响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对清代书学的影响之巨可谓众所周知。
金石学不仅催生了碑学,更孕育出包世臣、康有为、邓石如、吴昌硕等彪炳书史的巨擘大家。
但20世纪以来,西学东渐,考古学在体系化、科学化之后对现当代书学的影响却鲜有人论及。
20世纪重要的考古学发现,按罗振玉的说法,主要有四件,“殷墟文字一也,西陲简册二也,石室遗书三也,大库史料四也。
”而与书法息息相关地就有三件。
现分述如下(一)殷墟甲骨1899年,王懿荣偶然发现龙骨上的锲刻文字,揭开了殷墟甲骨研究的大幕。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开始被考古界所重视。
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发掘,1949年前有15次(中央研究院主持),1949年后有12次。
据屈冀鹏统计:考古发掘所获,再加上散藏于各地的有字甲骨约有12万片之多。
可辨识之字,计正文1062字,重文75字,凡1704字。
合存疑与不可辨认者,总数约达3000之多。
足供书学研究和书法创作取资。
(二)简牍帛书简牍和帛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较长的文字载体。
简牍指竹简、木简与竹牍、木牍;帛则是指绢帛缯绸。
自19世纪末叶,汉、晋简牍就开始大量出土,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刊行《流沙坠简》之后,又陆续刊行了《居延汉简甲、乙编》《武威汉简》《敦煌汉简》等,为简牍的研究导夫先路。
建国后,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简牍帛书更是屡有发现。
沈颂金说:“这100年简牍和帛书的出土,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也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可以说是简帛的‘大发现时代’。
”(三)敦煌遗书1900年,道士王圆策在清理莫高窟积沙时,发现了大量的敦煌遗书。
其时间跨度从西汉末期直至元代,达6个多世纪。
敦煌遗书绝大多数是写本。
它具体有多少卷,一直没人能弄清楚。
据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统记有32000件左右,如果再加上俄国藏的大约10000件和各种零碎散失的部分,总数应该不下50000件。
一、“三大考古发现”引发对书法史的重新认识历来新发现新材料必然引发新思考,形成新认识。
出土简帛文献简介一.简帛的发现与整理简牍和帛书的发现,是近百年来我国文物考古重大发现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谓简帛,是指我国古代使用墨笔书写的有文字的竹、木简牍和绢帛的总称,因各种复杂的自然环境因素而流传至今。
简帛发现的历史渊遠流长,据记载,在西汉武帝时期就有古代简帛的问世。
此后,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汲郡人盗掘战国时的魏襄王墓,出土了竹简书籍数十车,这是我国古代大批发现简牍的最早一次记载,这就是著名的《汲冢书》。
这两次发现所留下的古文《尚书》、《论语》、《礼记》、《孝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典籍,对于古代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此后历代还有不少次的零星发现。
上个世纪的简帛发掘从时间上大体可划分为两个时期,约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到1949年为止是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一些外国考察队首先相继进入我国西北边陲,也就是汉代的河西与西域地区,开始了考古调查和所谓的探险活动,揭开了西北简牍大发现的序幕。
其代表人物有瑞典人斯文赫定、贝格曼,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日本的大谷光瑞、桔瑞超等。
20世纪初西北简帛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当时国际东方学界、考古学界、语言学界的轰动。
此后,我国科学家或与外国合作,或独立发掘,使古代简帛逐步被世人所认识。
20世纪上半叶简帛的发现,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举其要者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罗布淖尔汉简等。
建国以后,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更不断有惊人的简帛发现。
重要的竹、木简发现有云梦秦简,龙岗秦简,武威汉简,银雀山汉简,甘谷汉简,马王堆汉墓竹简,定县汉简,江陵凤凰山、张家山汉简,居延新简,阜阳汉简,大通汉简,马圈湾汉简,郭店楚简,悬泉置汉简,尹湾汉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等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下面仅就东汉以前的出土简帛文献材料择其要者作扼要介绍敦煌汉简是指二十世纪初开始在河西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烽燧遗址中陆续出土的简牍。
百年来的简帛发现与简帛学的发展(一)
历经百年沧桑,通过几代学人的艰苦努力,简帛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并蔚为国际显学,受到世界学人的瞩目。
简帛发现层出不穷
据文献记载,我国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经,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将近一个世纪。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共出现了两次大发现的高潮: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
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
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着数千种。
这些论着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
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着目录等。
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
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正如张政
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
”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
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
二人于1914年合着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
《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
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
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整理工作中辍。
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
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
《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
《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着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