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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论今，以史明心，借史育人作者：蔡伊思锐来源：《新教育时代·学生版》2016年第04期摘要：通过读《万历十五年》，通过对此进行总结和陈述，通过对书中黄仁宇先生所阐述的阴阳理论的理解和解析，联系万历皇帝、申时行、海瑞等历史人物的言行理解，以此来在对学生进行历史观塑造和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上，让学生能够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和冲突，形成自己的特有的原则，已达到读史论今，以史明心，借史育人的目的。
关键词：万历十五年申时行海瑞价值观塑成看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不能说完全能领悟大历史观，通过六个人物的绘写：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和李纨。
虽然不能完全代表全部，看似只为明朝末年的一些著名人物，表面没有很强烈的衔接关系，但人物的串联环环相扣，通过点线面的结合，贯穿的是一幅相对完整的历史画卷。
书中传达的内容远比我能理解的更深入得多，在这也不能一一阐述每一点的心得。
只能阐述一些自己的看法。
[1]一、读史论今关于作者提到了一个阴阳调和。
阴阳就像道家的太极图，对比鲜明却又是相容和谐。
但是在这我想表述的阴阳，更多的是一个人在这种阴和阳之间的矛盾，即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冲突。
书中申时行对于这种矛盾和冲突有着很深的体会，“（申时行）他对理想与事实的脱节，却有一番深切的认识。
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
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以他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尤知忌惮。
而贤者有所依归’。
”那些极阴者放大自己的私欲，成为贪官污吏；极阳者清高自负，树立的是绝对的道德观念，以海瑞为典型。
[2]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道德模范，他把理想的政治投入到了实践。
他的生命只有理想没有私欲。
他是民众眼中的英雄和楷模，却是其他官员眼中的麻烦。
海瑞只是一个被社会需要的道德楷模，摆在一个又高又孤寂的位置，只是一个偶像，纵然是有真知灼见，却无法被采纳。
简单来说，海瑞抗衡的是人性欲望。
刘知幾《史通·自叙》原文注解与鉴赏史通·自叙刘知幾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
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
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
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
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
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
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
”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
于时年甫十有二矣。
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
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
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
次又读《史》、《汉》、《三国志》。
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
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
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
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
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
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
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
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
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
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
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
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
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
凡有异同，蓄诸方寸。
及年以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
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钟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
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
所有榷扬，得尽怀抱。
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
儒家学说与汉代政治关系的作文题目论儒学对汉代政治、经济、礼仪制度的影响汉代的儒家学者在继承先秦儒学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对儒学进行了发展和改造，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应于汉代封建大统一。
西汉前期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汉初儒家在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时，也对秦朝时遭到“焚书坑儒”的厄运加以反思，儒生认识到必须使儒学适应现实社会，并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
西汉中期，一代大师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在更高的阶段上融合了黄老、法家、阴阳等各家思想，发展了儒家的思想体系。
特别是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也，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从而确立儒学在中国思想上的地位。
自此以后，汉武帝更是将儒学推上了统治思想的地位，从而使儒学实现了由“在野”到“在官”的转变，从而对整个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礼仪制度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儒学与汉代君主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就直接提高了专制君主的素质，同时又对专制君主有着约束作用。
儒学在政治、思想上取得了统治地位，因此汉代儒学非常注重君主教育。
比如“天子之元子，士也。
天下无生而贵者也。
”（《礼记·郊特性》）从理论上肯定了君主教育的必要性。
博士晁错也十分强调君主教育。
《汉书·晁错传》曾经提到“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
”这时期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强调儒学的经世致用，以其所学施于政治是其最终的目的，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汉代君主研习儒学的政治效应主要表现为训政和施政两个方面。
汉代皇帝依循经义以施政：君主依循儒家政治文化学说施行了一系列上层建筑的改革，如汉武帝“行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协音律”，又东汉的郊祀制度、宗庙制度、百神祭祀，从而确定了汉代的礼仪制度；依循儒家经典中广开言路、议政以制的民主性观点，君主重视朝议制度，所以西汉时期，皇帝对某些重大问题作出决策之前，一般先交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等官员集议，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集中朝臣的智慧，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从而减少了决策盲目和失误，有利于合理方案的拟定，加强统治，减少弊端；依循儒家的屈君申天，谴告理论，君主常常下诏“罪己”，按照汉儒的“谴告”理论就是如果君主失德无道，上天便会降灾异以示谴责警告，直至“更命有德”，这样就对君主的人格有所抑制，有利于政治开明；依循儒家民本、德治思想，君主大多重农务本，爱民利民，两汉君主都把重农本奉为基本国策，春季劝农桑、废除苛政、赏赐民爵和布帛，停建劳民工程，赈济贫困鳏寡孤独，表彰孝悌力田，薄赋税亦是汉政的特点，汉赋一直保持在三十税一的水平上。
湖南省部分学校2022-2023学年高一（下）期中考试语文第Ⅰ卷（阅读题）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我国传统史学有许多优长之处，史论结合便是其中之一。
《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的“臣光曰”等，都是史论结合的代表。
同时，在史书注释、书目提要中也都包含丰富的评论。
这些史论结合的精彩之论代表了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积累，需要下功夫深入发掘和总结。
关于《史记》中的史论，我们比较熟知的是“太史公曰”。
凡是研究过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人都知道，其史论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
比如，他对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就非常关切。
在《货殖列传》中，他在分析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情况时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论述一方面说明物质生产的历史有其自身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分工是由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决定的，而社会生产的发展又是由于人们为满足物质需要而从事工作的结果。
这些论点表明司马迁已经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力图以此为切入点探索社会发展的原因。
这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再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所发表的史论，一般都认为有两种形式：一是“臣光曰”，二是引前人的史论。
其实除了这两种形式，司马光在书中还常常借历史人物之口来发表议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史论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十分深刻。
以“臣光曰”中关于治国用人方面的一些史论为例。
司马光提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认为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于能否选拔一批得力的人才，所以他在《资治通鉴》中非常注意并突出叙述了举贤用能的史实。
《资治通鉴》关于用人方面的精彩之论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史论更是不胜枚举。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史评类(第0447册至0455册)书目详表(带册页码)史部史评类第0447册－001页史通评释二十卷(唐)刘知几撰(明)郭孔延评释史部史评类第0447册－245页史通训故二十卷(明)王惟俭撰史部史评类第0447册－429页史通训故补二十卷(清)黄叔琳撰史部史评类第0448册－001页史通削繁四卷(清)纪昀撰史部史评类第0448册－135页文史通义九卷(清)章学诚撰史部史评类第0448册－347页宋忠肃陈了斋四明尊尧集十一卷(宋)陈瓘撰史部史评类第0448册－409页 0449册－001页致堂读史管见三十卷(宋)胡寅撰史部史评类第0449册－275页史钺二十卷(明)晏璧撰史部史评类第0449册－369页读史商语四卷(明)王志坚撰史部史评类第0449册－477页 0450册－001页读通鉴论三十卷末一卷(清)王夫之撰史部史评类第0450册－351页宋论十五卷(清)王夫之撰史部史评类第0450册－497页茗香堂史论四卷(清)彭孙贻撰史部史评类第0450册－667页阅史郄视四卷续一卷(清)李塨撰史部史评类第0450册－707页明史十二论一卷(清)段玉裁撰史部史评类第0451册－001页读史纠谬十五卷(清)牛运震撰史部史评类第0451册－237页史林测义三十八卷(清)计大受撰史部史评类第0451册－481页味隽斋史义二卷(清)周济撰史部史评类第0451册－509页读宋鉴论三卷(清)方宗诚撰史部史评类第0451册－553页志远斋史话六卷(清)杨以贞撰史部史评类第0451册－595页诸史琐言十六卷沈家本撰史部史评类第0452册－001页国史考异六卷(清)潘柽章撰史部史评类第0452册－115页读史札记一卷论学札说一卷(清)卢文弨撰史部史评类第0452册－137页 0453册－001页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清)王鸣盛撰史部史评类第0453册－191页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补遗一卷(清)赵翼撰史部史评类第0454册－001页廿二史考异一百卷(清)钱大昕撰史部史评类第0454册－881页三史拾遗五卷(清)钱大昕撰史部史评类第0455册－001页诸史拾遗五卷(清)钱大昕撰史部史评类第0455册－059页读史举正八卷(清)张熷撰史部史评类第0455册－155页诸史考异十八卷(清)洪颐煊撰史部史评类第0455册－261页考信录三十六卷(清)崔述撰。
我国古史考辨学的伟大先驱——崔述一、生平事迹我国有史以来，以作史而扬名的人确实不少，但能够称得上“大师”、“大家”的人却寥寥无几。
所谓的“大师”、“大家”，是指学识渊博，造诣精深，见解独到，开一代风气，奉为学界楷模的著名专家和学者。
我们魏县历史名人崔述就是这样的史学大家、经学大师。
他学识博大而精深，一生以研治经史为务，致力于疑古辨伪，考信求实，开了近代疑古辨伪风气之先河，成为古史考辨学的伟大先驱者。
崔述，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府魏县（今河北魏县沙疙瘩村）人。
他出身书香门第。
曾祖崔辑麟、父亲崔元森都是明道经世的儒家学者。
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
父亲崔元森对儿子崔述寄予厚望，家教严格。
他牙牙学语时，父亲就教他识字，每每见到门联匾额、药橱菜谱，父亲都指指画画，认真教儿子认读，并形象地讲解字义。
他刚懂事，父亲就随读随讲，教他学习《三字经》、《神童诗》等启蒙课本。
在父亲的教导下，他从五岁起，就开始攻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
父亲教导有方，每讲授完一遍课文，就让他诵读百遍，自觉了解文义。
正是在父亲的严加管束和悉心教导下，他才孜孜求学，熟读经书，学业有成。
求学入仕，正是当时学子们的追求目标。
乾隆十九年（年），他到大名府应童子试，名列第一，受到知府朱煐的赏识。
朱煐把他召到府内晚香堂，延请名师执教，与他儿子士琬一块学习。
他在晚香堂求学八年，学业大有长进，填词赋诗，著文应对，出口成章，下笔成文，风发泉涌，才华横溢，被称为“当世奇才”。
乾隆二十七年（年)，他与弟弟崔迈应顺天府乡试，双双中举，一时传为科举佳话。
乾隆二十九年（年)，他奔赴陕西邠州迎娶大名才女成静兰。
他们夫妻次年回归家乡。
这时，恰逢魏县闹水灾，崔述一家流离失所，居无定处。
大名知县秦学溥非常器重崔氏兄弟，特意在礼贤台畔购房置屋，供他们一家居住。
他怀才不遇，此后五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
他屡试不第，心灰意冷，再也无意仕进。
乾隆三十三年（年),为了生计，他在武安设馆，走上了教书的道路。
新注《资治通鉴》序古者国各有史以纪年书事，晋乘、楚梼杬虽不可復见，春秋经圣人笔削，周辙旣东，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
秦減诸侯，燔天下书，以国各有史，刺讥其先，疾之尤甚。
诗书所以復见者，诸儒能藏之屋壁。
诸国史记各藏诸其国，国滅而史从之，至汉時，独有秦记。
太史公因春秋以为十二诸侯年表，因秦记以为六国年表，三代则为世表。
当其時，黄帝以来谍记犹存，具有年数，子长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咸与古文乖異，且谓「孔子序书，略无年月；虽颇有，然多阙。
夫子之弗论次，蓋其慎也。
子长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
汲冢纪年出於晋太康初，编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国史记，脱秦火之厄而晋得之，子长不及见也。
子长之史，虽为纪、表、书、传、世家，自班孟坚以下不能易，虽以纪纪年，而书事略甚，蓋其事分见志、传，纪宜略也。
自荀悦汉纪以下，纪年书事，世有其人。
独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乱，王僧辩平建业，与文德殿书七万卷俱西，江陵之陷，其书燼焉。
唐四库书，编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经十五卷，萧颖士依春秋义类作传百卷，逸矣。
今四十一家书，存者復无几。
乙部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蓋纪、传、表、志之书行，编年之书特以备乙库之藏耳。
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为编年一书，神宗皇帝以监于往事，有资於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
温公之意，专取关国家盛衰，繁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
治平、熙宁间，公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
萧、曹画一之辩不足以胜变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国论，专以书局为事。
其忠愤感既不能自已於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之类是也。
至於黄幡绰、石野猪俳谐之语，犹书与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后人不能尽知也。
编年豈徒哉！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
」夫道无不在，散於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
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界的大师级人物。
他主要的史论和史学评论集中在《资治通鉴考正备叙》、《谥法》、《大学衍义》、《春秋左传集解》等多部作品中。
首先，朱熹在《资治通鉴考正备叙》中认为，史书是记录历史的重要工具，但史书所记载的内容存在误差和不能完全客观地反映历史真相。
因此，为了准确地了解历史，我们需要通过多种渠道收集、比较、分析不同历史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客观性，以此完善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此外，朱熹还强调要把现代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融入对历史的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
其次，朱熹在《谥法》中对古代帝王的谥号进行了系统化的分析和总结。
他认为，适当地赋予帝王谥号可以反映其在历史上的成就，有利于后人对其作出评价。
但也需要遵循谥号之间的连续性和慎重地赋予，以维持谥号的尊严和确切性。
第三，朱熹在《大学衍义》中对古代儒家经典《大学》进行了注释和解释，深入研究了其思想内容和价值。
他认为，《大学》所推崇的“格物致知”可以通过个人的实践和经验获得知识和智慧，同时也需要依靠传统的儒家教育和学习方式。
此外，朱熹还倡导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和理性的分析。
最后，朱熹在《春秋左传集解》中对古代历史文献《春秋》进行了深入解读和分析，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学说。
他强调，要准确地理解《春秋》，需要从世界观、历史背景、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入手，以更全面地认识和解读文献中的内容。
此外，朱熹还倡导对古代文学的注释和解释需要融合历史、文化和哲学等多种视角。
总的来说，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亦融合了儒家思想、哲学、历史文化等多元元素，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中的重要一页。
考点集训【P300】1．(2016雅礼)【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北宋中期，王安石及其追随者编撰刊发一系列论著，阐发了其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观点,被称为“新学”。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世之不见全经（指儒家经典)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
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均为古代中医著作）、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
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
——王安石《王临川集》材料二己酉，王安石进所撰《诗、书、周礼义》。
帝谓安石曰：“今谈经者言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撰经义，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遂颁于学官（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号曰《三经新义》。
辛亥……安石《新义》行，士子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一(1）据材料一，概括王安石“新学”的治学特点。
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安石“新学”出现的时代背景.(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学”在变法中的作用。
【参考答案】(1)特点:立足儒学，汲取百家之长.时代背景：儒学没落；北宋统治危机加深；王安石倡导变法革新.(任答其中两点即可)（2）作用：“新学”一度成为北宋官方统治思想;有利于统一思想；有利于培养变法人才；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
2．（2016三湘)【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唐朝时,进士科每榜录取人数很少，自唐高宗武德五年后近300年间，平均每榜不到26人.唐代科举考试规则尚不严密,考试前,士子往往向达官贵人或者文士名流投呈作品,称为“投卷"或“行卷",希望得到赏识，以先声夺人。
同时，也允许官员向选举机关推荐，称为“公荐”.唐代科举录取名额没有地区分配.殿试开始于唐朝武则天，但没有成为制度.到宋代，宋太祖亲自主持考试，“殿试遂为常制"。
论古衡今，资治育人——儒家史论通说(一)维系华夏吾族五千年统绪相连、连绵不断者为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厚重博大，自有其历史之连续性和思想之一贯性。
此种连续性和一贯性，集中表现为儒家思想文化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体、主流、主干。
儒家思想文化不但形塑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和生命世界，也形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性和民族品格，引导和规制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行程。
“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
”1]与道家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法家的现实功利主义有所不同的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历史的高度重视。
除却庞大丰富的历史典籍之外，几乎历代儒家都对历史作出过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议论和评价，从而构成了儒家独具特色的史论。
“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
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
”2]儒家的史论浩淼淹博、寓意深刻，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和思想宝库，是打开神秘幽测的历史之门的一把锁钥，也是把握中华民族的民族自性和文化特征的一个必要途径。
一、儒家史论的形成发展了解儒家的史论，首先需要对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的各个构成要素进行一些必要的分殊。
在中国古代，没有“历史”这一专有名词，与之相近的两个字是“历”与“史”。
《说文》上说：“历，过也。
”《广韵》上说：“历，经历。
”《尚书》上说：“既历三纪，世变风移。
”3]其中“史”一词之含义近乎等于“历史”一词之含义。
“史，记事者也，从乂持中，中正也。
”4]“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
”5]由此而言：“夫以史为手持中正，则判断尚矣，即所谓史识焉；以史为职掌隆重，文献所归，则史学尚矣；以史为是非之所判，劝勉之所资，则史德尚矣；至于剪裁润色，勒成一家之言，则即昔人所谓史才。
”6]一般地讲，构成“历史”的要素大体可以分为史实、史料、史籍、史学等四个层面。
所谓史实，是指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7]的时间之流中“往者不可谏”8]的事实和真相，它具有唯一性，因而具有不可复原性。
但是，人不仅具有记忆的本能，也具有好奇的本性。
人希望认识自身，就不得不、也不能不对自身以往的史实进行回忆和分析，而其所凭借的物件，就是史料。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
”9]广义上的史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字记录以外者，如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等等；一类是文字记录，如《四库全书》分类法确立的史部之列的史书，实际上经部、子部、集部中也含有大量的史料。
10]文字记录史料中的史书，就是史籍。
史学“是一种研究或探讨”的学问，它力图弄明白“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
11]史学的范围比较宽泛，举凡对过去史实、史料、史籍等进行研究的学问皆可称为史学。
史论与上述“历史”的诸构成要素都有关联，但又不尽相同。
史论的构成要素包括两个必要的层面，一是历史事实，一个是对该历史事实进行的议论，而其中又以议论为主。
古代的议论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通称为“论”。
《韵术》中说：“论者，议也。
”魏文帝曹丕认为：“夫文，本同而末异。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12]即强调“书论”体重在讲明道理。
西晋时期的陆机主张“论”体的风格是“论精微而朗畅”。
13]即强调“论”体要意义精深而行文流畅。
齐梁时代的刘勰则对“论”体有着更为出色的解说和系统的梳理：“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
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
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
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
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
《六韬》二论，后人追题乎！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
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
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
至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
及班彪《王命》，严尤《三将》，敷述昭情，善入史体。
魏之初霸，术兼名法。
傅嘏、王粲，校练名理。
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
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
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无》，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
至如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
次及宋岱、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夷甫、裴頠，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
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
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逮江左群谈，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
至如张衡《讥世》，颇似俳说；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
言不持正，论如其已。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
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
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
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
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
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
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馀万字；朱文公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
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14]在这里，刘勰给予“论”体以明确界定，强调“论”体“述经叙理曰论。
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的功用，把“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作为“论”体的衡量标准；同时，他还把“论”体分为政论、史论等不同种类，点评了历史上诸“论”体名篇，并初步分析了历史上的一些史论的得失。
至此，“论”体的宗旨、风格大体确立。
及至南朝萧统编选《昭明文选》时，特地收入了《汉书》、《后汉书》、《宋书》里面的论、赞、序等“史论”九篇，又使史论的内容、宗旨、风格大体得以厘定。
唐朝刘知己对此总结说：《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
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
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曰子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
史官撰录，通称史臣。
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当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15]由此可见，儒家的史论由来已久，或者可以说与儒家自身的历史相始终。
其历史流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先秦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六个阶段。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他本人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16]他的孙子子思也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17]。
王船山则说：“法备于三王，道着于孔子。
”18]这表明，儒家学派尽管其开创者和奠基人是孔子，但其渊源有自。
这个渊源，我们可以称做是原始儒家。
出现于孔子之前而又经孔子删述的经书，作为原始儒家的文存，已经有一些相关的历史评论，或者说六经就是历史书籍或者历史评论。
王阳明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道即事。
《春秋》亦经，五经亦史。
《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是三代史。
”19]章学城更是明确地说：“六经皆史也。
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20]“经者，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
”21]作为史书的经，序定人伦、发微大义，涉及历史评论处，故亦可看作史论。
因部分经已在“儒学国民读本丛书”其他书本中选注，故本书没有再重复有关史论（《礼记?礼运》在秦汉时期予以节选）。
本书史论是从孔子处开始选注的。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
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
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22]孔子于中国上古历史多有精辟论述，实为儒家论纵论历史之发轫，亦大体奠定儒家论衡古今之基调。
由于《论语》一书为语录体和问答体，且由于孔子时代文字记录不便，故孔子论史虽多蕴意精辟，然又多或论而不述，或言简意赅，或语焉不详。
但《论语》全书渗透有厚重久远的历史意识，大部分条目涉及历史之事实或评价。
因此，了解儒家史论，不能不从孔子始。
需要注意的是，先秦时期儒家的史论还处于萌发和初创阶段，其史的色彩不很集中，而义理阐发稍多。
同时，这个时期的史论中也有一些于今不可考的史实描述，如三皇五帝的一些事迹，等等。
但古人所言，必有所据，不宜苛察。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由封建而郡县，中国由形式上的统一而到实质上的统一，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可谓绝无仅有。
然而“秦以吏法精神而一天下，亦以此而速亡。
”23]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突焉。
”在秦代，“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使得抱守先王之道、遵从圣人大义的儒家被李斯讥为“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
”24]春秋战国时期的“栖栖遑遑”、“席不暇暖”儒家由此遭致严重打击，乃有“焚书坑儒”之难。
“汉承秦制”，但不得不改变对儒家士人的态度：一则是儒家精神进入庙堂，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典型的象征；二是儒家士人进入庙堂，由此导致“战国为游士社会，西汉为郎吏社会。
”25]秦二世而亡的残酷事实，引发了西汉初年人们对秦王朝兴亡原因的热烈探讨。
陆贾《新语》十二篇向汉高祖刘邦提出了“马上治天下”而不能“得天下”、务必“逆取顺受”的警示，可谓首发“过秦论”之嚆矢。
贾谊《过秦论》则开创了严格意义上的儒家史论，成为儒家史论中的不朽名篇。
两汉时期史学大盛，《史记》、《汉书》中也有一些很好的历史评论，本书都予以适当节选注释。
“义胜利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26]一般的来讲，在治世和盛世，更是儒家得以发挥其修齐治平作用的时期；而于乱世，礼崩乐坏，人心无常，儒家虽有明道淑世、匡扶时艰的精神，也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27]，但总体上来看，儒家发挥的作用并不很出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
在此变乱的情势下，人们迫不得已，只能在老庄思想中梦想着任自然、求逍遥，由此学理和思想都为之一变，前期玄学大为昌盛，后期佛学乘虚而入。
然而，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秦、汉大一统政府种种法理制度的传统精神，早在中国历史上种下根深柢固的基础。
”28]儒家并没有完全退出社会场域和思想层面，只是暂时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但却依然在现实中而不是梦想中维持着国家政治的运转，调护着芸芸众生的生命。
在史学方面，当时已经形成修正史的传统，《后汉书》、《宋书》等里面仍有一些史论。
一些忧国忧民的儒家士人也针对时弊写了不少的历史评论，如陆机“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辩亡论》二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