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控制理论

探讨犯罪情境预防的理论与方法在当今社会，犯罪问题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为了有效地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犯罪情境预防的理论与方法逐渐受到重视。

犯罪情境预防，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对犯罪发生的环境和条件进行干预和改变，从而减少犯罪的机会和可能性。

这一理论并非着眼于犯罪人的个体特征或内在动机，而是将重点放在犯罪发生的外部情境上。

其核心理论基础包括理性选择理论和日常活动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如果犯罪的成本增加、收益减少或者风险增大，他们就可能放弃犯罪。

而日常活动理论则指出，犯罪的发生需要三个要素同时具备：有犯罪动机的犯罪人、合适的犯罪目标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管。

那么，犯罪情境预防具体有哪些方法呢？首先是增加犯罪的难度。

比如，加强建筑物的安保措施，安装坚固的门窗、监控设备和报警系统，让犯罪分子难以轻易进入。

在公共场所，设置复杂的道路和出入口，增加巡逻警力，都能让潜在的犯罪分子感到作案的难度加大。

其次是提高犯罪的风险。

比如，加大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增加巡逻频次，提高破案率，让犯罪分子意识到一旦作案，被抓获的可能性很高。

同时，加强社区的治安管理，鼓励居民之间相互监督和守望相助，形成一种无形的监督力量，也能增加犯罪的风险。

再者是减少犯罪的收益。

比如，对于盗窃犯罪，加强对贵重物品的管理和保护，减少犯罪分子可能获取的财物价值。

在金融领域，加强对资金流动的监管，打击非法洗钱活动，让犯罪所得难以变现和使用。

另外，消除犯罪的诱因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

比如，减少一些容易引发冲突和犯罪的场所，如治安混乱的酒吧、夜总会等。

对于一些容易诱发犯罪的商品，如管制刀具、毒品等，加强管理和控制。

为了更好地实施犯罪情境预防，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些实际的问题。

例如，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犯罪，其情境因素可能存在差异，因此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策略。

同时，犯罪情境预防措施的实施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

破窗理论的名词解释
《破窗理论》是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它通过研究犯罪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从而探讨了社会犯罪、警察的工作方法和司法制度如何影响犯罪率的问题。

它指出，社会上的犯罪频率不是偶然的，而是由特定的关系、情景以及权力结构构成的。

破窗理论是一种动态的理论，它关注潜在犯罪行为的社会属性，因此提出了一种犯罪控制技术，即“破窗”。

破窗技术是一种旨在预防犯罪的技术，从而改善小区的安全状况。

破窗的技术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即在犯罪发生前行动，从而有效防止犯罪的发生。

破窗理论认为，发生犯罪行为的社会环境与可能犯罪行为的社会环境是不同的，因此可以通过调整社会环境来抑制犯罪。

换言之，有效控制犯罪，需要改变社会环境，以便减少犯罪发生的机会。

这就是破窗理论的主要思想，即通过调整社会环境来抑制犯罪的发生。

破窗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控制犯罪的策略，包括增加社会网络的参与、加强治安管理力度、实施社会化控制技术以及搞特殊的公共安全解决方案等。

它还提出了犯罪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以及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包括修订犯罪政策以及改善犯罪检察制度、法院审判制度、警察工作制度等。

破窗理论所提出的犯罪控制策略，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已经在一些社会地区得到了实施，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例如，哥伦比亚等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实施破窗理论，如在社区建立安全观察站、
实施高技能警务工作、把警务和教育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以及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服务等。

综上所述，破窗理论为社会的犯罪预防提供了一系列的有效策略和技术，它强调预防犯罪，及早防范，并且提出一系列可行的改革措施，为解决犯罪提供了新思路。

警察职务犯罪的生成机制及遏制理论潘嘉警察职务犯罪，是警察实施的与其职务有关的犯罪行为的总称，具体包括警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破坏国家对警察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依照刑法规定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各种犯罪行为。

就其本质而言，警察职务犯罪是警察职权运作过程中的异化现象。

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相比，警察职务犯罪除具有一般职务犯罪特征之外，还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犯罪手段隐蔽性极高的特征。

警察职务犯罪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但它们的相同点都是与警察职务相关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警察在执行职务行为中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犯罪行为，它是警察职务犯罪的主要方式。

对此，刑法采取两种立法模式:一种为明定式，即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刑法条文中给以明确规定，如警察所犯的贪污罪、受贿罪、非法拘禁罪等等。

另一种是隐含式，即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但要实施这些犯罪，警察也必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如包庇毒品犯罪分子、为地方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等犯罪行为。

二是警察在执行职务行为中，滥用职权(即超越职权范围或者违反职权行使程序)实施的犯罪行为，如警察所实施的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等。

三是警察在执行职务行为中，应履行法定义务且能够履行而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义务而构成的犯罪行为。

前者如警察所实施的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等，后者如警察所实施的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等。

①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导致警察职务犯罪的范围宽泛，大致涉及刑法中的29个罪名。

②尽管每一宗警察职务犯罪的发生都有其具体原因、促成条件和环境，但只有认清其犯罪原因的共性才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警察职务犯罪，进一步设计预防对策。

下面我试用雷克利斯的遏制理论探寻警察职务犯罪这一类犯罪发生的共同原因。

当代美国犯罪学家雷克利斯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犯罪遏制理论”(containment theory)，着重用社会控制的强弱来解释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并吸收了关于犯罪原因的心理学观点和社会学观点的优点，推动了对促成个体犯罪的内部人格力量以及塑造个人动机和人格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分析。

从社会控制理论出发分析青少年犯罪青少年作為祖国的希望，一直都是社会所关注的焦点，然而青少年犯罪问题却俨然成为了一个世界性难题。

尤其是我国正处于一个转型的时期，对青少年犯罪的防治显得尤为迫切，而社会控制理论作为历来解释青少年犯罪原因的重要范式，与我国的国情情有很大的契合之处，因此本文通过对社会控制论的经典理论内容的简要分析和评价，从而为探索青少年犯罪的合理应对之道提供相关启示。

标签：青少年犯罪;社会控制理论;赫希;原因;预防根据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发布的《2013年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显示，目前国内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发展趋势，犯罪年龄以14-16岁居多。

经过综合分析，大多数学者认为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的形态，呈现出团伙化、低龄化、无业化、低学历化、严重暴力化的特点。

可见，青少年犯罪的现状仍然不容乐观。

一.社会控制理论的概述社会控制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犯罪人，犯罪行为是社会控制减弱或者崩溃的产物。

雷克利斯的遏制理论和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等包含这样的观点。

而美国犯罪社会学家特拉维斯·赫希作为社会控制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观点最经典，和我国的国情契合度极高，最有研究意义。

他认为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犯罪人，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可以阻止个人进行违反社会准则的越轨与犯罪行为，当这种联系薄弱时，个人就会无约束地随意进行犯罪行为。

我们可以发现，赫希的社会控制论不是像许多犯罪理论一样从“人为什么要犯罪？”而出发，而是认为“人为什么不犯罪？”才是犯罪社会学家所要探讨的问题。

而人之所以不犯罪的原因，是外在环境控制的结果。

即人社会化的过程中，人和社会建立的社会纽带是防止一个人去犯罪的重要原因。

而社会纽带主要有四项：1.依附2.奉献3.卷入4.信仰。

下面本文将从这四方面来分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二.从赫希的经典社会控制理论分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一）依恋依恋应该是最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也正是我将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当作出发点来分析青少年犯罪的最主要的原因。

运用犯罪构成理论与控制说正确认定盗窃罪的既未遂作者：罗太平盗窃犯罪历来就具有多发性和普遍性，因此在盗窃罪既未遂认定上，在司法理论和实践处理中应该说都具有成熟性和一致性。

然而，由于我国部分基层年轻的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缺乏承继性的学习和研究，导致在盗窃罪既未遂认定问题上将以前司法实践中已经解决的问题又重新纳入争议的范畴。

有鉴于此，笔者试图结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和我国理论与实践中一致认同控制说，把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对盗窃既未遂认定的意见予以归纳呈现，希望能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从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去认识盗窃罪的既未遂盗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根据我国通行的观点，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为：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为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

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盗窃既未遂的关键在于把握好本罪构成要件的客观方面。

在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刑法条文说明中明确了“所谓秘密窃取，就是行为人采用不易被财物所有人、保管人或其他人发现的方法，将公私财物非法占有的行为”。

从该具有立法解释性质的说明中，已经明确了盗窃罪是典型的财产性犯罪，且系结果犯，盗窃罪的客观行为的完整表述就是“采取秘密窃取的手段将公私财物非法占有的行为”。

根据刑法理论，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完成犯罪的行为状态。

具体到盗窃罪，当行为人通过秘密窃取的手段实现了非法占有财物的主观目的时，就认定为盗窃既遂。

这种既遂实际上也就是行为人犯罪目的的实现，即非法占有的实现。

因此，行为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应是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对此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判断标准，其中占有的内容、方式、程度是准确判断的关键所在。

①以上结合盗窃罪之犯罪构成要件对既未遂的认定的方法与理论界争议过程中出现的“控制说”是一致的，该说目前也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认定盗窃罪的既遂未遂标准是与犯罪构成理论具有一致性的控制说。

社会学视角下的犯罪与犯罪学理论犯罪是一个复杂而深入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秩序和人民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理解犯罪行为及其原因，犯罪学理论在社会学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文将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探讨犯罪与犯罪学理论的关系，并介绍几个经典的犯罪学理论。

一、社会学视角下的犯罪在社会学中，犯罪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不仅与个体因素有关，也与社会背景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

社会学视角强调犯罪行为背后的社会动力和环境因素，通过研究社会因素对个体的影响程度来解释犯罪现象。

从社会学视角看待犯罪，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犯罪问题并提供更有效的犯罪控制和预防方法。

二、犯罪学理论之生态学理论生态学理论是社会学视角下的一种犯罪学理论，该理论认为犯罪行为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根据生态学理论，犯罪率高的地区通常存在着一些社会问题，如贫困、失业和社会不平等等。

社会学家通过研究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犯罪率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犯罪的地理分布和犯罪率的差异。

三、犯罪学理论之社会结构理论社会结构理论是另一种社会学视角下的犯罪学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结构对个体的犯罪行为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社会结构理论指出，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社会剥夺和社会隔离等因素会导致犯罪行为的出现。

例如，贫困和社会边缘化常常与犯罪行为密切相关。

社会学家通过研究社会结构对犯罪行为的影响，可以为犯罪控制和预防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四、犯罪学理论之控制理论控制理论是社会学视角下的另一个重要犯罪学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在选择是否从事犯罪行为时会受到社会控制因素的影响。

社会学家通过研究个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社会对个体行为的控制力度，可以更好地理解犯罪行为的产生和变化。

综上所述，社会学视角下的犯罪与犯罪学理论紧密相关，旨在通过社会因素和社会结构等角度解释犯罪现象并提供有效的控制和预防方法。

生态学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控制理论等都是重要的犯罪学理论，它们为我们深入研究犯罪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法。

通过不断研究和探索，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犯罪行为背后的原因，为实现社会安全和公正作出更有效的贡献。

犯罪控制中的治理理论第18卷第2期2010年4月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JournalofNationalProsecutorsCollegeV o1.18No.2Apr.2010犯罪控制中的治理理论焦俊峰(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摘要: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犯罪治理是指运用国家正式力量和社会非正式力量解决犯罪问题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各方针对犯罪问题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将治理理论引入犯罪控制领域必须解决其本土化问题,包括犯罪控制参与主体的合法性,犯罪控制中具体事务的边界,犯罪控制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和犯罪控制中国家正式力量的角色定位等.犯罪控制中治理理论的实现途径是根据具体社区的社会关联类型及其强弱的不同,建立以社会关联类型为基础的犯罪控制模式系统.关键词:犯罪控制治理犯罪治理犯罪控制模式中图分类号:D91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928(2010)02-0099-06在犯罪学领域,”治理”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针对社会治安和犯罪防控提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中,最近几年,不少学者开始使用”犯罪治理”或”治理犯罪”等词汇.…然而,就治理而言,”学界对这一语汇还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特别是缺乏以中国为本位的探讨”.中国犯罪控制模式的现实建构表现为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整合与协作,这一点符合治理的基本精神.但西方治理理论的提出,从实践上源于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反思,从理论上源于极端自由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具有广阔的世界背景和深刻的历史渊源,且更多运用在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要想在犯罪学领域中引入治理理论,使其成为犯罪控制的重要理念,就必须解决好本土化问题,以避免理论迁移过程中的异体排斥.一,治理与犯罪治理(一)治理的含义英美国家的政治理论,都以”政府”(government)这个术语来指”国家”(state)的正式机构及其对合法的强制性权力的垄断;而政府的特色则在于有能力作出决定并且付诸实施.”government”一词同时也指”统治”,即在民族国家层次上运作以维系公共秩序,便利集体行动的正式而制度化的过程.在传统用法上,”治理”都是”统治”的同义词.但自世界银行1989年会议以来,治理的用法和内涵都有了新的变化,治理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治理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是创造条件以保证社会秩序和集体行动.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作者简介:焦俊峰,武汉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讲师.本文为公安部”公安理论及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重点课题”中国社区治安体系构建的科学化”(项目编号:2005HBSTZZYJ019)的成果之一.[1]康树华:《小康?稳定与犯罪治理》[J],《法学杂志))2003年第1期;胡联合,胡鞍钢:《转型期中国犯罪治理的基本对策》[J],《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2]徐勇:《治理转型与竞争——合作主义》[J],《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99?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L]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俞可平教授对治理和统治进行了区分,认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格里?斯托克将治理的核心概括为五点:治理指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治理明确指出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存在的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之点;治理明确肯定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的权力依赖;治理指行为者网络的自主自治;治理认定,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的权力,不在于政府下命令或运用其权威.政府可以动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和指引,而政府的能力和责任均在于此.[]我们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二)犯罪治理的含义在犯罪学领域,一般使用犯罪预防,犯罪控制或犯罪防控等概念来指代控制和减少犯罪的对策体系.”犯罪治理”一词虽然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但还没有形成一个为学界公认的概念,这是因为,虽然犯罪预防,犯罪控制和犯罪防控之间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均是作为犯罪学传统理论体系——犯罪现象,犯罪原因和犯罪对策——的最后一个部分出现的,这三个概念均能够涵盖这一部分的本质:基于犯罪不可消灭和犯罪产生于社会这两个基本规律,国家和社会采取的打击,控制,减少犯罪的对策体系.犯罪治理一词虽然也能反应这一点,但更多侧重于治理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体现为:犯罪控制主体上的多元化和网络化——作为国家正式力量代表的警察系统和作为社会非正式力量的保安公司及社会自治组织等;犯罪控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国家正式力量系统内的行政命令方式与社会领域的自治协商方式以及国家正式力量同社会非正式力量之间的平等磋商等;犯罪控制效果评价上的多元化与立体化——客观数据与主观感受相结合,官方评价与社会评价相结合,结果评价与过程评价相结合等.基于此,我们认为,犯罪治理是指运用国家正式力量和社会非正式力量解决犯罪问题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各方针对犯罪问题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目的在于限制,消除产生犯罪的原因,条件,以防止,控制和减少犯罪.事实上,区分犯罪预防,犯罪控制,犯罪防控和犯罪治理意义不大,具体到对策体系的构建时,四者很难明确区分,这四个概念可以交替使用.参照社会学中的社会控制概念,在指代犯罪对策体系这一领域时,我们倾向于使用犯罪控制一词,犯罪治理一词的使用更多的是强调治理理论对犯罪控制领域的影响.二,犯罪控制中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困境我国学者在引介西方治理理念的同时,对治理理论本身进行了深刻地反思,这些反思性论文认为:西方的治理理论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是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现实和社会制度具有自身独特性,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治理理论.”西方治理与善治制度的实[3][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华夏风译)》[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1期.[4]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5】同前注[4].[6]同前注[3].1OO?犯罪控制中的治理理论践是对公共领域的危机或民主政治衰败做出的拯救性回应.但仍然是以发达的政府——市场制度为社会基础,在西方社会中作为治理与善治拯救对象的政府失败和市场失败在中国还是一个虚拟问题,因为从规范意义上来看,作为现代社会有效地解决群体生活一致性问题的’政府——市场’制度在中国还有待建立,或者中国目前还处于模拟市场制度及其所需的其他制度的阶段.”(]“国家——市民社会”二元分析框架在我国一直存在争论,邓正来教授在分析了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的论争之后,主张从两个层面理解”国家——市民社会”问题:一是作为认识和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析框架或解释模式,二是将市民社会作为现实层面的对象加以建构.同时他认为,虽然对市民社会存在不同认识,但”都立基于原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分野,寻求社会透过民主参与,社会运动,自治结社以及舆论影响而对国家政治决策进行参与和影响”.[]从现实建构层面而言,社会力量的参与一直是中国犯罪控制的传统方式,将治理理论引入犯罪控制领域符合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但是要想使根源于极端自由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治理理论在犯罪控制领域发挥应有作用,就必须解决其本土化问题.(一)犯罪控制参与主体的合法性在犯罪控制领域,私营和志愿机构越来越多地参与犯罪控制的决策和服务,过去由政府垄断的若干职责,部分转由私营者和志愿机构承担,如交通协管员,保安服务公司及治安承包制中的承包人等.这些非政府机构和力量的出现带来的一个困境就是参与主体合法性问题.按照宪法规定,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资格和权利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然而,由于犯罪控制是一项比较特殊的公共事务,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涉及到对他人权利的暂时侵犯甚至剥夺,因此,国家宪法和法律对此有明确的授权,一些可能侵犯公民自由的权力只能由代表国家的警察机构来行使,其他主体在参与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合法性问题.在国外,公众强烈要求由他们选举出的市议会组织和控制公共服务,而不是将其交由受委托的单位或私营部门,公众们最为支持传统的管理体制,即由政府承担全部的服务职责,而由受委托的单位,私营部门的供应商,乃至由服务行业用户直接经营管理——所有这些都不具合法性.但治理理论是对传统统治模式的反思,目的在于解决政府垄断模式下的政府失灵难题,因此,在不涉及公共权力的服务供给方面由私营部门或志愿部门来参与会有更好的效果.更为关键的是,合法性问题不一定就是有和无的问题,还存在多和少的问题.如果能够通过立法赋予参与治理的社会主体的合法性,合法性问题并不难解决.如2009年10月13日公布,2010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就确立了犯罪控制中主要的社会力量——保安行业的法律地位和相应权力,这将为其他非正式力量合法性的确立提供范例.(二)犯罪控制中具体事务的边界及模糊性问题治理理论讨论的是国家和社会之间制衡关系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核心之一在于责任的转移,即治理理论认为公共安全事务不仅是权力代表——政府及其警察的事情,也是社会以及每个公民应有的责任.这种责任的转移,既要社区公众参与社区治安治理,又要避免政府故意推脱责任,转嫁风险.具体到犯罪控制领域,表现为安全事务的界限问题,一是政府及其警察和社区之间的责任划分;二是保安服务公司,私人侦探,私人调查公司等组织同政府在安全服务领域的界限.边界的模糊必须通过立法来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2条第一款规定:“本条例所称保安服务是指:(一)保安服务公司根据保安服务合同,派出保安员为客户单位提供的门卫,巡逻,守护,押运,随身护卫,安全检查以及安全技术防范,安全风险评估等服务;(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招用人员从事的本单位门卫,巡逻,守护等安全防范工作;(三)物业服务企业招用人员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开展的门卫,巡逻,秩序维护等服务.”这一条文的规定为犯罪控制中保安服[7]孔繁斌:《治理与善治制度移植——中国选择的逻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zoo3年第3期.[8]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2006年版,第485页.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务的边界进行了明确地划分.在安全领域,还有大量的志愿团体和社区自治组织,这些部门同样不借助政府的正式资源而为社会解决具体问题,对此,也应当通过立法确定事务边界,以避免在承担责任时互相推诿.(三)犯罪控制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犯罪控制参与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权力依赖.这里的权力依赖有三层含义:一是参与治理的犯罪控制主体必须依靠其他组织;二是犯罪控制参与主体之间存在资源交换和谈判协商;三是犯罪控制主体之问不仅交换资源,还要通过协商制定行动规则.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是领导关系,而是协作关系,在犯罪控制中,警察同其他参与主体都不可能独自解决问题,而是要借助于其他组织的资源和知识.这种伙伴关系具体有以下表现形式:政府和警察之间的关系,多个犯罪控制组织之间的谈判协商关系,系统的协作.这三种关系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第一种关系是比较初级的,是政府雇用警察或以承包方式使之承担某种项目;第二种关系更进一步,是多个组织问的协商谈判和资源的相互利用;第三种关系为最高形式,各个组织间的关系更加成熟,更加系统,也更有目标性,已经能够形成一个犯罪控制网络.中国的统治传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统治,这种统治模式下缺乏谈判协商的制度环境,无论是政府同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还是非政府组织之间,谈判协商的缺乏使得我们在应对危机或问题的时候难以有效地达成共识,也无法成熟地相互利用知识和资源,导致在治理的时候仍然是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因此,警察和社区之间如何建立比较科学的协商机制是治理理论本土化的另一个困境.我们认为,社区治安秩序是通过事件来建构的,重复发生的日常性和突发性的治安事件,使应对治安事件的人与人的关系具有重复博弈的性质.涉及的主体包括社区居民,警察,社区自治组织等.这种重复博弈形成了社区治安群中各主体之间的一种模糊约定[9],这种模糊约定使各主体可以对对方的行为有较为明确的预期,预期的基础即”游戏规则”,也就是吉尔兹所说的”地方性知识”和我们所说的合作机制.【10](四)犯罪控制中国家正式力量的角色定位犯罪控制参与主体之间是一种伙伴关系,而非领导关系.在参与治理的主体形成的自主自治网络中,政府及其警察的角色同以往相比发生了较大地变化,不再像以前一样统管所有治安问题,而是对治安治理网络以及各参与主体进行控制和引导,更多地承担设计者和协调者的角色.也就是说,政府和警察的主要精力不在于解决所有琐碎的具体问题,而在于在解决必须由其解决的重大治安问题如刑事案件,治安行政违法等的同时,搞好制度建设,使各主体间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从而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形成合力.问题在于,由于从官僚制这种传统的等级式的管理体制向扁平化,网络化的治理体制转变存在一定的困难,政府及其警察是否能够进行调整,适应新角色是一个难题,这有赖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三,以社会关联类型为基础的犯罪控制模式的建立犯罪治理是一个多方互动的过程,强调多中心,注重公共部门(如警察)和私人部门(如保安)的共同参与,注重方法的多元化,实现网络化的犯罪治理必须构建同中国社会结构相适应的,以社会关联为【9]社区治安群指的是社区内必须相互依赖的治安治理组织和个体之间为达成共同的治安目标而在知识,技术,资源等方面结成互补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以降低社区治安体系内部的互动成本,克服本位壁垒,取得超值效益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治安网络或治安共同体.参见王均平:《社区治安群论》[J],《公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10]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M],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2—83页.1O2?犯罪控制中的治理理论基础的犯罪控制模式.社会关联是指社会结构中个体之间的具体关系状况,即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建立在某种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以结合或吸引为特征的联系状态,其程度有强弱之分.犯罪控制视野下的社会关联关注的是处于安全危机中的个体在应对犯罪时可以调用社区各种关系的能力.当一个社区居民能够调动足够多的关系资源时,他就可以从容面对社区内的犯罪威胁,获得安全这一公共品.如果一个社区居民无法或者很难调动足够的关系资源时,那么他获得安全这一公共品的难度将会大大增加,他将无法从社区获得足够支持而只能寄希望于警察.“社会关联”一词最早见于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涂尔干将社会关联分为社会关联和有机社会关联,陈劲松教授将社会关联分为巫术关联或神性关联,伦理关联和契约关联三种形式:”巫术关联或神性关联是指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外界所发生的关系,是依赖于某种神秘性的力量,如巫术,萨满,神等,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需要一种中介,即神性的中介.伦理关联是指人与人之问的社会关联依靠的是一种宗法的,亲情的伦理来维系的.契约关联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的维系有赖于一种明文规定的,具有效应的规则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契约.”[n]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关联类型比较单一,以伦理关联为特征;当前中国由于地区的差异,文化传承能力的差异以及经济分化程度的差异,社会关联类型比较复杂,大体由伦理关联和契约关联共同组成,不同的社区,两者所占比重存在较大的差异,如在传统农村,伦理关联的比重大于契约关联,而在发达城市,契约关联的比重则要大于伦理关联.社会关联类型的不同决定了社会秩序生成的原理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直接导致了社会控制模式的差异,具体到应对破坏社会秩序的极端表现——犯罪这一层面,就构成了不同的犯罪控制模式.在多元化的社会秩序中,犯罪控制模式的建立比较复杂,必须针对不同社会关联类型的社区来构建.在此,我们根据关联类型和强弱的不同,把社区分为五种情况,并根据治理理论中的主体多元化,制度多元化和方法多元化等内容,提出一个初步的犯罪控制模式系统: 在A类社区,由于社会关联以伦理关联为主,且有较强的关联度,符合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这种社区的秩序多为内生型的,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较淳朴,调整其行为的多为伦理规范,以契约为内核的法律规范的约束力较小,但同样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样的社区,对犯罪的抵御力较强,主要依靠全体社区成员的力量,往往有比较强的集体行动一致性,也往往存在治安自治组织.在B类社区,也以伦理关联为主,但关联度较弱,虽然也符合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但这种社区由于缺乏比较充分的社会关联,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疏远,抵御犯罪的能力比较差,也没有自我保护的组织.这样的社区,犯罪防控模式构建比较困难,在当前中国,由于自我保护功能无法实现,只有借助于国家专门的犯罪控制力量——警察来维持社会秩序.契约化的保安公司和治安自治组织在这些社区很难发挥作用.在c类社区,具有强社会关联度,且以契约关联为主,常见于发达城市.这些社区总是处于不断地变化和冲突中,秩序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可变因素较多.这些社区往往自我发育比较完善,有较强的自组织能力,往往有比较丰富的社区活动,以增强社区关联和凝聚力.因此,其关联度较高,契约关联类型比较成熟,治安秩序的生成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和社区自治力量及其代表——契约化的保安公司.这些社区也可能自己组建义务型的治安自治组织.在D类社区,以契约关联为主,但关联度弱,常见于发达城市.这些社区同c类社区有相似性,但和c类社区相比,它的自我发育不完善,自组织能力较差,秩序的维护主要依靠警察,往往没有治安自治组织,对社区活动的参与热情不高,人与人的关系往往比较淡漠. 在E类社区,由于关联类型正在发生变化,社会结构正发生较大地变化.所以它的社会关联度往(11]陈劲松:《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关联形式及其功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103?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往比较低,缺乏强社会关联的社会基础,这种类型的社区在中国社会占有较大的比重.特征表现为:契约关联的比重逐渐变大,但缺乏自我组织的条件和能力,也没有丰富的社区活动以增加社会关联的强度,集体行动能力较差,在应对社区事件尤其是治安事件时,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博弈状态,削弱了其行动的一致性.这些社区的治安秩序维护主要依靠警察机构.对于上述五种类型社区,在构建防控模式时,应有所区分.我们认为,上述五类社区的犯罪防控模式有其共同性,就主体而言,均涉及了警察,社区和社区居民;就制度而言,都包括以法律制度为代表的正式制度和村规民约,社区自我管理规章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就方法而言均包括了国家警察力量的打击和社区居民的自我防范.差别在于,由于关联类型和关联强度的不同,不同社区的具体模式存在差异.对于A类社区和c类社区,由于社会关联类型成熟,关联强度高,社区的同质性较强,集体行动能力强,因此,犯罪防控模式的构建比较容易,不需要大量的制度建设和资源投入,注重警察和社区的沟通,协商就足够.对于B类和D类社区,虽然关联强度不高,但由于关联类型成熟,可以在加强警察作用的同时,注重同地方政府的沟通,通过社区活动提高关联度和凝聚。

同学们好。

欢迎回到犯罪心理学课堂。

我是周凌老师。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控制理论的内容。

在前面课堂介绍的学习理论中，我们看到犯罪归因的逻辑紧紧围绕“学习”这个概念展开。

而在控制理论中，犯罪归因逻辑的核心概念则是“控制”。

可以说，“控制”作为一个行为学概念，很早就受到学者的关注，并且就控制的本质和机制提出了一些学说。

下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关于控制理论的早期概念建构，这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概念的界定，回答什么是控制以及什么是犯罪学理论中所说的控制？第二个层次是机制的解读，回答犯罪学理论中的控制是怎样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的。

首先我们来界定下控制的概念。

社会学家弗朗西斯·伊凡·奈（Francis Ivan Nye）认为，大多数越轨行为都是不充分的社会控制的结果。

他将社会可以有效施加于人的控制类型分为为3类：1）直接控制，就是通过惩戒之威胁和奖励之诱惑实现的直接控制；2）间接控制，就是通过被社会化的个人所重视的人际关系对个人施加压力以实现的控制；3）内在控制，就是上述两类外在控制机制背后的社会规范内化为个人自愿遵守的道德与行为准则而实现的控制（自我控制）。

后来，奈还提到一种叫做“通过欲求满足而实现的控制”，通俗理解就是所谓仓廪足而知礼节，人所有的欲求都得到满足，自然不会再有非分之想。

不过，我们知道这不是一种有现实意义的控制机制，因为“欲壑难填”，要完全满足人的所有欲望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控制理论研究中我们基本上不考虑这一控制机制。

站在控制理论的角度，我们会发现真正具有行为学意义的是第二和第三种控制类型。

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种类型的直接控制，无疑是最有效的行为控制手段，但是他要求对社会成员的每一个行为都给予相应的奖励或惩罚，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方面我们不可能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来实现对社会成员一举一动的全面监控。

另一方面现代国家大幅扩张直接控制难免会出现过度限制个人自由，侵犯公民隐私及权益的负面后果。

2020法考必备考点：刑事诉讼目的(一)概念与内容1.概念刑事诉讼目的，是指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和实行刑事诉讼活动所期望达到的结果。

包含着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两种。

2.内容(1)直接目的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

①惩罚犯罪：通过刑事诉讼活动，对构成犯罪的被告人准确适用刑法，惩罚犯罪，实现国家刑罚权;②保障人权：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特别是保障与案件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行使。

(2)根本目的维护社会秩序(国家制定的所有法律法规等规范的终极、共同目的)。

(二)刑事诉讼目的的理论分类1.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1)犯罪控制模式理论基点控制犯罪为刑事诉讼程序最主要的机能，刑事诉讼程序运作的方式与取向，应遵循此“控制犯罪”的目标实行。

该模式的基本价值理念是：刑事诉讼以惩罚犯罪的“效率”为目标与评价标准。

以有限资源处理数量庞大的案件并提升逮捕与有罪判决率的刑事诉讼程序，才是符合犯罪控制模式的成功者。

(2)正当程序模式与犯罪控制模式理论对立，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自然法的学说，认为人类拥有某些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如果统治者侵犯了这些权利，人民将不信任政府，并撤回授予统治者的权利。

所以，刑事诉讼目的不单是发现实体真实，更重要的是以公平和合乎正义的程序来保护被告人的人权。

2.家庭模式以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关系为喻，强调国家与个人间的和谐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3.实体真实主义（1）刑事诉讼旨在追求案件的实体真实的诉讼目的。

（2）实体与程序的关系：实体优于程序，程序为实体服务，程序为发现实体真实服务，是实现刑法的手段;在人权保障与实体真实的关系上，实体的真实也是处于优势地位。

对违反程序法造成侵犯公民权利的效果，是由相关部门给予个别处理，而不影响其后的诉讼行为。

（3）实体真实主义具体可分为积极实体真实主义和消极实体真实主义。

①积极实体真实主义。

犯罪学基础理论介绍一、传统理论1.经济理论经济理论认为，犯罪是一种经济选择。

根据这一理论，人们决定是否从事犯罪活动，取决于犯罪给予他们的经济回报。

经济理论主要关注犯罪活动的成本与收益，认为只要收益大于成本，就会有人从事犯罪。

例如，贫困导致的经济压力会增加人们从事犯罪的动机。

2.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理论通过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来解释犯罪。

社会学理论认为，犯罪是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结构问题的产物。

社会学理论的代表性观点有相对贫困理论、犯罪机会理论和社会控制理论等。

相对贫困理论认为，在富裕社会中，相对贫困是导致犯罪的主要因素。

犯罪机会理论认为，犯罪是因为社会环境提供了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机会。

社会控制理论认为，人们从事犯罪是因为社会对他们行为的约束不足。

3.心理学理论心理学理论主要研究个体的心理因素对犯罪的影响。

心理学理论认为，个体的人格特征、心理发展、自我控制等方面的问题会影响他们是否从事犯罪。

心理学理论的代表性观点有创伤理论、魅力罪行理论和心理不稳定理论等。

创伤理论认为，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创伤经历会导致他们从事犯罪。

魅力罪行理论认为，个体被罪行的刺激和满足所吸引，从而从事犯罪。

心理不稳定理论认为，个体具有心理不稳定的特征，容易从事犯罪。

二、现代理论1.社会学结构化理论社会学结构化理论认为，犯罪是社会结构和个体选择的结果。

社会结构提供了一系列的限制和机会，个体根据自己的背景和目标进行选择。

社会学结构化理论的代表性观点有机会结构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等。

机会结构理论认为，犯罪是因为个体存在满足其需要的机会，并且这些机会可能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

人际关系理论认为，个体的社会关系会影响他们从事犯罪的可能性。

2.控制理论控制理论认为，个体从事犯罪的决定是受到内部和外部的控制因素的影响。

内部控制因素包括个体对法律和伦理规范的认同程度，以及自我控制能力。

外部控制因素包括社会对个体行为的监管和约束。

控制理论的代表性观点有维度理论和罪行易感性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