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先秦至清末的公文发展【先秦及秦汉公文】先秦，是我们对汉民族形成初期到大一统封建帝国秦朝建立之前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的总称。
其间，历史不仅孕育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也孕育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灿烂文化。
一切文学的、哲学的、历史的、文化的起源都可以在这里找寻到答案，公文亦然。
公文，作为文牍产生初期的唯一形式，是随着公务活动的形成与成熟而产生的，随着文字的逐步发展与国家政权形式的最终确立，公文发展所必需的两大客观条件日趋成熟，在进入夏、商、周等奴隶制国家时代时，公文撰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早期的甲骨文、钟鼎文都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
春秋战国，是王权崩溃、礼崩乐坏的时代，万事万物都于巨变中重现生机，“士”阶层的出现就是巨变的时代给予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最大的贡献，公文撰制也因此在创作队伍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
“士”人阶层以其丰富的知识、蓬勃的生命力和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全面刷新了一个时代的历史，也使得公文本身折射出全新的时代色彩。
公文是伴随着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
公文是在文字产生后出现的。
从公文的载体来看，先秦的文书经历了甲骨文书、钟鼎文书和简牍文书三个发展阶段。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和第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选集。
后人将《尚书》的文体概括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
典主要是帝王的政绩和言论的记载，因被史官奉为经典而得名；谟与谋想通，是帝王和臣下谋议政事时的谈话记录；训有训诫之意，大多是贤臣用历史上君主成功或失败的教训来引导、训诫帝王的谏言；诰，古时上下有诰，上曰“告”，下曰“诰”。
上以诰下者多指帝王对臣民的谕告，下以告上者多为臣下对帝王陈述政事或劝勉颂扬的书奏；誓即誓师之词，是古代用兵作战时用来激励将士的动员令；命就是以上命下，是帝王对臣下任命、分封或赏赐的文书。
中国封建历史上可称帝国的，秦与汉首列其中，这首先源自于两代王朝强大的政权实力，其中封建政治制度的全面确立则是两代王朝对整个中国封建历史的最大贡献。
由秦朝开始确立的皇权和国家公务制度在两汉得以定型，这位秦汉公文奠定了发展的基调。
一方面，公文撰制形式与体制的日趋规范与严格，使公文撰制与普通的文学创作最终得以分离；另一方面，由于现实政权背景的支持，公文撰制又与同时代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化发展表现出强烈的互动以至交融的态势。
“秦世不文”和秦末战火对这一阶段公文创作的实绩产生了明显的扼制作用，但汉初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又为公文的原气复苏提供了保障。
汉文、景前后，公文创作承战国余绪，直接开启了“西汉鸿文”的全盛局面。
其后汉武帝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俱臻一时之盛，公文与时文齐头并进，成为盛世再现的文字舞台。
但到了东汉，公文撰制反而受到大赋的拖累，在过度的文辞雕饰中逐步表现出与公文实用性本质需求严重背离的趋势。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也许也是事物发展物极必反规律的现实表现！秦汉在完善公文制度方面有着开创之举：书同文制度（小篆），行文制度（公务事项必须以公文形式书面上报，不得口头请示或托人代为报告），校勘制度（文书草拟完毕，必须经校勘准确无误后方可发出），避讳制度（避讳应用于公文制度适于秦朝），用印制度（规定皇帝之印为玺，百官之章为印），传递制度（推行“车同轨”制，大修驰道，以都城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
这一时期的公文作家：李斯（秦代的封禅刻石文），刘邦（《入关告谕》，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贾谊（《过秦论》《陈政事疏》、《论积贮疏》），晁错（《守边劝农疏》），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喻巴蜀檄》），东方朔（《上书谏远谗言》，刘向（《极谏外戚封事》），董仲舒（《贤良对策》）【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公文】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分裂动荡的时期。
这一时期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胁迫汉献帝建都于许，取得“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地位时起，至公元589年隋朝灭陈统一中国时止，历时393年。
先后经历了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西晋、东晋两晋时期以及南北分裂后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与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等20多个王朝分隔统治的时期。
社会的巨大变化引起了社会思想的变化，自汉武帝以来，一直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动摇。
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和需要，名、法、兵、纵横等家的思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思想界呈现出一种自由发展的趋势，这个时期的公文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反映两国交兵的征伐之文、举才纳士的求贤之文、恢复经济的悯农之文、抒发怀抱的述志之文，成为这一时期公文的主体。
曹操在魏王府创设秘书令一职，下列秘书左丞和秘书右丞，负责收发处理奏章、拟制诏令、传发教谕等，取代朝廷的尚书台而成为握有实权的中央秘书机构，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置名副其实的秘书官职。
这一时期的公文制度：用纸制度（东晋时，纸张已能大量生产，至桓玄执政，下令以纸代替简牍，公文遂全部用纸书写。
公文用纸分黄和白两种，与皇帝有关的诏、敕、章、奏等皆用黄纸，一般公文则用白纸），签押制度（也叫画敕，依照这一制度，只有经过帝王或长官的签押，文件才能生效），用印制度（简牍文书的用印是封泥，魏晋南北朝以纸质公文取代简牍公文后，用印则改用朱色水印，朱印简便易行，印迹清晰），骑缝、押缝与连署制（公文在采用纸质文书之后，较长的公文则须由两张或两张以上的纸书写，两张纸之间会形成一个粘连处，在此处用印称骑缝，在此处署名称押缝或押尾，几位官员在同一公文上联合签署姓名，以表示对该文书内容共同负责称为连署），公文程式制（据《宋书礼志》记载，共有七种写作程式）。
尚书仆射、尚书左右丞上给皇太子的笺文程式：尚书仆射、尚书左右丞，死罪死罪！事。
参议以为宜如是事诺。
奉行。
年月日。
曹上。
这一时期的公文作家：曹操（《置屯田令》、《在阳平将还师令》“鸡肋”），孔融（《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为袁绍檄豫州》），诸葛亮（《与群下教》、《街亭之败紫边疏》）。
隋唐两代共经历了320多年，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当时的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的大部分时间，国家统一，人民乐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以三省六部为主体的职官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公文撰制人员不仅数量大增，而且设置合理、分工较明确，为提高公文写作提供了条件；公文制度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为公文的制作和处理提供了制度保障；隋唐改变了魏晋六朝的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文风，以儒家思想为指归，强调公文的实用性，追求公文的尽善尽美、文质兼美；公文研究也在前代基础上有所进展，搜集、编纂了大量公文集，并对公文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隋唐公文，上承秦汉，下启宋元明清，逐步走向成熟，在我国古代公文发展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三省是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三省的职能分工是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
隋文帝杨坚即帝位后，确定尚书省下辖吏、礼、兵、都官（后改刑部）、度支（后改民部）、工六部。
唐代的尚书省也分为吏、民、礼、兵、刑、工六部，后因避太宗李世民名讳，改民部为户部。
隋唐公文撰写制度：副本誊录制度。
这一制度自西周时代就已形成。
唐代规定，朝廷制敕拟写完毕，呈皇帝审阅后发下，有专人“抄小字录一本”，保存起来，原文发出。
抬头制度。
古代公文竖写，不标点，不分段，但依据封建社会的道德纲常，如果公文中出现了皇、帝、天等尊贵字样，必须另一行并高出原格书写，这就是所谓抬头。
避讳制度。
避讳就是对君主或尊者的名字避免说出或写出，而改用其他话或字词，这种制度大约起源于西周文书行文的避讳制度，始于秦始皇。
唐代文书行文避讳制度不仅给以继承，还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
唐太宗叫李世民，也因此改成了“户部”；女皇帝武则天，名曌，为此就把原来皇用文书的“诏”改称“制”。
用纸制度。
最早强调公文用纸必须用黄纸的是东晋。
至唐代，由于造纸业的发展，纸的品种和数量都大大增加，为公文用纸制度提供了可能。
唐代规定，官府机构应根据公文级别、轻重、缓急的不同，分别采用不同原料、质地和色彩的纸张。
黄纸是皇家的专用纸，称为“黄敬”，官府往来文书和臣民上书只能用白纸。
贴黄制度。
贴黄，也叫押黄，就是拟制敕书有错误需要修改时，在错误处用黄纸覆盖，然后修改，这是唐朝人首创的一项公文纠错制度。
唐代以前，公文多为卷轴式，唐代改为折叠式，这是文书形式在用纸后的重大变革，方便了文书的传递、封装、区分、翻阅和保管。
公文写成折叠后，要装入一定规格的封套中封固，这样的一件公文称“一封”。
隋唐时，有时也把公文放在木匣或纸匣中加以封固，这样的公文称作“函”。
【宋元明清公文】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宋代取得的文化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与唐代共享“盛唐隆宋”之美誉。
实际上，就武力和国力而言，积贫积弱的宋代不但不能与威加四海、如日中天的大唐帝国相比，甚至足以与唐代形成一个触目惊心的巨大反差。
但毋庸置疑，宋代文化的发达是颇为人称道的，这就形成了宋代国运羞比历代而文运却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的畸形时代。
作为文化成就的一部分，宋代的公文从数量到艺术技巧几乎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古代公文的高峰。
宋代公文制度一文一事制度。
即一份公文中只陈述一件事情，不同的事由不得混杂在同一篇公文中。
这种做法，可以极大地提高文书办理的效率。
有典籍记载的一文一事制度起源于宋代。
宋朝规定，所有奏章等上行文必须一文一事，非一宗事者不得同为一文，同时，不同的文件应主送不同有司，以便行文归口和由主管部门及时处理。
引黄、贴黄制度。
引黄、贴黄制度始于唐代。
引黄主要是摘由，贴黄主要是纠错。
宋代的崇文抑武政策，导致了大量冗长公文的出现。
皇帝根本无暇阅读全部公文，因此办文人员必须将收进表章等文书的内容要点、呈递日期等，另用黄纸写成简短的内容摘要，贴附来文的封面或文首，同进皇帝御览，是为“引黄”。
这一公文摘由制度，对于区分公文的缓急轻重，合理用力，提高办文效率是大有裨益的。
同时，这一制度也是今天公文摘由的来源。
宋代出现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等众多家族式公文大家：一是宋代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使文人士大夫的地位空前提高，这种政治风气对家庭教育的影响，则是父授子学，子承父业，家庭教育中的读书为学之风日盛，从而为家族式公文大家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沿袭久远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学风有所改变，唐代的那种漫游天下，结交豪俊，干谒达官贵人而谋取政治出路的风气已存在不多。
宋代科举考试实行弥封、誊录的做法，使考官“莫知举子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爱憎厚薄于其间”，最可靠的入仕之途就是不断读书、参加科举，宋代文人不再像唐代那样随心所欲，其心态更务实、理性，其结果是，家庭异常重视读书；三是整个社会普遍重视公文写作。
宋代科举的开放性，使一大批了解社会、熟悉底层的士子们走入公文写作队伍，提高了整个政治机构的公文撰制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