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内容概括从印度洋上驶来的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在上海靠了岸。
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了“围城”。
方鸿渐旅欧回国，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
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
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
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拼；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
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
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长篇小说《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做四个单元。
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
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
苏文纨的倾心相与和方鸿渐的另有所欢，使他们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戏。
暴露了苏文纨官宦小姐矜持自负、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对镜花水月的尴尬相，也暴露了方鸿渐纨绔子弟优柔寡断、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华相。
围绕着他们，作者还写了十里洋场社交生活的各种人物，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买办、喜欢人们唤他jimmy的张吉民，外表时髦、骨子里守旧的董斜川，“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学家褚慎明，满肚子不老实、自我标榜是“新古典主义”的诗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鸿渐当做情敌、枉费了心思的赵辛楣，甚至还有生得漂亮、头脑乖巧的唐晓芙等等，他们都在作者笔下显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
他们宴饮会客、谈诗论文以及各种应酬交际是那样的内心空虚、百无聊赖以及庸俗不堪，这种生活不会培植健康的爱情，更不会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冲破的“围城”。
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
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
作者在这一单元里，还为下一单元的闹剧准备了新角色：未来三闾大学的训导长李梅亭，副教授顾尔谦和青年助教孙柔嘉。
他们和方、赵结伴由沪启航南下，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社会”。
发生在这个“小社会”里的种种矛盾困扰和嬉戏调侃，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小说所描绘的现实主义画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
我们这里所选的第六章是这个单元之中的重场戏。
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
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
一些学者文士粉墨登场，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也有范懿、汪太太那样虽然混迹学府、却只在情场上显露头角、推波助澜的名门女士。
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做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是最漂亮的旗帜，将真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
自然，他们之中也还有没耗尽两肩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些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
这些人物，或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像赵辛楣，终竟有一技之长；或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乌烟瘴气的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
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
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
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
最后，方、孙的矛盾终因前者辞去报馆资料室主任而面临再次失业时激化了。
方鸿渐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解体，他再次冲出一个“围城”，又来到一个“围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辛楣谋取职业，这肯定也是一条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
小说在一阵老式自鸣钟的“当、当……”声中结束。
像过去一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它没有提供什么关于社会和人生出路的明确结论，但他描写的生活本身，“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节选自郭志刚《谈钱钟书的〈围城〉》，《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人物介绍在写《人·兽·鬼》的时候，钱钟书似乎还是着迷于讽刺嘲笑，着迷于妙语连珠，着迷于意蕴题旨，人物形象却都还模模糊糊。
而《围城》则不然，不但有李梅亭、曹元郎、高松年、周经理、范小姐等寥寥勾勒几笔却给人深刻印象的漫画式人物系列，更值得珍视的是方鸿渐和孙柔嘉这两个独特的人物。
方鸿渐被有些批评家称为“围城人”。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
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
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
“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就像一无用处的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几乎唯一的好男人一样，方鸿渐也是《围城》中最好的人——或许除掉唐晓芙。
在整部小说里，只有一个唐晓芙，是纯洁而可爱的。
这是因为她对方鸿渐来说，还是虚无缥缈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个幻象。
而但凡有真实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琐的、虚荣的、卑鄙的。
方鸿渐优于里面的每一个人。
我们知道，乱世是英雄或枭雄的天下，懦弱者是注定要失败的。
所以，既不作恶也无英雄气概、既与世无争又于事无补的方鸿渐，是注定要失败的。
方鸿渐的悲剧是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结果和对比。
但《围城》人物谱里更有独特意义的是孙柔嘉。
这个怯生生的小女生，这个似乎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这个小鸟依人地交付方鸿渐照顾的小女生，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
这种既柔又嘉、却暗自阴柔而且柔能克刚的人，就像一个甜蜜的圈套，却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运，也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
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国道家文化中的所谓“阴柔”，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权谋”，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
在钱钟书之前，甚至之后，似乎还没有人写出来过。
但她不是一个文化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全部复杂性的人，当她掌控一切后，婚姻、生活和命运，却又似乎全都失控了，这个转折表达了另一个层面的“围城”困境，也使我们无法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这个人，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说不尽的一样，她也是说不尽的。
●多层意蕴一方面，作者在小说中刻画了一大批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形象。
他们游离于当时的抗日烽火之外，虽然都是留学归来，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又缺乏同传统势力和思想斗争的勇气，结果甚至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
像主人公方鸿渐、“冷若冰霜、艳若桃李”的苏文纨、庸俗贪财的学术骗子李梅亭、柔顺之下深藏心机的孙柔嘉等……作者以机智的幽默和温情的讽刺，剖析了这群人的个性与道德上的弱点，揭示了他们的精神困境，所以有人评论《围城》是“现代的《儒林外史》”。
另一方面，作者通过对方鸿渐经历的叙述，传达出自己对于生活的思考。
要理解这层意蕴，需要首先了解“围城”的含义。
作品在人物的对话中作了提示。
第三章中，褚慎明说英国有句古话：“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文纨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
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第五章中，方鸿渐说：“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
我近来对人生万事，有这个感想。
譬如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愈想愈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
我经过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婚，不过我想你真娶了苏小姐，滋味也不过尔尔。
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
”从婚姻是“围城”，到最后感慨人生是“围城”。
方鸿渐不断渴望冲出“围城”，却又不得不进入另一个“围城”。
生活好像故意跟他作对，老是与他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他不想结婚，但父亲却塞给他一个老婆，却也因“祸”得福，有机会出国留学；他不想得什么学位，在父亲和岳父的催促下，才买了一个假文凭充数；他不爱对自己一片痴情的苏文纨，爱上了温柔伶俐的唐晓芙，眼看就成了，却因为误会分了手；到了三闾大学，他不愿意在履历表上填上假学历，以求心理上的平衡，却受到同样是“克莱登大学博士”的外文系主任韩学愈的排挤；他害怕自己爱上孙小姐，却糊里糊涂地答应了孙小姐的婚事……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无法沟通的小说”；也有人认为阐释了生活是荒谬的这一哲学命题；还有人把人物的命运和现实的斗争生活结合起来，认为这种荒谬性是由于他们精神上的围城造成的，只有面对广阔的生活，才能摆脱各种围城的束缚。
每一种理解都有道理，这也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小说所写的人物和事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隔膜，与时代结合并不紧密，我们不可能像别的小说那样通过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的分析去考察小说的主题。
虽然有评论者认为小说一上来就点明了时间──1937年，结尾也说明是1939年，整部作品的时代背景是抗日战争，因此描写三闾大学的明争暗斗、官场的腐朽堕落，“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