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最高院57个案例看“实际施工人”不信你不收藏
- 格式:docx
- 大小:20.69 KB
- 文档页数:7
最高院57个案例看“实际施工人”不信你不收藏本文观点系笔者根据最高院网上公开可查的57件涉及“实际施工人”的建设工程案件整理所得,希望能够加深读者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规则一:该条规定旨在保护农民工权益,主要针对违法的劳务分包工程,而不包括专业技术分包工程,且实际施工人应当全面履行而非部分履行发承包人之间的施工内容。
最高院认为:实际施工人提起索要工程款的诉讼,原则上应当适用第一款规定,以不突破合同相对性为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第二款是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特别规定,诣在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实际施工人是指因转包、违法分包、肢解合同等违法行为施工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实际从事工程建设的主体为实际施工人,为有别于施工人、承包人、建筑施工企业等法定施工主体的表述方式,《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使用了实际施工人概念。
实际施工人可能是自然人、超资质等级施工的建筑施工企业、超资质许可施工范围从事工程基础或结构建设的劳务分包企业等。
从实际施工人的人员构成看,在施工现场实际从事施工作业的人员多为农民工。
实际施工人与其发包人形成了施工合同关系,实际施工人内部法律关系为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合同关系,农民工工资或劳务报酬在工程款中的占比很高,多为农民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费用。
为此,《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作出了特殊情况下准许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欠款的规定。
本案恒达机械厂系经与成大公司之间签订的钢梁制作安装协议书而取得案涉钢梁制作安装工程,可见其提供的是专业技术安装工程并非是普通劳务作业,被拖欠的工程款并非劳务分包费用,并不具备《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条件。
恒达机械厂已按合同约定完成的钢梁工程承包作业,也仅仅是宏祥公司与博源公司之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容中的部分施工内容,属违法分包工程,并非全面履行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
因此,并不符合《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一、二审判决未判定宏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从最高院案例看建设工程实际施工人的问题2005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首次规定了“实际施工人”,但却并未对其概念内涵进行界定。
2019年2月1日施行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亦未界定。
各地在司法实践中对“实际施工人”的认定不一,处理涉及“实际施工人”纠纷时适用法律也不统一。
因此,本文拟从最高院案例并结合笔者十余年的审判实践等,就建设工程实际施工人的几个法律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以求抛砖引玉.一实际施工人的概念“实际施工人”是相对于“施工人”的概念和法律主体。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施工人”是与发包人相对的主体,指总承包人、承包人、分包人等施工主体,是合法有效的建设工程合同一方主体。
而“实际施工人”则是《解释》首次创设。
该《解释》第1条、第4条、第25条、第26条分别对实际施工人签订合同的行为效力、工程质量的责任承担和权利保护等进行了规定。
其中第1条、第4条规定中表述的“实际施工人”特指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签订施工合同的一方。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4日《关于合同纠纷中“实际施工人”的司法认定条件的建议的答复》称,“实际施工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被认定为无效的施工合同中实际完成工程建设的主体,包括施工企业、施工企业分支机构、工头等法人、非法人团体、公民个人等,是《解释》确定的概念,目的是为了区分有效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施工人、建筑施工企业等法定概念.二实际施工人的认定由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实际施工人”未进行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对如何认定“实际施工人"并不统一。
根据仅有的规定及最高院案例等,笔者认为,实际施工人的认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1、实际施工人内部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实际施工人既可能是企业,也可能是自然人,但该自然人实际上往往代表一个班组,其内部还与其他个人形成劳务关系,而不能是纯粹主张工资的农民工。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与57号指导案例解析示例文章篇一:《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与57号指导案例解析》在建设工程领域,合同纠纷就像一团乱麻,常常让参与其中的各方头疼不已。
我就曾经见过这样的事儿,有个建筑队和开发商签了合同,本以为能顺顺利利把工程干完,结果在施工过程中,各种问题就冒出来了。
先来说说建设工程合同吧。
这合同就像是一份工程的“宪法”,规定了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甲方也就是发包方,可能想着以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儿,乙方呢,也就是承包方,就盼着能顺利拿到工程款,还能有点合理的利润。
可是啊,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就像我那朋友所在的建筑队,合同里对工程的质量标准写得模模糊糊,这就为后来的纠纷埋下了伏笔。
这时候57号指导案例就像一盏明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这个案例里涉及到的情况和我朋友那建筑队遇到的还真有点相似。
在57号案例中,对于工程变更部分的计价方式产生了争议。
这就好比两个人搭伙做生意,一开始说好了怎么分红,结果生意中间有了新的变化,这时候就开始争起来了。
一方觉得应该按照原来的比例调整,另一方觉得得重新商量个法子。
再看看我朋友那建筑队,工程进行到一半,甲方要求增加一些工程内容。
建筑队想着,这是甲方的要求,那就干呗。
可是到最后结算工程款的时候,麻烦来了。
建筑队按照自己的计算方式要钱,甲方却不认账,说合同里没这么写。
这就像两个人在拔河,各执一词,谁也不让谁。
从57号指导案例中,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
比如说,合同条款一定要写得清清楚楚。
要是当时我朋友那建筑队的合同里,明确规定了工程变更后的计价方式,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事儿了。
就好比盖房子,地基要是打得不牢,房子能稳吗?合同条款就是这个地基啊。
还有就是在施工过程中的证据收集。
我有次和建筑队里一个老师傅聊天,他就唉声叹气地说:“我们光知道干活儿了,好多变更的地方都没留下书面的东西。
”这多可惜啊。
在57号案例里,有一方就是因为证据充足,在纠纷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这就像打仗,你得有武器啊,证据就是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里的武器。
最高法院工程造价案例
就有这么一个建筑工程,甲方和乙方签了合同盖大楼。
这工程造价一开始就像一团乱麻。
乙方按照自己的理解和甲方给的初步设计就开始干了,等干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这钱花得比预算多多了。
乙方就不干了,说甲方你给的那些设计图啊,有好多隐藏的工程没说明白,这得加钱。
甲方呢,就觉得乙方是在故意讹诈,说你签了合同就得按照合同价干到底。
然后就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去了。
最高法院就得开始梳理这个事儿。
首先看合同,合同里对于工程范围的描述比较模糊,就像你画一幅画,只画了个大概轮廓,好多细节都没标清楚。
最高法院就开始找各种证据,什么当时的邮件往来啊,会议纪要啊。
发现甲方确实在前期沟通的时候,给了乙方一些暗示,让乙方觉得某些工作是包含在工程里的,但合同里没写。
最后最高法院判定呢,不能让乙方单方面承担这个超支的损失。
因为甲方也有一定的责任。
这就好比两个人一起种树,一个人挖坑挖错了地方,另一个人按照错的地方种下去了,结果树没长好,不能光怪种树的人,挖坑的也得担责。
国有建筑施工企业典型案例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施工行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然而,与此同时,建筑施工领域的安全生产问题也日益严峻。
为了提高建筑施工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本文将分析国有建筑施工企业典型事故案例,以期为建筑施工企业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事故案例概述1.案例一:某省会城市地铁施工事故事故原因: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工作人员操作不当,导致盾构机出轨,引发隧道坍塌。
事故后果:造成多名施工人员死亡,地铁工程停工,巨额经济损失。
2.案例二:某地高速公路施工事故事故原因:施工单位未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桥梁施工,导致桥梁坍塌。
事故后果:多名施工人员死亡,高速公路工程延期,巨额经济损失。
3.案例三:某大型水利工程事故事故原因: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规范,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引发洪水漫溢。
事故后果:施工人员伤亡严重,水利工程严重受损,项目停滞。
二、事故原因分析1.安全生产意识薄弱:部分建筑施工企业对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形成有效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2.管理制度不健全:部分建筑施工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完善,无法有效保障施工过程中的安全。
3.违规操作:部分施工人员未按照施工规范进行操作,导致事故发生。
4.安全培训缺失:部分建筑施工企业未对员工进行系统的安全培训,导致员工安全意识不足。
5.监管不到位:相关部门对建筑施工领域的监管力度不足,难以及时发现和整改安全隐患。
三、事故防范措施1.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建筑施工企业应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力度,提高全员安全生产意识。
2.完善管理制度:建筑施工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确保施工过程中的安全。
3.加强安全培训:建筑施工企业应对员工进行定期安全培训,提高员工的安全操作技能。
4.严格执行规范:建筑施工企业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范进行施工,杜绝违规操作。
5.加大监管力度: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建筑施工领域的监管,及时发现和整改安全隐患。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建筑施工领域的安全生产问题不容忽视。
第1篇一、案例背景甲公司是一家从事建筑安装工程的企业,乙公司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商。
2016年,甲公司承包了乙公司开发的某住宅小区的土建工程。
双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甲公司按照乙公司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土建工程,并保证工程质量。
合同约定,工程款分期支付,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95%,剩余5%作为保修金。
2017年,甲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土建工程,并提交了竣工验收报告。
乙公司组织验收,发现甲公司施工的某栋楼存在质量问题,要求甲公司整改。
甲公司整改后,乙公司再次组织验收,确认工程质量合格。
然而,在工程款结算过程中,乙公司以甲公司施工的某栋楼存在质量问题为由,拒绝支付工程款。
甲公司认为,乙公司无理拒绝支付工程款,遂将乙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乙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乙公司则辩称,甲公司施工的某栋楼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其损失,故拒绝支付工程款。
二、案件审理法院受理该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
1. 争议焦点本案争议焦点为:甲公司施工的某栋楼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以及乙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工程款。
2. 法院判决(1)关于质量问题法院认为,甲公司施工的某栋楼存在质量问题,但该质量问题不影响整体工程质量。
乙公司要求甲公司整改,甲公司已整改完毕,且乙公司组织验收,确认工程质量合格。
因此,乙公司无权以此为由拒绝支付工程款。
(2)关于工程款法院认为,甲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土建工程,且乙公司组织验收,确认工程质量合格。
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乙公司应当支付剩余工程款。
至于乙公司提出的损失,属于违约责任,应当另行处理。
综上,法院判决乙公司支付甲公司剩余工程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三、案例分析1. 实际施工人的法律地位本案中,甲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与乙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实际施工人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
因此,实际施工人在施工过程中,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
实际施工人典型案例7则|天同码阅读提示:天同码是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借鉴英美判例法国家的“钥匙码”编码方式,收集、梳理、提炼司法判例的裁判规则,进而形成“中国钥匙码”的案例编码体系。
《中国商事诉讼裁判规则》(中国钥匙码-天同码系列图书)已由天同律师事务所出品并公开发售。
本期天同码,主要整理自《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26期至2017年第5期中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与实际施工人相关的典型案例。
文/陈枝辉天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规则摘要】1.实际施工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应符合条件——实际施工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必须符合如不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则难以保障其权利实现的必要条件。
2.发包人明知挂靠事实,与挂靠人直接成立施工合同——建设工程发包人明知挂靠事实,被挂靠人仅为名义上承包方,应认定挂靠人与发包人之间直接成立施工合同关系。
3.实际施工人对外签约结算,未被认定表见代理情形——实际施工人以建筑企业名义对外签约不能被认定为有权代理,又不符合表见代理情形的,建筑企业不受合同约束。
4.转包人破产,实际施工人取得工程款不属个别清偿——建设工程非法转包后,转包人进入破产程序的,应归属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不应属于撤销权规制的个别清偿范畴。
5.挂靠人非实际施工人,向谁主张工程款,依据不同——挂靠人非转包关系实际施工人,不能依最高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26条第2款规定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
6.因法无禁止性规定,建设工程合同备案后仍可转让——备案后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仍可转让,但需经备案监管且涉及工程质量、安全等方面合同内容应以备案合同为准。
7.项目部经理出具的工资结算欠条,应构成表见代理——挂靠施工人以名义施工人项目部经理身份就拖欠农民工劳务费出具结算欠条的,应与名义施工人负连带给付责任。
【规则详解】1.实际施工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应符合条件——实际施工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必须符合如不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则难以保障其权利实现的必要条件。
一、案例背景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建筑行业成为了投资和资金流动的一个热门领域。
然而,建筑行业的复杂性也导致了一些不法现象的产生。
其中,多次转包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案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二、案例描述1.2019年,某建筑公司将一个工程项目分包给了另一个施工队。
然而,被分包的施工队却将工程又转包给了另一家小规模的施工队,最终实际施工的人并非最初协议中约定的承包方。
2.最初的施工队在领取了工程款之后,却没有按照协议支付给下级转包的施工队,导致了下级施工队的工资无法支付。
3.因为多次转包导致的资金短缺问题,最终导致了实际施工人员的维权行为,甚至涉及到法律诉讼。
三、案例影响1.多次转包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案例对于整个建筑行业产生了消极影响。
这种不正当的转包行为不仅损害了实际施工人的利益,也给整个行业带来了负面影响。
2.此类案例也引发了社会的讨论和注意,强调了建筑行业中存在的合同管理和资金流动的问题。
四、案例启示1.合同管理的重要性。
建筑行业需要更加严格的合同管理和履约机制,规范施工队之间的合作关系,避免类似的多次转包现象发生。
2.资金流动透明化。
对于工程款的支付和流动需要更加透明和规范,确保实际施工人员能够按时获得应得的报酬。
3.法律保障的完善。
建筑行业需要更加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保护实际施工人员的合法权益,避免他们成为利益纠纷中的受害者。
五、结论多次转包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案例揭示了建筑行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为各方提供了一些教训和启示。
建筑行业需要更加规范和公正的运行,确保所有参与者的利益得到保障。
希望相关部门和企业能够引起重视,加强管理和监督,共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在面对多次转包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案例所揭示出的问题时,建筑行业需要进行深入反思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我们需要重视合同管理的重要性。
建筑行业的各方参与者包括施工队、建筑公司、业主等应当在合同签订时严格遵守规定,约定清晰明了的合同条款,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责任和义务的界定。
最高法院实际施工人案例咱们来说一个最高法院关于实际施工人的案例,这就像是一场工程界的“讨薪大战”打到了最高法院这个“终极大擂台”。
有这么个情况,有个大工程,层层转包分包,就像一个大蛋糕被切了好多块。
这里面有个实际施工人,啥叫实际施工人呢?简单说就是在工地上真正干活、投钱、组织施工的人,可往往他们最容易被欺负。
这个实际施工人带着一帮兄弟辛辛苦苦把工程干得差不多了,结果呢,上面那些转包的、分包的人在钱的事儿上开始耍赖。
不是说没收到甲方的钱,就是在结算上做手脚,搞得实际施工人这边拿不到钱,兄弟们跟着干了活却要饿肚子。
实际施工人没办法啊,就把相关的转包方、分包方,甚至发包方都告上了法庭。
这就像是在说:“我干活了,我就该拿到我的钱,你们不能欺负我。
”在最高法院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就看几个关键的点。
是不是能证明自己是实际施工人。
这可不是光靠嘴说的,得拿出证据来,像购买材料的票据啊、给工人发工资的记录啊、施工过程中的一些签证文件之类的。
就好比你要证明自己是超级英雄,得有超能力的证据一样。
然后呢,法院还要看发包方有没有把钱结清给转包方或者分包方。
如果发包方已经把钱给了,转包方或者分包方却把钱私吞了没给实际施工人,那这事儿就简单了,转包方或者分包方得把钱吐出来给实际施工人。
但要是发包方也没给够钱呢?这时候就复杂一点了,最高法院就会考虑,在发包方欠付的范围内,实际施工人能不能直接从发包方那里拿到钱。
比如说,发包方欠了转包方100万,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是80万,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施工人就有可能直接从发包方那里拿到自己的80万。
这就像是在一个连环债务关系里,最高法院在找一个最公平的解决办法,让真正干活的人能拿到钱。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虽然工程转包分包的关系像一团乱麻,但是法律是保护实际施工人的。
就像每个劳动者都应该得到自己的报酬一样,实际施工人在自己的权益被侵害的时候,只要证据确凿,就能通过法律手段把自己应得的工程款拿回来。
最高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例咱来唠唠最高法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例哈。
就说有这么一个案子,甲建筑公司和乙发包方签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这甲公司吭哧吭哧按照合同要求开始干活,工程进行到一半,出岔子了。
乙发包方说甲公司施工进度太慢,不符合约定,而且工程质量看着也有点悬。
甲公司可就不干了,说这是因为乙发包方老是临时改设计要求,还不及时提供施工需要的材料,这才导致进度慢和可能出现质量问题。
于是呢,双方就闹到法院去了。
基层法院一审判决,觉得甲公司确实有一定责任,让甲公司承担一部分损失。
甲公司觉得冤啊,就上诉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那可是得好好捋一捋这个事儿。
法官们就开始查看合同条款,详细得不得了,就跟拿放大镜找蚂蚁似的。
发现合同里对工程进度、质量标准、双方责任这些方面规定得是有那么点模糊。
然后又调查证据,找证人。
发现乙发包方还真像甲公司说的那样,经常改设计,材料供应也是拖拖拉拉。
最高法院就想啊,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可不是闹着玩的,双方都得按照规则来。
既然乙发包方没做到位,就不能全怪甲公司。
最后最高法院判决,重新划分责任,让乙发包方承担大部分因为工程延误和可能出现质量问题的损失。
这个案例就告诉咱,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时候,条款可得写得清清楚楚,双方也得老老实实按照合同做事,不然打起官司来,最高法院可不会偏向谁,全看证据和事实。
再讲一个。
丙建筑队和丁开发商签了施工合同,建一个住宅小区。
工程完工后,丙建筑队按照合同要求向丁开发商要工程款。
这丁开发商开始耍赖了,说工程有些小细节不符合他们心里想的那种完美标准,拒绝支付全部工程款。
丙建筑队说,咱合同里写得明明白白,工程达到合格标准就行,现在验收也合格了呀。
双方又对簿公堂。
一审法院觉得丁开发商说得也有点道理,扣了丙建筑队一部分工程款。
丙建筑队觉得不合理,上诉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就派人去实地查看这个住宅小区的工程情况。
发现确实只是一些非常小的瑕疵,不影响整体使用,而且按照合同规定的合格标准来说,是完全达标的。
最高院57个案例看“实际施工人”不信你不收藏本文观点系笔者根据最高院网上公开可查的57件涉及“实际施工人”的建设工程案件整理所得,希望能够加深读者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理解。
规则一:该条规定旨在保护农民工权益,主要针对违法的劳务分包工程,而不包括专业技术分包工程,且实际施工人应当全面履行而非部分履行发承包人之间的施工内容。
最高院认为:实际施工人提起索要工程款的诉讼,原则上应当适用第一款规定,以不突破合同相对性为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第二款是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特别规定,诣在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实际施工人是指因转包、违法分包、肢解合同等违法行为施工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实际从事工程建设的主体为实际施工人,为有别于施工人、承包人、建筑施工企业等法定施工主体的表述方式,《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使用了实际施工人概念。
实际施工人可能是自然人、超资质等级施工的建筑施工企业、超资质许可施工范围从事工程基础或结构建设的劳务分包企业等。
从实际施工人的人员构成看,在施工现场实际从事施工作业的人员多为农民工。
实际施工人与其发包人形成了施工合同关系,实际施工人内部法律关系为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合同关系,农民工工资或劳务报酬在工程款中的占比很高,多为农民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费用。
为此,《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作出了特殊情况下准许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欠款的规定。
本案恒达机械厂系经与成大公司之间签订的钢梁制作安装协议书而取得案涉钢梁制作安装工程,可见其提供的是专业技术安装工程并非是普通劳务作业,被拖欠的工程款并非劳务分包费用,并不具备《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条件。
恒达机械厂已按合同约定完成的钢梁工程承包作业,也仅仅是宏祥公司与博源公司之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容中的部分施工内容,属违法分包工程,并非全面履行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
因此,并不符合《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一、二审判决未判定宏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至于宏祥公司是否对转包知情,并不影响本案判决结果。
案例索引:大连恒达机械厂与普兰店市宏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成大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案号:(2015)民申字第919号,合议庭成员组成人员:李明义、苏戈、张志弘。
规则二:该条规定并未赋予实际施工人享有请求发包人停止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的权利。
最高院认为:虽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享有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欠款的权利,但该条司法解释规定并未赋予实际施工人享有请求发包人停止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的权利。
案例索引:黄国盛、林心勇与江西通威公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泉州泉三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3)民一终字第93号,合议庭成员:辛正郁、关丽、李琪。
规则三:承包人基于无效合同享有的工程价款为特殊法定债务,与一般借款债务性质不同,发包人不得以借款之债抵销工程欠款。
发包人明知工程款属于实际施工人仍单方通知抵销的,属于损害第三人即实际施工人利益的情形。
最高院认为:振侨集团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而承包保税区海关大楼工程,黄裕明亦在不具备施工资质的情况下实际参与工程施工,根据《解释》第二条,振侨集团作为承包人,可请求保税区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
但此工程价款偿付之债务,非根据合同原因,而是直接基于法律规定。
质言之,该债务性质为承揽合同项下的特殊法定债务,而振侨集团依据保税区从汕头市财政局处取得的债权而对保税区负有的支付周转金的债务,为借款合同项下的一般约定债务,由此,二者因债务性质不同,属于《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依据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情形。
且本案中,保税区所欠付的振侨集团工程款不仅仅是当事人之间的互负债务,亦直接关涉第三人即实际施工人的切身利益。
保税区在案涉实际施工人诉请支付工程价款的情形下,仍向振侨集团发出债务抵销之通知,主张将案涉工程价款抵销振侨集团拖欠保税区的财政周转金债务,与《建设工程解释》第二条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精神相悖,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
二审判决认为黄裕明作为实际施工人向保税区主张工程款,实质上是对代位权的行使,故不存在损害第三人利益的问题。
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代位权的行使,应以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为要件。
本案中,振侨集团多次声明主张讼争工程价款应属黄裕明等实际施工人所有,故并不存在怠于行使债权之情形。
其次,如前所述,根据《建设工程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欠付范围内的工程价款请求权,其性质并非代位权,而是基于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之间已经全面实际履行了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并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产生的法定债权。
因此,上述二审判决关于本案债务抵销不存在损害实际施工人利益的问题,实际施工人黄裕明应向振侨集团另行主张工程款的认定,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方面均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实际施工人黄裕明已向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保税区作为发包人向其支付工程价款及垫资利息,故案涉抵销行为发生在黄裕明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之后,且通知之时案涉工程价款已处于诉讼之中,振侨集团亦表示该款项应属黄裕明等实际施工人所有。
因此,二审判决上述关于债务抵销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认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亦予纠正。
不能发生抵销的法律效果。
案例索引:黄裕明与汕头经济特区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汕头振侨(集团)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3)民提字第96号,合议庭组成:肖峰、张颖新、韩玫。
规则四:实际施工人起诉发包人,应提供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工程款,或者其合同相对方有破产、下落不明、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
最高院认为:实际施工人起诉索要工程款的,首先应当向其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这是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的主渠道,而不应直接向发包人(业主)主张权利。
考虑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管制度的健全及建筑市场发生的客观变化,同时为防止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诉权的滥用及虚假诉讼的发生,实际施工人原则上不应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总承包人、发包人提起诉讼。
对实际施工人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总承包人、发包人提起诉讼的,要严格依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审查;不能随意扩大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适用范围,并且要严格依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明确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因此,具体到本案中,弘达路桥公司向核工业中南公司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应证明其实际施工人地位,并提供起诉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工程款,或者其合同相对方有破产、下落不明、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
从双方签订的《设备租赁合同》来看,并不必然可以认定弘达路桥公司的实际施工人地位。
案例索引:岳阳弘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与李术尧、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工程集团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案号:(2015)民申字第120号,合议庭组成人员:姜强、王毓莹、姚爱华。
观点五:实际施工人首先应当举证证明其实际施工人地位,即其与承包人之间存在违法分包、非法转包或者挂靠等情形,其次实际施工人应证明其对案涉工程价款享有排他性的权利。
最高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表述承包人时通常使用承包人、建筑施工企业、施工人、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等。
“实际施工人”出现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四、二十五、二十六条。
“实际施工人”旨在描述无效施工合同中实际承揽工程的低于法定资质的施工企业、非法人单位、农民工个人等,包括借用建筑企业的名义或者资质证书承接建设工程的承包人、非法转包中接受建设工程工程转包的承包人、违法分包中接受建设工程分包的分包人等情形。
实际施工人出现的前提要件是建设施工合同存在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及借用有施工资质的企业名义承揽建设工程等无效情形,但佟延安并未证明其与华鹏公司之间存在违法分包、非法转包的法律关系,或者其借用华鹏公司资质承建案涉工程,故佟延安认为其属于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没有依据。
其次,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一个建设工程由多家施工队伍完成也较为普遍。
对于每一个参与施工的施工队伍而言,其很容易提供例如租赁机械设备协议、材料买卖协议、人工费等证据用于证明其实际参与工程的施工。
但并不能得出其中的某一个施工队伍是全部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具体本案而言,佟延安并无证据证明其对案涉工程价款享有排他性的权利,所以,原审法院没有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案例索引:佟延安与沈阳双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双兴建设集团华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案号:(2014)民申字第737号,合议庭成员:韩延斌、王林清、于蒙。
观点六: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不等于代位权诉讼,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承包人权利的承继,也不应受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仲裁条款的约束。
最高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发包人主张权利。
该规定是一定时期及背景下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其不等同于代位权诉讼,不具有代位请求的性质。
同时,该条款规定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目的是防止无端加重发包人的责任,明确工程价款数额方面,发包人仅在欠付承包人的工程价款数额内承担责任,这不是对实际施工人权利范围的界定,更不是对实际施工人程序性诉讼权利的限制。
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承包人权利的承继,也不应受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仲裁条款的约束。
事实上,王修虎也无权依据荣盛公司与华星公司之间的仲裁条款向蚌埠仲裁委员会对荣盛公司提起仲裁申请。
案例索引:王修虎与合肥市华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荣盛(蚌埠)置业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案号:(2014)民申字第1575号,合议庭成员:韩延斌、王林清、付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