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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
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大体可分为三部分——（一）理想的行政组织：韦伯理想的行政组织主要特点为，1、组织成员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2、组织目标的实现，必须实行劳动分工；3、按等级制度形成一个指挥链；4、在人员关系上，表现为一种非人格化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之间是一种指挥和服从的关系，这种关系由不同的职位和职位的高低来决定；5、承担每个职位的人都需经过甄选，并经过考试和培训；6、人员实行委任制，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举的；7、管理人员非组织所有者；8、管理人员有固定的薪金，并且有明文规定的升迁制度和考核制度；9、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中的法规和纪律，这些规则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适用于一切情况。韦伯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是最符合理性原则的，其效率是最高的。
（二）韦伯对权力的分类：韦伯指出，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为基础的。他把权力划分为三大类，1、合理的法定权力；2、传统的权力；3、神授的权力。韦伯认为，在这三种权力当中只有合理和法定的权力是行政组织的基础，因为这种权力能保证管理的连续性和合理性，能按照人的才干来选拔人才，并按照法定的程序来行使权力。这是保证组织能够健康发展的最好的权力形式。
（三）理想的行政组织管理制度：韦伯认为，行政组织中除了最高领导外的每一个官员，都应按下列准则被任命和行使职能，1、他们在人身上是自由的；2、他们按明确规定的职务等级系列组织起来；3、每一职务都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职权范围；4、职务是通过自由契约关系来承担的；5、候选人是以技术水平为依据挑选出来的，他们是被任命而非选举的；6、他们有固定的薪金报酬，绝大多数有权享受养老金，雇佣当局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有权解雇这些官员，但这些官员则始终有辞职的自由；7、这个工作是任职者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工作；8、它成为一种职业，有着一种按年资或成就或两者兼有之的升迁制度，升迁由上级的判断来决定；9、官员在完全同所管理财产的所有权无关的情况下工作，且不能滥用职权；10、他在行使职权时受到严格而系统的纪律约束和控制。
迪尔凯姆与韦伯的思想比较
学生姓名：吴金丹
学 号：20084053021
专 业：社会工作
中国·大庆
2011年11月12日
- 2 - 迪尔凯姆与韦伯的思想比较
摘 要：迪尔凯姆与韦伯是古典社会学阶段两大方法论，实证社会学与理解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两位几乎同时代的思想家从各自不同角度出发建构了迥然不同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形成了社会学中的整体主义的、 实证的传统和个体主义的、 人文的传统的对立。他们在哲学观、对社会本质的认识 、核心概念以及解释策略等方面各辟溪径、对后世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就两位社会学家的思想做一下浅显的分析与比较。
关键词： 社会学方法论 宗教社会学
一、二者主要思想对比
法国社会学家E·迪尔凯姆继承和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 以其全面客观的分析方法成为实证研究社会的典范, 他明确地将社会学定义为研究 “社会事实” 的科学, 使社会学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
指出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 强制性和普遍性, 研究社会的具体方法是通过观察、 统计和比较, 从各类社会事实的相互作用中, 揭示决定某一社会事实的主要原因。迪尔凯姆的理论被称为 “社会学主义”。
而德国社会学家M ·韦伯则受狄尔泰等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
认为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对象与自然科学有本质的不同, 无法采用自然科学的 “规范方法” 加以研究, 而只能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加以阐释。因此他将社会学归结为一门 “社会行动” 的科学, 认为社会最基本的分析单位是社会行动。 社会学就是以 “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并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因果解释”
的科学。 韦伯基于社会唯名论的立场始终认为个人才是社会行动的真正主体, 只有通过把握人的行动动机才能 “理解” 社会现象的
“主观意义” 。
二、社会学方法论的比较
（一）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与社会行动
1、迪尔凯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事实
马克思·韦伯
作为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韦伯，其名声为中文读者所知晓远比马克思和涂尔干要晚。内地学术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引介韦伯思想固然和当时社会学刚刚复出这一契机有关，除此之外还有其重要的现实社会背景和深刻的学术原因。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是大陆社会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年代，经济改革由农村向城市逐步深人，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社会转型必然会伴随有阵痛和风险，改革旧有体制涉及众多方面的既得利益，需要人们按照市场经济模式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重新安排和调整人际关系。加之，由于中国南北方和东西部自然条件及开发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在改革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新的不平等，还有随着分配差距的拉大社会分层化开始显露，以及公务人员贪污腐化不正之风蔓延开来为虐日烈，这些都会导致社会问题丛生，致使社会矛盾渐趋激烈。如果处理不当，最终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失范。苏联和东欧一些民族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失败和最终政权解体就是前车之鉴。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遇到了新的瓶颈，面对这些新问题学术界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撒开其他因素不论，单从民族国家长远发展上考量，当时中国思想界可以从韦伯论述十九世纪末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著作中受到许多启迪。当时德国容克地主专制，主张走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德国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而德国中产阶级是经济上升的力量，但是领导和治理国家又缺乏政治上的成熟。韦伯基于审慎的观察和思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出于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使命感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他自称在国家利益上是“经济的民族主义者”，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我期许“以政治为志业”。联想到韦伯有时将自己认同于古代希伯来先知耶利米，并把他视为政治上的民众领袖，亦即政治鼓动家，他在街市上面对民众或批判内外政策，或揭露特权阶层的荒淫腐化，只是出于将神意传达给民众的使命感，而非由于对政治本身的倾心。然而韦伯又清醒地认识到，现时代是一个理智化、理性化和“脱魅”的时代，已没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作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只能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这意味着一个人要忠实于自己，按照自己既定的价值立场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取向，本着对后果负责的态度果敢地行动，以履行“天职”的责任心去应承日常生活的当下要求。或许，韦伯这一特立独行的见解以及他对作为一种理性的劳动组织之现代资本主义的论述，与大陆当时的经济改革形势有某种契合，对国人的思考有某些启发，因而使人们将目光转向这位早已作古的德国社会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