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教育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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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2年贵州教育的接管、改造与整顿
摘要：新中国建立后，贵州对各类教育进行了接管与改造，实现了教育性质的转变。
为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贵州教育进行了整编，以提高质量。
经过三年的发展，贵州教育为实现新起点上的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关键词：接管；改造；整编；贵州教育G521民国时期，贵州教育十分落后。
每万人中仅有初等学校学生310人，中等学校学生10人。
[1]31949年年底贵州解放，贵州教育事业开始进入新的时期。
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新中国建立后改造旧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1949年11月到1952年，贵州教育历经鼎革之变，为新的教育事业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文通过梳理当时教育变革的脉络，分别从教育的接管与改造、整编与精简两方面分析其具体进程，进而总结其作用与意义。
一、接管与改造1949年11月，贵州教育接管工作由“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文教接管部负责，各级政府的文教部门具体执行。
根据党的方针政策，贵州教育接管采取了“维持现状、逐步改良”的方针。
首先是对公立学校的接管。
因参与接管工作的干部不足，涉及接管的地区较为分散，除贵阳市国、省立大中小学由文教接管部亲自接管外，各专区省、县立中学均责成专县文教科派人接管。
为了争取群众支持，召开教职员及学生代表会议，说明接管教育方针与知识分子政策。
在学校组织方面，凡学校负责人逃跑者则由其二级负责人充任或由留校教职员中遴选产生。
为贯彻接管制度与今后国民教育，由学校积极分子组成协助接管委员会辅助接管。
但是在发动群众接管的同时，学校一度产生了极端民主化倾向，认为先生落后，学生进步，学生就不守校规，不上正课，忙于扭秧歌，排新剧，结果先生不敢管，学生不让管。
[2]219为保证正常教学秩序，教育部门对此现象及时进行了纠正。
其次对于私立教育机构这一特殊对象，遵照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采取灵活办法，没有直接接管，而是分不同情况加强管理，必要时予以接办。
文教接管部先后发布了《私立中、小学校申请登记办法》与《贵州私立学校临时管理办法》，要求各私立中、小学在不停课的同时必须据实呈报办学宗旨、学校性质、基本概况、学校设备以及经费来源等情况，以备审查，确能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法令并获有成绩时准予立案。
第八章 我国幼儿园课程的历史沿革和变革(8.1我国幼儿园课程变革的历史)
《幼儿园课程》课程教案【导入新课】在我国幼儿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幼儿园课程变革主要有3次，分别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50年代至60年代以及80年代至今。
对我国这三次幼儿园课程变革作简单的回顾，有益于对每次变革所发生的背景、变革的目的和内容、变革的过程和结果以及幼儿园课程的发展趋势等的理解。
[讲授新课]一、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幼儿园课程变革详见教材P28720世纪初，我国的幼儿园开始建立，幼儿园教育主要照搬外国的教育模式，从教育内容、方法，到设施和玩具，先效法日本，后仿效西方。
1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各种哲学流派在我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对我国近现代教育产生过深刻影响的首推杜威的思想。
一方面接受并引进了这些来自西方的教育思想，另一方面也洞察了幼儿园教育照搬外国所带来的弊病，提出了从幼儿园课程变革入手，使幼儿园教育科学化、本土化的主张。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幼儿园课程改革在理论上确认了儿童的主体性，认定了幼儿园课程应来源于儿童的生活，课程应包括儿童在幼儿园的一切活动，提出了课程的编制应依据儿童的心理水平。
二、20世纪50年代的幼儿园课程详见教材P288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府在整顿和改造原有幼儿教育的基础上发展新的幼儿教育。
教育部于1952年制定的《幼儿园暂行规程》和《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规定了幼儿园招收3—7岁的幼儿，幼儿园的活动项目有体育、语言、认识环境、图画手工、音乐、计算，幼儿园不进行识字；还规定了幼儿园教养活动的各个科目以及各科目的教育纲要，强调科目本身的科学性和逻辑性，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提出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幼儿活动，将教育贯穿于幼儿在园的一日生活中。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学前教育虽然不再使用课程一词，实际上反映的是苏联教育学对课程的狭义的理解，即把课程看作是学科，通过幼儿园各科的教学对幼儿实施教育。
自1966年至197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国的教育遭受了一场劫难，学前教育也不例外。
亲历者讲述1952年新中国首次高考
亲历者讲述1952年新中国⾸次⾼考 张新康⽼⼈提供的当年登报的录取新⽣名单复印件。
1952年新中国⾸次⾼考时间为8⽉15⽇、16⽇、17⽇，作⽂题是《记⼀件新⼈新事》、《我投⼊祖国怀抱》。
全国⾼校只招5万⼈，整个华东区考上中南同济医学院的仅83⼈。
到了学校，学⼦们吃的、住的、书籍、讲义全部免费。
⼤学⽣戴着校徽⾛在汉⼝，路⼈都觉得很稀奇。
⽬前，正是⼤学新⽣⼊学之际。
80岁的张新康⽼⼈⼀笔⼀画给本报来信，附上他当年⼤学⼊学时登报的全国⾼等学校录取新⽣名单复印件。
60年前，考上⼤学，可是要登报的！60年前，全国⾼校招多少⼈？答案是：5万⼈。
⽽据2009年资料，按录取率80%计算，仅上海市就有近6万⼈可上⼤学。
60年的变化是：从百⾥挑⼀，到千军万马⾛上康庄⼤道。
据了解，退休前，张新康是武汉市第⼀医院眼科教授。
1952年，他从上海考到武汉，⼀待就是⼀个甲⼦。
赶上新中国⾸次⾼考1952年，新中国举⾏第⼀次⾼考。
此前，也有分区统考或联考。
从此，中国⾼校招⽣进⼊“⾼考时代”。
那年，张新康们的⾼考时间是8⽉15⽇、16⽇、17⽇，⾼考作⽂题是《记⼀件新⼈新事》、《我投⼊祖国怀抱》。
张新康还赶上了中国第⼀次⼤规模院系调整。
他回忆说：“我报的是国⽴上海同济⼤学医学院，被录取到武汉中南同济医学院。
原因是国家决定院系调整，上海医学院较多，⽽湖北只有湖北医学院以及武汉⼤学医学院部分班级。
”从报纸上知道⾃⼰考上了“9⽉1⽇是开学的⽇⼦。
60年前的10⽉份，我在上海，还不知道⾃⼰是不是上了哪所⼤学。
因为当时全国录取名单先由报纸公布，后寄发录取通知书。
我担⼼从成千上万的名字中找不到⾃⼰，所以也就不找了。
是同学查到以后告诉我的。
”张新康⽼⼈在信中写道。
记者在⼀份报纸复印件上看到，1952年9⽉25⽇第五版上登有“全国⾼等学校⼀九五⼆年暑期招⽣录取新⽣名单华东区部分”，张新康的名字正在其中。
当时，整个华东区考取中南同济医学院的仅83⼈。
中国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关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
50年代初，新政权改造旧教育，重建教育体系的努力是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的：接管和改造旧学校，将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和教会学校，以及私立学校改为公立；改革旧学制，颁布新学制，将小学改为五年一贯制，实行全日制学校、干部学校、业余学校并举，扩大工农和工农干部受教育的机会；清理教师队伍，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主要在1952年进行的对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改造旧有的高等教育，构造了建国之后高等教育的模式和品质，对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
这一模式已成为8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对象。
◎对院系调整过程的追述早在1949年底，高等学校即已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校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
1951年4 月，取消交通大学管理学校，所属系科分别并入交大工学校、北方交大和上海财经学校；复旦大学土木系并入交通大学；交通大学纺织系与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专纺织科合并为华纺织工学，等等。
1952年，根据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为适应高等教育满足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专门人才的需要，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和统一分配毕业生制度的需要，开始大规模进行院系调整。
1951年11月，中央教育部在京召开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揭开1952年院系统调整的序幕。
会议指出，全国工学院地区分布很不合理，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少数大城市，师资设备分散，使用效益低；学科庞杂，教学不切实际，培养人才不够专精；学生数量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
决定以华北、华东和中南为重点进行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
1952年5 月，中央教育部提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则和计划，其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明确主要发展工业学院，尤其是单科性专门学院。
调整的方式是根据苏联的大学模式，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科，或新建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院中去。
1952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1952小学语文教学大纲1952年，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这一年，中国教育系统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革，颁布了新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这个教学大纲的制定，对于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1952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在内容上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
在这个教学大纲中，注重了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教学大纲要求学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且要求学生进行写作训练，培养他们的写作能力。
这样的改革使得小学生的语文教育更加注重实际应用，培养了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
其次，教学大纲还在教学方法上进行了一些创新。
在这个教学大纲中，提倡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
教师要引导学生自主思考，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思维能力。
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效果。
此外，教学大纲还对教材的选择和编写进行了一些调整。
在这个教学大纲中，要求选择符合学生年龄和认知水平的教材，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和情感。
教材的编写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这样的调整使得小学语文教育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需求，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1952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颁布，不仅对小学语文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中国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这个教学大纲的制定，标志着中国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创造力。
这对于培养中国的人才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1952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
首先，教学大纲在内容上过于注重实用性，而忽视了文学艺术的教育。
这使得学生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缺乏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和理解。
其次，教学大纲对教材的选择和编写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教材的质量参差不齐。
这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很难获得高质量的教育资源。
综上所述，1952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袁世凯怎么死的
袁世凯怎么死的袁世凯怎么死的?学术界认为袁世凯的死因有两种：即气死说与病死说，其中认可气死说的占绝大多数。
袁世凯之死是怎么回事?下面就是店铺给大家整理的袁世凯之死资料，希望对你有用!袁世凯怎么死的学术界认为袁世凯的死因有两种：即气死说与病死说，其中认可气死说的占绝大多数。
气死说黄毅的《袁氏盗国记》是这样记叙的：“盗国殃民，丧权乱法，在中国为第一元凶，在人类为特别祸首，其致死固宜，益以年老神昏、兵之将变。
人心怨怼、体面无存，袁氏人非木石，顾后思前，能不自疚，此即袁氏病死之真因也”。
佚名的《袁世凯全传》中述：“袁世凯以称帝不成，中外环迫，羞愧、愤怒、怨恨、忧虑之心理循生迭起，不能自持，久之成疾”。
《文史资料选辑》第74期上有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的文章《我的父亲袁世凯》，上载：“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
上面的三组材料都认为袁世凯称帝不成，气愤中生病而死。
病死说这种说法也是依附于气死说之上的，即生病是由生气引起的，死的根本原因是生气，而在当时袁世凯死后官方的讣告中说是病死的。
黄毅的《袁氏盗国记》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五月二十七日，经中医刘竺鉴、肖龙友百方诊治，均未奏效，延至六月初四日病势加剧，即请驻京法国公使馆医官博士卜西京氏诊视症状，乃知为尿毒症，加以神经衰弱病入膏肓，殆无转机之望。
”佚名《袁世凯全传》也说袁患“相传为尿毒症，因中西药杂进，以致不起。
”20世纪50年代在刘厚生的《张謇评传》中说：“袁世凯患尿毒症，摄护腺肿胀。
”在当时如果能采用外科手术进行治疗，决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在对袁世凯医治方案上，袁世凯的两个儿子的意见分歧较大，大儿子袁克定主张用西医，通过动手术治病;二儿子袁克文则竭力反对用西医，主张用中医，双方相持不下，贻误治疗的时机，最终导致死亡。
袁世凯墓，河南安阳的一处奇特的景观。
整个墓庐显示着民国初年西洋式建筑特色。
据说当年在袁墓的周围，还有大片的树林和祭田，在空旷的平原上凸现出一派显赫。
中国学前教育课程发展：1949～1976年
1949～1976年中国学前教育课程的发展概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中国人民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1949年后，我国社会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中，1949—197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摸索时期。
在这个时期，由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我们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教育战线也是如此，学前教育课程也相应地形成了特点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学习苏联，在探索中发展新中国诞生后，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制定新的教育制度，确立了教育面向工农、为社会主义和建设服务的方针，学前教育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经历了不同变化，学前教育也是如此。
具体来说，又可划分为1949～1952年、1953～1965年两个时期。
1949～1952这三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也是教育的重建时期。
我国学前教育在改造旧教育的基础上，得到初步发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民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1949年底，教育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
会议确定，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吸取旧教育的有用成分，特别要借助苏联先进的教育经验，为工农服务。
1951年10月，政务院公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产生新中国第一个学制。
《学制》将幼儿教育列为第一部分，并规定实施幼儿教育的机构为幼儿园，招收3足岁至?足岁的幼儿。
至此，自1922年壬戌学制定名，沿用了30年的“幼稚园”，在中国内地成为历史，幼稚园课程也由此改变为幼儿园课程。
历史趣谈：袁世凯家族的死亡之谶 家族的人都活不过60岁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袁世凯家族的死亡之谶家族的人都活不过60岁导语：袁世凯家族的“死亡之谶” (一) 袁世凯亦可谓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传说袁氏“相貌堂堂，有帝王之仪，不怒而威”。
据山西“土皇帝”阎袁世凯家族的“死亡之谶”(一)袁世凯亦可谓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传说袁氏“相貌堂堂，有帝王之仪，不怒而威”。
据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晚年回忆道：我一生见过了多少位咱国家的元首，如孙中山、黎元洪、徐世昌、冯同璋、曹锟，甚至张勋、段祺瑞至蒋介石等，没有一个像袁世凯的两道目光那样虎视眈眈的逼人，使人不敢仰视。
他被袁世凯召见3次，其中第一次召见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并为此谈袁色变，心有余悸。
袁世凯在篡夺了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之位后仍然不知足，还想当皇帝。
总统虽大，但处处受人掣肘，国会的、内阁的……皇帝就不一样了，一言九鼎，权力最大，无上尊荣。
但是袁世凯又不敢做得太露骨，故作谦虚地说：“如果全国老百姓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了所谓的民众“劝进书”，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宣布登基，在位83天，史称“洪宪皇帝”。
1916年3月22日，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众叛亲离的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那还是在3天前的3月19日晚上，袁世凯步履蹒跚地进了五姨太的房间。
一进房就说：“完了，完了，龙、虎、狗都反了。
昨天晚上，我在南海玉栏亭上观天，看见有一颗巨星从天上掉下来，这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二次。
第一次文忠公(指李鸿章)死了，那颗星比这个小，这个大概轮到我了！”(龙、虎、狗是指“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袁世凯称帝后，王、冯、段3人联合5省督军通电全国要求生活常识分享。
《历史(基础模块)》专题十六 近代以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任务二 新中国成立后职业教育的发展
四、 规范发展时期(1978—2002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带 动了我国职业教育在恢复中发展，在发展中提高，1978年，邓小平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 、技工学校的比例”。198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中等教育结构 改革的报告》。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特别提到要“加强 中等职业教育”的问题。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 决定》系统地做出了“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 指示。在这些文件精神指导下，这一时期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得到迅 速发展，到2000年，我国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中专、技工学校和职 业高中)14 410所，在校生967.2万人，专任教师62.56万人。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任务二 新中国成立后职业教育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治、经济、科技和文 教事业的快速发展，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社会推动力量。目前，具有中国特 色的职业教育体系已初步形成。
任务二 新中国成立后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 改造整顿时期(1949—1952年)
——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五年间之感想》
Hale Waihona Puke 任务一 职业教育的兴起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是伴随着列强入侵而兴起的。因此，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兴起是在近代仁人志士探索中华民族“自 强”之路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华民族“自强”的一部分。
图16-1 京师同文馆
任务一 职业教育的兴起
一、 京师同文馆的成立
1862年，恭亲王奕讠斤、曾国藩、李鸿章奏准在北京设立同文 馆，附属于总理衙门。该馆为培养翻译人员的“洋务学堂”，最初 只设英文、法文、俄文三班，后陆续增加德文、日文及天文、算学 等班。就其8年学程来看，除修习外国语言文字、翻译外国公文书 籍之外，还要学习各国地理、史略及数学、天文、化学、机械、测 算等科目。与北京同文馆在同一时期开办的还有上海方言馆（1863 年）、广州同文馆（1864年）等性质相近的学堂。这批具有明确职 业指向性的学校教育，开启了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先河，动摇了 以灌输封建礼教、培养仕宦人才为宗旨的旧式教育的根基，标志着 新型职业教育在中国已经曙光初现。
1952年的院系调整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
1952年的院系调整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
【“图文并教”往期精彩回顾】
1952年的院系调整固然解决了中国高等教育中工科过于薄弱的痼疾，但其缺失不容轻忽。
当时，中国政府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及实况缺乏了解，将苏联的教育经验作泛政治化理解，全面否定欧美国家以及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理念与有益的学术传统，摒弃了本科的通识教育，办学主体也从过去的多元化改变成一元化。
这种“苏联模式”的教育体制有以下明显缺失。
∙把学生训练成工匠而非大师
院系调整后形成的综合大学——多科型工科大学——单科型专门学校的高校模式；1949年以后虽然培养出不少技术专家，但几乎未产生在世界科技与社会科学领域内堪称顶尖级的人才。
大学无大师
∙偏工科轻理科，削弱社会学科
1947年中国高等院校中政法系科的在校生占大学在校学生总数的24%，1952年下降到2%，1962年则仅占0.46%。
在政治学被取消、法学日渐式微之后，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偏科严重
∙整整几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熏陶
清华大学原是一所有着浓厚人文底蕴和文理工结合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上个世纪初在人文与科学方面曾经璀璨一时，群英荟萃。
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造成的内伤，如今只能成为出国留学生的摇篮。
人文精神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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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学家卡扎米亚斯说过这样一段话：“所有社会，在民族危机和重大事变时期之后，都有过重大教育改组的尝试。
”以此来形容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再合适不过了。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开始仿照苏联模式，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全盘调整，将中国一举纳入苏联模式教育体系。
伴随着政权更迭而进行的这场教育体制改革，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
教育模式全盘苏化建国初期，随着工业化建设的大规模推进，中国亟需大量专业人才，尤其是工业建设的专门人才。
当时，中国政府缺少办学经验，非常倚重苏联专家的帮助。
在“以苏联为师”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影响下，1951年11月，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揭开了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
“向苏联学习”，是这次院系调整的主方向。
在苏联的教育理论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
中国教育工作者，包括师范院校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逐章逐节地进行学习。
国家还确定俄文为“第一外语”，清华大学首创的专业俄文阅读速成法被广泛推广，在全国高校掀起了学习俄文的热潮。
疑或批判。
开始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教育理论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甚至在专家讲课的时候公开提出质疑。
为此，他们在各大高校相继开展的“人人过关”、“个个洗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都受到批判。
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反对苏联式的灌输教育，认为这样会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据当时的清华学子回忆，“对潘光旦先生的全校大检查，好像有三四次，每次检查都达四个小时”，这位学生回忆了其中一次的场景：“在暗夜里，学生们席地坐在成府的马路上，人声如潮，灯光晃动，显得异常恐怖。
”后来，潘光旦被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写文章检讨《我为何仇美仇不起来》，继续进行思想改造。
社会学科全遭裁撤这次大学院系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
另外，还根据计划经济和工业建设的需要设置新专业，“新的专业的面则常比西方大学生主修的专业要窄”。
据一位老教师回忆，当时决定学校哪个系哪个专业与谁谁合并，实施进度很快，扛起行李就出发，而且限期上课。
不少学生都是在西北某大学入的学，却在东北某大学毕的业。
后来人们所知道的北京海淀区“八大学院”也兴建于那时，即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农业大学。
院系调整的确加速了工业人才和师范类人才的培养，调整后工科学生数大增。
相反，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它的“资产阶级性质”而遭到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
为了保留一点社会学的血脉，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进言，但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认为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此后，一大批社会学学者或者转行民族学，或者遁入图书馆做资料员。
南京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去了地理系搞经济地理，曾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柯象峰到外文系当了普通老师。
正如祖庆年先生所说，1950年代院系调整后，“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
高校丧失教学自主权1952年，国家成立了高等教育部，原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改任高教部部长。
1953年，政务院发布本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方案指出“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今年暑假前即可告一段落，院系调整工作在今年暑假亦可大部完成，各类高等学校的任务和培养人才的目标均较以前明确，统一招生与统一分配毕业生的制度已经确立，这些条件将便于中央高等教育部及其他部门进一步加强直接和具体的管理。
”高等学校丧失了教学自主权。
以清华大学为例，这次涉及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专业设置上，与欧美大学的通才教育模式相对，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一般称之为专才教育。
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各院系不设专业，重视外语、基础理论和人文知识的学习，学生在一、二、三年级重在学习基础理论，四年级着重学习专门知识。
院系调整后，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按照苏联工科大学教育模式按系设立专业，有计划、分专业培养技术人才。
学制也进行了调整。
解放前，清华大学实行学分制，必修与选修相结合。
“学苏”后，取消学分制，实行学年制。
学生在修业期间必须按照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和通过每学年所规定的学习课程和教学环节，不能自由选课，一般也不能转系或转专业，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个人兴趣和特长的发挥。
教学计划成为学校组织教学过程的主要依据。
全国高等学校学习苏联，开始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用苏联教材。
私立教育退出历史舞台早在院系调整之前，中央政府就开始逐步取消教会大学，并改造和限制私立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时，私立大学全部被裁撤。
圣约翰、震旦、沪江，这三所由教会创办的著名学府，也在院系调整中被裁撤，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东师大。
被誉为“东方哈佛”的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沪江是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震旦大学则由爱国神甫马相伯先生创办。
作为首个将西方教学风格引入中国的大学，圣约翰大学除了极重视英语以外，宗教、体育和课外活动也是其校园文化的重要内容。
这里还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足球队。
圣约翰大学拥有许多著名的校友，包括顾维钧、林语堂、宋子文等，都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影响。
院系调整后，圣约翰大学的教员分别去了不同的高校，位于人称“梵王渡”的约大校园，也被划归到一所新成立的高校——华东政法学院。
后来，一部分又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办公机构。
至此，在建校73年之后，圣约翰大学正式走入历史。
圣约翰大学最重要的象征莫过于那棵大樟树，连同它的精神，也在1960年代消失了。
1951年11月，中央政府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而后教育部和中央政府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多次磋商，最后拟订了“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13]，由政务院批准。
该调整方案以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的工学院为重点。
在北京市，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高等学校，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保留北京大学为综合性大学，撤销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文、理、法三个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
在天津市，南开大学工学院、津沽大学工学院、河北工学院合并到天津大学。
此外，浙江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高等院校，之江大学的土木、机械两系并入浙大，浙江大学文学院并入之江大学；以南京大学工学院、金陵大学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及杭州的之江大学建筑系合并组成独立的南京工学院；又将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两个航空工程系并入上海交通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院；武汉大学水利系、南昌大学水利系和广西大学土木系水利组则合并成立武汉大学水科学院；武汉大学矿冶工程系、湖南大学矿冶系、广西大学矿冶系、南昌大学采矿系则合并为设在长沙的新建学校中南矿冶学院，在该校专设采煤系和钢铁冶炼系；中山大学工学院、华南联合大学工学院、岭南大学工程方面的系科及广东工业专科学校也合并为新成立的华南工学院；西南工业专科学校航空工程专科则并入北京工业学院（即原华北大学工学院）。
随着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推进，亟需“大量的合格的各种专门人才，尤其是工业建设的专门人才”[14]。
上述“工学院调整方案”旨在集中相同学科的师资于一地，但工科院校的数量所增有限，至1952年初，全国206所高校中工科院校仅为36所，约占17%，工科学生在大学在校生中的比重也大致是这个水平[15]，而且工科院校的水平不高，规模小，不能培养配套齐全的工程技术专业人才。
1952年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16]的方针，提出了“及时培养供应各种建设事业（首先是工业）所必需的高、中级干部和技术人才”的任务，为此决定增加高等学校95所，其中高等工学院50所，仿照苏联高校模式，以华北、华东和东北三区为重点实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
这次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
1952年6月，京津地区开始了又一轮高校院系调整，华东、西南、东北等地随即跟进。
至1952年底，全国已有四分之三的院校实施了院系调整，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
当时，教育部规定，以综合性大学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及师资，全国各大行政区最少有1所，但最多不超过4所；“少办或不办多科性的工学院，多办专业性的工学院”；每个大行政区必须开办1至3所师范学院，以培养高中师资，各省可办师范专科学校，培养初中师资，师范学院设系应严格按照中学教育所需。
[18] 根据这次的调整方案，仅保留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为文理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重庆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校则被定位为多科性高等工业院校。
同时新设立以下院校：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组合成立北京地质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山西大学工学院、西北工学院等校冶金系科及北京工业学院采矿、钢铁机械、天津大学采矿系金属组合并成立北京钢铁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四川大学航空系合并成立北京航空学院；由北京农业大学、河北农学院、平原农学院森林系合并成立北京林学院；由北京农业大学机械系、北京机耕学校及农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经济系财经部份与中央财政学院各系科合并成立中央财经学院；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政治、法律系与辅仁大学社会系合并成立北京政法学院；由原津沽大学师范学院、天津市教师学院合并成立天津师范学院；由原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震旦大学、上海学院、东吴法学院的法律系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政治系合并成立华东政法学院；由原圣约翰大大学药学专修科合并成立华东药学院；由原交通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江南大学的化工系合并成立华东化工学院；由原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的水利系及华东水利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华东水利学院；由原南京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华东航空工业学院；由原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大学三校体育系科合并成立华东体育学院；由齐鲁大学经济系与山东会计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山东财经学院；由江南大学农艺系与南通学院农科等校合并成立苏北农学院；由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的矿冶系合并成立中南矿冶学院；由原重庆大学、贵州大学、川北大学的土木系合并成立重庆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由原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川北大学的化工系等系科合并组成四川化工工业学院；由东北人民大学财政信贷、会计统计两系与东北财政专门学校、东北银行专门学校、东北计划统计学院合并成立东北财经学院；由原东北地质专科学校、东北工学院地质系与山东大学地矿系合并成立东北地质学院；由东北农学院森林系与黑龙江省农业专科学校森林科合并成立东北林学院；由原复旦大学农学院移设沈阳农学院，并将东北水利专修科并入；由河北农学院、平原农学院两校畜牧兽医系合并成立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