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晋书》重点：选文的翻译，重点词汇的掌握。
难点：胼文的特点以及胼文的翻译。
解题：《晋书》是记载晋代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
唐朝以前的正史，虽然大多由史官撰成，但绝大多数成于一人之子，作者的史学观点贯穿到全书。
从唐朝官府修撰《晋书》、五代史起，绝大部分正史几乎都是由封建王朝设立史馆，任命宰相检修，遴选许多史官担任篡修官，集体分工编篡而成。
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曾经撰写了《宣帝纪》、《武帝纪》和陆机、王羲之的传论，所以题名“御撰”。
唐代贞观20年(646)，唐太宗下达了《修晋书诏》，“令修国史所更撰《晋书》”。
诏书对《史记》、《汉书》以下以至“五代史”历代正史，但是对唐朝以前的晋史都不满意。
两晋南朝时期出现了26种晋史，到了唐朝初年还存有18种。
这些书，只有一、二种兼具两晋历史，大多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晋史。
《修晋书诏》批评它们“烦而寡要”、“劳而少功”，或者“滋味同于画饼”、“略记帝王”，所以下令重新修撰《晋史》。
重新修撰《晋史》以房玄龄、褚遂良为监修，参与撰述的有许敬宗、令狐德棻、敬播、李淳风、李延寿等21人。
其中令狐德棻为首，他和敬播在制订《晋书》的体例上起了重要作用。
《晋书》的重修以臧荣绪的《晋书》为蓝本，参酌其它众多的晋史以及晋人的文集予以补充，重新修撰。
《晋书》包括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叙例、目录各1卷。
叙、目已经佚失，今存130卷。
《晋书》的记事，起于泰始元年(265)，迄于元熙二年(420)，包含西晋4帝、东晋ll帝一共156年的历史，并追叙了晋朝先世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在东汉末年和曹魏时期的活动，还包括了与东晋同时并存的北方十六国的历史。
《晋书》对于这样的纷繁的历史格局，能从容的表述出来，显示了当时史学家的组织力量和创造才能。
《晋书》的成就首先在于它写出了两晋历史的全貌，弥补了以前史学著作的不足。
内容也很充实。
因此，《晋书》问世以后，其它的晋史都亡佚了。
《晋书》的另一成就就是还突出地表现了他对民族关系以及其它割据政权的历史的撰写。
它继承了《东观汉记》的“载记”的体例，创造性地记述了16国的历史概貌，反映了唐朝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
《晋书》的10篇志是天文、地理、历律、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刑法，写出了两晋时期的典章制度。
选文：《刘毅传》《刘毅传》选自《晋书》45卷，是西晋初年刘毅给晋武帝上的一篇奏疏的全文。
古代的历史著作，常常引用大臣给皇帝的书信，包括谢恩的“章”，弹劾的“奏”陈请的“表”，辩驳的“议”"，条陈的“疏”，言事的“上书”，保密的“封事”等，统称奏议。
而其中往往有重要的史料。
本篇揭露了“九品中正制”的弊病，是反映晋代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1、讲解选文：全文共分13自然段，但除了首尾两小段外，都是刘毅的“条陈”，对当时的九品中正制度进行了批评。
2、翻译第2、3、4段。
3、重点词汇：品位、名状、中正、格、优诏。
思考题：1、《晋书》十志与载记的内容要点2、简析《晋书·食货志》所载述的户调式和占田制3、《晋书·刘毅传》“请罢中正除九品疏”的重心所在参考书：1、廖吉郎《六十年来〈晋书〉之研究》，台北中正书局1974年版。
2、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十四、《宋书》重点：选文的阅读和翻译。
难点：选文的翻译。
解题：《宋书》与沈约沈约(441一-513)，字休文，南朝吴兴人，历仕宋、齐、梁三朝，史家一般称他是梁朝人。
沈约出身门阀士族，家族地位显赫。
沈约在20多岁时开始撰写《晋书》，到488年撰写成《晋书》120卷，齐永明4年开始奉诏撰写国史，撰成《齐纪》20卷。
齐永明5年(487)开始奉诏撰写《宋书》，次年即成，共计纪、传70卷。
所记起于东晋安帝义熙之初，终于宋顺帝升明3年(479)，包括东晋末年及宋一代的历史。
《宋书》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是很突出的。
第一、在列传方面，创立了家传的形式。
以前的正史列传很少附记传主的后人、亲属；而《宋书》创立了此例，开始以子孙之传附属于父祖之传。
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社会风气崇尚家族史和谱系之学在历史编篡学上的反映。
第二、在类传中首创了《孝义传》。
标榜“孝行”“孝廉”，反映了魏晋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遗风犹存。
《孝义传》序论及后论说：“夫仁义者，合君亲之至理，实忠孝之所资”，“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但是《宋书》撇开了忠而大讲孝，说明当时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冲突在历史学领域的反映。
这也透露出统治阶级中提倡的忠、孝的虚伪性。
第三、创立了《索虏传》记录北魏及南北战争、通好、和议、互市的历史，正像《魏书岛夷传》记录南朝和南北关系的历史是一样的。
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学上的反映。
《索虏传》的后论从历史、政治、军事、地理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南北局面的形成，反映了史学及其对这一重大问题的重视。
《宋书》的志在文字的分量上几乎占据了全书的一半，而在价值上更有超出本书纪、传的地方，是司马彪的《续汉书》八志以后又一重要著作。
一、八志的《律历》、《礼》、《天文》、《五行》、《郡国》等志都是从曹魏讲起，是《宋书》志的过人之处。
这其中包含着接续前史、贯通古今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
《宋书》的志包罗曹魏、两晋，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缺陷，在史学上的成就不可低估。
二、《宋书》志有一篇《志序》，概述了志的源流，也反映了6世纪初中国史家对于制度史研究的重要性的理论认识，是一篇难得的作品。
比如它指出：“汉兴，接秦坑儒之后，典坟残缺，耆生硕老，常以亡逸为虑。
刘歆《七略》、固之《艺文》，盖为此也。
”这都是很有意义的见解。
三、《宋书》的志中有许多具有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记载，比如《律历志》详细记载了扬伟的景除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等我国历法史上的重要文献。
《乐志》叙述了歌舞乐器的缘起与演变，汇集了汉魏晋宋的一些乐章、歌词、舞曲，具有独创的风格，为前史所不及。
《州郡志》记载了汉魏以来的区域建制的变动F尤其写出了东晋以来的北方人口南迁和侨郡侨县的具体情况，是一篇反映入口变动和区域变动的重要的地理文献口总之，《宋书》的志都写的丰满而有序，在正史的志中颇具特色。
《宋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宣扬天命、佛教、预言。
它记载了诵读观音经千遍就可以免灾的故事。
《符瑞志》鼓吹“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天文志》、《五行志》多有此类的记载。
这反映了神秘主义的史学观，为统治阶级的合法统治编织了神圣的外衣。
选文：《谢灵运传论》：本篇选自《宋书》67卷。
这是沈约用胼文文体写的一篇史论，发表他对文学史的见解，前半谈的是情和文的关系，后半谈的是声律问题。
胼文是南北朝的流行文体，句法讲究对仗，语音讲究平仄，造句讲究用典。
用这种文体写作，通常“四六”成旬，音读有节奏，形式很优美，但常常以词害意，而且满纸典故，增加了阅读的困难。
但要了解那时的史料，必须要阅读联文。
1、讲解全文：全文共分五自然段，前四段讲的是魏晋以前文章风格的变化，后一段讲到了文章中的音律问题。
2、翻译全文。
3、重点词汇：五常、六义、四始、文、质、宫、音韵。
思考题：1、《宋书》的突出特征2、简析《宋书·谢灵运传论》的文学批评史意义3、谈谈谢灵运的文风参考书：1、骆玉明、张宗原《南北朝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十五、《魏书》重点：《释老志》与中国佛教史难点：翻译选文。
解题：魏收和《魏书》魏收(505——572)，字伯起，巨鹿下曲阳人，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
他出使过梁朝，也接待过梁朝的使臣。
与温子升、邢子才并称“三才”。
魏收在北魏末年就被任以“修国史”的工作，东魏时期，担任过一些重要官职，但始终兼任史官之职。
北齐天保2年(551)，正式受命撰述魏史，最终写成了《魏书》。
魏收撰写《魏书》，可以直接继承、借鉴的文献主要有：北魏初年邓渊所写的《代记》，崔浩撰写的《国书》，李彪曾经写出的《国书》(未完成)，崔鸿等人写的《起居注》，以及当时众多的谱系、家传等。
魏收和史官房延佑、刁柔、辛元植等人历时3年有余，撰写成《魏书》131卷：帝纪14卷，列传96卷，志20卷，例目1卷。
今例目己佚，存130卷《魏书》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为统治者的封建皇朝的皇朝史。
十六国时期，曾经出现了许多记述北方各个割据皇朝历史的撰述，但是，不论是皇朝政权的规模，还是有关的历史撰述的规模，都无法与北魏以及《魏书》相比。
《魏书》记录了我国北方鲜卑拓跋部从4世纪后期到6世纪中期的历史，内容包括鲜卑民族的兴起和发展、统一北方、走向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早期与东晋的关系、北魏东魏与南朝的关系的发展等内容。
这是《魏书》很鲜明的特色。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魏书》不仅是西晋末年以来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进程的生动记录，而且还是这个时期我国民族融合新发展的历史总结。
《魏书》在编撰上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如以《序记》追叙拓跋氏的远祖上至20余代的历史，虽然不可尽信，但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
比如它称东晋王朝为“僭”，是说明北魏是正统的皇朝；称宋、齐、梁为“岛夷”是说明北魏是中原先进文化的继承者。
前者是政治的，后者是文化传统的。
两者有不同的含义。
还有，它在志中或追叙两汉魏晋的制度沿革，或以两汉魏晋的制度为依据，也表明了北魏在典章制度上与先前这些皇朝的继承性。
《魏书》在反映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方面也非常突出：它的列传的家传色彩比《宋书》更加明显，有的列传竟有五六十人之多。
新增《官氏志》和《释老志》，前者先叙官制、后叙姓族，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后者主要叙述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详细记载了它在北魏的兴衰史。
重姓族，崇佛教，是当时南北朝共同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
魏收讲，这两篇志是“魏代之急”、“当今之重”，说明魏收对当时社会风尚和习俗的正确认识。
魏收在历史观上同沈约有相似之处。
《魏书序纪》记录拓跋氏的先人与“天女”相媾而得子，是为“神元皇帝”其后论说，“帝王之兴也，必有积德累功博利，道协幽显，方契神祈之心。
”这是以神话传说和自然现象来编织“天命”的理论。
《释老志》固然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但是也宣扬了非佛致祸和道家预言的灵验。
这些又是《魏书》的消极因素。
《魏书》撰成以后，曾经在北齐统治集团中引起激烈的争论。
有人说它“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此为不刊之书，传之万古”。
也有人说它“遗其家世职位”，或是“其家不见记载”甚至还有人说它记事“妄有非毁”，是一部“秽史”。
北齐的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过问过此事，十几年中魏收两易其稿，所改也仅仅限于个别门阀人物的先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