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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诉讼中的“沉默权”丁盼/南京大学法学院【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一规定引发了学界对沉默权的讨论。
本文从沉默权的历史渊源、诉讼价值、存在的缺陷以及在我国立法中的体现几个方面进行了浅要论述。
【关键词】沉默权；刑诉；司法；刑讯逼供一、沉默权的概述沉默权最早起源于英国，后来的美国“米兰达法则”则是对沉默权的集中体现。
沉默权从产生至今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在英国，关于争取沉默权的斗争最早追溯到12世纪早期。
在1568年，普通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戴尔第一次以反对在王座法庭进行纠问誓言为由，为一名被迫宣誓者签发了人身保护令。
戴尔这种做法，后来被抽绎成为一句名言：“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提供反对自己的证据。
”沉默权在各国都有不同的体现，对沉默权的界定，学界也认识不一，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1）“刑事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享有对司法人员，包括警察、检察人员、法官的讯问保持沉默，不证明自己有罪的权利。
”（2）“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对司法官员的提问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且不因此而推定为有罪的权利。
”（3）“沉默权，即拒绝陈述权。
”（4）“沉默权，即拒绝供述的权利。
”（5）“被告人的沉默权是指被告人在受到审判、检察和侦查人员讯问时有权拒绝予以回答的权利。
”但无论狭义的或是广义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刑事诉讼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包括不被自证有罪，不被推定有罪，有权拒绝回答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法院人员问题等权利。
二、沉默权的诉讼价值犯罪嫌疑人为什么有权保持沉默，其诉讼价值又有哪些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述这一权利的合理性。
首先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在力度上，前者强大后者弱小；在气势上，前者持积极、主动进攻态势，后者处在消极防御地位。
我们以国家权力强迫被告承认犯罪，无异于强迫被告自戴枷锁，属于过于残酷的不人道行为。
案例分析：云南杜培武案：1998年4月，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女警员王晓湘和该市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双双被枪杀，惨死在一辆“昌河”微型车上。
这桩残忍的凶杀案震惊全省，缉拿疑犯成为警方的重点任务。
昆明市公安局组建了专案组，当时的刑侦支队副政委秦伯联、刑侦三大队大队长宁兴华奉命具体负责侦破工作。
1998年7月2日，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被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刑事拘留，随后被逮捕。
杜从此开始了他噩梦般的日子。
检察官在起诉书中说，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警员杜培武被拘留后，在刑侦三大队办公室，被告人秦伯联、宁兴华采用不准睡觉连续审讯、拳打脚踢或者指使、纵容办案人员对杜滥施拳脚，用手铐把杜吊挂在防盗门上，反复抽垫凳子或拉拽拴在杜培武脚上的绳子，致使杜双脚悬空、全身重量落在被铐的双手上。
杜培武难以忍受，喊叫时被用毛巾堵住嘴巴，还被罚跪、遭电警棍击打，直至杜屈打成招，承认了“杀人”的犯罪“事实”，指认了“作案现场”。
1999年2月5日，根据警方的侦查结果和检察院的指控，杜培武被昆明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
判决下达后，杜培武大呼冤枉，在向高级法院上诉时提出，他是被刑讯逼供才违心承认杀人的。
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法院鉴于“杜案”扑朔迷离，案情中疑点难释，遂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2年执行。
当年11月12日，杜培武被送进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
2000年6月，昆明警方破获一起特大杀人盗车团伙。
其中一名案犯供述，1998年的王晓湘、王俊波被害案是他们干的。
枪杀王晓湘、王俊波的真凶、“杀人魔王”杨天勇等人就此落入法网，顿时证明杜培武显属无辜。
云南省高级法院公开宣告杜培武无罪。
经昆明医学院法医技术鉴定中心鉴定，刑讯逼供导致杜培武双手腕外伤、双额叶轻度脑萎缩，已构成轻伤。
检察官认为，宁、秦二人身为国家司法工作人员，对被害人杜培武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造成错案，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构成刑讯逼供罪，请求法院依法惩处。
米兰达法则在中国的适用一、米兰达法则概述米兰达法则，也被称为“米兰达警告”，起源于美国法律。
它的核心内容是：在警方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同时也有权请律师和进行律师咨询。
这一法则的目的是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警方滥用职权和侵犯嫌疑人的人权。
二、米兰达法则在中国的适用现状虽然中国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米兰达法则，但是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有关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相关规定。
同时，中国政府也一直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确保司法公正和程序正当。
在实际操作中，中国警方在执法过程中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例如，警方在讯问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权利，包括聘请律师、申请取保候审等。
此外，中国还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为没有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然而，由于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如一些警方在讯问时存在不规范、不文明的行为，一些司法机关存在办案不公、程序不当等问题，导致米兰达法则的适用还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
三、推进米兰达法则在中国的适用为了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推进米兰达法则在中国的适用，需要采取以下措施：1.完善法律规定中国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米兰达法则的相关内容，包括告知权利的内容、方式、时间等，以及违反规定的法律后果。
同时，应该加强司法解释工作，明确米兰达法则的具体适用标准和程序。
2.加强执法培训中国应该加强对警方的执法培训，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水平。
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重要性，了解米兰达法则的具体内容和适用要求。
同时，应该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对违反规定的执法行为进行及时纠正和追责。
3.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中国应该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司法独立和公正。
应该完善司法人员选拔和任用机制，提高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
同时，应该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滥用和司法腐败。
米兰达规则对中国的启示米兰达规则，也就是我国通常所说的沉默权制度，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66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案中创设，其基本内容为在对处于拘禁中的被告人进行讯问时，警察必须告知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违反这一义务所得到的供述不具有可采性。
国家赋予公民沉默权，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其不仅是一项刑事法律基本原则，也是刑事被告人的一项基本人权，而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沉默权的法律文件。
米兰达规则对我国刑事立法、执法、守法活动具有诸多现实和积极的启示。
1963年的一个深夜，美国亚利桑那州某影院女营业员下班回家，路上被一男子劫持，并遭强奸。
嫌疑犯米兰达被警察抓获后，受害人指认他就是罪犯，经讯问，米兰达供认不讳，写了供认书，签了字。
米兰达被控犯有强奸等罪行。
审判中，经法院为米兰达指定的辩护律师的追问，警局官员承认了在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时没有告知被告人有权请辩护律师，当时也无辩护律师在场，不过，主审法官仍认可将米兰达的供述作为认定犯罪的证据。
米兰达被定罪后，最后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被告主张，自己当时的招供是被迫的，警察违反了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不得强迫被告自证其罪的规定。
法院认同了被告的观点：警察在讯问米兰达之前没有告诉他有保持沉默和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有违第五修正案，因此而取得的被告人的供述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使用，故推翻原判，米兰达被无罪释放。
最高法院正是在在该案中确立了米兰达规则，要求警察在审讯之前必须明确告诉被讯问者：1、有权保持沉默；2、如果选择回答，那么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3、有权在审讯时要求律师在场；4、如果没有钱请律师，政府有义务为其指定律师。
错误的无罪仅仅是放纵了一个罪犯，而错误的定罪则在放纵真正罪犯的同时，冤枉了一个无辜者，由此可见，米兰达规则是法治社会法律程序正当，法律保障民主、自由、人权的充分体现，其优越性有以下几点：1、米兰达规则使警察权力受到了有效规制，警方通过非法手段得来的证据不再被法庭采纳，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因警方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而造成错误的定罪；2、有效地保障了公民合法人身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任何对公民合法人身的侵害的是对国家法律的直接挑战，增加了执法人员违法成本；3、沉默权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体现，公民有权决定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法律规定的除外，米兰达规则遵循着人权第一的原则；4、每一个人在面对国家权利时都是显得十分的渺小，米兰达规则确立的沉默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制约，是对诉讼地位平等的追求。
以“米兰达案”解读沉默权制度作者：方杰黄共兴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4年第04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66年审理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Miranda v. Arizona）案件，形成了著名的“米兰达规则”，推动了沉默权制度进一步发展。
一、“米兰达案”（Miranda v. Arizona）基本案情[1]1963年3月2日，墨西哥裔美籍亚利桑那州青年米兰达（Ernesto Miranda）强行将一名下班回家的18岁女孩劫持上车，并带到郊区强奸。
警察依据报案线索找到车主霍夫曼，了解到与霍夫曼同住的米兰达曾有强奸未遂入狱的前科，于是锁定米兰达为犯罪嫌疑人。
亚利桑那州库利警官负责审讯米兰达，问他是否把一名女孩拖到车里并带到郊区实施强奸。
米兰达断然否认，说当时他在工作，根本不知道此事。
于是警方组织辨认，受害女孩无法确认米兰达就是强奸犯，但能确认他是最像的一个。
辨认结束后，米兰达供述了自己罪行，并在口供材料上签了字。
但库利警官并没有告知米兰达他有权保持沉默，并且有与律师进行商议的权利，也没有告知其证词将会用于指控他本人。
米兰达无法支付聘请律师的费用，法庭为他指定了一位公益辩护律师艾尔文。
艾尔文律师向警方询问了米兰达的整个案情，在法庭上他提出警方在审问米兰达前没有告知其宪法权利，因此米兰达口供证据应该被排除，但法庭没有接受此意见。
米兰达被陪审团认定强奸和绑架罪名成立，法官判处他每项罪名20至30年有期徒刑，两罪刑期合并执行。
艾尔文律师向亚利桑纳州高等法院提起上诉，法官指出宪法中有关保持沉默的权利不适用于被警方拘押的犯罪嫌疑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66年2月，艾尔文律师将米兰达案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1966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以5：4的多数否决了亚利桑那州高等法院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
联邦最高法院运用司法审查权，解释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有关沉默权的规定，警方强制性关押和审讯环境会对犯罪嫌疑人造成不利影响，除非犯罪嫌疑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宪法权利并明确表示放弃，否则依据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自证其罪条款及第六修正案律师权条款，犯罪嫌疑人所作的任何供词都不能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使用。
新《刑事诉讼法》与⽶兰达规则什么是⽶兰达规则?⽶兰则规则⼜称⽶兰达警告。
它规定，警察在抓捕犯罪嫌疑⼈时必须向犯罪嫌疑⼈提出如下警告：“你有权保持沉默。
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切都能够在法庭上作为控告你的证据。
你有权在受审时请律师在⼀旁咨询。
如果你付不起律师费，法庭会为你免费提供律师。
你是否完全了解你的上述权利?”这句话就是著名的“⽶兰达警告”，即犯罪嫌疑⼈、被告⼈在被讯问时，没有⾃证其罪的义务，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
如果警察未按照⽶兰达规则向犯罪嫌疑⼈提出警告，警察所作出讯问笔录被视为⽆效证据，不会被法庭采纳。
该规则上个世纪60年代诞⽣在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刑事诉讼法规则。
1963年3⽉3⽇深夜，⼀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某影院⼯作的⼥孩(18岁)下班回家时，⼀辆汽车突然停在她⾯前。
⼀名男⼦从车⾥钻出来，⼀⼿抓胳膊⼀⼿捂嘴，将她塞进汽车后座，把⼿脚都捆住，并在车内将其强暴。
该⼥孩被放开后，马上跑回家给警察打了电话。
根据她的描述，警察于3⽉13⽇将⽶兰达抓获。
抓获后，警察将被告进⾏了“排队”，受害⼥孩当场指认⽶兰达就是罪犯，⽶兰达也供认不讳，并写了⼀份供认书，还在上⾯签了名字。
以⽶兰达的供认书和招供情况为证据，法院判决⽶兰达犯劫持罪和强奸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和30年。
⽶兰达不服，在狱中多次向美国联邦最⾼法院写信上诉，终获成功，这便是美国刑诉领域中具有⾥程碑意义的⽶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
被告认为，⾃⼰当时的招供是被迫的，警察违反了不得强迫被追诉⼈对⾃⼰作证的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
美国联邦最⾼法院同意了被告的观点，认为：虽然被告⾁体上没有受到强迫，甚⾄也没有⼈直接告诉他必须招供，但“⼼理上”的强迫是存在的。
联邦最⾼法院的判决⾥宣布，警察局审讯室⾥的“⽓氛”很令⼈担⼼。
现代审讯⽤的是“攻⼼”战术，审讯在室内进⾏，同外界隔绝，现场除了被告以外全是警察。
警察所问的并不是被追诉者做了没做，⽽是为什么要做。
米兰达警告，离中国还有多远？米兰达警告目前并不适用于中国。
——米兰达警告的核心是沉默权，即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但中国刑法明确规定被告人有主动交代犯罪事实，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义务，所以中国不可能适用米兰达警告。
——中国刑法也有违法证据排除原则，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不足，往往沦为有名无实的具文。
我国的程序违法需要犯罪嫌疑人自己举证，这一点就很难了；而国外是要求司法机关自己证明自己没有违法，所以司法机关才要24小时用录像机记录犯罪嫌疑人的受审情况。
自从中国于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的规定是：“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述或强迫承认犯罪”，这里并未出现“沉默权”的字样。
）以来，关于在中国大陆刑事诉讼中是否应当引进沉默权制度的问题，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界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及司法实际部门的同志发表论著或谈话，见仁见智表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引进说认为将沉默权引进中国的条件已经具备，建议尽快通过立法程序，确立沉默权制度。
∙否定说认为沉默权制度具有两重性，它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对抗警察侦讯的避风港。
在当前刑事犯罪猛增、治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不宜规定沉默权。
对其采取排斥的态度。
∙限制说为从原则上来说，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但对某些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巨大危害的严重犯罪，如贪污贿赂等官员犯罪、黑社会有组织犯罪、雇佣杀人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毒品犯罪等，不适用沉默权。
案例2000年8月，正当世纪之末，在中国司法界炸响了一颗惊雷——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推出了《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这一《规则》刚一出台，就被许多报刊炒得沸沸扬扬，一家权威媒体甚至兴奋地欢呼：中国司法制度中引入了沉默权！据报载，所谓“零口供规则”的主要内容是：“当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呈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检察机关视其供述为零。
“米兰达规则”到底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哪些权利呢？如果你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幸牵扯进一桩案子，成了犯罪嫌疑人，以下条目是其必须知晓的：
1.在警方讯问之前，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想交代，有权什么都不说；讯问过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想终止答话，随时可以缄口不言，行驶沉默权。
2.犯罪嫌疑人有权请求律师帮助，并且在接受审讯时有权要求律师在场。
如果犯罪嫌疑人没钱请律师也不用担心，政府会免费指派一位律师，就像米兰答案一样。
3.这些权利在讯问之前警方会宣读给犯罪嫌疑人，并且问其是否明确。
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懂英语，警方会提供翻译。
如果犯罪嫌疑人听不懂司法词汇，警方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其解释。
4.“你了解刚才宣读给你的这些权利了吗？了解这些权利后，你是否愿意回答我的问话？”通常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为“是”时，犯罪嫌疑人的供词才有效，可作为庭审依据。
犯罪嫌疑人应慎重给出“是”的答案，特别是在听不懂问题、搞不清状况时。
从“米兰达规则”看中国刑事诉讼制度
摘要：“米兰达规则”在美国有着重要的影响，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成功的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确立了依据第五宪法修正案中不自证其罪条款来检验当事人供词合法性的原则。
而在中国，刑事司法制度虽然有很大发展，但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仍处于弱势，甚至警察在审讯阶段刑讯逼供，而这些，足够引起我们的深思。
关键词：不自证其罪米兰达规则刑讯逼供
一、在米兰达判决前的美国刑事司法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刑事案件中被强迫作对自己不利的证词，这就是美国法律中的不自证其罪原则。
这一宪法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适用于法庭审判阶段，即在法庭审判时被告人不得被强迫作对自己不利的证词。
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才将此原则的适用扩大到警察侦查阶段。
【1】侦破案件时，警察都希望能得到嫌疑人的供词。
因为嫌疑人的供词无疑是证明嫌疑人有罪的有力证据。
但众所周知，被警察逮捕之人于受询问时，多处于惊慌恐惧中，而警察的问案方式多具有威吓性，在警讯中要确保被告自白的任意性，确保被告基于自由意思而陈述，实属不易。
而对于法官，就只得凭一己之喜恶，自已决定何种供词为强迫下做出的并予以排除，何种供词是自由意思的表示予以接受。
基于以上原因，在米兰达判决以前美国有的州甚至以形式惩罚方式，来处罚警察以违法不当行为方式询问被告。
有的州即立法规定下列行为为犯罪行为：妨碍律师与被捕之人会面者；于被告被逮捕后，未将被捕之事实通知其亲人者；以暴力或威胁的方式取得自白者。
【2】
二、米兰达判决
米兰达案的案情并不复杂。
被告人米兰达因强奸罪被逮捕。
警察在没有告知米兰达享有沉默权和律师权的情况下对他进行了审问。
米兰达向警察做了有罪陈述。
米兰达案中实际还有其他三个类似案件。
这些案件虽然案情不同，但涉及同样的问题，即警察是否应在审问嫌疑人时告知嫌疑人他享有沉默权和律师权。
1966年6月13日，首席大法官沃伦（Warren）主持庭审，联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一起参加，最后以5：4的比例通过了由沃伦执笔、针对米兰达上诉请求的裁判意见书。
意见书中提到“我们主张的是，如果能够表明没有采取有效的程序措施为被告人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提供保障，那么对被告人羁押性询问所得的任何有最火无罪陈述，控方都不可以使用”，“在宣称这些原则时，我们没有忽视执法官肩负的沉重负担，尤其是在审判的情况下。
我们也完全承认，所有市民有义务帮助实施刑事法律。
联邦最高法院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也给予执法机构合法行使权力时的充分自由。
我们就询问过程施加的一些限制，不应成为干扰正常执法的不当因素。
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决定无论如何都不是为了排除警察发挥传统上的侦查职能。
尽管自白在某些定罪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不能过于重视自白的作用。
在我们讨论的每个案件中，不管有了多少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警察的询问都持续了无天的时间。
”【3】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的判决中，以冗长的篇幅和严密的逻辑论证了：（1）警察在审讯之前，应当告知嫌疑人他们享有哪些权利；（2）如果警察没有告诉这些权利，将产生怎样的后果等两项问题。
联邦最高法院在本案中认为，警察询问米兰达之前，没有告知他有请律师的权利，侵犯了他享有的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由此得到的被告人陈述不可接受。
同样，最高法院还主张，当某人被羁押或被当局以任何其他实质性方式剥夺自由，并被询问时，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就受到威胁。
为保护这项特权，必须采取一些列的程序性保障措施。
【4】
通过此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确立了“米兰达规则”，其内容是，警察在询问被逮捕之嫌疑犯前，应为以下警语之告知，否则所取得的自白不得为证据：【5】
1、你有权保持缄默（You have a right to silence）;
2、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Anything you say may be used against
you）;
3、你有权聘请律师在场（You have the right to have an attorney present.）;
4、你若无资力聘请律师，法律会指派律师给你（You have the right to court-appointed
counsel,if you are indigent.）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米兰达规则”赋予了美国公民在被警察羁押讯问时以极大的沉默权和律师权：只要犯罪嫌疑人表示要行使“米兰达规则”，那么警察的讯问就须立即停止，这就大大的减少了刑讯逼供的发生；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在场，以这就避免了犯罪嫌疑人因缺失法律知识而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判决，更能体现公平。
此外，“米兰达规则”使得不自证其罪原则应用到警察侦查阶段，这也有效的防止了犯罪嫌疑人因心理压力而将自己至于弱势的位置。
三、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现状
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米兰达规则”，而仅仅是在《刑事诉讼法》第六条中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此原则也只是体现了我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依法办案的诉讼法制精神，但对怎样“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并没有实质性的规定，更没有像“米兰达规则”似的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杜绝刑讯逼供等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做出规定。
基于此，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然屡禁不止，即使我们已采取了部分措施予以防止，但效果并不明显，例如佘祥林案、杜培武案都是因刑讯逼供而造成了冤假错案。
归根结底，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仍不够完善。
例如，《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子案件移送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而在犯罪嫌疑人被羁押讯问阶段，仅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为被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
即便如此，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仍对律师提出会见当事人的要求进行百般的推脱。
这样一来，犯罪嫌疑人在没有律师的帮助下，又没有沉默权，则只能做出对自己有害的供词。
再加上在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没有合理的措施进行监督，那么刑讯逼供也就不能排除了。
针对以上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副院长朱孝清同志在在2005年全国诉讼法学年会开幕式上的主题发言中，提出应建立如下四个制度：【6】
（一）、询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
（二）、律师在看的见但听不见的地方监督询问制度
（三）、举证责任合理分担制度
（四）、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从“米兰达规则”中看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我们确实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而这些，我们也只有寄希望于立法机关能够早日完善我们的《刑事诉讼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彻底杜绝刑讯逼供地发生。
参考文献：
（1）见马跃著《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217页（2）见Yale Kamisar,Remembering the“Old World”of Criminal Procedure：A Reply to Professor Grano,23U.Mich.J.LRef.537,548(1990)(footnote omitted).
（3）见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裁判意见书
（4）见李学军主编《美国刑事诉讼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195页（5）见王兆鹏著《美国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319页
（6）见崔敏主编《刑事诉讼与证据运用》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页《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若干问题的意见》
0607班刘鹏0607080042。
